观点:中兴事件后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中兴事件发生后,我一直没有写文章,只是在微信朋友圈简单地谈了我的一点看法。这个事情对中国人震动太大,它的本质,并不在于中兴违反美国禁令,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因为此前中兴为此支付了巨额罚款,而在于不讲诚信,没有认真履行和美国政府签署的惩罚合约。
中国人震惊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兴这样一家全球高科技企业因失信导致的代价实在太大;二是将中国的高科技一夜之间打回原形,国人发现,芯片等所谓的核心产业原来严重受制于人,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水平差距太大。
于是出现了很多反思文章,有忧思是对的,但我看到的反思文章,基本局限在上述两个层次,即企业和产业或行业层面。我认为反思还应有第三个层面,即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重新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了。
好企业和好制度
为什么这么讲,是不是显得有些小题大做或者故弄玄虚?
当然不是。没有确立一个正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和框架,中观层面的产业问题和微观层面的企业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在这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中,就会失去价值衡量标准和坐标系,失去灵魂。人们看到,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来看,好企业其实同国家的好制度是连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之所以普遍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守法、诚实经营、尊重消费者利益,并具有高得多的竞争力和创造性,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一个共同的背景,是西方的那套体制比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更能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有激励机制。中国自己也是一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把国内的那套思维模式和做法用于对外投资,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大环境也是这样的。
因此,中兴事件的爆发,说严重点,实际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
不一样的中国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方向。中共十九大为中国今后30年制定了发展目标,即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和方向如果只从字面而非其实际含义去理解,当然很好,然而,假如同中国几十年走过的路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生它有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方向和路径出现了偏离和分离。中国所理解的现代化,无论是作为目标还是路径,和人类已经走出来的道路,实际是不一样的。
迄今为止,现代化已经取得成功的是自由民主体制,它的样板是西方特别是美国,这套制度和国家发展学说比起人类曾经创造的其他形式来,不论从物质的丰富性还是对人的自由度来看,都要好。所以,它现在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法治和政党政治,文化上的言论自由等,西方国家称之为普世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当然可以讨论,但至少它已经推广到了全球。
有没有比西方”普世价值”及其制度体系更高更好的呢?有中国学者说,儒家”大同”理想比自由民主更好。我也希望如此。但先不说儒家”大同”理想是否被中国的祖先实践过,从中国古代历史看,已经被自身的历史否定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事实上它现在不是西方的了)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它有很多缺点,西方自己也在天天批判它。但至少现在它是最好的。未来或许有比自由民主更受大众欢迎的制度。中国就认为自己现在走的特色之路比西方的普世之路要好。如果这个新路真能走通,不仅是13亿中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然而问题是,它真的比普世的自由民主制度更高更好吗?
路径之争
道理上讲,包括自由民主在内,不能规定只有一条实现途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目标相同,从不同方向出发,是能够到达同一目标的。就好像人们去南极旅游,无论从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无论从美国还是中国,都可以到达。所以,人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中国为人类探索一条新路。但它必须有个前提,即这条路比自由民主更好,至少是一样好,即使稍差一些,也能够和自由民主兼容,否则,世上已经有了普世之路,为什么还要跟着你走另一条路呢?
现在的情况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走的这条路,给世人的感觉是,似乎故意要和普世之路反着走。
中国的”特色”之路体现在发展模式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它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好是对着的。不是说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国企和国家干预,但人家的国企不仅在数量上比中国少得多,更没有像中国一样从信贷到政策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
至于国家干预,无论深度、广度,中国都要远超西方,国家就常常通过国企干预市场,此外还从政策、产业、环保、劳工、人权上等进行干预。中国为了经济发展或者做大某个企业和行业,可以牺牲环境和劳工、人权,有学者曾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低福利和人权模式。这就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
就单个企业来说,西方的企业和中国企业竞争似乎感到很吃力,因为中国企业背后是国家的力量,中国企业技术上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在于国家支持。然而长远来看,这样的核心竞争力是没有持续性的,因为它缺乏创新最需要的自由,国家干预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有自由的,而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有的只是模仿。虽然国家可以用市场规模逼西方企业转让技术,但它无法转化成创新,所以就只能跟在人家的后面。中兴之痛就痛在这儿。
拒绝普世道路的后果
为什么中国不走普世之路,一个根本的理由是,认为它是西方的,中国的国情特殊。美国说自己是上帝选民,”例外”国家,中国人也说我们是”例外”国家,有悠久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历史不曾中断过,中国在古代还创造出多么灿烂辉煌的文明,如今人口又是世界第一。这样的国家,不是”例外”国家谁又能是?为什么要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应当走一条自己的独特路,这才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然而,国情特殊论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来看,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哪个国家的国情不特殊,难道世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如果这个说法正确,岂不是每个国家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特别是如果从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情特殊,更没有说服力。中国的历史固然特殊,但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它确实创造过古代的辉煌文明,但它对人民的残酷、这个制度的腐朽,恐怕也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
关键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盛唐后就开始衰落下去了,相反,其他文明,如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在同期或之后崛起。从对人类文明和知识的贡献看,中国这个文明不仅远少于西方文明,甚至可能少于伊斯兰文明。所以,悠久的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使人民受到更长时间的奴役罢了。即使要拿国情特殊做幌子,也不要扯上历史。中国的历史其实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个”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历史。中兴事件暴露出中国还处于这个历史的链条中。
我并不是主张中国一定要走西方的老路。如果中国不走西方老路,只要目标和方向指向自由民主,就算不喜欢这四个字,也没多大关系。如果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民众能享受甚至比西方民众更多的权利和福祉,就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它证明世上确实不只有西方一条路能够实现自由民主。但假如中国要走的这条路在走过一半多后发现走不通,那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西方走,省得自己费时费力摸索,还得担心把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走没了。看看日本、韩国和台湾,它们跟着西方走,可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照样保留,没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国为什么要担心呢?
所以中国要重新校准方向。如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中国了。
(源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