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裔很多,古巴革命还诞生了三位华裔将军

作者:毛芃

古巴强人卡斯特罗去世了,古巴一下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

古巴同中国,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除了都是共产党执政外,两国似乎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古巴有很多华人。据史料记载,从1848年到1874年,共有14.1万人华工被运进古巴。古巴华人占国家人口比例在拉美国家中是非常高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爆发,被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军推翻的前古巴总统古巴最高领导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01-1973)就有中国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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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斯特罗推翻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有华人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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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斯特罗推翻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有华人血统

这场震动世界的古巴革命,也有许多古巴华人参加。这其中,还有三位勇敢的华人战士后来还成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将军,并且在古巴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分别是:Armando Choy 、Gustavo Chui 和Moises Sio Wong。

三位华人将军

1956年古巴革命爆发时,Armando Choy 、Gustavo Chui 和Moises Sio Wong三位将军都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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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中的华人

 

Armando Choy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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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y将军1934年出生于古巴Las Villas省。他的父亲1918年跟随叔叔来到古巴,后成为一名商人,他母亲是一名古巴妇女。虽然家境不错,但因不满社会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种种矛盾,Choy于1955年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运动,并成为该省的学生领袖,后来又参加了游击队。

Choy曾几次被捕入狱。1959年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之后,他继续在军界任职。在1961年著名的古巴猪湾事件中,他领导的一支部队同在猪湾登陆的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流亡分子交火。1976年,他被提拔为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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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Choy将军领导着对哈瓦那湾的清理、保护和港口基础设施的改建工作。哈瓦那港口是古巴重要的经济命脉,古巴70%的进口货物和90%的出口都经由哈瓦那港口。

值得一提的是, Choy将军的教父是一个富裕的商人,拥有一个棒球馆和几个商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的财产被充公,于是离开古巴去了美国。

Gustavo Chui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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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i将军1938年出生于古巴的圣地牙哥,他的父亲经商,是华人,母亲是贫穷的黑人。Chui小时父母离异,他跟着父亲生活。

虽然家境不错,但是巴蒂斯塔政府下的古巴社会不公现象促使他16岁时就参加了反政府运动。1958年,他参加了反叛军。1959年,他被派遣到比利时学习步兵武器装备。1968年,他成为“古巴革命军事力量”负责武器装备的最高军官。

1971年,Chui将军成为负责古巴国际军事援助的军事首脑之一,参与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埃塞而比亚的军事援助。他还是古巴在安哥拉军事援助行动的副总指挥。1986年他在安哥拉遇袭受伤,失去一条腿。

Chui将军在1990年创建“古巴革命战士学会”,之后一直担任该协会的领导职务。这个协会有30多万名会员,他们要么参加过古巴革命,要么参加过古巴国际主义援助行动。

Sio Wong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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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 Wong将军也是出生于1938年。他父亲1895年从中国来到古巴,他母亲15岁时从中国嫁到古巴。

Sio Wong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1957年他参加了反叛军。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参与组建军事警察工作。1961年猪湾事件中,他作为第七步兵旅的旅长参加了战斗。

后来,他在古巴防空军事部门工作。1965年,他担任卡斯特罗的副官和古巴“革命军事力量”的部长。他还在古巴对安哥拉的军事援助中担任后勤部长,1976年被提升为将军。

Sio Wong将军还担任了20多年的古巴国家环境保护学院的院长。此外,他还是古巴中国友好协会的会长,几次到访过中国。

这三位华人将军还都是古巴共产党的创建成员。

关于三位华人将军的一本书

说起这三位华人将军,不得不提起一位名叫Martín Koppel的美国记者。是他数次到古巴对这三名古巴华裔将军进行专访,在采访基础上撰写了一本书 – “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The Story of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Cuban Revolution”。(《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 – 古巴革命中的三位华裔将军》),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三位古巴华裔将军不凡的一生。

2005年,设在美国纽约的Pathfinder Press出版社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同时出版了这本在对这三位华裔将军采访的基础上所著的书。

这本书后来还出版了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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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初,Pathfinder Press出版社在澳洲悉尼的工作人员同澳洲华人历史协会、悉尼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合作,在悉尼举行了这本书的发行仪式。该书作者Martín Koppel先生特意赶到悉尼参加了新书发布活动。

同 年3月15日,Martín Koppel先生在奥克兰理工大学(AUT)中文中心做了一场演讲,对三位古巴华人将军的事迹以及古巴华人历史和近况进行了介绍。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新书介绍会。

早期的古巴华人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 这本书中对古巴华人的早期状况做了介绍。根据该书提供的资料,最先把华人劳工带到中南美洲的是英国。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为了补充其在中南美洲的殖民地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圭亚那和巴巴多斯的的劳力,从中国广东和福建招募劳工,因为这两地的气候同这些殖民地气候接近,且这两地的劳工特别吃苦耐劳。

古巴19世纪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1817年前一直从非洲贩运奴隶到古巴从事甘蔗园等庄园劳动。1817年,英国同西班牙签署了废除贩卖黑奴的协定。虽然在这之后西班牙仍偷偷从非洲贩运黑奴,但是人数远远不够所需。于是西班牙也仿效英国从中国输入劳工。

负责输出劳工的西班牙人同华人劳工签下八年协议,规定华工在古巴庄园劳动每个月得到四个比索的工资,外加提供衣、食。八年之后华劳工可返回中国或是作为自由工人留在古巴。不过,华人劳工八年工作之后很少有回去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买返回中国的船票。

1847年6月3日,第一艘载有206名华人劳工的船经过四、五个月的航行驶进古巴哈瓦那湾。6月12日,第二艘载有365名华工的船只到达。这些华工以每人70比索的价格卖给古巴的庄园主。

据统计,从1848年到1874年,共有14.1万人华工被运进古巴。这些人当中有10%到15%的人死于艰苦漫长的路途。这段时间到古巴的华工同到美国的华工人数几乎相等。

而1870年,古巴有140万人,美国则有3,800万人

美国西部铁路修建完毕之后,成千上万的华工因为突然没有了工作而从美国到古巴来寻找工作机会。事实上,古巴华人当时所占的人口比例很高,高于华人在任何其他一个美洲国家的比例。

 

早期华人劳工在古巴的生活异常艰苦,除了语言障碍之外,华工对庄园的甘蔗种植、咖啡等种植也不熟悉,更不会使用弯刀等工具。另外,庄园主对待华工同对待黑奴几乎没什么两样。一些华工不堪忍受只好投水自杀,有的华工同一些黑人逃离到没有人烟的偏僻的山区。

1868至1898年,古巴爆发独立战争。独立军恢复了黑奴的自由,还宣布华工的契约无效,成千上万获得人身解放的华工拿起武器参加了独立军,有些军营几乎都是由华工组成。由于华工为古巴的自由独立做出了出色贡献,在哈瓦那的一条大街上有一座纪念华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的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字:“ 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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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恢复自由身份之后很多人做起了街头小贩,他们卖蔬菜、水果和其他东西。这些街头小贩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形成了唐人街,华人社区也逐渐围绕着唐人街产生。据说,哈瓦那的唐人街是美洲继旧金山唐人街之后第二大唐人街。1867年,古巴出现了第一个华人社团– Kit Yi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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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念碑

 

当代的古巴华人

现在古巴究竟有多少华人很难说得清。因为早期古巴华人来到之后都改用所属庄园主的姓,所以仅从姓名上是看不出是否是华人。另外,早期来古巴的华工99%都是男性,他们很多人同当地妇女或是黑人妇女通婚,经过几代人的混血,很多人华人从相貌上也已很难看出华人特征。

据Martín Koppel先生介绍,古巴革命前黑人和华人都遭受种族歧视,古巴革命使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善。古巴革命之前,华人社区同台湾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革命之后,由于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状况也有了变化。

1959年,随着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掌权,许多华人店主的财产被新政府充公,他们于是离开古巴,大部分人去了美国,还有一些去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目前古巴的大多数华人都已经是第五代、甚至是第六代华人,但他们仍旧努力保持华人文化,逢到中国新年都会有大规模的传统庆祝活动。哈瓦那还有华文学校、武术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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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的中国城

(本文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 原文发表于2007年3月17日《中文先驱报》,本文有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