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G20光鲜的背后:盛世大国与消失的社会

1949 年,毛泽东在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中,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离开作为象征,宣告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大概只有少数杭州人知道:司徒雷登 1876 年出生在杭州,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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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序幕。除了北京、上海这些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外,中方特意安排了尼克松在杭州停留一天。2016 年,当年尼克松乘坐过的红旗汽车亮相杭州萧山机场,迎接 9 月在杭州的 G20 峰会。这是中国首次作为东道主举办 G20 会议,也是杭州首次承办如此级别的峰会。

杭州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象征意义令人玩味。从 1949 到重返国际舞台,到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决策者,这座城市所勾起的联系,都象征著中国政府的外交胜利。

然而,“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在一次次的外交会议中,不过是一个空旷的舞台,承载著上演时代剧目的人们。

空城杭州与国家的面子

在舞台幕后,国家层面的历史叙述之外,值得注意政府如何治理杭州社会,为这次会议做准备。这些准备值得被记录下来,而其意义并不亚于 G20 峰会本身──非常事件突出展现了政府权力在中国社会中如何运作、民众和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展开。

早几个月前,杭州主城区的街道就开始整顿,两边的房屋重新粉饰,路面全部施工都在9月前停止;杭州周边工厂停工以预防污染,为 G20 创造蓝天;浙江省内的快递早在8月以来就被严格控制,给杭州的电子商务和快递业造成严重影响与限制;事业单位于9月初放假,各大高校推迟开学; G20 期间,杭州市民在浙江省内旅游景点免费或打折,远至安徽黄山和贵州的部分景区也有相应折扣。

在杭州,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被遣返,出租房空置;会议封锁区附近的小型店铺全部关门,只形式性发放少量补偿。这一切都以 G20 峰会安保为由,要求市民无条件执行。政府虽然没有强制所有市民离开,但用尽各种手段使作为东道主的杭州人不要待在这里。9月初的杭州仿佛一座空城。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这些遣返和限制,并没有明文规定或依法可循,但人们在遭遇暴力机关的要求时,只有顺从。

这一切的面子工程究竟为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是为了取悦领导?是为了体现杭州的美好?还是害怕人们的骚乱?杭州市民们猜不透。这些行政手段,体现了威权政府的国家主义──维护国家颜面而牺牲社会利益以及公民的私人权利。许多弱势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无人去保护,只能为了一场盛会的表演,被迫牺牲。更有来自新疆和西藏的人,由于他们的出身而被严格管控,他们开的餐厅被关门。

G20 开幕前后,杭州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警察。火车站,公交车和大型公共场所的安保极为严格。大量装甲车出现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一片草木皆兵之势,如临大敌。这一切仿佛使杭州来到戒严时期。谁又能把这样的情形,和满大街的标语“杭州欢迎你”,以及那些温柔优美的杭州宣传片联系在一起?在西湖景区附近的居民,在家不能用明火煮食,公安局统一按身分证配送三餐,而外面却是荷枪实弹的警察,遥远地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专制相呼应。

在一个思维本位不在社会的国家,此番作为似乎情理之中。然而,杭州的社会却则出人意料地不介意牺牲,反而看似一片欢乐景象。

封锁的西湖,狂欢的杭州人

G20 对绝大多数杭州人而言,就是一场“杭儿风”。这是杭州话的一句俗语,指在杭州刮起的潮流,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事件。如某一家新开的餐厅好吃,流行开来,大家跟风去吃,便是典型的“杭儿风”。这个词早已存在,而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广泛使用之后就愈演愈烈,象征著一场又一场的集体狂欢。

最近的一场“杭儿风”狂欢,源自西湖8月20日到9月1日部分封闭,和9月1日至7日的全面封锁。杭州市民们趁封锁前,感受没有机动车的西湖周边,在马路上“凹造型”并拍照留念,疯传微信朋友圈。

另外一件“杭儿风”则是大量警察出现在主要街口站岗。其阵势不禁让我联想起电影中民国时期的租界。但杭州人并没有在意这点。很多“颜值高”(长相英俊)的年轻男警察被拍,女巡警也被媒体大肆报道。人们把照片传到微信上,疯狂转发并持续关注 。大家在朋友圈里愉快地消费著 G20 的种种周边。而在这欢乐之中,却可看到一种恐怖。

这些充满活力的市民活动,掩盖了许多人的不满。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那些外来务工人员、那些小摊贩的损失,也在欢声笑语中被漠视。微信上、公共场域里,人们看不到不满,只有众人跟风拍照;没有批评政府的声音,只有抒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歌功颂德和哀声载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哪种声音更为真实和响亮,都难以辨认。由于公共平台中言论不能自由表达,社会也难以接受多样看法的共存。反感 G20 者斥其为一场面子工程,于民无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切都于己相关而愿意奉献。前者斥责后者虚伪盲目爱国,后者则批评前者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社会的丰富在舆论中并没有被包容,而是极力抗衡并强调己方的观点正确而彼者错误。各式各样的意见都在断裂,彼此排斥,难以和平共处。

多样的社会声音在公共场域中被选择性表达或漠视的同时,政府在 G20 的作为也极具戏剧性。党组织在杭州全市范围内组织党员去填充那些封锁的区域,比如让他们去逛西湖,去准备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不让杭州看起来空荡。党员被训练成演员。

这样一来,封锁西湖的安保因素倒是其次,重点在于把设计好的中国展示给世界,把中国社会藏起来。西湖倒是在这一刻,应了鲁迅 1925 年写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话:它“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这些做法一经揭示,便看似闹剧。无论它多荒诞,却是许多杭州人的亲身体会。但又有多少人会觉得这理所当然,又有多少人觉得这是悲哀呢?G20 的召开,对许多受影响的人无疑是个悲剧,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或许是一出不意外的喜剧。那些无价值的面子工程,已经为许多人所习惯,不愿把它撕破──因为他们也沉醉在这些虚荣里面,不以为这是假象。

社会消失,雷峰塔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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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带来的虚荣,源自“中国崛起论”于新世纪初在西方发酵。08 年奥运会及金融风暴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从提出“中国梦”,到 G20 在中国召开,一系列的时代进程似乎都印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调。从冷战时的对立,到冷战后的参与、顺从,到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姿态,我们看到国家以及国家掌握的资本的威力。这头被西方帝国主义敲醒的“东方雄狮”经历了“百年耻辱”,而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会以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落幕吗?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全盘西化”一路走来,今天的“北京模式”,以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之维稳至上的政治目标,被用来与民主政体相提并论。国家所取得的国际地位和成就,充斥著公共话语,也充斥在人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之中,各式的词汇纷繁复杂,无需赘述。但这段历史叙事中,中国的社会消失了。

不从国家的角度,也不从经济的角度看到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G20 峰会给不了人们答案。我们从杭州准备 G20 的种种情形就可见一斑:这场“盛会”背后,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它的语言,依附于国家。

国家的盛世以压制著社会为代价,仿佛西湖边上镇压著白娘子的雷峰塔。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的一座古塔,1924年倒塌。鲁迅在1924和25年连写两篇杂文,评论这一事件。第一篇讲述雷峰塔倒掉的象征意义:强权的压迫(雷峰塔压迫白娘子的爱情)终有一日要倒掉的,自由美好的白娘子将得到解放。

而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说,很多人觉得“西湖十景”中少了一景,不够圆满了。他批评说,中国人都有“十景病”──好面子,好大喜功。

杭州市政府在1999年重建雷峰塔,要是鲁迅知道,一定会觉得不出意料之外。因为塔的倒塌不代表旧思想消亡,更不代表压迫结束。人们只想有更好的塔去代替,为了补全“西湖十景”的虚荣。

如今的中国社会,仿佛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更有甚者,社会接受这样的囚禁,并不以此为不幸,在盛世中,自己都忘却了那些无处诉说,被迫付出的代价。

果然,雷峰塔在倒塌78年后重建,西湖十景又圆满了,并在老十景之上创制了新十景。“十景病”在如今经济繁荣的时代更为猖獗,依然是好大喜功和追逐表面的繁华。G20 也是如此。

为了迎接 G20 的到来,西湖风景区在夜晚采用了全新的照明设备。雷峰塔的灯光映照著盛世的昌明。但只有国家层面的中国,在聚光灯下被表现、被评判、被称赞。而这个国家之下由每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并没有得到关注。当 G20 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杭州这座城市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听起来更像是嘲讽。如果天堂真是如此,这天堂也是被锁起来的,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去。而为了这天堂,人间却只能承受。

G20 在杭州的悲哀在于:盛世的代价被遗忘。雷峰塔倒了一次,又建了起来,建得比过去更大更辉煌。仿佛过去的破烂是一种耻辱,雪耻的方式是更强大的塔。只是没人清楚,为何还有建立的必要,为何继续压著白娘子?“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作者徐大山,生于杭州,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源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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