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化儿童: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

当孩子们在吉隆坡的花园国际学校完成学业时,他们会收到一套离校工具包,里面的东西包括:一个Sour Sweet玩偶、一根丝带、一个纸夹、一块海绵和一根橡皮筋。

之所以选择这些东西,是为了促使孩子们讨论离开的意义——情绪苦乐参半,束缚终于解除,记忆慢慢沉淀。每个即将离开的孩子也都会在学校聚会上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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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花园国际学校的学生们(图片来源:Gar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理解说’再见’的重要性。”该校教导主任玛莉耶拉·维特托(Mariella Vittetoe)说,她在那里教授英国课程。”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就需要更加平稳地过渡。”

在花园国际学校的2,000名学生中,约有65%来自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这并非他们的第一段海外生活经历。

“我们在不停地过渡。”维特托说,她本人来自洪都拉斯。”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拨孩子,又来了一拨。”

他们都是所谓的”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简称”TCK”),这个词由美国社会学家鲁斯·希尔·尤西姆(Ruth Hill Useem)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专指那些在性格形成期没有生活在父母祖国的儿童。在全球化浪潮下,TCK现象越来越普遍。

他们主要是外派员工的孩子,但有的也来自跨国婚姻家庭,还有一些则是在本国就读国际学校的儿童——这一现象在亚洲越来越普遍。TCK的身份认同基础往往是人,而非地点。

保持开放心态

菲利帕·马修(Philippa Matthew)花了14年在外旅行。由于多次调动工作,他现已成年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先后随之到英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等地居住。马修表示,她的儿子和女儿享受了一流的教育,这同时也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更好的了解。

“当他们回来时,会因此而与众不同,但他们必须适应。”她在吉隆坡的一所咖啡厅里说,她去年刚刚跟丈夫一起搬到这座城市。”他们的成长背景使之变得更加灵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读者群主要是TCK的杂志《Denizen》2011年针对2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他们多数人都在9岁之前第一次出国,平均每人曾在4个国家居住。多数人都有大学学历,还有30%拥有研究生学历,另有85%的人掌握至少两种语言。这些特质都增强了TCK的就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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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生活时掌握的技能可以增强第三文化儿童的就业吸引力(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较为著名的TCK包括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人。在母亲与一名印度尼西亚人结婚后,他又搬到了雅加达。英国演员科林·弗斯(Colin Firth)则居住在尼日利亚,他的父亲在那里和美国从事过教育工作。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波洛克(David Pollock)和鲁斯·范·雷肯(Ruth Van Reken)1999年出版了《第三文化儿童:在全世界长大》(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虽然波洛克已于2004年去世,但范·雷肯(Van Reken)仍在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她表示,TCK更有可能掌握不止一种语言,视野也更加宽广,而且更有文化意识。但她也警告称,TCK可能无法获得归属感,甚至感到躁动不安。对他们来说:”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

难于应对

美国印第安纳州家庭治疗师罗伊斯·布松(Lois Bushong)表示,经常搬家会令TCK反复失去各种东西,这可能引发焦虑和紧张情绪。她专门为TCK提供服务,还写了一本书,名叫《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Belonging Everywhere and Nowhere:Insights into Counseling the Globally Mobile)。

很多外派员工在某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只有2年,迫使他们的孩子不得不经常离开好朋友,再到其他地方结交新朋友。这种变化对他们的老朋友们造成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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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文化儿童来说,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马修回忆道,她的孩子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返回英国后。他们的新学校没有像国际学校那样提供过渡期支持项目,而她的孩子也无法谈论自己的经历,免得同学们认为他们在炫耀。

“读国际学校显然容易得多,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她的儿子克里斯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道,”当我16岁回到阿伯丁时,交朋友成了最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就在一起上学。”

18岁的西北大学学生吉利安·塔普(Gillian Tapp)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阿姆斯特丹住了3年后返回美国。那一年,她14岁。

“我原先的学校有着一流的新生欢迎项目,但在新学校里,我却是多年以来第一个转学来的孩子。”她说,”所有人都相互认识,但却没人认识我。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但跟一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孩交朋友却不是首要选择——我未必了解美国文化,甚至还有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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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安·塔普和她的家人在荷兰合影(图片来源:Gillian Tapp)

应对变化

为了尽可能降低影响,父母往往会在学期之间、重要考试和重大过渡(例如中考)期间安排孩子转学。

咨询师指出,这些问题更有可能在9岁或10岁出现。在这个年龄,友谊在一个孩子的身份中扮演着更加核心的角色,十几岁的孩子尤其如此。孩子们可能抗拒同学,甚至孤立自己,或者对着周围的人不满、生气或者发脾气。

布松在拉美的传教士家庭长大,她还记得自己反复与朋友道别的场景:”每当要跟好朋友道别时,我都感觉自己的内心有一小块被撕扯下来。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她鼓励与家人沟通,以便相互了解彼此是如何应对这种状况的。”应该关注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或畏缩,就应该跟他们沟通。”布松通过电子邮件说,”要倾听和确认他们的悲伤。这可以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较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经历过暴力犯罪、绑架或政治动荡等事件,因此有可能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TSD)。忽视潜在问题也有可能导致问题不断积累,对TCK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如果某个人在儿童时期有过艰难的体验,但却没有得到重视,那就可能影响成年后的生活。”曾经在荷兰学习的纽约人凯特·伯格(Kate Berger)说,她目前经营的外籍儿童俱乐部(Expat Kids Club)专门与学校和家庭一起帮助儿童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过渡。不过,她还是强调,多数TCK都可以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成长支持

幸运的是,21世纪的TCK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持。过去20年,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咨询服务,为孩子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从他们入学开始,一直到毕业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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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搬到新的国家可能产生冲击,但多数第三文化儿童还是能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获益(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3岁的杰克·赖斯(Jack Rice)两个月前来到花园国际学校,他的父母在那时加入了该校的教师团队。赖斯在阿联酋出生,在沙特阿拉伯、泰国和卡塔尔居住过,还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他自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他承认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融入这里,甚至需要他人帮助。但通过一次前往吉隆坡郊外丛林的野营活动,他最终还是与同学们打成一片。

“他们多数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经历。”他带着北美口音说道,”他们也不得不四处搬家。”

(源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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