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名海外华人博士谈中美贸易协议

​中美终于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初步贸易协议。两年的贸易战,有了阶段性成果。

对这场贸易谈判,美方诉求是要减少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方则希望美国取消惩罚性关税。经过13轮谈判,双方在2019年12月达成初步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结束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开放金融服务业等。


作为回报,美国同意削减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之前针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的25%关税税率维持不变。
美国说,将维持对这部分中国商品(相当于出口到美国产品的三分之二)的关税,直到两国签署第二阶段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引起全球性关注,毛传媒就协议内容采访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高宏志博士和另外两名海外华人学者-路人博士和陈京博士及曾在国内从事过外贸工作的三木先生。 

记者(1):中美初级贸易协议签订后,有中国网民称之为“丧权辱国”,因为一些国人认为协议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的。对此您如何看?


高博士: 这个协议明显是以美国利益为主的协议,大部分是从美国视角提出的,如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从态势来说,美国对中国如何实施协议、如何保护知识产权,都有很具体的要求。


美国是通过协议的签订把贸易规则、规章制度化。所谓“丧权辱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中国在同外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是被动接受外面的东西,一些国人在感情上不容易接受。但被动接受外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东西。

记者(2):根据协议,中国未来两年内需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一些国际舆论对中方兑现承诺有质疑,请问如何看待这一质疑?


高博士:中国大幅增购美国产品和服务,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至于中国签约后执不执行,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和习惯的问题。有能力做,但是否愿意做、或执行过程是不是与美方博弈的过程,这些都是关键点。


路博士:如果中国真的履约、对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全面开放, 那么美国公司会在中国构成自己主导的商业生态圈,这会让执政者在体制和利益上难以面对和接受,冲突或许不可避免。


三木:我细看了协议的监督执行部分,除了限定投诉的反应时间外,如果一方违反或不执行,另一方可以退出协议,提高关税。此外似乎没有其它惩罚办法。


记者(3):北京大规模加大对美国产品的采购,是否会影响第三国、导致贸易专家所说的“消费转移“?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新西兰出口是否会受影响?

博士: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会让一些国家欢喜、一些国家忧。 


对于原先受益于中美贸易战的国家来说,中美贸易协定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例如对巴西、墨西哥、越南、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因为他们受益的程度可能会减少;中国增加购买美国产品,意味着对这些国家的采购会下降。  


过去18个月里,新西兰对中国的牛羊肉、乳制品对出口中国大增,基本上是供不应求。2018年,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总值超过170亿纽元,出口产品主要是乳制品、肉类和木材。


中国未来两年增购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从新西兰的进口可能会减少。  


不过对于像德国、日本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它们可能更愿意看到中美贸易战降级、看到贸易协议的达成。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就不用仓皇出逃,至少可以缓缓。 


记者(4)、环球时报胡总编说:“中国从美进口多了,就反过来增加了我们反制美国的武器。 ”  请问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高博士:此话有一定道理。现在中美贸易谈判回到了一年半之前的核心争议:如何削减贸易逆差。中国此次签约举动是理性的,削减逆差,也有制衡美国的后手 – 既能短期满足美国平衡贸易赤字的要求,又有提高对美谈判砝码的长期战略考量。这一招其实很厉害。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Nick Marro表示,贸易战揭示出对单一市场过于依赖产生的问题,第一阶段协议没有鼓励更多元的出口,反而用高额的采购目标加剧了贸易过度依赖的风险。- BBC) 

记者(5):协议签订之后,美中脱钩趋势会停止吗?中美现在互相为敌的状况是否能会得到舒缓?


高博士:如果美国继续大量向中国出口农产品,那两国之间就不会走向脱钩。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稳定两国关系、同时稳定全球经济有很大象征作用。但两国间深层次体制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这一点双方都很清楚。


路博士:中美两国的构成要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在世界无法突然承受中西冷战的一种过渡的需要,其中埋了太多双方不信任的雷。


聪明的中国人怕脱钩,因为明白自己眼下创新力和发展力目前无法持续而必须跟随、寄生甚至山寨, 但无法避免未来的实质性脱钩或渐行渐远,尽管在经济上需要一定的“苟合”。


当川普连任可以放开手脚后,如果造成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无法变化,实质性的脱钩还是会发生。民族该补的课,一堂也躲不开。


高博士:中美两国政治脱钩是可能的,经济脱钩目前来看还不大可能,因为国际资本、华尔街资本、中国本身的前官僚资本都会平衡两国的政治关系。因此,美国2020年11月大选之前,平衡是主弦律。


美国大选之后,这些国际和国内政治资本会与中国领导层进行角力和制衡,因此,中国做有限的经济改革甚至是体制内的政治改革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6):中美1月15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国欧盟商会随即公布调查报告,呼吁北京遵守公开透明标准。这个可以看成是中美贸易战的示范效应吗?

高博士:中美对抗放缓后,欧、日、韩、澳的对华经贸政策的态度就很重要;就是说这些国家也将要求中国给予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待遇。


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大甚至是顺差;但随着美国在中国拿到更多的利益,这些国家会联合起来要求在华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口子打开了;对欧洲也得打开。欧洲看到没有得到好处会对中国表现更强硬。


改变中国的经济治理环境不是美国一家能做的事。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利益;改变中国的经济治理环境需要西方经济体的整体努力。


可以初步断定,中国的对外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顺差模式会随着中美贸易战达成初步协议而告终。


记者(7):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层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高博士:没有了国际市场带来大量外汇和就业机会,中国只能在国内市场改革寻求新的经济支撑点;因此,倒逼改革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现实。但是改革的动力和效果与中国领导层的思维和权力巩固有关,并不令人乐观。经济下行、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管理困境可能会更加明显。

而一部分失去了权力保障的资本会开始呼吁从下往上的改革。

终,就是一个政治、资本和劳工阶层的三方利益均衡。

中国劳工阶层在没有广泛民主思想启蒙的现实下,在三方博弈中总是弱势的,被挤压和牺牲的。


记者(8):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资本势力减弱?而劳工成本的上升、劳工阶层薪金的提升,是否会刺激国内市场消费?


陈博士:我觉得国内政府管治能力很强。贸易顺差减少,资本的总收入减少,但分配比例不一定减少。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应该上升。但随着老人的人口增加,总体消费能力不容乐观。


今后社会活动更多的货币化,GDP 仍然会不断增加,给人以一种经济不断上升的感觉。比如说,过去老人都是家人照顾的。没有货币交易,不产生GDP。将来老人更多是外人照顾,有金钱来往,就有GDP。

记者(9):有国际舆论认为,初级协议没有涉及到影响美中贸易的根本性问题,如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协议的执行难以持续。您对此怎么看?


高博士:美国要到第二阶段贸易协谈成之后才取消现有的惩罚性关税。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贸易协议的签订只能说是部分休战,不是停火,因为关税还在收,体量还很大。


为什么美国不肯全部取消惩罚性关税?这是因为美方对贸易冲突的关键诉求没有得到中方全面回应,例如国企补贴问题。 


美国是私有化经济,是以利润、创新为主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中国是国家导向型模式,其执行力量就是国企。中国这几年国进民退,国企在经济体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要在高科技方面同美竞争,所以大量国家资金投放到高科技行业,如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等尖端领域。而在这些领域,美国是以资本为导向,谷歌就是私企;哪方面能够带来相当大的利润回报,资本就会投哪里。


中美经济运营模式的不同,也体现了思维的差异。


川普政府认为要解决中美的公平贸易问题,中方就要从经济模式甚至发展模式上做结构性变化。中国如回应美方诉求,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倒是有利于中国创新型经济,也符合中国整体经济利益,但这样的改革会削弱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态势,这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或是不愿面对的东西。


问题在于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政治不改革,经济的改革措施即便答应了,也不能完全执行。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贸易战会长期存在。  


三木:第一阶段协议,就是一个双方因短期利益需要而暂时互相妥协的结果。更坚硬的冲突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估计今后双方对协议是边执行边讨价还价,边打边谈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签协议的大方向是对的。签比不签好,和平妥协比战争和对抗好。


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到了进行制度性改革的关头。因此,美帝倒逼中国的贸易体制改革,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大势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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