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谈环球敏感评论：让不利信息软着陆

高渊：你负责《环球时报》全面工作是什么时候？

胡锡进：2005年，那一年我当的总编辑。

高渊：当时报纸发展得怎么样？

胡锡进：比我1996年刚去的时候好多了，虽还不是现在这样，但已经一周出三期，版面多了，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影响，大家都已经知道有一份《环球时报》，虽然还没有英文版和环球网，也没有社评。

高渊：你主持《环球时报》工作之后，跟之前比主要变化在哪里？

胡 锡进：应该说，我的前任总编辑很了不起，基本上把《环球时报》的影响力做出来了。到2005年，已经有百万份的发行量。但当时《环球时报》面临很大的挑 战，一是互联网起来了，二是都市报也起来了。另外还出现了很多跟我们类似的报纸，连排版都像，所以分散了一些读者。现在那些报纸大多见不到了。

当时《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在下降，所以压力特别大，也有点困惑。在我上任之前，前任总编就做出了决定，《环球时报》要变成日报。我上任后要实现这个决定，这是一把赌博，改成日报以后，发行量一下子掉了一大截，落到了70多万份。

高渊：你当时想出了什么大招吗？

胡 锡进：我上任后四年没有出过国，几乎连外地出差都不去，每天弄版面，很辛苦。当时觉得必须突破一些报道上的束缚。我们先是形成了多个记者写稿的业务模式， 围绕一个题目，由多名前方记者提供素材，然后编辑来综合，就是为了增加报纸的信息量。现在《环球时报》头版都是多人署名，改变了过去一个记者写的模式，这 是一个突破。

高渊：这种多记者写稿模式，对制约那些模仿你们的小报有用吗？

胡锡进：大多数小报在国外没有记者，就是找个人抄 抄编编，但攒出来的稿子还跟我们有点像。而我们的优势是《人民日报》有一大批驻外记者，都可以为我们写稿。所以就让记者把前方信息都弄回来，让人感觉很真 实，信息量很大，凸显我们的优势。在国内媒体中，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高渊：但你真正的杀手锏是社评吧？

胡锡进：《环球时报》1999年开设了国际论坛版，由阎学通等那批学者为我们撰写大块头稿件，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个时候没有社评，专家写的文章都比较长，劝学者写短一些的文章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磨合得总的来说不错。

到了2008年，针对奥运会火炬传递和拉萨“314”事件，《环球时报》发了不少夹叙夹议的文章，直接介入一些敏感事件，那段时间的报纸发行量越来越高。

“单仁平”一般是评国内的事，国际事务几乎不用这个笔名，讲的东西比“社评”要敏感一点。

高渊：广受关注的社评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胡锡进：写社评是因为英文版创刊。英文报纸都有社评，不然就不像一张报纸。但做英文版的那些编辑不适合写，所以就让做中文版的编辑先写，然后翻译过去。第一篇社评是2009年4月22日见报的。

高渊：比你们社评更受争议的是“单仁平”，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胡锡进：“单仁平”比社评早几年出现，因为最早是包括我在内三个人轮流写，所以根据谐音起了这个笔名。后来三个人散了，就是我写了，但把名字留了下来。

但那时候没什么影响，一是写得很少，一周一次都没有，后来一度不怎么写了；二是只写国际，不涉及国内，大家不太关心。

高渊：社评和“单仁平”的定位有什么区别吗？

胡锡进：“单仁平”一般是评国内的事，国际事务几乎不用这个署名。另外就是特别敏感的事，不太适合用“社评”，社评太正式。还有，比如具体评某个争议人物，这也不太适合署“社评”，太高抬他了。总的来说，“单仁平”讲的东西比“社评”要敏感一点。

高渊：听说《环球时报》每篇社评和“单仁平”都是你口述的，是这样吗？

胡 锡进：以前是由评论组的人写，写完我来改。我这个人比较较真，和我比较难合作，改动会很大，经常最后留不下几个字。所以后来换了一种方式，他们提供材料， 我来口述，负责写的那个人做记录。我讲的时候，记录的人可以随时提出不同意见，我经常每说一两句话就问“对不对”，他要是说“对”，我就心里踏实些，他要 说“不对”，就谈他自己的想法。

高渊：帮你记录整理的人是固定的吗？

胡锡进：基本是三个人，他们是轮流的，每天都换。

高渊：轮到值班的那个人，这天主要做点什么？

胡锡进：以前一天写一篇社评，这个人就先找材料，等我确定选题后，晚上跟我一起写。后来改成一天写两篇社评或“单仁平”，我们的想法是一个讲国内一个讲国外，这样第二篇评论就需要评论组的其他人一起找材料，但跟我一起写的还是当天值班那个人。

现在的程序是上午先给我报第一篇的选题，报完选题助手去准备材料了。第二篇选题是下午四五点钟再定下来。我口述是在下午七八点钟开始，再晚就来不及了，一般到晚上11点左右完成两篇评论。

高渊：这个值班的人跟你形影不离吗？你如果出国怎么办？

胡锡进：我出国时就让写社评的人跟着我走，我走到哪儿，都跟着我。周末就到我家里来，有时候晚上我有应酬，也跟着，在车上口述。我吃完饭出来，上车又接着写，断断续续地写，有时间就写几句。不时会这样，因为事多。

但也有个别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比如我跟领导出差去了，那没办法。这时候只能打电话口述，但看不到记录的东西，得凭记忆。

我定评论选题主要看国际关注度，如果外界已经很关注了，成了一件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件，我们就会出手。

高渊：现在不少人看《环球时报》的评论，他们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但觉得能了解一些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信息。从你内心来说，是不是也希望以评论形式来提供一些信息，提高报纸的发行量？

胡锡进：我不能说我是故意的，但我觉得客观形成了这种状态。一些敏感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是否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报道？我一直不主张这样，还是要面对敏感的事情。我主张让中国社会信息畅通，要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包括对我们不利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社会的承受力和免疫力，这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像把一个人放在无菌环境中，他一旦走到外面的世界，就容易出问题。现在中国人都出国，互联网靠堵是堵不住的，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

高渊：当你决定对一个敏感事件发表评论，你会设法了解一些内部信息吗？

胡 锡进：我们会和很多部门保持联系。比如一个敏感事件发生了，敏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事件敏感，我们要了解内情，就需要有很多信源。这类事情出来以后， 编辑就会打电话到有关方面去问。有时候碰到特别敏感的事情，编辑了解不到，就得我来找关键的人问。我经常自己打电话，有时候会打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