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化儿童：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
当孩子们在吉隆坡的花园国际学校完成学业时，他们会收到一套离校工具包，里面的东西包括：一个Sour Sweet玩偶、一根丝带、一个纸夹、一块海绵和一根橡皮筋。
之所以选择这些东西，是为了促使孩子们讨论离开的意义——情绪苦乐参半，束缚终于解除，记忆慢慢沉淀。每个即将离开的孩子也都会在学校聚会上获得认可。
“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理解说’再见’的重要性。”该校教导主任玛莉耶拉·维特托（Mariella Vittetoe）说，她在那里教授英国课程。”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就需要更加平稳地过渡。”
在花园国际学校的2,000名学生中，约有65%来自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这并非他们的第一段海外生活经历。
“我们在不停地过渡。”维特托说，她本人来自洪都拉斯。”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拨孩子，又来了一拨。”
他们都是所谓的”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简称”TCK”），这个词由美国社会学家鲁斯·希尔·尤西姆（Ruth Hill Useem）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专指那些在性格形成期没有生活在父母祖国的儿童。在全球化浪潮下，TCK现象越来越普遍。
他们主要是外派员工的孩子，但有的也来自跨国婚姻家庭，还有一些则是在本国就读国际学校的儿童——这一现象在亚洲越来越普遍。TCK的身份认同基础往往是人，而非地点。
保持开放心态
菲利帕·马修（Philippa Matthew）花了14年在外旅行。由于多次调动工作，他现已成年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先后随之到英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和挪威等地居住。马修表示，她的儿子和女儿享受了一流的教育，这同时也让他们对世界有了更好的了解。
“当他们回来时，会因此而与众不同，但他们必须适应。”她在吉隆坡的一所咖啡厅里说，她去年刚刚跟丈夫一起搬到这座城市。”他们的成长背景使之变得更加灵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读者群主要是TCK的杂志《Denizen》2011年针对2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他们多数人都在9岁之前第一次出国，平均每人曾在4个国家居住。多数人都有大学学历，还有30%拥有研究生学历，另有85%的人掌握至少两种语言。这些特质都增强了TCK的就业吸引力。
较为著名的TCK包括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人。在母亲与一名印度尼西亚人结婚后，他又搬到了雅加达。英国演员科林·弗斯（Colin Firth）则居住在尼日利亚，他的父亲在那里和美国从事过教育工作。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波洛克（David Pollock）和鲁斯·范·雷肯（Ruth Van Reken）1999年出版了《第三文化儿童：在全世界长大》（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虽然波洛克已于2004年去世，但范·雷肯（Van Reken）仍在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她表示，TCK更有可能掌握不止一种语言，视野也更加宽广，而且更有文化意识。但她也警告称，TCK可能无法获得归属感，甚至感到躁动不安。对他们来说：”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
难于应对
美国印第安纳州家庭治疗师罗伊斯·布松（Lois Bushong）表示，经常搬家会令TCK反复失去各种东西，这可能引发焦虑和紧张情绪。她专门为TCK提供服务，还写了一本书，名叫《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Belonging Everywhere and Nowhere：Insights into Counseling the Globally Mobile）。
很多外派员工在某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只有2年，迫使他们的孩子不得不经常离开好朋友，再到其他地方结交新朋友。这种变化对他们的老朋友们造成了冲击。
马修回忆道，她的孩子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返回英国后。他们的新学校没有像国际学校那样提供过渡期支持项目，而她的孩子也无法谈论自己的经历，免得同学们认为他们在炫耀。
“读国际学校显然容易得多，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她的儿子克里斯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道，”当我16岁回到阿伯丁时，交朋友成了最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就在一起上学。”
18岁的西北大学学生吉利安·塔普（Gillian Tapp）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阿姆斯特丹住了3年后返回美国。那一年，她14岁。
“我原先的学校有着一流的新生欢迎项目，但在新学校里，我却是多年以来第一个转学来的孩子。”她说，”所有人都相互认识，但却没人认识我。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但跟一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女孩交朋友却不是首要选择——我未必了解美国文化，甚至还有口音。”
应对变化
为了尽可能降低影响，父母往往会在学期之间、重要考试和重大过渡（例如中考）期间安排孩子转学。
咨询师指出，这些问题更有可能在9岁或10岁出现。在这个年龄，友谊在一个孩子的身份中扮演着更加核心的角色，十几岁的孩子尤其如此。孩子们可能抗拒同学，甚至孤立自己，或者对着周围的人不满、生气或者发脾气。
布松在拉美的传教士家庭长大，她还记得自己反复与朋友道别的场景：”每当要跟好朋友道别时，我都感觉自己的内心有一小块被撕扯下来。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她鼓励与家人沟通，以便相互了解彼此是如何应对这种状况的。”应该关注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或畏缩，就应该跟他们沟通。”布松通过电子邮件说，”要倾听和确认他们的悲伤。这可以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较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可能经历过暴力犯罪、绑架或政治动荡等事件，因此有可能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TSD）。忽视潜在问题也有可能导致问题不断积累，对TCK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如果某个人在儿童时期有过艰难的体验，但却没有得到重视，那就可能影响成年后的生活。”曾经在荷兰学习的纽约人凯特·伯格（Kate Berger）说，她目前经营的外籍儿童俱乐部（Expat Kids Club）专门与学校和家庭一起帮助儿童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过渡。不过，她还是强调，多数TCK都可以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成长支持
幸运的是，21世纪的TCK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持。过去20年，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咨询服务，为孩子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从他们入学开始，一直到毕业离校。
13岁的杰克·赖斯（Jack Rice）两个月前来到花园国际学校，他的父母在那时加入了该校的教师团队。赖斯在阿联酋出生，在沙特阿拉伯、泰国和卡塔尔居住过，还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他自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他承认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融入这里，甚至需要他人帮助。但通过一次前往吉隆坡郊外丛林的野营活动，他最终还是与同学们打成一片。
“他们多数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经历。”他带着北美口音说道，”他们也不得不四处搬家。”
（源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