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Smylie（言论自由联盟供稿）
我因为一封电子邮件离开了新西兰。
那是一封深夜发出的私人回复邮件，只有短短四句话，收件人是一名销售代表。
就因为这封邮件，新西兰医学委员会（Medical Council）认定我的言论“客观上属于种族主义（objectively racist）”，并要求我接受长达一年的“再教育”，而且费用还得由我自己承担。
最终，新西兰失去了一位拥有近40年从医经验、真心关怀病人的家庭医生（GP）。
最近，我在“自由言论联盟”（Free Speech Union）的“Free to Speak” 播客中首次完整讲述了这段经历。
David Smylie 医生
事情是如何开始的
我曾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执业行医，其中还曾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Outback）为原住民社区提供了两年的医疗服务。
2022年时，我是怀卡托（Waikato）剑桥医疗中心（Cambridge Medical Centre）的高级合伙人，职业记录无可挑剔，从未被投诉过。
那年11月，一家营养品公司的销售代表向我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发送了一封邀请函，邀请参加一场赞助教育活动。
她在邮件开头写道：
“Ate Marie Everyone”
她本来想写的是毛利语：
“ata mārie”（早安）。
我是个苏格兰人，多少带着一点冷幽默。看到这个拼写错误时，我忍不住回了一封邮件调侃了一下。（其中提到自己不懂毛利语、并且认为新西兰98.5%的人不懂毛利语。）
现在回头看，这样做明智吗？不明智，我真希望当时没有发这封邮件。我只是对她邮件中语言的一种仓促、下意识的反应，绝非对她的蓄意攻击。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封私人邮件，收件人只有她一个人，其他受邀者都没有被抄送；她是一名销售代表，并非我的病人或同事。
因此，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我更从未想到医学委员会竟然会因此介入。
九天后，那位销售代表回复说我的邮件“具有冒犯性且不恰当”。同一天，她的经理向医学委员会投诉了我。
医学委员会介入了
面对医学委员会的介入，我选择了我认为一个理性专业人士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争辩，我配合了整个程序。
收到投诉后没多久，我便向委员会提交了给那位销售代表的道歉信。
2023年1月，我的律师正式要求委员会将这封道歉转交给对方。
同年2月，在委员会甚至尚未决定是否展开调查之前，我主动完成了三门线上课程：
- 医疗偏见（Bias in Health Care）
- 残障平权（Disability Equity）
- 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
然而五、六个月后，负责调查我的委员会要求我提交书面报告，批判性反思自己从这些课程中学到了什么。
2023年5月，医学委员会成立了专业行为委员会（Professional Conduct Committee），对我展开调查。委员会分别向那位销售代表及其经理了解情况。
调查过程中，那位销售代表表示，如果能够收到我的道歉，她会感觉好得多。然而她不知道的是，我的道歉信当时就躺在医学委员会的档案里，却没有任何人告诉她。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专业行为委员会主席建议安排我与她面对面交流时，另一名委员立刻出言阻止。该委员表示，和我这样的人见面，可能会损害那位销售代表的心理健康。
他说：“这很难，不是吗？会造成创伤（traumatising）吧？”紧接着他又说：“指出种族主义是件困难的事情（it’s tough calling out racism）。”
我原本可亲自出席专业行为委员会的听证会。但在阅读这些会议记录之后，我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公正对待。
2023年8月，我的律师再次要求专业行为委员会转交道歉信，但仍然遭到拒绝。
道歉为何始终没有送达？
专业行为委员会对此给出了几个不同理由。
首先，他们说销售代表不是正式投诉人，所以委员会“没有依据（no basis）”代为转交。
后来专业行为委员会又把她正式列为投诉人，于是，拒绝的理由变成转交我的道歉信会“干扰正在进行的调查（interfere with an active investigation）”。而这个调查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在进行。
最后，专业行为委员会又提出第三个理由：道歉只有在第一时间由本人直接表达才有价值，因此他们决定不转交我的道歉。这种逻辑简直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最终裁决
2023年9月，专业行为委员会作出结论：我的言论属于“客观上的种族主义、冒犯性和缺乏敏感性（objectively racist, offensive, and insensitive）”。
专业行为委员会认为，我是否有恶意“无关紧要（of little consequence）”。
他们甚至认为，我回复销售代表私人邮件上的那四句话“有可能加剧当前的医疗不平等（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current health inequities）”。
对于我自发、主动完成的三门课程，他们的说法是：“这只不过是你学习旅程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your journey）”；并认定我“缺乏正确认知（lacked insight）”。
文中承认，我所在的诊所“尚未收到”针对我诊疗服务的投诉。请注意“尚未”二字。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排除我未来可能构成风险——尤其是对毛利群体，以及那些“性别表达至关重要”的患者而言。后者是因为我在邮件中关于代词（pronouns）的言论。
12个月的“心理辅导”
专业行为委员会给出的补救措施是“心理辅导”。实际上，那意味着我所说的长达12个月的“思想改造”，专业行为委员会则将其称为“教育计划”。我必须每月会见一位经委员会认可的督导，而该督导会每月向委员会汇报我的情况。
学习内容包括：
- 《怀唐伊条约》（Te Tiriti）、殖民主义和体制性种族主义的阅读材料
- 关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概念”的讨论；
- 管理我那“不可避免的”隐性偏见的策略；
如果督导对我的报告作出了不良评价，我的案件将被退回给委员会。
教育项目结束时，我还必须完成两篇文章：
- 500字反思自己的那封邮件；
- 1000字论述新西兰医疗体系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
而且我还得为所有这一切买单：督导每小时125纽币的心理辅导费外加GST，还有督导的交通时间以及汽油费。
结果，我没有付给督导一分钱。委员会最终同意由我所在诊所的一位合伙人担任督导。她拥有丰富的教学生和实习生的经验，而且她非常友好地没有向我收费。（教育项目结束后，我特意送了她几瓶非常好的葡萄酒和一些鲜花。）
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原则，即委员会指望我自掏腰包支付对我自己的“惩罚”费用。
在教育项目启动前，我终于得以亲自向那位销售代表道歉，她也接受了我的道歉。
我的律师随后要求医学委员会将教育项目减半，并取消写两篇文章的要求， 但遭到了委员会的拒绝。
我参加了全部12次辅导课程。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我拒绝写那两篇文章。
我最终离开了新西兰
所以，我离开了新西兰。如今，我已经在海外继续行医。
我被告知，如果我愿意把那两篇文章写出来，我也许还可能重新在新西兰执业。但显然我不会这么做。
那两年，我生活在噩梦中。因为这样一件本应由监管机构私下提醒几句就能解决的小事，我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许多个夜晚难以入眠。
值此新西兰卫生局（Health NZ）报告严重人手短缺、并正寻求从海外引进医护人员之际，我必须直言不讳：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在监管机构回归其核心宗旨之前，我不会建议任何医疗专业人士来新西兰工作。
自由言论联盟目前正呼吁各类监管机构保持政治与意识形态中立，把重心放回保障病人安全的核心职责上。我希望这会使得未来不会再有其他医生或护士重蹈我的覆辙。
我热爱在新西兰生活和工作。正因为如此，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这让我格外难过。
支持“言论自由联盟”关于制定中立法规的呼吁
“言论自由联盟”正致信新西兰的主要专业监管机构，呼吁他们承诺保持专业专注和中立，并保护其从业人员合法的言论自由。
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行动，请点击此链接，加入我们，向各监管机构发送我们的“专业专注与中立声明”。
表达个人想法并不属于职业不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