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商人向据称的中国间谍出售AUKUS和锂矿信息 被拒保释
Bondi 商人亚历山大.瑟戈（Alexander Csergo）将有关AUKUS澳英美协议、锂矿开采和铁矿石的信息卖给了据称的中国间谍，法院审理后认为他被拒绝保释，他的行为被认为 “高度可疑”。
瑟戈先生于周一在Downing中心地区法院通过视频链接进行保释听证，此前他于上周五被澳大利亚联邦调查局（AFP）逮捕，并被指控犯有一项鲁莽的外国干涉罪。
虽然瑟戈先生的辩护律师说他的行为 “并不险恶”，但地方法官迈克尔-巴尔科（Michael Barko ）说，他决定在上海的咖啡馆里与使用英文名字Ken和Evelyn的据称的间谍见面，这是 “非常可疑的”。
这些咖啡馆总是由Ken和Evelyn选择的，而且往往是空的。瑟戈先生认为，这些咖啡馆是专门为这些会面清空的。
“空的？在上海？” 地方法官巴尔科问道。
巴尔科法官说，瑟戈先生得到了装在信封里的现金，以换取高度安全的信息。他从未将这些现金存入，而是花掉了。
“如果我把这些事实读给任何普通人听，他们至少会对被告的行为产生高度怀疑，”巴尔科法官说。
巴尔科法官还表示，中国政府将对此案高度关注，瑟戈先生的 “个人安全 “必须得到保护。
“毫无疑问，这件事被曝光后，会有人对他不提供对中国不利的证据非常感兴趣，”巴尔科法官说。
“我可以推断，被告在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的雷达上一定有一段时间了。”
瑟戈先生拥有一家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并在中国工作多年，他辩称他与中国公民的交易没有任何 “阴险”，但未获成功。
他的律师伯纳德.克拉利（Bernard Collaery）在提交给法庭的材料中说，瑟戈先生与Ken和Evelyn的咨询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这不过是一种在中国很常见的商业交流。
“（商业人士）在中国往往有一个英文名字，还跟着三个字，”克拉利先生说。
“有一种说法是，在与他接触的数百人中，有两三个人的名字不对劲，认为Ken和Evelyn有什么阴险。”
克拉利先生辩称，瑟戈先生可以获得的任何信息都是公开的，他与Ken和Evelyn的互动是清白的。
但地方法官巴尔科迅速反驳说：”为什么他提供可以公开获取的文件会得到用信封装的现金？为什么Evelyn 和 Ken 自己不能这样做？”
“我不会去咖啡店拿一信封的现金给他们提供公开的信息，”地方法官巴尔科继续说。
“普通人会怎么说？普通人会说，这有猫腻，这里面有什么事发生了。”
克拉利先生说，AFP正在以瑟戈先生的被捕为例，来说明2018年出台的新外国干涉法的成功，并说明澳大利亚商人在中国工作的国家安全风险。
他说，警方 “不公平地 “在网上流量高峰期发布了一份详细介绍瑟戈先生被捕的媒体公告，以引起对此事的兴趣。
“他们在周五早上6点逮捕了他，并在新闻的黄金时段发布了警方逮捕和抓捕的影像……并谈到了间谍活动，” 克拉利先生告诉法庭。
“他没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但它谈到了间谍活动。如果有这方面的证据，为什么他没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法庭获悉，瑟戈先生目前与他85岁的寡母和他的兄弟一起住在Bondi的家中。
克拉利先生认为瑟戈先生应该被批准保释，因为他没有逃跑的风险，也没有对国家造成危险。
“他被单独监禁，被列为高度安全风险的囚犯，日夜开着灯，”克拉利先生告诉法庭，说瑟戈先生目前的生活条件阻碍了他与客户联系的能力。
“警方没有提出关于他可能逃跑的宣誓证据。他们已经扣押了他的护照。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他把个人物品（从中国）运回了家，证据就在他的微信记录中。
“他没有被指控直接或故意支持任何可能构成间谍的行为。他没有被指控这些，尽管新闻稿中使用了这些字眼。
“他的品格良好。没有干扰证人的可能性。”
法庭获悉，瑟戈先生在悉尼东郊长大，曾在韦弗利学院（Waverley College）就读，在那里他是田径队的队长并参加了橄榄球队。
他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完成了理科学士学位，后来又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市场营销。
2002年，他前往中国，在那里他开始参与技术营销公司的工作。在中国期间，他曾为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和美国大型数据供应商工作。
在中国Covid-19封锁期间，他为自己的咨询公司Conversys工作，通过德高广告（ JCDecaux）公司与中国电信有直接联系。
“他连接了中国人购买行为的分析数据，在他的职位中……他可以接触到3.9亿条手机数据记录，这样他就可以与德高公司一起设计和开发可能影响广告的活动，从而带来电动车购买，”克拉利先生说：
与Covid-19大流行同时进行的还有莫里森（Morrison）政府对病毒起源的调查，这影响了在中国的外国企业。
克拉利先生说，中国两年的封锁结束后，瑟戈先生就回国了。
“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克拉利先生说。”在过去的几周里，这一切都被推翻了。”
克拉利先生说，瑟戈先生将对联邦提出反诉，”因为他破坏了他的事业和生意”。
“（他将）对联邦的重大经济损失提出诉讼，”克拉利先生说。
(澳大利亚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