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提第一声”潘寅林和他的“红色经典”

40岁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或许不熟悉潘寅林的名字,但他们十有八九会对小提琴独奏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苗岭的早晨》、 《金色的炉台》、 《阳光照耀着塔石库尔干》等耳熟能详。这些诞生于70年文革后期的小提琴作品就出自潘寅林先生之手。在那万马齐喑、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潘先生这些旋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曲好像久旱后的雨露、好象拂晓的晨光,滋润着人们心田,让人们感受到光明到来的希望。

 

那时候,潘寅林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英俊小伙子,而且,已经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30多年后的2009年,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声”的潘先生到奥克兰演出, 他的演奏赢来听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场面之热烈、感人,我这个音乐会的常客都不曾多见。

 

潘先生在奥克兰的数天里,我有幸与潘先生三次会面。潘先生返回悉尼后,又同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深感潘先生的艺术、潘先生的人生的确精彩,值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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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毛 芃

 

10岁学琴,19岁进上海交响乐团

 

很多音乐大师自小就是琴童。1947年出生于上海的潘寅林10岁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这得感谢比他大18岁的哥哥。哥喜欢音乐,要求小弟弟学琴,自称“有点怕哥哥”的潘寅林为了“应付哥哥”,开始学起小提琴。

 

潘寅林报考了上海市少年宫,每周去上一次课,琴是少年宫的,曲谱是少年宫的,老师是音乐学院的。潘寅林早年的学琴生涯没花家里一分钱。提到这段往事,潘先生说,这得感谢宋庆龄基金会,感谢当时的社会制度。

 

潘寅林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随后进入附中,他的老师王人艺先生曾是中国大音乐家聂耳的老师。潘寅林在中学时就展现了出色的音乐才华,1967年中学毕业即被上海交响乐团招去当小提琴手,那年他19岁。

 

这 段故事说起来颇为有趣。上海是中国的大都市,较为西化,交响乐团相对受到重视,而乐团为了保持在中国乐坛的竞争力,很看重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一 流的音乐学府,但最好的毕业生常常会被北京要去。因此,上海交响乐团“捷足先登”,直接到音乐学院附中选拔人才。于是,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潘寅林就这样 幸运地开始了职业音乐家生涯。

 

做了两年小提琴手后,潘寅林22岁坐上了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交椅。这可着实不简单。这不但要有一流的服众望的琴艺,还需要有高超的交流技巧,因为首席小提琴手是指挥与乐队间的桥梁。

 

奥克兰白云合唱团指挥魏启祥先生当时也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他对我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乐团同社会一样,存在着政治派系斗争。但是大家都对小潘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不仅是因为他琴艺好,更因为他人品、个性好,做事没有私心。

 

在极左的文革年代,中国除了样板戏一花独放,没有其他艺术可欣赏。交响乐团不能演奏西洋乐曲,就连中国自己的小提琴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不能演,上海交响乐团那时只能排演交响乐《智取威书山》,用交响乐演绎样板戏。

 

独奏为乐坛带来清风

 

70年代后,人们厌倦了样板戏,厌倦了口号式的革命歌曲。文革期间几乎销声匿迹的器乐作品开始出现。上海交响乐团作曲家阿克俭先生把女高音独唱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独奏者自然由潘寅林担当。那是1972年10月,潘寅林25岁。

 

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小提琴独奏。

 

潘寅林充满激情、热情和深情的演奏立即得到行家们的认可,被誉为“拉得比唱得还好听”。 演奏录音很快在北京中央人们广播电台播送,随即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与艺术审美久违的中国人仿如“于无声处听惊雷”、仿如感觉清风扑面。不少人感慨道,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容易,真像是千年铁树开了花!

 

潘寅林初次独奏大获成功,人们希望听到他更多的独奏曲。可在那极左的年代,到处都是演奏禁区。于是,还在“牛棚”里劳动改造的中国著名小提琴作曲家、《梁祝》作曲家之一的陈刚先生被勒令回乐团,专门从事小提琴曲目的改编和创造。 陈刚文革期间成功改编了7首小提琴曲,其中有《苗岭的早晨》(1975年)、 《金色的炉台》(1974年)、 《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1976年)。这些曲目均由潘寅林首演,均轰动一时并广为流传。现在,这些曲目被誉为“红色经典”。

这些诞生于文革期间的作品是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下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带有特殊历史烙印的乐曲经过天才的小提琴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改编和演奏,有了很强的音乐欣赏性,这些曲子旋律优美,节奏明快、音域跨度大,充分表现了小提琴的音色特征。

 

如今,这些“红色经典”乐曲被人们欣赏和怀念,不仅在于这些乐曲的独特艺术性,还在于这些音乐作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冲击和慰籍。在那个黑暗年代里,它触动了人性中被忘却的温柔和高贵,给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异样的感动。

 

按潘寅林的说法,这些曲子不是为了宣传革命口号,是为老百姓们写的;它们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但又跳出了那个时代。

 

从1972年到1981年初,潘寅林带着他的小提琴曲目,在中国到处巡回演出,所到之处,盛况空前,有乐迷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演出门票。

 

潘寅林的成功演奏在当时的中国大地引起巨大回响。人们为音乐的力量和美所倾倒,同时,也看到年轻人投身艺术的前景。一时间,中国琴童遍地,光是青岛就有上万个琴童。潘寅林还清楚地记得如今著名的旅美华人小提琴家吕思清当时只有5岁,被他父亲从青岛带到上海,找潘寅林学习琴艺。

 

据潘寅林回忆,小提琴当时在上海非常走俏,商店时常断货,乐器店一旦有小提琴到货,人们会连夜排队购买。

 

东渡扶桑担任乐团首席

 

1981年,事业上红火得如同红日高照的潘寅林先生选择了东渡日本。

 

这主要是因为潘寅林的岳母是日本人,他的钢琴家太太雷敬蓉女士回了日本,他自然希望随夫人而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直生活在封闭的中国,潘寅林希望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那个年代出国可不容易。1981年5月,潘寅林获准出国,为了尽快出去与太太团聚,他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在两天内办妥了70几件事。他担心夜长梦多,出现什么变故。

 

1981年底,潘寅林考入了日本三大乐团之一的读卖新闻交响乐团。

 

潘寅林说,进团时要考试,考官给他的外国曲目是他从没接触过的。虽然生疏,但他演奏得却是那么动听,考官被打动了,他被获准进入交响乐团。

 

1982年,潘寅林参加了日本第29届文化放送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一名。

 

潘寅林进入读卖交响乐团两年后,担任了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读卖交响乐团资金雄厚,为了提高乐团水准,乐团在全世界招聘首席小提琴手,报名者各个都是高手。强手林立中,潘寅林脱颖而出。

 

要坐上乐团首席,必须过三道关口。一是艺术总监同意,二是董事会通过,三是全体团员民主选举。在日本,首席不是终身制,一年选一次,但是,潘寅林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稳坐了下来。他说,要得到众人的尊重和信任,一要靠实力服人,二是离不开人品和个性。

 

潘寅林告诉我,在日本乐团工作的这些年很锻炼人,因为演出量很大,接触的古典音乐曲目非常多;同时,要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指挥家合作,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演奏经验。

 

后来,潘寅林先生进入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在这里,他几乎演奏了世界上所有知名的歌剧。再后来,他又回到日本,在日本三大乐团之一的东京都交响乐团任首席。潘先生开创了华人在国外几大交响乐团担任首席之先河。

 

2003年, 潘寅林先生应上海乐团邀请重回阔别多年的故里,再次坐到了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位置上,为使乐团成为“国内顶尖、亚洲一流”的交响乐团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虽然回国工作的收入仅为在国外的三分之一,但他看重的是回国能有更多演奏中国曲目和开独奏音乐会的机会,他认为这是回馈祖国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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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已年过花甲,持日本护照同时又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他仍旧他饱满、健康的工作状态游走在日本、澳洲和中国之间,用 他那精湛、美妙、有如神助的琴声为人们带来音乐的审美和享受。他演奏的中国听众喜闻乐见的红色经典曲目也为人们带来对历史的思考和情感的升华。

(原文发表于2009年《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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