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20年前的”后发劣势”与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之争

2000年12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在位于北京的独立经济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注释)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首次在中国系统地提出了“后发劣势”理论。杨小凯当时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不过,根据网上公开的杨小凯当年的发言稿,杨小凯指”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概念是由一位过世的的名叫沃森的经济学提出的,英文原意是”对后来者的诅咒”。

杨小凯在演讲中说:”沃森的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

“为什麽说(后发劣势)是’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在演讲中还说:“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后人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解读在网上颇为流传

杨小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制度的模仿,导致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长期发展潜力受到限制。他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模仿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这一观点引发了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林毅夫教授的争论。

获得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构成了所谓的“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林毅夫并不认可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是产生“中国奇迹”的原因,在他看来,这种说法“缺乏充分证明”且“极度理想化”。林毅夫教授在他和他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战略上的转轨才真正产生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支撑这一战略的要素禀赋是充足的、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以廉价劳动力置换昂贵资本的可能性”;大量吸引直接外国投资,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中国广阔的地域,提供了可以融入市场经济的资源。

林毅夫教授关于“后发优势”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的学术争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思想交锋之一。

杨小凯曾经在2002和2003年兩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他2004年在澳大利亞墨尔本去世,享年55岁。


杨小凯的传奇一生

杨小凯先生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其乳名。他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他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杨小凯上小学时,就在家里学《论语》。

杨小凯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其父原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8年,还是中学生的杨小凯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大字报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还惊动了康生,被康生点名,结果杨小凯以反革命罪判入狱10年, 他的母亲也因此受牵连被迫自杀。

杨小凯1978年初刑满释放,他在监狱期间阅读了《世界通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籍。出狱后的1979年,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参加考试。1980年杨小凯再次报考,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获参加数量经济学的考试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由于他出版的《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 等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regory Chi-Chong Chow)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1987年, 杨小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之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在莫纳什大学教书期间,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之后,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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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劣势,并不是否定技术模仿,而是说只有技术模仿,没有制度模仿,发展不可持续。后发劣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

后发优势,是抄作业、减少研发成本; 虽然短期可以取得发展优势,但这种优势不可持续。不但不可持续,甚至会因为路径依赖,变成一种诅咒。 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却变得更不自由,创新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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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发优势最早是由俄裔美籍经济学家葛先孔(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50年代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后发国家可以走捷径。

90年代,林毅夫等将“后发优势”引入中国语境,并加以发展与传播,借此宣传吹捧东大的改开,为“东升西降”奠定了调子。

杨小凯提出后发劣势,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后发可能面临的问题,并非不要发展。


注:天则经济研究所

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奖茅于轼和其他学者于1993年创立,以促进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府的民主化为目的。作为促进市场改革,加强私有财产权、法治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的智库,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见解一个重要平台。

2019年8月底,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下设分支机构被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取缔,这是继时政杂志《炎黄春秋》后,中国又一自由思想阵地遭遇灭顶之灾。

2024年年初,95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流亡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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