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妈妈所在的部队是120师。师长是贺龙。
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E君了，妈妈头不梳、脸不洗，天天躲在窑洞里哭，哭完了开始吃黑豆。那时延安粮食极缺，好长一段时间主食就是黑豆, 每天一个鸡蛋也不发了。妈妈吃完了黑豆上台就唱，下台后就开始拉肚。几天下来，人瘦得皮包骨。
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遇到了E君报社的一位同事。那个人告诉她，E君被组织上判给别人了。妈妈听不明白，那人说，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看上E君了，非要和E君好，于是天天找她爸爸闹。那位首长被女儿闹得没办法，只好去找贺龙。贺龙决定：以不影响中央首长工作为由，把E君判给了那位首长的女儿。
“那E君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服从组织分配”。
妈妈如疯了般挣脱老大姐和女学员们的阻拦，独自冲进了一个部队领导的窑洞。她一边哭一边喊，凭什么把他俩分开。她大吵大闹，无法无天，领导气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说：“这是部队不是妓院，哪能容得你这么不知羞耻。” 领导还说：“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有没有组织纪律？”说着就让人把妈妈拖出了窑洞。
妈妈不知道，这时由中央决定的由康生具体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妈妈被点了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整风会上作检讨，回答各种问题，然后要写书面材料，从家庭出身开始交待。妈妈说不清父亲和家里人的事情，于是批判会一次次开，检查一次次写。妈妈被定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可她到头来也没搞清倒底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不久，老大姐和她在部队任领导职务的丈夫也被打成了“特务”。
以后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有一半以上人被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搞了两年整风抓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中央党校抓了250人，毛说应该是350人，边区抓了7000人，毛说应该是10000人。结果，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多万特务大兵。
年轻的妈妈不懂这些，她只是想E君。
正在受审的老大姐来劝妈妈，妈妈倒在她怀里，泪水伴着一句句哽咽。妈妈说她没有别的希望，只想再见一次E君。老大姐摇着头说，不能再见了，这是组织决定。
老大姐说组织就是党，一切都要听党的。妈妈很困惑，她是党员却不知道党在哪里，党是什么样的。老大姐说：”有的时候，组织可能会不了解你，甚至怀疑你，只要你坚信组织，一切都会解决的。”
妈妈被开除了八路军。
不到二十岁的妈妈离开了部队，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E君这时候在哪里。她知道太原是回不去的，父亲已经去世，继母是不愿让她回家的，她只能呆在延安。
她走到一个老乡家，老乡认识她是演《兄妹开荒》的妹妹，有着银铃般的嗓音。老乡收留了她，她天天帮老乡家挖土豆，背柴火。她觉得土豆比黑豆要好吃些。她一边挖土豆一边想E君，一边想E君一边掉眼泪。
终于有一天，老大姐拿着一个包袱急匆匆来找她，告诉她延安整风结束又开始“纠偏”，她的“特务”身份已经得到甄别，妈妈也作为被纠偏对象可以重新回部队。妈妈听后扑在老大姐怀里大哭，她说她就是想见E君。
老大姐说绝对不可，听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就要结婚了，丈夫就是E君。
“那E君他同意了？”
“这是组织决定，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敢说，妈妈后来犯精神分裂，受刺激的根子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症，可是纵看妈妈的一生，延安时期的生活才是导致她一生痛苦的根子。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了。
经常听到有些妈妈的老战友批评妈妈不坚强——一个年轻又单纯的女孩子，又能要求她怎样坚强呢？
可怜的妈妈。
可惜了解到这一切，已是在我二十多岁以后的事了。
老大姐打开了她身背的包袱，帮妈妈穿上了延安的军装。妈妈机械地任老大姐摆布，她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穿军装的兴奋。
回到部队后，妈妈又写了好几次检查，总算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妈妈又开始演戏了，她的歌声又响在各个部队的舞台上。
几个星期后，学院接到通知，要戏剧班的女学员去参加周末舞会，一大帮女学员嘻嘻哈哈地到了延安小礼堂。
三把二胡、一架洋琴、一支笛子，还有一支唢呐，为平时演出用的小乐队这时成了舞会的伴奏。当首长们走进礼堂时，音乐响起来了，女学员们一个个紧张得崩紧了脸。老大姐这时走到妈妈身边，往前一指说，那位首长先下场，你去请。
“他是谁”？
“朱德”。
妈妈想都没想立即执行命令，在全场的注视下大步走到朱德面前，立正，敬了个军礼。朱德微笑着拉起妈妈的手，妈妈随着他挪动起步子，舞会就这样开始了。
晚上回到窖洞，妈妈的脸还热得发烫。老大姐帮妈妈铺被子，说了句：“你今天很漂亮。”
时间到了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了。当时中央指示要找个嗓音好的女同志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喊出去，于是部队领导就选定了妈妈。
妈妈知道那些广播器材是周恩来从敌占区搞过来的，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念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延安沸腾了好几天。晚上，大家把破布緾在木棍上洒上煤油高举着火把，沿着宝塔山弯曲的小路，拉起一条长长的火龙。有敲洗脸盆的，有扭大秧歌的， 就是没人去想抗日战争是怎样胜利的、日本鬼子是怎样投降的。
1947年，蒋介石调精兵强将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成千上万的部队向黄河边集结。
妈妈的演出也停止了，大家随着部队转移。部队派了几个战士保护多是女兵的文艺兵撤退。老大姐还是忙前忙后的招呼着这帮娃娃兵。道路泥泞，又要爬山，加上乐器和各种家什，文艺兵慢慢和大部队脱节了。
有人突然发现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大家顿时慌了手脚。老大姐果断命令她自己和几个拿枪的战士留下掩护，其他人向山下撤退。
女兵们都知道老大姐这时已怀孕，说什么也不让老大姐留下。妈妈抱着一棵树就是不走，任凭老大姐怎么说也不撒手。最后老大姐掏出枪对着自己的头说，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这里。妈妈拽着老大姐的胳膊痛不欲生，最终被战友们拉走了。
她们躲进一个山洞，很快听见山下有人唱歌，是老大姐的声音，为了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是一阵枪声。直到天黑下来，才等到一个负伤的战士撤回来。他说老大姐被敌人抓住了，她现在还躺在血泊中。
老大姐的牺牲是给妈妈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她陷入空前的失落而不可自拔。直到她老了还常念叨老大姐。
老大姐，妈妈一生都没忘记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