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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顾城的‘理想王国’违背人性

作者: 李蕴

我是2008年去悉尼拍纪录片时得知发生在新西兰激流岛的惨案的。说实话,那时我对诗人顾城与谢烨和英子的“三角恋”了解不多。拍摄之余,我走进悉尼大学图书馆。

悉 尼 大 学

在一位华人管理员帮助下,我很快找到了一本厚厚的《顾城诗集》。我在诺大的落地窗玻璃旁坐下,淡淡的阳光洒在桌面上。窗外有白色鸽子落到草地上,几个男女学生半躺在草地上看书。

我发现顾城喜欢用对比,我把这种手法取名“1+1>3”。

我需要,最狂的风,和最静的海。 

因为你相信命运,因为我怀疑生活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

还有那句打动千万人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种诗句上的对比让人产生第三个联想,诗人把第三个时空让给了读者,这个“时空”辽阔、丰富。

诗人的诗吸引着我,诗人的故事更让我困惑,新西兰的“激流岛”亦让我向往。

那时我在香港《阳光卫视》任职。 我们的总头儿杨澜做出一个聪明决策,要拍一部大型系列片《百年婚恋》。作为当时的制作总监,我很欣赏杨澜的决定——这是一个很讨观众喜欢的设想,爱情本来就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近百年来名人和普通人的婚恋故事更有叫人回味的嚼头。于是我调兵谴将,查案追访,转眼间让孙中山、蒋介石、闻一多、张作霖、鲁迅、胡适等等一百多位大小名人和非名人走进我们的镜头。

 

有一天,编导君达突然来找我,她说她想拍顾城,我一楞。君达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可我从来没听过她唱歌,不知什么时候她爱上了电视纪录片,一门心思想做电视编导。我斗胆让她到《百年婚恋》来试试,第一部片子她拍的是诗人郭小川。这部片子也成了《百年婚恋》的“开门砖”受到好评。

可是顾城可不是那么好拍的——我不想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人。“三角恋爱”,这本身就意味着人性的不平等,在我没有摸透三个人的真实情感之前,我是不敢贸然行动的。我跟君达说,能不能等一等,让我想想。

几天后,君达为我找来了顾城写的《英儿》一书。

这是1992年顾城从德国回到激流岛后,发现英子失踪了。顾城在谢烨的陪同下还回了一次北京,也没找到英子。回到岛上后两个人开始着手写《英儿》。

说实话,我真的很难相信这本书是出自一位大诗人之手。全书文字断断续续,很多语法都不通,有的地方不知怎样写,就用省略号代替,可真是把想像空间留给了读者。

有人评论说这是“呓语的独白”,就是在“呓语”的字里行间我读懂了顾城非常非常爱英子,书里有大量的他与英子在小木屋作爱的描写,谢烨就呆在一层隔板的门侧。书里找不到一句写谢烨的感受,这是我最关心的,而且最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谢烨帮助他写完了这本书。

《英儿》一书告诉我,顾城有一个精神上的“理想王国”,这是后来被英儿的遗作证实了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英子是他的最爱,他的追求。如果失去了英子,他的“理想王国”就要坍塌,这是顾城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顾城早就想死,一直在寻找死的方法。英子来到激流岛等于送来了一根精神支柱,使他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他为他的“理想王国”而活着。

每天带着这样的幻觉活着的人,是不会想到其他的。虽然我至今没有看到关于谢烨的叙述,可我毕竟是一个世俗之人,我关心谢烨的感受。我能想像得出她的痛苦,后来英子的文章也证实了这点。我感受到谢烨的不平凡——她想过常人的生活,他们有了儿子。生活中顾城什么都不会,每日三餐加住房穿衣都是谢烨照顾。谢烨知道顾城离开他就无法活,在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中,她选择了现实。这种选择固然伟大,尽管也许是非人性的。

谢烨本人也写诗,是不是她的诗没有顾城那样炉火纯青,因而没有走入诗人的“理想王国”?这一切我不得而知。

看《英儿》一书时,我想若是能跟谢烨面对面地谈一次有多好。可这永远不可能了。

《英儿》一书还没读完,君达又来了。她说英子已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为参加她的《爱情Email》新书发布会。

我又是一楞。我明白君达的意思,这是一次再好不过的采访机会,送上门来了。

我犹豫片刻说,以《阳光卫视》的名义,请她吃饭。

君达说,还有一位刘湛秋,英子的情人,某诗刊杂志副总编。

好家伙,变成“四角恋”了。

“一起请”,我说。

经验告诉我,他们正需要宣传她们的新书,他们需要媒体。

英儿

当英子迎面走来时,我感受到了她在想像中的娇美。

她的毛茸茸的黑眼睛闪着柔和的光,细长的眉毛舒展在洁白宽阔的额头下。她有着美人标准的鼻梁,嘴唇的口红颜色非常得体。最让我欣赏的是她的脸颊,从颧骨到下巴呈现出优美的流线型。她浓浓的黑发自然地梳扰在耳后,一个别致的发卡毫不张扬地集合了那些如流水般的软发。

还有她的身材,匀称,娇小。她说话声也如她的黑发般柔软,声音清晰如小溪般。

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她,体会着顾城、刘湛秋——这些有着诗人情怀的男人对她的爱。也体会着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美的女人的倾羡。

大家落座后,我开始打量坐在对面的刘湛秋。他向后梳理的发型夹着些许白发,以及额头略显的细纹告诉人们他比英子年龄要大不小。他个子不很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举手投足显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一般人不具备的文雅。他虽说话不多,却有让人有一见不觉退三分的气势。

 

刘湛秋和英子

英子在她的文章中说,她每次回来见刘湛秋是尴尬的。她应顾城的召唤去激流岛时正陷入与刘湛秋的热恋中,她的《魂断激流岛》告诉了刘湛秋她与顾城发生的一切。此时我心想这可苦了君达了,在刘湛秋身边英子是谈不出什么的,她无话可说,也说不清楚。我也理解刘是不情愿来赴宴的,他是不得已,他还是爱着英子,还有他们的那本书。

 

这是一次十分小心的晚宴。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神经都十万分敏感,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妥伤害到谁。说得最多的还是英子,她前前后后地讲着一些经历和行程,听得出她在极力撇清她和顾城的关系。刘湛秋几乎不说话。我把握节奏不想让时间拖得太长。最终他们同意接受电视采访,走进《百年婚恋》。

 

不久,关于顾城的婚恋故事在香港《阳光卫视》播出。编导君达以最高超的“小心谨慎”把片子做得非常客观,大多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过程介绍。君达注意到个别顾城的好友采访中对英子作了谴责,剪辑时她都给拿掉了。我感谢君达,感谢她对分寸的把握。

 

《魂断激流岛》是英子写的第一本书,它让我从更深层次上了解了英子——她喜欢自由。英子说刘湛秋是已经结婚的人,他说过“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跟英子结婚”。因此在北京英子和刘的感情是密秘的,压抑的。

应了顾城夫妇的帮助,她想到外面为她和刘开辟一个自由空间,没想到顾城是那么眷恋她,她承认她身不由已的淡漠了和刘的感情。可是后来她发现和顾城的恋情同样让她非常痛苦,她也没有自由。她甚至连和一个男孩玩一会儿风筝都会引得顾城疯狂般一斧一斧去砍树。她开始有了摆脱顾城的念头,在谢烨的安排下,她独自离开了激流岛并躲了起来。可她没想到后来顾城又写了《英儿》,顾城在心里呼唤她,寻找她,顾城誓死要找回他的“理想王国”。

当《英儿》一书在澳大利亚报纸上连载时,英子说,“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后来她写了《魂断激流岛》。可是书出来后她被谴责是在“出卖隐私”,有的人喊着“希望她死掉”。

顾城夫妇惨剧发生后,英儿躲在澳大利亚不敢见人,逐渐平静后她修复了和刘湛秋的感情,他们共同写了书。《爱情Email》收集了英子和刘湛秋多年的书信,记录了他们的思念和恋情。

 

年轻多情的英子就在这样的情感纠结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她才五十岁。从她的遗作中看出她到头来也没能理清她的人生,在复杂的情感关系中拎不出头绪。只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顾城的‘理想王国’违背人性”。

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英儿

 

2011年,我在新西兰。

定居奥克兰的小女儿领着我把南岸北岸玩了个遍,然后说,咱们去激流岛吧。

这让我重新想起了顾城。

我非常想看到属于顾城的一切。他住过的那片丛林和架在树丛中的小红木屋还在吧?他养的那些鸡都哪去了? 那个毛利家庭帮他养的儿子有多高了?他总该有块墓碑吧?是不是和谢烨埋在了一起?一大堆的关切吸引我和女儿渡船登上了激流岛。

因为上岛后我们没有车,我才知道要想找到顾城的旧居和墓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和女儿没有坐大巴,沿着半土路的公路茫目地向前走着。激流岛位于奥克兰的东北方,东西长不过20公里,南北长不过10公里,全岛只有一名警察。

 

 激流岛

此时我又想起英子说过的那句话:“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不一定是很美的,到了违背人性的时候,它们不美”。

谢 烨

的确,顾城讨厌世俗生活,永远顶着理想的光环。而他身边的两个女人却都要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矛盾就浮出水面。谢烨是值得同情的。她也何尝不想摆脱顾城但终究无法实现。她承受着压抑并成为人性的牺牲品。她尽管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有一点我还坚信:她仍然爱着顾城。

英子有着热烈的爱并被热烈地爱着,可是她并没有得到幸福。她一生在探索自由的爱却一次次被阵痛包裹,她“渴望过正常人生活”的希望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八年里与刘湛秋在澳大利亚实现了,可病魔又收走了她的生命。她的遗作告诉我,她没有抱怨也不后悔把爱留给了她爱的人,她对自由的渴望与她的那块墓碑一样在太平洋的海风中成为永久。

顾 城

至于顾城呢?

由此我想到了国内外许多诗人的自杀——蝌蚪、海子、方向、戈麦、王长安……诗人自杀的原因是复杂的, 但他们共有的那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王国”却让人永远高山仰止。尽管他们的精神世界迷幻而朦胧,但它创造了一种诗意的幻觉,一种天高云淡的气息,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一种动人肺腑的情操。

否则,他写不出这样的诗句: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

都象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作者李蕴女士为吉林省电视台高级记者,新西兰华人作协会员。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原文写于201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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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作品

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 (六)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六)

                                                                                     作者:   李 蕴
李蕴妈妈
*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省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大叛徒兼走资派竟是爸爸。爸爸十六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被国民党抓进监牢。当时监狱党支部以“保存革命力量”为由决定所有在押党员履行手续出狱,于是一纸“变节行为”走进爸爸档案,让他背了一辈子。直到“文革”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这笔账才得以算清。
*
爸爸倒了,我带着弟弟执行“上山下乡”的命令走向陌生的农村,妈妈一个人去了“五。七”干校。面对这个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呐喊和对“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预言和警告,妈妈始终显得麻木而无动于衷。她用E君送给她的那块丝绸缎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袄,没想到第一天穿到单位就引起议论。接着是开大会小会,批评她穿这样的衣服是“封资修”。这件小棉袄妈妈一共就穿了一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还放在我的柜子里。
*
我在冰冷的东北农村一边战天斗地一边在心里担心着妈妈,不知道她怎样照顾自己,眼前总闪现她脆弱、忧伤和慵懒的身影。不久我请假回城,得知爸爸住进了“牛棚”.继母一个人在家着急,她劝我去牛棚看看爸爸。我说服了造反派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比以前更瘦了可精神不错,微笑着和我开着玩笑。爸爸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反右,现在又经历“文革”。他历经坎坷但心中始终留守着自己的大气坦荡,在风雨中净化自我领悟生命,是我终身的榜样。规定的时间到了,造反派催我走,在门口爸爸忽然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

我一时慌乱,不知爸爸指的是哪个“妈妈”,当然是继母。我说,“她很好,惦记你呢。”

“你妈妈怎么样?”

“我,我刚从农村回来,她应该在五 · 七干校吧。”

爸爸知道“文革”这么乱,妈妈肯定不会安静的。

果然,我打听到妈妈竟然从干校自己跑到北京,又一次把腿摔折了。我急中生智竟然在妈妈老战友那打听到消息,妈妈竟一个人跑到北京八宝山去看E君去了。她居然能找到E君的骨灰。“文革”期间没有鲜花她便折了几根树枝放到了E君的身前。八宝山在北京的西边,回来时她一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唱一不小心摔倒在马路牙边将左腿骨折。

她被人送进医院没有人陪她没有人给她送饭,我在农村她又联系不上,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后来她被送到一个老战友家,老战友还在挨批,他的夫人也是延安过来的,二话没说收留了妈妈。

 

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妈妈。天冷了,妈妈让我把她的衣服寄往北京。那天窗外风雨交加,我在妈妈的箱子里发现了她的一个化妆盒,打开看里面躺着一个很旧的本子。我好奇地掀开第一页,看到一个男人的像片——他面目清秀轮廓分明,静静地看着你。粗粗的双眉下有一对温和的眼睛。他就是E君?我的心呯呯跳。

像片显然是从很旧的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六寸见方,颜色呈黄绿色。我耳边出现了幻觉,好像听到一个庄重而有分寸的低沉嗓音,那么富有变化地表达着什么,像是远处暴风雨无穷无尽的雷鸣。

我惊慌失措,注意到像片后面贴了一张红纸,两边各留出一块一寸宽的红边,用毛笔竖着写了两行字:右面是“我亲爱的战友”,左边是“你在何方”——这是妈妈的笔迹。

这两句词我很熟悉——歌剧《江姐》里的两句歌词。那是江姐在得知她的丈夫彭松涛牺牲的消息后唱的一个经典片段。怪不得妈妈平时拿着歌本一遍又一遍唱。

天昏昏,野茫茫

高山苦城暗悲伤

老彭啊

亲爱的战友

你在何方……

你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响

谁知你壮志未酬身先亡……

 

在我得知妈妈的故事之前,听妈妈唱这段歌我觉得她唱得很深情,很优美;知道妈妈的经历以后,听得出她唱得很凄苦,很失落,很忧伤……

自从我被“判”给妈妈后,爸爸每月给我三十元“抚养费”放在妈妈那里。这一天我到继母那拿到下个月的三十元钱,坐上火车去了北京。

妈妈见到我像见到了大救星。她的腿还打着石膏。她没有告诉我因为什么摔成这样,我什么也没问把她接回了东北。

在以后的漫长时光里,我再也没有离开妈妈。可是因为工作太忙,我不可能承担起服侍妈妈的重任,再说我天生也不会做家务。这时“文革”结束了,各家可以顾人了,我开始为妈妈找阿姨,这一找就是十几年。妈妈也不愿让我为她影响工作,只要我总能出现在她眼前就行。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可她精神状态还好,而且和邻里、单位的人也处得不错。我慢慢观察,只要不刺激她,不让她烦躁,她是不会闹的。但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每天我不把药放到她手心她是绝不睡的。这让我很恼火,因为这样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我上网,查医药书,始终找不到能让妈妈少吃药的办法。她吃药太多不但经常出现幻觉,而且敏感,多疑。有一次我看到她的大米旧了,便给她换上新的,半夜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偷她大米了。电话把丈夫和女儿都惊醒了,女儿发牢骚说姥姥怎么不管天黑天亮就打电话。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向妈妈借了一个钢丝床,半夜妈妈又打电话命令我把床必须马上给她送回去。我穿上衣服顶着月光打车送床,给生气的妈妈盖好被子,轻轻哄着她睡去了。

这样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慢慢成了家人互相传说的笑话。每次家人埋怨时我总是一句话:她是病人,她是病人。对于病人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无法向大家解释也什么都解释不清。

大夫给妈妈开的药越来越多,而且药和药自相矛盾。吃了心脏的影响胃,吃了胃的影响肝。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那个不吃这个吃了一样犯病。看着妈妈桌上站着一排排药我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仔细研究每种药的说明书,严格掌握妈妈吃各种药的时间,我想尽办法减轻妈妈的痛苦,哪怕只有一点也行。

最难的是妈妈住院,几乎每个月我都要送她去住一次院。其实妈妈很怕住院,她的血管已经很难进针可吊瓶从来就没停过。有时刚住了几天她不耐烦了半夜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无论阿姨护士谁也拉不住。于是不管是黑天白天我经常被医院的电话叫过去处理妈妈的事,只要我往妈妈身边一站,她很快就安静了。

有时候我真的被妈妈折腾得烦了,我在心里叫着,爸爸呀爸爸,你离婚拍拍屁股走人了把妈妈甩给了我,你知道我受多少罪吗?可一看到妈妈身体好一些安静下来时我又心软了,我们又说又笑,所有的苦恼都丢在了脑后。

妈妈高兴起来像个孩子。也许因为是演员出身,她说话幽默反应极快,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笑。不论是剪头发的小姐还是做按摩的师傅,哪怕是小卖店的大叔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妈妈光临。只要妈妈一走进来,屋里顿时一片欢腾。我以前只知道妈妈爱唱歌不知道她竟这么风趣,她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呀!

从那次以后,妈妈从来不提E君的事。直到她去世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也再没有发现E君的那张照片。妈妈平时倒经常提起爸爸,她说爸爸其实是最好的人。

最叫我难办的是她想弟弟快想疯了,天天催我给弟弟写信。可是我无法说服远在南方的弟弟,他和妈妈几十年没见了已经非常陌生。我也没有权力强迫他来见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他的选择。

我曾经暗示过妈妈小时候打弟弟的情景。她根本记不得了。

可弟弟却一直记着,并一直不愿原谅她。

后来我发现妈妈一到外面见到人就夸我,说我是电视台的高级记者,说我做了十年的省政协委员,说我得了多少多少国家奖,说我这个说我那个……这些话她都快背下来了。我奇怪妈妈为什么老向别人说这些呢?仔细观察发现其实妈妈内心非常自卑。单位里她资格最老工资最低,入党最早房子最小。妈妈的单位是省文联,别人都是作家戏剧家,她那么早的“当红演员”现在只是个老病号。

于是我安慰妈妈说,别看你现在没成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你看你至今歌声不老。你看你拿来歌谱就能唱词,这个本事我还是跟你学的呢。我甚至说别看你女儿有能耐若不是你剖腹生我我还不知道在哪呢。几句话说得妈妈哈哈笑。

1992年春节,父亲在北京突然病逝。我没敢告诉妈妈,将她交待给阿姨带着女儿进京奔丧。继母很伤心,她和爸爸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红过脸还生下一个妹妹。“文革”中她陪爸爸一起下乡喂猪种菜。没有她爸爸很难活下去的,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后来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了爸爸的“讣告”。我非常紧张,后悔自己忽略了报纸。妈妈还好,她只是叨咕说爸爸是好人,再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妈妈把她心中的压抑和痛苦都发泄到爸爸身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可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 这对我始终是个谜。

没想到五年后,弟弟在深圳突然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这对于日夜想念儿子的妈妈无疑是要命的事,我只好严守一切信息通道,我只能一直瞒到底。我绝不能让妈妈再受任何刺激。

妈妈没有意识到她身边真的只有我一个亲人了。我不能让她感到孤独,她只要提出任何要求我都尽量去做。在她过完八十岁生日后她说她还是喜欢北京,她希望晚年能在北京多呆些日子。我马上同意了正好北京我也有个家,说走就走。

记得那天在机场妈妈兴奋得手舞足蹈。她虽然老了但眼睛还是那样美丽,细细的眉毛依然舒展在两边。她的皮肤永远这般洁白细腻,一头银发更增添几分姿色。虽然难以发现的皱纹优雅地浮现在两个眼角,却遮不住她作过演员的气质。她说话使劲时还是爱用手习惯地往前一劈,有点像首长作报告,令我忍俊不禁。她的腰一点都不弯,只是那条摔伤的腿留下了后遗症,平时不得不拄根拐杖。此时她坐在轮椅上昂着头挺着胸新奇地看着周围的人。

北京,这是妈妈生我的地方。妈妈告诉我当年的王府井是什么样,告诉我当年我上的幼儿园的地址,告诉我她工作过的电影局……她就是不提八宝山。

还要不要带妈妈去寻找E君的墓呢?我脑子里闪了一下。精神脆弱的妈妈经不住任何刺激的,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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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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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

                                                                                           作者:  李 蕴
李蕴妈妈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坏,也很少去上班了。有一天单位通知她开党小组会,领导说由于她长年不好好工作加上爱穿爱吃喝玩乐,“小资产阶级思想”始终没得到克服给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决定“劝其退党”。

妈妈不服。在大闹了一场后又痛哭流涕。她十四岁参加革命,跟着红军到了延安又成为八路军战士。她是在延安入的党,现在要她退出来。她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她拖着病重的身子一次次找组织谈,写检查下保证希望能恢复党籍。

她想重新振作起来,可过量的安眠药使她早上根本起不来不能按时上班于是写下的保证又成空话。她看到找组织谈没有结果,于是坐着火车跑到北京,找她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老上级,希望能帮她解决党籍问题。可所有的人都表示爱莫能助。

在事业上彻底失败的妈妈把我要到手后又非常想念弟弟。可这时的弟弟拒绝见妈妈。他的理由是法律上他被判给了爸爸,所以他有理由不见妈妈。我对弟弟说不管怎样她是我们的妈妈,依然遭到拒绝。

有一天妈妈实在想弟弟,她求我能否领她去弟弟住处看看他,我跟弟弟商量,他想了好一会儿就同意了。那一天妈妈真是高兴,他为弟弟买了一大堆新鲜的苹果,跟在我的后面走进了弟弟的房间。

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呆坐着。弟弟几乎不看妈妈一眼,只是扭着头和我说了一些不相关的闲话。妈妈几次想插话,都被弟弟挡了回去。

也只有不到十几分钟时间,弟弟送我们走出了房间。

没有想到,这是妈妈和弟弟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那样悲伤的神情。她的美丽的眼睛里含满泪水,平时总让我羡慕的两根眉毛在轻轻抽动。她没有让眼泪落下来,但我感受到了她难以掩饰的失落。

我一时理不出头绪,不知道为什么一家人到头来会四分五裂。我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这样爱孩子还总打孩子?我也不理解弟弟,为什么对自己的生母需要有解不开的结?我也想到爸爸,如果为了我和弟弟,能不能再多忍一忍呢?我更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妈妈,却能和她永远在一起?

带着种种的疑问,我陪伴着妈妈过了好几年。妈妈离开了党,离开了她的丈夫,离开了她的儿子。自从我到了妈妈这边后,她很少再去各级组织闹了,也再没发生她去爸爸家闹的事情。她身体确实太弱,领导给她办了提前退休,又由于她是延安老干部,以后退休又改成离休。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一天放学回家天已经黑了,进门看到妈妈一只腿缠着纱布,身边立着一根拐杖。她笑吟吟对我说白天不小心在冰上滑倒,邻居把她送到医院。我吃惊不小,把妈妈所有吃的药全部检查一遍,又把病历看了又看,始终放心不下。

房间很冷,我不知在哪弄到一个碳盆,晚上把碳点上屋里顿时暖和多了。妈妈笑着说,在延安他们就是用碳取暖,先用泥烧碳再用碳烧炕。我在妈妈的叙述中慢慢睡着了。半夜里突然醒来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立即意识到是碳气中毒。我想坐起来可怎么挣扎身子都如一摊泥。我强睁开眼发现妈妈正用一只腿踩着地四处找拐杖,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可心里明白就是动不了。

妈妈这时竟扶着床把桌上的一杯水“扑”地倒在碳盆上,又手忙脚乱地把桌上暖瓶里的水哗拉哗拉全倒在碳盆上。转眼间碳盆冒着青烟“滋滋”作响。她来不及找拐仗不顾那条伤腿一瘸一拐赶到窗前。她看我说不出话一边喊我的名字一边用尽力气去开窗子,可是窗子被冻住了怎么也打不开。她又对我喊着返身找到了那根拐仗。她举起那支拐用力去砸窗子,哗啦一声玻璃终于被砸碎。

窗外正下着大雪,雪天的深夜静极了。一股冰冷清新的空气向我扑来,头部的剧痛开始退去。我望着站在地上不安地看着我的妈妈,她只穿着薄薄的睡衣,身上沾着水和碳末,她的头发蓬松着,美丽的眼睛焦急地望着我。她一拐一拐走到我的床前,用手摸着我的头。她的手冰凉,一个劲地发抖。她冷得直哆嗦,可就是不回到她的床上去。

我的眼泪涌出来,湿着了枕边。我突然意识到,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从生下我到这次煤气中毒,她两次抢下了我的生命。

那一阵妈妈情绪挺好,可能是因为我总守在她身边的缘故。每天晚上陪着她吃完饭再给她倒水洗脸洗脚,然后打开电视让她挑想看的节目。

那几天正在播一个关于延安抗战时期的连续剧,妈妈看得很认真。电视剧的主题歌是《延安颂》。每当歌声响起,妈妈就跟着一起唱,直到最后一句唱完,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消失。经常是我把电视闭了,妈妈还在唱。那天看到妈妈兴致很高,我试探地问起她在延安的事情。

这是一个巨大的忧伤的闸口,被我轻轻地打开了。延安时代同E君的那段爱情,让坐在电视机前段妈妈老泪纵横。

电视机里的《延安颂》已经过去了。妈妈额前的白发在微微颤动,嘴角抽动着喃喃自语。尽管这来自远处的情感似乎已经淡漠,可妈妈还是被那个旧日幸福与痛苦的复制震动了。

我听见她在忏悔,说她一生就毁在这段感情上。她的思念和自责搅在一起,她依然承受不住记忆的伤疤心力交瘁地渗漏。

从这以后,我知道了妈妈心底藏得最深的故事。她的精神因卷入的那段曲曲弯弯的历程而四分五裂。我意识到我从小和妈妈之间建立起的那道虚幻的堤坝被来自妈妈心灵深处的泪水的波涛冲击而散,感情的壁垒面对爱情的凄美和高尚霎时坍塌。我同情妈妈的遭遇,为她终生所受的伤害和病痛而痛心疾首。

我趴在妈妈的耳边轻轻说,妈妈你爱E君E君爱你这没有错。

妈妈说,既然组织不同意我就不应该闹。

我说,爱谁不爱谁为什么要组织同意呢?

妈妈说,我们共产党员从来是把组织当作生命的。

我小声说,妈妈你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了。

妈妈说,她已经打了好几个报告,要恢复党藉。

我无语。这是妈妈的权力和自由。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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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四)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四)

作者: 李蕴

爸爸看到我和弟弟在妈妈身边生活很苦,就把我们送到上海爷爷家。没想到妈妈随后也追到上海,说是想我们。那时有一阵妈妈好像好一些,每次她从外面回来总是一边上楼一边唱歌。一听到她的歌声弟弟哧溜一下就钻到床底,我马上躲到爷爷背后。

李蕴妈妈

作者的母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

记得妈妈找到一位专家帮助提高声乐技巧,每天回家就练习发声。她一遍遍喊着“啊——乌乌——啊”,让我在旁边帮她从一数到一百下。天天这样数,我真是烦极了。可后来每次练完发声妈妈都要唱一支歌恢复嗓子,不知为什么她总唱《九九艳阳天》。我非常喜欢听这支歌,于是每天数数,就等着妈妈唱最后这支歌。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呦

十八岁的哥哥告诉小英莲

这一去翻山又过海

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爸爸的话越来越少,天天在写字台上写作。他一生完成了十一部电影,全部搬上了银幕,在国内成了很有名的电影剧作家。

我非常惊奇于爸爸前几个剧本都是在妈妈的吵闹声中完成的。《上甘岭》和《党的女儿》成功后,他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准备接着《党的女儿》搞出党史中的女英雄四部曲。他的创作越来越成熟,妈妈闹得也越来越厉害,万般无奈,也许是爸爸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了,他正式向组织上提出离婚。

长影厂厂长亚马当年在延安是爸爸和妈妈的婚姻介绍人,现在又由他批准离婚。此事如新闻一样在长影传开。亚马叔叔理解爸爸的难处,对妈妈又很无奈,

爸爸考虑到我和弟弟在妈妈现在的精神状态下很难健康成长,向法院提出两个孩子归他抚养,妈妈可以随时来看我们。我当时并不太懂什么叫离婚,但听说我们跟着爸爸,心里真是高兴,我想我可以再不用挨打了。

在上海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要作个统计,凡父母都有工作的同学举手,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把手举起来。

老师点我的名:“你的父母不是都工作吗”?

“我爸和我妈离婚了。”我的回答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大笑。

在我的心里,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离婚后让我归爸爸抚养说明我没有妈妈了。我没有感到难过,我感到是一种解脱。

后来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问起我关于爸妈离婚的事,我哭了……

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奶奶去世了,爸爸把我们又接回长春。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我一直在爸爸家里住。可是每周六晚上我必须到妈妈那边,住到周日晚上回来。没有一次我可以不去,久而久之周六成了我惧怕的日子。

妈妈不厌其烦地每周打电话过来说她想我,我奇怪不管我是在学校还是在夏令营她都能找到我。她知道我不愿意去,每次都说她买了糖和饼干还有别的好吃的在等我。这些好吃的还真管用,妈妈说话从来算数,每次去真的能吃到各种好吃的。

不久,爸爸经小姑姑的努力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妈妈。这位继母跟妈妈岁数差不多,也很漂亮,只是比妈妈气质文雅。她是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走路办事轻手轻脚,说话慢条斯理。她做菜特别好吃,这真是八路军出身的妈妈没法比的。

以后长大了我明白了,这才是和平年代爸爸最喜欢的女性。果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有多大风浪,他们始终相依为命。

我从小就爱钻爸爸的书房。爸爸一生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书。有一天继母对我说,在书房里看完书要把书放回原位。我有点不高兴,觉得她多管闲事。周六到了妈妈那,我不经意叨咕了几句,这下叫妈妈抓住了。

第二天,妈妈闯到爸爸家里大闹,说继母不让我看书。爸爸躲在里面屋子没敢出来,我吓得蹲在墙角缩成一团,却是继母“接待“了她,好说歹说算把她劝走了。事后继母没有怪我,可我不知道该对爸爸说什么。我很爱爸爸,有些崇拜他,我知道因为妈妈他心里很苦,我不应该再伤害他。

爸爸没有埋怨我。他只是说了一句:“妈妈很愿意你看书的。”他说的妈妈,是指继母。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妈妈面前说爸爸那边一个“不”字了。每次过去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句话又惹妈妈大闹。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

记得我十三岁那年正在上初中。那天是语文课,校长突然到教室把我叫了出去。我好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校长安慰我说我要到法院去一趟没什么事要我别害怕。我想不起来我是怎样到的法院,因为我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院。

当我战战兢兢走进大门时,我发现妈妈就坐在大厅边的椅子上。

一位阿姨把我领进了办公室,关上了门。她很和蔼,说话声很轻,我有点放松了。她给我倒了杯水,我至今还记得她穿着一件淡米色外衣,以后等我长大了再想起这一天时我确信那是件风衣。她脖子上围一条纱巾使我感到亲切,我盯着她的眼睛。

“你知道你爸爸和你妈妈离婚的事吗?”阿姨的声音很好听,轻得生怕吓着我。

我点点头。

“是这样,原来他们离婚的时候,你归你爸爸抚养。现在你妈妈提出来了,她很想你和你的弟弟,她希望你能归她抚养。今天阿姨就是来问问你,你同意到妈妈那去吗?”

我又重新恢复了紧张。我克克巴巴问:“爸爸怎么说?”

“你爸爸说他服从孩子的选择。”

“可是我每周都去看妈妈的”。

“是的,如果你被判给了妈妈,你就可以天天在你妈妈那了”。

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烧,紧张得说话声都是抖的。爸爸怎么能把这么大的事交给我自己来决定呢?他是知道我不愿意去妈妈那的。我一个劲摇头,我不同意。

我和阿姨僵在那了。我记得过了很长的时间,不管阿姨说了多少好话,我还是摇头。

后来阿姨说的话,我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她说:“你是知道你妈妈的脾气的。如果你不同意去你妈妈那,长影单位不得安静,你们学校也不得安静,连我们法院也不得安静。如果你去妈妈那了,大家就都安静了”。

突然一种如使命感油然而升。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决定关系到这么多的单位和大人,他们都可以不被妈妈闹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舍已为人的英雄,我似乎有了一种掌控全局的气概。我点点头,同意了。

法院阿姨立即递过一张纸,好像是刚才谈话的记录。阿姨让我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一边哭一边拿起了笔。

离开办公室前,我镇定了一下自己。我不能让坐在外面的妈妈看到我的泪水,我想到了如果她看到我不愿跟她去她会不高兴。

这时阿姨走到我身边轻轻对着我耳朵说:“你爸爸是愿意要你留在他身边的,他爱你和你弟弟。”

看来爸爸也是被妈妈闹得很无奈。我知道我从此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一条沉重的漫长的路在等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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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八)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八)

李 蕴 

  李蕴妈妈

 

媽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好像所有的零部件一齊開始老化。因為媽媽的醫療關係在長春,我們只好又推著輪椅登上回長春的飛機。每次離開北京媽媽的心情都不好,我安慰她說,只要住完院打完針我們馬上回北京。媽媽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從不失言。就這樣長春北京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中央決定發給所有在世的抗戰老兵一枚鍍金的”“英雄紀念章”和一個證書。省文聯來車把媽媽請去,為她佩戴了紀念章,還請省裡最優秀的攝影師為她照了像。單位把像片放大鑲上相框掛在媽媽房間裡,媽媽左看右看舒坦極了。

可是到2010那一年,媽媽沒有力氣再去北京了。

平時我安排阿姨從早到晚處理媽媽的內務,包括她所有的飲食起居。我負責外務,跑醫院,找大夫,開藥,買東西。只要媽媽想要的,我就想盡辦法去找,可是到最後,媽媽衰弱得已經不知道想要什麼,每天就是在苦熬已經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

媽媽最重的病是心臟和哮喘,怎麼治都不見效。再加上神經衰弱睡不好吃不下,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我急得一籌莫展。突然有人告訴我在扶餘縣有個老中醫治哮喘很有名,換吃中藥也許能“柳暗花明”。我毫不猶豫背上包就走。那是東北的十冬臘月,寒風刺得我臉鑽心的疼,手和兩腳幾乎凍僵。我不顧一切拼命趕路,只希望媽媽能多活一天少受點罪。因為我一直忘不掉她那雙眼睛,那雙渴望活下去,渴望再跟我一起唱歌的眼睛。我先是坐火車,然後坐公共汽車,接著坐小麵包車,然後坐三輪車,最後坐上私人的“屁驢子”(摩托車)……再步行好長一段路,才找到那位有名的中醫老先生。我對他說見到你真不容易我把所有車品種都快坐全了。

等我趕回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沒顧得吃飯就給媽媽熬中藥。我沒熬過藥,笨手笨腳總算把湯藥端給媽媽。誰知媽媽剛喝兩口就往外吐,不小心又把藥打翻在地,於是我再熬。

媽媽在最後的時間基本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他的兒子——我的弟弟。她天天催我給弟弟打電話說要見他。掐指一算媽媽已有三十多年沒見到弟弟了,更要命的是她始終不清楚為什麼弟弟不來認她這個母親。再說弟弟已經去世我如果露了風聲都能要了媽媽的命。

我只好騙她說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忙得趕不回來!於是媽媽一遍遍在地圖上找加拿大的位置。時間久了加拿大也不管用了媽媽說他可以飛回來呀。這件事真的是把我難住了。正發愁時弟妹突然來找我辦事,她是長影的副導演一直忙著在拍戲,我靈機一動忽然一個主意冒出來。

我對弟妹說今天我是導演你做演員我告訴你咋辦你就咋辦。我讓她明天到醫院就說代表弟弟來看媽媽,說弟弟在加拿大確實回不來。我拿出一張銀行卡給弟妹,讓她交給媽媽就說這是弟弟給媽媽的二萬元錢讓她治病,等有機會他一定儘快回來看媽媽。臨走時我還吩咐別說錯了是加拿大別說成美國。

第二天弟妹買了好大的一籃子鮮花和那麼多的水果點心來病房看媽媽。她完全按照我說的坐在病床邊跟媽媽娓娓道來。媽媽激動得沒完沒了地問這問那,就好像是弟弟坐在身邊。我在一邊提心吊膽生怕弟妹說走了嘴。好在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媽媽非常滿足,她把那張銀行卡小心地放進貼身口袋裡。

媽媽從來沒用過卡但她知道卡就是錢。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張空卡。正好那天晚上要出院因花籃太大我說不拿了,媽媽大叫著說那是弟弟的花籃一定要帶著。回家後她情緒特別好,還趴在窗上對外面的鄰居說他的兒子不久要回來看他,還給她錢了她不知有多高興。從那以後媽媽幾乎天天自言自語,說她有兩個孩子,有兩個孩子管她了。

後來我一直慶倖我自己,在媽媽走之前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

不久媽媽又住進醫院。省文聯的領導又來看望她。媽媽這回講出了一句她心裡想了好久的話,她要在她死後交給組織一萬元黨費。

文聯領導非常意外,他們可能很感動,可是也有說不出來的話,媽媽此時早已不是黨員了呀。

領導說不用想得太多,好好養病。

媽媽說一定要交黨費。

領導走後,我趴在媽媽耳邊說,媽媽你還是黨員嗎?

“會解決的我打了報告了”。她還是那麼自信。

當又一次從醫院住院回家時,媽媽已經邁不動步,是文聯的領導把她背上樓梯的。媽媽坐在沙發上大口喘著粗氣,然後她說了一句話:沒有我的女兒我活不到今天。

這是媽媽向組織說的最後一句話。

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堅持不久了,在稍微有點力氣時,自己竟站起來打開櫃子,向我交待她留下的東西——一尺多厚的她的手稿,一厚達黃舊的老影集;一些衣物。還有兩個存摺,幾萬元錢,這是她的全部積蓄。我注意到她沒有把“弟弟”的銀行卡給我,還放在她貼身的口袋裡,她是想把兒子的溫暖一直帶到永遠。

媽媽又上床睡去了,這一睡就再沒有醒過來。我叫急救車把媽媽又送到醫院。

醫生跟我商量媽媽的治療方案,我說只有一個原則不管用什麼法只要病人不痛苦就行。醫生說還是要打點滴但腳會腫,生物製品所有這種藥但還有必要買嗎?我二話沒說跑去好遠捧回兩大瓶藥。我心裡知道其實這些藥已經沒用了,可我還是要買,我的幻覺中這次媽媽還能出院跟我回家。

昏迷中的媽媽對疼痛沒有感覺了。醫生說如果想延長生命可以從口中下管子到內臟再維持,這等於又要延續媽媽的痛苦,我說,不用了。

半夜十二點,外面下著大雪,家裡人都睡了,只有文聯的一位領導和阿姨陪著我,一起將媽媽安置在火葬場。我給新西蘭的女兒發了個短信,因為這邊是五點。我說,姥姥走了。

那一年媽媽84歲。

媽媽走後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後悔。

我後悔平時工作太忙本可以拿出更多的時間陪她。她的脆弱使她變得格外懼怕孤獨;

我後悔因為每年過春節我都陪媽媽只有那一年我把她自己留在北京我去和家人團聚,其實她還能過幾個春節呢?

我更後悔因為裡外太忙我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現在我開始學做飯可媽媽永遠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丈夫也後悔平時她看我在媽媽那忙他就沒再多關心一些;

女兒也後悔說姥姥對北京看不夠就想上街可那時她沒有車現在有車了可她沒法帶著姥姥去逛街了……

所有的後悔告訴我,活著應該珍惜現在。

一年後,中國文聯為全國延安“魯藝”的老戰士發了一本《榮譽證書》,證書上寫著好大的媽媽的名字。領導說,可惜晚了一點,你媽媽沒看到。

我打開媽媽的影集,裡面多是媽媽在延安的照片,相紙很舊,像片很小,可是媽媽頭戴軍帽腰紮皮帶神采奕奕。

我打開媽媽的手稿,這是她年輕時練習寫作時留下的,從來沒發表過。我發現這裡有老大姐的故事。

一天我去辦媽媽遺留的事,公證處要看媽媽的檔案,於是我來到媽媽的單位省文聯。組織部負責人對我很客氣,他把媽媽的檔案袋打開讓我自己找有關內容。我沒想到,這裡裝的全是媽媽在各個時期寫的檢查,紙很黃很粗很薄,要十分小心才能輕輕揭開。有好幾份是她的家庭出身的交待,光是在延安談戀愛的檢查就有七、八份;還有在長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討論會記錄……哦,媽媽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寫的所有檢查在檔案袋裡跟了她一輩子。

我沒說什麼,把檔案合上。

走出大門,雪花輕輕飄在我滾燙的臉上。我真想仰天對媽媽說,媽媽,現在你不用再寫檢查了。

只有一件事我還沒辦。媽媽生前要求把她葬在北京,她說她喜歡北京,那裡的好多延安老同志都葬在那。可是我將來不一定住在北京呀?我還要陪她呀?究竟讓她葬在哪呢?我沒想好。

(完)

(原文2012. 7月11日发表在新西兰同人网)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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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七)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七)

李 蕴 

李蕴妈妈

作者的母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

 

妈妈在北京住得很愉快。北京有很多她在延安的老战友,他们时常通电话聊养病,聊子女。后来妈妈嫌我太忙自己在家没意思,她用电话竟在北京的香山找到了一个敬老院。我说在家里有阿姨照顾到敬老院一个护士照顾一堆人,可她就是要去,说那里人多不寂寞。

我想想也对,寂寞孤独是老年人最忌的。于是我们大包小裹的直奔香山,妈妈又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正如她所说,这里背靠山,面临河,空气好水好不说,一人一个房间还自带厕所,每天有热水可以洗澡。食堂的饭也不错还可以点菜。若有小病可在小卫生所拿药且有人送饭,大病院里负责送医院。院子里还有个图书室,报纸杂志应有尽有。老人闲着除了晒太阳就是打麻将,有一位老人每次看到妈妈就问她的名字,妈妈说他已经问了无数遍她也回答无数遍了。

我放心地走了,香山在北京的最西边我家在最东边,每周末我去看她一次。妈妈说她最不适应的是每天一大早院里就催大家起床去爬山,她因为吃安眠药没有一次能按时起来。我笑说没关系这里不是在延安不用写检查,妈妈哈哈大笑。看到妈妈精神状态一次比一次好我真是要感谢上帝了。

又一次去香山妈妈跟我发牢骚说院里庆“十.一”组织大合唱竟然把她开除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些老头老太太音调太低把歌都唱成低八度,妈妈按原调唱结果显得太突出指挥把她“开”了。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妈妈你是专业水平是个别的,所以只能开你,妈妈一想也对又眉开眼笑了。

又一次去香山竟然出了轰动全院的“大事”,妈妈谈恋爱了。院里有一位老先生八十多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右派”。他妻子早早去世他也怕寂寞便要求子女把他送到敬老院。他个子挺高,腰板很直,走路迈大步,脸上笑吟吟。一头银发加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不大总是慢条斯里。他是听到妈妈的歌声注意到妈妈的,后来就主动到妈妈房间听她唱歌,后来每天中午晚上两人都端着饭一起到妈妈房间吃,后来他们一天都离不开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几十年一直靠阿姨侍候的妈妈现在居然自己给老先生洗衣服,她还拄着拐到附近的商店给老先生买了两件T恤衫。看到他们在一起又说又笑我惊奇得不知说什么好。敬老院院长高兴得对我说这已经是第三对了,她说男女老人走到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一个星期天我和丈夫女儿到香山请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吃到高兴时老先生又请妈妈唱支歌。妈妈放下筷子立即“引吭高歌”,一曲《夕阳红》让老先生如醉如痴。

回家时丈夫对我说这回好了,老太太有了精神依托就不会累你一个人了。我没说什么心里隐隐地有什么预感,也只能等着一切顺其自然吧。

果然事情发生了,那天一大早院长打来电话说妈妈昨晚一直在闹。我二话没说穿衣坐车直奔香山。原来妈妈和老先生经院长批准住到一个房间,妈妈不知道老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声很响,老先生也不知道妈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结果几晚上下来妈妈连续失眠,成天昏头昏脑最后终于爆发。

妈妈见到我又哭又闹非要我送她回家。我看出她在极力控制可还是向老先生发了脾气。老先生不知如何是好跟在我们身后一步不离。直到我答应回家妈妈才安静下来。

一切如初。北京家里的宁静让妈妈有所恢复。那天她说,她要见老先生。

乘我不在,妈妈想办法与老先生联系上了。两个人又像孩子似的高兴得不行。老先生催她快回敬老院,妈妈答应一定会回去。于是,我和妈妈的谈判又开始了。

几十年来所有跟妈妈的谈判基本都是我服从她,这回我只好又同意将她送回去。

又是一次从北京最东边向最西边折腾。

妈妈和老先生再次相聚。他们多开心呀,老先生又听到了妈妈的歌声,所有的老人和院长护士都向两人送来祝福。那一天阳光明媚二人上街买了不少糖果发给大家,说这就是喜糖了。我也被这“夕阳红”的灿烂感动着,我在心里默念,妈妈呀妈妈,你可千万别犯病,只要你能正常的生活,你就能得到幸福。

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院长的电话又来了,说这次比上次更严重,妈妈的腿摔骨折了。

我又一次从北京最东边跑向最西边,直奔香山。

这次是因为妈妈受凉感冒,晚上又没有睡好,白天昏昏沉沉在楼梯上摔倒的,而且又摔在了那条本来受伤的腿上。更糟的是老先生给她端来了食堂的饭菜,她却控制不住又向老先生大发脾气。不出所料,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要回家。

我在想,临走前我必须跟老先生谈一次。怎么谈呢?

敬老院的前厅很大,四周摆了一圈沙发椅,是用来给老人白天上课用的。我和老先生面对面坐着,我看出了他的不安和焦虑。

“是这样”,我说,“您不知道,我妈妈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所以不小心就容易出事。出了事她就很暴燥,怪我事先没有告诉您”。

“没关系的,我以后会照顾好她的”。老先生急忙说。

我摇了摇头。我劝老先生说,她的病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下次再因为什么事发作,让您老受到伤害,这对您是不公平的。不如趁早分开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我知道我这时的理智是非常无情的。老先生一听说妈妈要离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哽咽地求我能不能不让妈妈走,他一遍遍地说他会给妈妈送饭送菜,会帮助她洗衣服。他把他的爱,他的喜欢,以及他的伤心和孤独用他的泪水全部向我倾泄出来。

我还是摇着头,把我的电话留给了他。老先生拿到电话号,好像觉得还有希望,终于同意了我的劝说。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也一直在流泪。

我坚信,我不会把妈妈的麻烦留给眼前这位善良的老人的。在这个世界上,妈妈的一切,有我一个人承担,已经够了。

这一回妈妈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中央台播放我制作的关于“西部歌王”王洛宾的纪录片《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让妈妈跟我一起看。我是唱着王洛宾的歌长大的,这部片子我拍了整整两年,获了大奖,应该是我的得意之作。

妈妈看得非常投入,片中王洛宾的歌她几乎都会唱。看完她说,刚解放时她在北京开一个文艺创作会议,她认识了王洛宾。

“啊”? 我惊奇得不行。

妈妈说开会期间她心情不好,晚上没事在一起闲聊。王洛宾向她讲了自己爱情的遭遇,她也把E君的故事讲给对方听。每次一提到E君她就哭,那时她二十多岁,老爱哭。

没想到两天后王洛宾送给她一首歌。

“啊”?我又大吃一惊。我问,还记得这支歌吗?

妈妈轻声唱起王洛宾为她写的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竟一点没忘。

 

亲爱的朋友,莫要把泪流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也有幸福也有愁

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寻求

只要你骄傲地仰起头,苦水也会化为美酒

 

妈妈说她拿到歌谱当时就唱给王洛宾听。

我让妈妈把歌词写给我,这一天是20089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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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三)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三)

作者: 李蕴

春寒料峭,黄河渡口挤满了等待过河的部队。缺少粮食弹药,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细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妈妈和她的战友又冷又饿,在雨中打着哆嗦。忽然妈妈发现前面有一副担架抬了过来,她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她想都没想冲到担架边。

“朱总司令,朱总……”

正在发高烧的朱德睁开眼睛,  他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冻得缩成一团的女战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鲁艺大学生。

“朱总司令,我们这是上哪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延安?我们是不是失败了?革命能成功吗?我们能坚持吗?”

“谁说革命会失败?这只是战略转移,小鬼,相信党中央,我们一定胜利。”

又要集合出发了,妈妈在人群中默默寻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个告诉E君,延安能胜利,这是朱德说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她还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没见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收复了延安,妈妈跟着“鲁艺”剧团回到了原驻地。

那天部队领导开会说,“鲁艺”集体创作了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马上排练,由妈妈主演白毛女。

《白毛女》讲的是穷人家女儿喜儿被抢到地主黄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进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树皮和庙里的供品充饥,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头发变白,由人变成了“鬼”。解放了,喜儿被救回来,从此由“鬼”变成了人。

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白天排戏晚上演戏,有时间还去炊事班帮助烧柴,洗土豆。她的话越来越少,歌声却越唱越响。后方的王坤、前方的妈妈把《白毛女》演得热火朝天,妈妈也越唱越红。

为了排好这出重头,戏剧团新派来一位导演。妈妈听说他专门学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很有学问。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镜,举止斯文,说话文雅,平时讲课深入浅出,白天领大家排戏晚上伏案写作。

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妈妈大十多岁,在排《白毛女》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

等我长成大人后,爸爸曾对我说,当时妈妈不但戏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轻漂亮又很单纯。

妈妈对我说,当时她还没有从E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许新的感情能代替过去,找一个岁数大点的也许是个依靠。

妈妈怀上我后还在演《白毛女》。有一次,演地主黄士仁的演员不小心一脚真踢到了妈妈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台上是起不来。其实,当时为了演戏妈妈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么蹦、怎么跳我就是不出来。一直到她随爸爸去了北京,妈妈挺着大肚子还去天安门观看了“开国大典”。

有一天,妈妈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医院。一位领导告诉她,是E君患了绝症住在医院快不行了,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想见见妈妈。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不知道是怎样走进病房的。她天天想见E君,可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只记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声大哭,后来她非常后悔,因为重病的人是不能这样激动的。她更后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记不得E君都说什么了。

是妈妈真记不得了、还是E君的话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妈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刚解放,中国电影急待振兴,爸爸被组织上送去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创作学习班,妈妈跟着爸爸在电影局任办公室秘书。在延安就一直从事歌剧戏剧创作的爸爸,开始走进他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电影世界”。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医院。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出世的时候,妈妈的难产险些要了我俩的命。

关于我的出生,妈妈不知道给我唠叨了多少遍。那时孩子生不下来,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头的铁栏杆都拽弯了,医生护士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

医生要等在门外的爸爸签字,问爸爸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爸爸哭丧着脸说“大人孩子都要”,这句话让妈妈终生没忘。后来医院终于请来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从痛苦的母体中拉了出来。经过大流血的妈妈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说是林巧稚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两年以后,妈妈又怀上了弟弟。还是剖腹产,还是大流血,还是林巧稚大夫上阵。弟弟总算活出来了,林巧稚果断给妈妈做了绝育。她说若再生就没命了。

在电影局陪着首长已经看了上千部国内外电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学习班结束后,他带着妈妈雄心勃勃地奔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可是大家都想做导演没有人写剧本呀,于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朝鲜去了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迹,希望他能搞一个电影出来。

妈妈也陪同去了,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山头上,他们手捏着被炮弹炸成的山石粉末,电影《上甘岭》的构思在爸爸心中开始成熟。

回到长影,爸爸开始了《上甘岭》的剧本写作,妈妈被分配在演员剧团。由于两次大手术使她的身体很难恢复,少有了延安时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给她的那块丝绒缎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袄,没想到第一天穿到剧团引起议论。接着是开党小组会,批评她穿这样的衣服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这件小棉袄妈妈一共就穿了几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还放在我的柜子里。大会小会的轮番批评更使她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觉,结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迟到早退。于是又开党小组会,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加“自由主义”。妈妈再次大会检查小会检讨,写了检查再犯、犯了错误再检查,没完没了的折腾导致情绪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闹。

平时话就不多说话、声又不大的爸爸文质彬彬,生来不会吵架,他总是非常理智地和妈妈讲道理。可是跟几乎疯狂的妈妈有什么道理可讲,换来的是妈妈更加病态的无理取闹。

1952年,爸爸正在紧张地写《上甘岭》剧本,妈妈冲进来抓起剧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抡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扫帚扫,还不许让碎玻璃有声,否则就是两个耳光子搧到我的脸上。

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小白楼是专门供编剧作家写剧本的地方。有一次妈妈又打我,我吓得跑到正在开会的爸爸的办公室,一把推开门扑到爸爸身上,吓得混身发抖。幸好有开会的叔叔阿姨好说歹说算是把妈妈劝住了。

妈妈把她内心的郁闷和痛苦都发泄在爸爸身上,这对爸爸是不公平的。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没找到答案。

记得有一天半夜妈妈回来,一怒之下将我像擒小鸡似的从被窩里抓出来,我最痛苦的是我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挨一顿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说。从此,妈妈在我心里简直是一个吓人的妖魔,我害怕她,想起来就恐惧。以后我愈加自卑,因为有这样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说、不敢动。

妈妈对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骂,高兴了抱过来亲一亲,不高兴了不知为什么就一个耳光抡过去。弟弟真的是在妈妈的巴掌下长大的,也就是从这时起,弟弟的心离妈妈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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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李 蕴 

妈妈所在的部队是120师。师长是贺龙。

李蕴妈妈

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E君了,妈妈头不梳、脸不洗,天天躲在窑洞里哭,哭完了开始吃黑豆。那时延安粮食极缺,好长一段时间主食就是黑豆,  每天一个鸡蛋也不发了。妈妈吃完了黑豆上台就唱,下台后就开始拉肚。几天下来,人瘦得皮包骨。

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遇到了E君报社的一位同事。那个人告诉她,E君被组织上判给别人了。妈妈听不明白,那人说,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看上E君了,非要和E君好,于是天天找她爸爸闹。那位首长被女儿闹得没办法,只好去找贺龙。贺龙决定:以不影响中央首长工作为由,把E君判给了那位首长的女儿。

“那E君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服从组织分配”。

妈妈如疯了般挣脱老大姐和女学员们的阻拦,独自冲进了一个部队领导的窑洞。她一边哭一边喊,凭什么把他俩分开。她大吵大闹,无法无天,领导气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说:“这是部队不是妓院,哪能容得你这么不知羞耻。” 领导还说:“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有没有组织纪律?”说着就让人把妈妈拖出了窑洞。

妈妈不知道,这时由中央决定的由康生具体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妈妈被点了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整风会上作检讨,回答各种问题,然后要写书面材料,从家庭出身开始交待。妈妈说不清父亲和家里人的事情,于是批判会一次次开,检查一次次写。妈妈被定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可她到头来也没搞清倒底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不久,老大姐和她在部队任领导职务的丈夫也被打成了“特务”。

以后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有一半以上人被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搞了两年整风抓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中央党校抓了250人,毛说应该是350人,边区抓了7000人,毛说应该是10000人。结果,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多万特务大兵。

年轻的妈妈不懂这些,她只是想E君。

正在受审的老大姐来劝妈妈,妈妈倒在她怀里,泪水伴着一句句哽咽。妈妈说她没有别的希望,只想再见一次E君。老大姐摇着头说,不能再见了,这是组织决定。

老大姐说组织就是党,一切都要听党的。妈妈很困惑,她是党员却不知道党在哪里,党是什么样的。老大姐说:”有的时候,组织可能会不了解你,甚至怀疑你,只要你坚信组织,一切都会解决的。”

妈妈被开除了八路军。

不到二十岁的妈妈离开了部队,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E君这时候在哪里。她知道太原是回不去的,父亲已经去世,继母是不愿让她回家的,她只能呆在延安。

她走到一个老乡家,老乡认识她是演《兄妹开荒》的妹妹,有着银铃般的嗓音。老乡收留了她,她天天帮老乡家挖土豆,背柴火。她觉得土豆比黑豆要好吃些。她一边挖土豆一边想E君,一边想E君一边掉眼泪。

终于有一天,老大姐拿着一个包袱急匆匆来找她,告诉她延安整风结束又开始“纠偏”,她的“特务”身份已经得到甄别,妈妈也作为被纠偏对象可以重新回部队。妈妈听后扑在老大姐怀里大哭,她说她就是想见E君。

老大姐说绝对不可,听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就要结婚了,丈夫就是E君。

“那E君他同意了?”

“这是组织决定,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敢说,妈妈后来犯精神分裂,受刺激的根子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症,可是纵看妈妈的一生,延安时期的生活才是导致她一生痛苦的根子。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了。

经常听到有些妈妈的老战友批评妈妈不坚强——一个年轻又单纯的女孩子,又能要求她怎样坚强呢?

可怜的妈妈。

可惜了解到这一切,已是在我二十多岁以后的事了。

老大姐打开了她身背的包袱,帮妈妈穿上了延安的军装。妈妈机械地任老大姐摆布,她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穿军装的兴奋。

回到部队后,妈妈又写了好几次检查,总算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妈妈又开始演戏了,她的歌声又响在各个部队的舞台上。

几个星期后,学院接到通知,要戏剧班的女学员去参加周末舞会,一大帮女学员嘻嘻哈哈地到了延安小礼堂。

三把二胡、一架洋琴、一支笛子,还有一支唢呐,为平时演出用的小乐队这时成了舞会的伴奏。当首长们走进礼堂时,音乐响起来了,女学员们一个个紧张得崩紧了脸。老大姐这时走到妈妈身边,往前一指说,那位首长先下场,你去请。

“他是谁”?

“朱德”。

妈妈想都没想立即执行命令,在全场的注视下大步走到朱德面前,立正,敬了个军礼。朱德微笑着拉起妈妈的手,妈妈随着他挪动起步子,舞会就这样开始了。

晚上回到窖洞,妈妈的脸还热得发烫。老大姐帮妈妈铺被子,说了句:“你今天很漂亮。”

时间到了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了。当时中央指示要找个嗓音好的女同志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喊出去,于是部队领导就选定了妈妈。

妈妈知道那些广播器材是周恩来从敌占区搞过来的,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念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延安沸腾了好几天。晚上,大家把破布緾在木棍上洒上煤油高举着火把,沿着宝塔山弯曲的小路,拉起一条长长的火龙。有敲洗脸盆的,有扭大秧歌的, 就是没人去想抗日战争是怎样胜利的、日本鬼子是怎样投降的。

1947年,蒋介石调精兵强将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成千上万的部队向黄河边集结。

妈妈的演出也停止了,大家随着部队转移。部队派了几个战士保护多是女兵的文艺兵撤退。老大姐还是忙前忙后的招呼着这帮娃娃兵。道路泥泞,又要爬山,加上乐器和各种家什,文艺兵慢慢和大部队脱节了。

有人突然发现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大家顿时慌了手脚。老大姐果断命令她自己和几个拿枪的战士留下掩护,其他人向山下撤退。

女兵们都知道老大姐这时已怀孕,说什么也不让老大姐留下。妈妈抱着一棵树就是不走,任凭老大姐怎么说也不撒手。最后老大姐掏出枪对着自己的头说,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这里。妈妈拽着老大姐的胳膊痛不欲生,最终被战友们拉走了。

她们躲进一个山洞,很快听见山下有人唱歌,是老大姐的声音,为了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是一阵枪声。直到天黑下来,才等到一个负伤的战士撤回来。他说老大姐被敌人抓住了,她现在还躺在血泊中。

老大姐的牺牲是给妈妈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她陷入空前的失落而不可自拔。直到她老了还常念叨老大姐。

老大姐,妈妈一生都没忘记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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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一)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一)

我的妈妈从小就爱唱歌。她唱了一辈子。

妈妈十四岁时应该说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她长得好看,聪慧活泼,天生一副好嗓子,就跟着红军去打鬼子,于是到了延安。不久就成了部队的主要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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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出身在山西太原。我小时候她总说,她的妈妈也长得漂亮,不但写得一手好字,刺绣也是远近有名。她的爸爸长得英俊魁梧,在政府里做事,她是家里的“掌中宝”。

可是就在她的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肺病早早去世了。她的爸爸于是很快为她找了个继母。她觉得继母不但没她妈妈好看,而且为她爸爸生了个弟弟,对她越来越不好,于是她有了要离开这个家的念头。正好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太原,她跑去亮开嗓子就唱,部队就把她带走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和姥爷,连妈妈以后也再没见过她的父亲。据说姥爷曾经到部队去找过她,说她太小了不能参军,可她回家后又跑回部队。一位文艺队的领导吃惊地看着眼前浑身是土的女孩说,这丫儿可是有个性。

延安,这是妈妈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决定命运的地方。她觉得最美的是位于西边的凤凰山麓和东南方向的宝塔山。那个长方形条石砌成的城墙作为屏障证明了延安自古就是打仗的边塞要地。当然不久城墙就被战士们拆了去修礼堂,延安的大小礼堂有五、六个。妈妈最喜欢那条由北向南静静流淌的清澈的延河水,大家天天用延河水洗脸,然后提一桶水给炊事班送去。开始妈妈被分配到抗大学习,她穿上部队从国民党那领来的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军帽。她还学会了打草鞋,裹綁腿,每天除了学文化,就是立正敬礼,跑步练操。

妈妈在女兵班认识的第一位班长,比她要大十几岁,大家都称她“老大姐”。老大姐最大,妈妈最小,所以妈妈格外受到老大姐照顾。看到妈妈的军服太长,老大姐给她缝进去一大块;看到妈妈还拖着山西带来的两根小辫,老大姐给她剪成短发;看到妈妈总爱把两鬓的短发掖到耳后,老大姐就把自己的一个榆木小镜子送给她。妈妈在部队找到了家的感觉,她说老大姐很像她的妈妈。

因为妈妈嗓子好,很快又被送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一边学习一边演戏。老大姐对她说,进了大学就是大学生了,不能老是活蹦乱跳。

以后,妈妈知道鲁艺的校长是毛泽东,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常去给他们讲课。

不久,妈妈她们开始排戏了,她很快成了“女一号”,“女一号”每演一场就能得到一个煮鸡蛋。在战争时期演出最常发生的事是“导演”根据抗战形势经常在演员临上台了还在改歌词,妈妈总是一转眼就把新词背下来上台就演因此深受大家喜爱。

在妈妈八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她自己写的一份简历,当时她在延安主演的小戏剧小歌剧不下三十多出。

妈妈是演《兄妹开荒》“走红”的。

《兄妹开荒》演的是兄妹俩人响应“大生产”和“学文化”号召一边锄地一边学认字。

两人一边唱一边扭相互考看谁认的字多,整个表演把学文化的意义宣传得通俗易懂。妈妈只要把嗓子一亮,立即获得满堂喝彩。从此妈妈有点骄傲了,早晨不愿起晚上常迟到。部队纪律是很严的,因此妈妈常受到批评。

有一天妈妈又要上台了,这时老大姐急急忙忙对着她耳朵说,毛主席今天来看演出。妈妈还没反过神来后台音乐响了,她挎着个篮子就上场,一边唱一边用眼睛往台下瞄。她看到毛主席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因为眼睛走神,结果词唱错了,台走错了……

后台导演急得捶足顿脚,老大姐安抚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妈妈接受了严厉的批评,她把在延安学会的所有的字都用上写了平生第一份“检查”。

随着前方战事越来越紧张,为了给战士们鼓劲,妈妈她们的学习时间越来越少,演出越来越多。她天天晚上上台,和大家一样用碳灰画眼睛和眉毛,用庄稼糜子碾碎了抹成红脸蛋。妈妈总是一边化妆一边背导演改的词,她的妆也总是比人家画得好看。

妈妈不但戏演得好,还天天跟在老大姐身后,不是种地就是纺线。她开始学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再累再苦早上按时起,集合不迟到。演戏不马虎,劳动不落后。她好长时间没有写“检查”,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一年后,老大姐做介绍人,妈妈成了全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不久,妈妈发现每天晚上总有一个男人靠着小礼堂门口看她演出。他个子高高的,表情温和肃静,文质彬彬,聚精会神。

那天妈妈和老大姐还有几个女学员到操场散步,看到十多个男兵在打篮球。篮球架是用老乡家夹木杖的棍子支起的,让村里的铁匠弯了两个铁圈。当时妈妈看到其中有一个大个子跳得非常高,他每次投篮即使球没进也带起一片叫好声。妈妈此时屏住了呼吸,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大个子,他姿势矫健,英俊威武,跳起来再落地时显得动作潇洒干净利索,不大的球场成了他展示身姿和球技的好平台。妈妈认出来了,他就是天天来看她演出的那个男人。

后来妈妈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从上海那边来延安的大学生,当时任延安一张报纸的负责人,他让妈妈管他叫“E君”。

E君天天按时来看妈妈演出,如果有一天没来妈妈就焦虑不安。后来每天演出完后E君都留在门口,等妈妈卸了妆两人一同去散步。

自从认识了E君,妈妈只记得宝塔山上的塔楼披着霞光非常美丽,窑洞微弱的光也变得明亮。妈妈对我说E君特别喜欢到河边走走,所以延河水最能证明她和E君的相爱。

五十年后我去过延安采访,好奇心驱使我先去看延河。浑浊的延河水几乎成了“黄河”,河面狭小,河床布满黄泥。想起当年在这里谈恋爱的妈妈心里倍感酸楚。当年妈妈爱听E君说话,他讲历史故事,讲名人回忆,讲文学,也讲他的报纸。他很少讲战争,讲苦难。

认识E君以后妈妈变得平静了,矜持了,可也经常被E君的话逗得前仰后合。E君送给妈妈一块丝绒缎子布料,他说是从上海带来的家人让他留着做被面。妈妈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布料,细心珍藏起来。有一次E君说他喜欢听妈妈唱歌,于是妈妈向着河水唱起“延安颂”。

我记得妈妈八十多岁了还唱这支歌,前面四句她总是唱得很深情: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妈妈和E君的相爱很快在部队传开了。有一天老大姐匆匆赶来把妈妈叫到外面,她从来没有那么严肃过。她说妈妈不能再和E君来往,这是组织决定。

“可是我们没有影响战斗”。

“这是纪律”!

妈妈赶紧找到E君,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E君只说了一句: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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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爱唱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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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蕴·诗歌】流放 – 读《中国流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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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放

               —–读《中国流放史》

作者: 李 蕴

  一  、

记得沙俄帝国的叛逆,
冻僵在西伯利亚的严寒。
滑铁卢战场的枭雄,
独自在圣赫勒拿岛呜咽……

流放,一行脚印,一条破船,
            一堆篝火,一缕炊烟……

古有独领风骚的傲骨,
与汨罗江结下永久情怀。
那个多姿多彩的隐士,
独自在天边椰子树下徘徊……

流放,一盏孤灯,一双赤脚,
            一件蓑衣,一碗剩饭。

            二  、

举起木枷 ,落下顶戴,
宁古塔(注)集结起桩桩冤案。
拖着娇妻儿女走近冰天雪夜,
淌不尽的泪水洒向塞外边关。

流放,一根拐杖 ,一顶草帽,
            一台纺车,一张破毡。

       

三  、

待落日余辉,天边红霞闪闪,
囚犯们荡起新春的灵感 ,
令田野妩媚,雪夜明丽,
大漠风云中诗情烂漫。

纷飞大雪,如瑶台玉屑散落,
人间仙境,恰似冷雾寒烟;
借呼啸长风,吹动营盘旌旗,
笑渔家白帆,点缀碧树蓝天。

流放 ,一杆砚笔,一张薄帕,
             一滴血水 ,一夜思念…

          四  、

谁说流人是囚犯?
往日歌舞烟灰雾灭。
今日心头仅有一丝温度,
能融化塞外寒霜冰天明月……

流放,一捧泥土,一口水井 ,
           一生光阴 ,一腔热血。


注:宁古塔 ,黑龙江流人最集中的地方。宁古塔地处北方边陲,气候非常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因此被清朝政府作为流放犯人之地。清朝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到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