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长高强不点名批评张文洪：“清零路线”同“与病毒共存”之争

面对狡猾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是该继续走清零路线，还是改采“与病毒供存”的战略，这个问题近日来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8月5日发表原卫生部长高强署名的题为《“与病毒共存”可行吗？》的文章，强调“绝不能‘与病毒长期共存’，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被视为是以不点名方式，批判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上发表“与病毒共存“”的观点。

“共存说”观点

张文宏7月29日在微博上发出题为“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的帖文，指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人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

他还说，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张文宏也提及，施打疫苗是“与病毒共存”的前提。他以英国和以色列为例说，这两国的疫苗接种率都接近了70%，近期放开后出现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但不再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病死率也从去年最高的18%降至0.1%，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

“清零说”主张

不过，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本月5日发表高强撰写的文章，质疑张文宏的观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7日转发此文。

高强抨击英美等国将政府防疫失策“甩锅”给病毒变异，强调中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高强意有所指地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也大讲德尔塔毒株的惊人威力，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策略。” 他反驳张文宏说，就算死亡率为0.1%，扩散到1000万人，要死一万人；扩散到一亿人，要死10万人；扩散到10亿人，要死100万人。

高强强调，中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互通，并不在于国内疫情控制，而在于国际疫情形势。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网民：“共存说”会动摇国体

中国网民对这两派观点各有赞弹。赞成清零的网民说，“如果中国跟欧美一样抗疫，14亿人的中国会死多少人？至于社会经济方面，没有坚定抗疫，中国经济会惨到何种程度？我们还敢对美国说不吗？”  

支持“共存说”的人则指出，与病毒共存不代表向病毒投降，就连欧美所谓的“开放式抗疫”也没有放弃疫苗接种，并反问“封城这个办法能支撑多久？” 赞成的网民还说，“听医生的。高是经济师”，又称高强的文章主要讲的是政治。

根据公开资料，高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历任地方及中央财政部门职务，2001年7月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时任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高强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2005年4月，吴仪卸任卫生部长，高强接任。高强目前是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

抗疫战略之争上升至中国与美英制度之争

高强在文中花了好些篇幅抨击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缺陷导致防疫决策失误，并指那是“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从另一侧面看，高强的文章也意在间接突出中国抗疫战略的制度优越性，使得“清零”与“共存”之争上升到制度之争的政治层面。《环球时报》今天（9日）刊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题为“继续全面防控，不要中了西方的连环计”的文章，进一步强化这个印象。

张颐武说，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最近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冠病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样一来，“美英就成了中国抗疫的新示范”。

文章又指，这些国家并没有从“与病毒共存”中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好处，却认为抗疫比中国先进有效，又称中国不仅疫情控制的情况远远优于英美等国，而且在严格防控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度也远超英美。

文章还说，这种“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在对方具有明显优势的时候，不要和他们发生正面对抗，而是要诱使对方自己犯错误，自己坏自己的事。文章称，一些西方舆论看到中国感染病例一度归零，社会恢复正常运转，经济等方面的恢复也很快，他们对此很焦虑，于是向中国献上“与病毒共存”的计策，“是妄想德尔塔毒株能够在中国继续肆虐”。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今天也在微信账号发文称，中国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改变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转为尝试欧美的宽松甚至所谓“群体免疫”路线。

他罗列了三个原因：群体免疫还根本谈不上是“正面经验”，世卫也没有这方面的认可；中国抗疫路线带来了最好的总体经济表现，美欧路线不仅导致了沉重生命代价，而且没有展现出经济竞争力；从长期看，美欧不顾死人的野蛮路线终将与中国的动态清零路线形成竞争，经济增长率将是这两条路线争夺的至高点。

胡锡进也称，中国社会并没有真的出现“严肃的抗疫路线之争”。

生命与生计的两难

抗疫战略的选择，也涉及生命与生计的两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指出，一个好的公共卫生政策，是要在公众身体健康与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之间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

经济学人智库也分析指出，“病毒零容忍”政策在经济上难以持续，像香港、新加坡这些极为依赖国际贸易、商业和旅游业的经济体将承受最大压力；中国大陆“零容忍”政策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小，持续时间也可能最长，中国本身经济有较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何时恢复通关也最为谨慎。

至少40人被问责 清零仍是重点

各种迹象显示，“与病毒共存说”观点近期内不会成为中国抗疫政策主流。

其中最明显的两个观察点是，外界将高强署名文章视为中国官方对”与病毒共存”观点的舆论非正式回应；这一波始于南京的疫情波及多地，因防控不力，逾40人被问责。张家界有1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南京15名，扬州八人，郑州和烟台也都有人被追责。

据BBC报道，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认为，中国官员被撤职和不听话民众被拘捕等事件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官方“不光是零容忍，而且要各级责任到位”。在金冬雁看来，主要还要看政治领导人，“中国现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根本不可能立马改防疫政策”。经济学人智库则指出，考虑到中共将在明年秋天召开二十大，届时政治局常委将换届，因此恢复通关日期有可能进一步延长。

9日发布的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与病毒共存”和“清零”的两种思路都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全民血清抗体监测水平如何，是要不要执行清零政策的前提；是否执行清零政策，取决于全民血清抗体的水平，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文章问道：“中国据说已经注射超过17亿剂次疫苗了，未闻搞过全民血清抗体抽样监测，今天中国能构筑集体免疫屏障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