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50周年：从十件物品来看文革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期间到达高峰。毛泽东思想成为主导意识，任何其它理论都被排斥。当时，人人都携带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在开会，上课，工作之前，都必须学习毛泽东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段话摘自毛泽东写于1927年土地革命时期的文章，文革期间被广为引用，成为对“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施行暴力的依据。据统计，1966年8月，仅在北京，就有1770多人被红卫兵和其他人打死。死者包括教师、学生、工人和房主。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 …… 每一个‘罪犯’，必须背得滚瓜乱熟。任何监管人员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年纪实在太老了，脑袋里除了数学公式之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进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 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鼓起两个肿泡。我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据估计，从1964年至1976年，共用40多种语言印制了 50多亿本毛泽东语录，使它成为仅次于《圣经》的印刷最多的书籍。 林彪极力推崇“红宝书”，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毛泽东语录前几页有林彪的题词。1971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遭到全国 声讨。很多人便把语录上的林彪二字划上叉，以表示划清界线。

佩戴毛泽东像章是个人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文革初期，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人人必戴像章 （“黑五类”没有资格戴除外），以表示对毛泽东的敬仰。

据估计，文革期间共生产了20亿枚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 工厂机关争先恐后，推出更精致更豪华版本，耗用了大量铝材。据报1969年“九大”之后毛泽东说，“还我飞机”，风气才有所收敛。

除了毛泽东语录和像章，文革期间到处可见宣传画，张贴在家里，街道，工厂，军营和办公楼。很多宣传画都是以毛泽东的形象为中心，还包括对毛泽东表示忠心的革命口号。

通过毛泽东语录，像章和这些宣传画， 毛泽东被推上神坛。林彪吹捧毛泽东为“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 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被比作红太阳，歌曲唱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是文革期间青年组织“红卫兵”的袖章。红卫兵于1966年5、6月首先在北京的中学创建，随后席卷全国。红卫兵视自己为毛泽东的捍卫者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士。

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其中一次毛泽东问为他佩戴袖章的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斌斌。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对她说：“要武嘛。”

在毛泽东的支持鼓励下，红卫兵成为造反先锋，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全国进行大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斗争“走资派”、“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时大打出手，致死致伤成千上万，很多人含冤自杀。

从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大字报就成为一种“揭露黑暗面和不良行为”的工具，但是文革时期大为普及。校园，机关， 工厂，无处不见。

文革期间第一张大字报为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所写，指控北大党委， 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毛泽东本人也在1966年8月5日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 不点名的批判刘少奇等人。

文革初期，经常举行批斗会，在公开场所批斗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和封资修代表的官员、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和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 被批斗的人被迫挂上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大牌子，低头弯腰，手臂被红卫兵押在身后，接受群众的批判和不时爆发的人身攻击。据学者估计，文革期间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杀的有二十万人之多。

《牛棚杂忆》为北大教授季羡林所著，回忆他在文革期间被批判、毒打和劳改的经历。 “这是一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书。它不为仇恨和报复而写，而是怀着爱与祝福，期待那场浩劫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的恶和善，丑与美，让人们时时警醒，不再重蹈疯狂。”

《牛棚杂忆》发表于1998年，当时文革已经结束22年。季羡林认为人们并没有从文革吸取教训。 “我个人一向认为， ‘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文革期间，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编制改为连、排、班；这是学生普遍使用的绿书包和军用水壶，上街游行或下乡劳动时经常看到。

到了1968年，学制尚未恢复，工厂也不招工，红卫兵分裂成帮派，经常发生武斗。中共领导人担心文革初期曾经发挥巨大作用的年轻人会给城市的稳定造成威胁， 于是决定将他们送到农村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文革期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整一代人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中共有关文革的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红卫兵随后到全国各地破四旧，破坏了大量文籍古物。

这幅照片显示1967年红卫兵捣毁一个寺院。全国上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文物高潮。1966年11月，200多名北京红卫兵到山东曲阜“讨孔”，几周之内，查封孔府，砸毁孔庙的许多碑刻，孔林内大量的古墓被挖掘， 包括孔子墓。 红卫兵还烧掉大量古书籍，字画，砸毁古瓷器。

这幅宣传画 印有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文革期间江青被捧为“文艺革命的旗手”，成为她走向领导核心的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