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文革

作者：飞 雪

我最近读了著名学者、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的书，钱先生认为，毛主义并没有结束，且延续至今；他认为，毛主义有两个政治遗产。

一是不惜一切代价“富国强兵”；这个“代价”包括饿死三千万人，以及各场运动死的人，这个遗产后三十年的邓们基本继承下来；

二是反建制、民粹主义倾向；所以他发动了文革。而对于这第二个遗产，官方就比较慎重，怕打到自己。

就毛时代的其他领导人而言，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非常左，刘整人也很残忍，邓是反右的实际操盘手；只是他们用的是建制派的手段，现在的当局实际上更接近刘的手段，因为他们没有毛的超凡个人魅力，怕自己控制不了民粹。因此，即便发生文革的群众基础都在，他们也不敢轻易发动，除非脑子坏了。

现在的中国民众祟拜毛，是因为毛确实有反建制与民粹的一面，他自己也是个矛盾体，比如，1966年发动的文革在1968年之后其实就已失控，成为林彪、江青和周恩来三方的权斗，并没有达到毛发动文革时的政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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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12月26日）是中共已故开国领导人毛泽东132周年诞辰纪念日。数以万计的中国民众从星期四（25日）晚开始陆续到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向毛泽东铜像鞠躬致敬。图为位于核心景区的毛泽东广场星期五当天人头攒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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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祖籍浙江杭州，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他被视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有以魯迅和周作人為中心研究對象的專書著作和散文隨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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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 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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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烈日下的武汉，暗流涌动

1967年7月，武汉的夏天酷热异常，阳光像火焰般炙烤着这座江城。连江水在阳光下都似乎变得无力，泛起的微波映照着城市的热气腾腾。空中，喇叭声高亢刺耳，街头巷尾满是涂鸦的标语和煽动性的壁报，“炮打司令部”、“打倒一切走资派”不断地在墙面上蔓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爆发的沉默气氛。

然而，这种表面的热闹掩盖了更为深层的紧张。在武汉的街头，曾经平静的市井生活早已被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取代。两大阵营的对抗早已超越了口号，升华为生死存亡的搏杀。被称为“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和地方干部，正在同激进的红卫兵力量“钢二司”展开生死较量。

这一切似乎是历史的惯性，某种激流的自然延伸，但更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地缘与政治脉络。在这里，中央的文革力量与地方的保守势力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对立，而这一对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而是涉及到权力、信仰与未来的巨大博弈。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中，武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国家命运、军队忠诚与群众意志之间冲突的象征。这场名为“七二〇事件”的冲突，将揭开文化大革命更加深沉的裂痕，它是不可调和的中央与地方对立的集中表现，也是那段历史中最尖锐的冲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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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组织与军队之间的微妙联盟

1.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双重路径

“百万雄师”并非简单的工人组织，尽管它的名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军事团体。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构成和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它是由一群保守派工人、技术骨干、以及地方干部组成的，他们在原有工厂与单位中有着强大的网络和影响力。这些工人虽然在名义上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力量，然而，他们背后依旧有着浓厚的地方势力背景，与老一辈的干部和领导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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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汉的工厂和地方机关内充斥着不满中央文革小组政策的情绪，许多人认为，文革是一场掀起社会大动荡、扰乱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破坏性运动。“百万雄师”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立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号召，但其核心目标却更为务实——保护传统的工作秩序与地方利益。

这群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尚存，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计保障。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并非唯一信仰，而是一个手段，可以用来推翻那些他们认为“过激”的革命派，尤其是以“钢二司”为代表的极端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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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钢二司”则是红卫兵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代表之一。（“钢二司”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俗称“二司”，后称“钢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它的成员年轻且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主张彻底摧毁“走资派”的一切痕迹，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力量。“钢二司”的许多成员来自武汉的各大高校和街头的青年组织，充满了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狂热信仰，倡导的革命手段是激烈的、迅速的、无法容忍任何妥协的。

两个阵营的对立并非仅仅表现在街头上，而是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两方在资源控制上的斗争，尤其是在交通枢纽、物资供应和媒体话语权方面的争夺，早已成为冲突的关键所在。

2.            陈再道与武汉军区的政治角色

此时的武汉，正是一个战时态势，军队的作用愈加显得至关重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本是长征时期的老战士，深谙军政中的微妙平衡。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着辉煌功绩的军人，他在面对文革这个历史漩涡时，却显得异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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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190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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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的选择非常明确——他站在了“百万雄师”一方。这并非因为他认同保守派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认为，地方的“保守力量”代表了相对的秩序和稳定。他非常清楚，武汉的安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和政治局势至关重要，而过激的文革力量若不能得到有效制衡，必将导致更为深刻的社会混乱。

陈再道虽然身处军队的顶端，但他并非中央文革小组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可以说，他对这种“激进文化大革命”有所保留。他认为，文革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理性与纪律，他坚信，工人阶级的理性力量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过激的群众斗争将仅仅带来社会的无序与动荡。更重要的是，陈再道认为，文革派系过度依赖红卫兵等年轻群体，忽略了稳定的大局，他深知这将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风险。

陈再道的这番立场，使得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开始疏远，武汉军区与“百万雄师”之间的联盟也变得愈发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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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派遣与地方抵制：不可调和的对立

1.            谢富治与王力的“代表权”

1967年7月，雄才大略的毛终于意识到武汉局势的严重性，这个曾经以“革命大本营”自豪的城市，已经沦为中央与地方对立的核心战场。在毛的指示下，中央决定派遣两位重要的领导人——谢富治和王力，前往武汉调解这场日益激烈的政治对抗。

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的政治立场与实践让他在当时文革的决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毛泽东信赖的部下，谢富治对文革的激情和过激手段一向持支持态度，但与此同时，他深知中央文革小组内外力量的复杂性。在前往武汉之前，谢富治曾几次考虑过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由于武汉的特殊地位，谢富治明白，若此时处理不当，不仅仅是地方军队与群众的对立问题，更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军队的直接冲突。正因如此，谢富治在出发前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商讨了数次，力图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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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文革时当过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组长、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文革中整人太多而积怨甚深，在1972年病亡，1980年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开除中共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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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文革中最具争议的中央派人物之一，他对“钢二司”的支持态度十分鲜明。王力的到来，注定是火上加油。王力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新贵与激进文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者，历史上这类人往往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对他而言，“钢二司”才是革命的先锋力量，而“百万雄师”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王力虽然头脑冷静，但在武汉这个风头愈烈的政治漩涡中，控制情绪成了他的一大挑战。抵达武汉后，他便公开宣称：“钢二司是革命派”，并一再强调对“百万雄师”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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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1921年8月～199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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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湖宾馆事件：王力被绑架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19号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同声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代表们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然后去往不知名的地方。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所住的梅岭一号。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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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撤离与政治姿态

1.            “王家墩机场之夜”：最高领导人的危机

王力被绑架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耳中，毛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政治冲突，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标志着文革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此时武汉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会威胁到他的政治威望，更可能打破文革运动的一贯节奏，甚至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

伟大导师的反应迅速而决绝。当天深夜，在周恩来、汪东兴及少数警卫人员的安排保护下，毛从武汉的东湖宾馆悄然撤离。经过一条精心设计的隐秘路线，他于深夜时分赶往王家墩机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次撤离，标志着毛在文革期间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权力的脆弱与暴力冲突所带来的直接威胁。

毛的撤离，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开宣扬，但它却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个人安全的考虑，更象征着毛对文革运动的深层控制失去的警觉。在武汉这场危机中，毛的撤退，意味着一个政治转折的开始——中央与地方、军队与群众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更加复杂和激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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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陈运动”与林体系的上升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录称，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

林彪的表现十分活跃。戚本禹记得，“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 虽然后来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港大的演讲称，这个大会后，由于听说毛不是很热心，林又有所回缩。

毛对武汉局势的震怒，促使他决定彻底整顿武汉军区。陈再道的命运，瞬间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战功赫赫的军区司令，跌落到被彻底批判的历史人物。毛认为陈再道的态度过于保守，对“百万雄师”的支持，导致了对中央文革路线的反叛。在文革的激烈氛围下，毛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势力或军队保守派态度都无法容忍，陈再道也因此成为了文革“清洗”运动中的一员。

林趁势崛起，借此机会加强了对军队的掌控。毛以“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要求军队更加坚定地执行文革路线，打击一切“军中的保守主义”。林得以快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并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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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路线的动荡与反思：毛与“文革”的未来

1.            权力的自我修正：毛的战术调整

武汉事件之后，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审慎调整。尽管他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武汉所暴露出的军队、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裂痕，让毛泽东意识到，激烈动员的革命方法并非没有代价。

主席未曾动摇对群众运动的信仰，但对其失控风险已有更清晰的警觉。他开始强调革命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引导下进行，暴力与失控的地方割据必须得到遏制。这种调整不是对文革方向的否定，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修正：要通过更细致的组织与引导，确保革命继续沿着中央设定的轨道前进，而不是被地方势力或极端分子劫持。

武汉的危机提示主席，革命不仅要破旧立新，更要处理好国家机器与群众动员之间的张力。文革不能只是放任式的造反，还需要在内部维持一种新的、中央主导的秩序。正是从这一时刻起，毛与中央文革小组在策略上更加强调”掌控”而非单纯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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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众运动的异化：从理想主义到工具主义

随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冲击，群众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最初以理想主义热情发动的造反派力量，逐渐被纳入了更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群众不再是单纯的革命主体，而成为了各派力量竞相争夺和操控的对象。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文革后期群众运动的全面工具化：地方军区、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不同层级的权力集团，都在通过操控群众组织来增强自身的政治资本。群众不再是纯粹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了可以被动员、被转向、乃至被牺牲的政治资源。

武汉事件使中央认识到，革命激情一旦失控，就极易演变为地方割据与军事对抗，这对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在“七二〇事件”之后，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虽然继续推进文革，但对群众运动的管理和筛选明显加强，造反派内部也开始经历更残酷的清洗和整合。

武汉的裂痕并未治愈，它预示了文革后期日益明显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再度强力收编，二是群众运动日益失去自发性，成为权力斗争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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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裂痕之后

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的地方性冲突，它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这一巨型社会动员中的内在矛盾：理想与秩序的冲突，中央集权与地方自发力量的对立，革命激情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

这场危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让主席本人认识到，即便是在号称“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权力的失控依然潜伏于革命内部。武汉事件之后，文革虽然继续高歌猛进，但中央对军队与地方力量的防范明显加强，群众运动逐步丧失了初期的自发性与道德正当性，转向更彻底的政治工具主义。

历史的裂痕已经形成，且无法弥合。武汉不仅是一次地方性的叛逆，更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一次巨大的警告。它让我们看到，任何脱离制度与秩序的政治狂热，无论初衷如何高尚，最终都可能滑向难以控制的混乱与自我毁灭。裂痕从武汉开始，却绝不仅止步于此。它预示着一个更漫长、也更沉重的历史下行期的到来。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误判停留，但每一寸撕裂的记忆，终将在人心深处，慢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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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克兰） 海文

    我的中学是北京市八中，那是一所挺有历史的中学，它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位于西城区中南部，东起太平桥大街，西至复门北顺城街。明时胡同内有巡按察院衙署，位于今胡同东端北侧，占地颇广。故《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为巡按公署；入清之后简称按院公署。
   

按院胡同里住过很多现代史上的大人物，五号大院住过新中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他家的车库门正对着人来人往的胡同，南汉辰搬走之后住进去的是最高法院院长江华。

    胡同的中部有一处大宅院，红门紧闭，门楼雕梁上挂绿色琉璃瓦，车库大红门时而开开，里面高级轿车被当兵的军人擦拭得锃光瓦亮。这就是当年我上中学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家，薄一波家的大门斜对着我的中学“北京市八中”。

    北京八中的侧门，就是通往学校操场的北门还住着一个林彪的死党，海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张秀川，他的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

    胡同东口是一座院落式幼儿园，据资料称，那是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的一部分，我小时候就是“香山慈幼园”的住院生。在幼儿园的隔壁是装甲兵司令，一位上将的大宅院。

    当然最让这条古老胡同终日喧闹的是，城里最好的中学“北京八中”在此，学生们上学放学川流不息，从按院胡同输出的人才不知有多少呢。北京八中的建筑风格是校园建筑的典范，那个大斜边的校门满怀想像，多少次我回北京都会回到我的中学看看。如今，按院胡同拆毁了，惟一醒目的建筑即是扩张后横贯切断胡同的北京八中。

    记得还有消息说，北京有一种稀有的枣树，仅二三棵，其中一棵就在按院胡同。

    我刚上中学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几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之一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而西纠红卫兵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薄熙来。

    当年我和我哥哥都在北京八中就读。记得在一次学校内的批判会上，批判台上站着三个被批判的学生，中间站着的是陈小鲁，一边是何京生，他是地质部长何长工的儿子，另一边就是我哥哥。他们都是因为西纠红卫兵的事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的传说一经流传开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的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阴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前言 by 左小姐

 

文革期间，我爸爸所在单位来了个军代表方某，常常当众训斥、羞辱一帮＂臭老九＂，包括国内该工程行业的泰斗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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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当方代表又在大会上唾沫横飞时，我爸爸坐在台下，在封面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上即兴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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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读过的人一直替他坚守着秘密，使他不致被打成反革命。    

 

方伯乐相马

作者： 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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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方伯乐，然后无千里马。方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以常有扼不常有，其不常有者更难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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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乐相马云：“马以易为我用者为良。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忠心不二，唯我所用，是为基本。唤之即来，唆之即上，得心应手，我甩分头你摇尾，我使眼色你咬人。而畜育简易，长日跳踉不必食草豆，剩骨遗矢即欣欣。呜呼！此马何马？吾方伯乐心目中之千里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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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俗所谓千里马者，才美不外见，性倔体顽，日行千里我难追，白驹过隙我何寻？长嘶震耳，振鬣惊心，怒蹄断骨，我惧长存。长鞭难驭，何日安宁？且骁腾万里为谁用？为谁真堪托死生？为敌为友，在在堪疑。幸我方伯乐掌相马之权，必羁之以笼勒，束之以缧绁，饿其体肤，批其冥顽，方某在位，万马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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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夫复何言！韩文公有诗叹曰：骁腾千里闷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看方公穷抖擞，不遗余力降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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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是文革发生51周年的日子，海外华人没有忘记文革， 这是奥克兰部分华人朋友对于文革的讨论。 

 

 SamC：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文革的产物……废品。我们的孩子到中国就发现了，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都是没礼貌，乱嚷嚷，不守规矩。你看看我们要感谢毛主席的宇宙正能量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敢叫日月换新天’怎么样？

 

大卫王：的确有此类情况。但并非五十以上人如此，年轻人好像很讲礼貌似的。如果这样反日游行中的暴力就无法解释，那里的同仇敌忾烧打砸和当年的以及各地强拆暴力都是一样的。最近一大学女生餐馆踢孩子的视频虽不能说大概率现象，但暴民文化在文革中鼎盛与领袖推波助澜不无关系。这样的文革后遗症从来都未深究批判，想想如此的推崇权力的民族对自己的文革不能认真反思的话，被强权推动的文革隐忧怕应不是空谈。

 

王莘 梦想舞台 ：我们是文革后期的一代，还记得小时候比我们大一些的人的行为方式，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很常见。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好多了。我们现在其实还能看到，在那一代人身上，不仅仅是知识水平，即使是道德水平，也是有整体上欠缺的。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时代的受害者。个人观点。

新西兰定居的华人移民中，文革前的老一辈华人知识分子也不少，有些是跟子女过来的。这代人，虽然也是贫穷年代过来的，但是总体上有知识，有涵养，做事情守规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的文革一代人很多。总体上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印象。也有为人楷模者，绝不是一杆子打翻一船。

 

木头脑子： 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期盼明君圣贤，但从没有除去君王自已做主的意识。这是文化基因的缺陷，知识阶层的帝师情节，忠君奴性更是代代相传。几千年中国史，文革仅仅是个小水花。反思，改良文化基因，民族才有希望。

 

毛芃：文化确实需要改良，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接触和生活在当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人责无旁贷。

 

木头脑子：中国文化中对强权和武力是崇尚，那就是为什么普京在大陆有那么多粉丝。虽然强权会伤及自身，但在没伤到自已时，麻木的会为其喝彩！这就是鲁迅所写的人血馒头！

改造文化基因，除去劣根性当从自身起！

每个种族，每种文化，每一代人都不足之处，都有劣根性。往往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对于社会一人之力太微不足道，但要是能人人的省做好自已而不是只批他人，何愁风气不新。

 

锺添明：
每一个人对文革的看法，都是不同的，不要试图说服对方。还有人试图为文革翻案的，在海外能看到：http://www.wengewang.org/

 

木头脑子：文革只是现象，不应纠结。反思改进，努力前行才是重点。

 

锺添明 ：反思是必须的，否则文革随时再来，中国有文革的土壤。

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有立场。必须表明态度，这是大是大非。

 

大卫王：文革对当事者來说真是一场恶梦。老师被剃成阴阳头，正领呼口号因口齿不清的党委书记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呼成中华民国万岁结果当场揪斗，同学的爸爸被戴高帽挂牌铁丝勒紧进脖颈游街示众，汇聚在会场前黑压压一大片黑帮里瑟瑟发抖，还有广场前堆积成一座小山样的书堆燃起的冲天大火，连烧几天不灭。武斗遮天蔽日，一位同学躲在家还被流弹所伤，后来见他头顶一个凹陷。邻居夫妇派别不同分灶，夫回饿，强吃妻饼，被妻一把夺回斥曰保皇派咋有脸吃革命派的饼？于是夫一头三楼扎下，如此夫妻反目子斗父母现象比比皆是。

无尽的运动无尽的折腾，文革也只有历过才能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正如我诗中语，不经畸代不经事，多少幽魂多少殤呵！

 

Sam 殷：文革没有正能量。
领袖的臆想加权斗私心，策动独裁+暴力+血腥政治，激发了全民族的人性之恶。
文革留给中华民族的是一个毒瘤，一个伤疤，警示后代子孙。

 

木头脑子： 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血统论、武斗情结、领袖膜拜、栽赃污蔑扣帽子、劫富济贫、决不饶恕斗死斗臭的极端仇恨、从肉体上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哪一件是从文革始？哪一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更甚的？文革切肤之痛不甚回首，但这一切不源于文革。文革只是将人性中的恶和文化中的劣根性放大了。文革有问题是社会共识，但解决问题不是仅仅重新评定文革就可以的。

 

任意笑谈 ：文革是浩劫，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他所犯的错误，党有专门文件明确指出，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是中共建党90多年来最重要的两个决议文件之一。

现在有些人无视上述党的决议文件，歌颂毛主席时代、文革时期的教育、医疗、经济、外交等极左政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对于任何和该文件不同的观点，请慎重考虑，慎重考虑，慎重考虑。

三峡人家是何许人，我不了解。但他这篇文字，思想明显和党中央不一致，观点上和党的文件相左，套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显然是“妄议中央”的表现。

邓小平对他这种人和他这种观点，早有先见之明地做了定性：要防右，也要防左，重点是防左。说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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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

by Kiwisword

*

我说，文革
放弃生产
上街游行
人群分裂
阶级斗争
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你革我五千年文明的命
毁我五千年的祖坟
羞辱孔圣的尸骨
摧毁我心中最坚固的城
我泪流满面
你畅快淋漓

你说，文革
惩治了不少坏人
你夜不闭户
社会没有贪腐
你驳斥得我哑口无言

我说，那个年代
除了可以贪污几片红薯干
你还能贪污什么？

我说，有一场暴风雪
它摧毁了所有人的家园
你说，这场暴风雪
明明消灭了许多坏人
这样的暴风雪
最好多来几次

我惊讶于你的智慧
你把我驳斥得哑口无言

20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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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月16日，文革祭日，因此浩劫，中华民族遭难重重。桃源诗人、奥克兰知名华人艺术家大卫王先生写了这首《文革忌》。

不忘文革，愿这段人类历史上黑暗的、荒诞的历史永不再重演！

文革忌

大卫王

*

五十余年尘土扬，
文革回顾避锋芒。
不经畸代不经事，
多少幽魂多少殇。
领袖妖风舞长槊，
舵手蛊惑锁高墙。
长啸一声华夏暗，
红光几缕江河霜。
万民紧跟皆蝼蚁，
百姓高擎俱祸殃。
魔镜映出人性恶，
宝书照临鬼彷徨。
弄权五岳风雷动，
嗜斗九州云水慌。
拼得三江震旦乱，
搅成四海混沌汤。
红兵叱咤千般闹，
白骨历承万寿疆。
敢忘井冈漂饭恩，
尽承延安宰社诓！
极权辉处人终老，
雄鸡唱罢天无光，
天公幸得收毛公，
襄阳始敢下洛阳。
神州总做吴牛喘，
社稷始临差门脏。
花甲修成传世堡，
脉叶承继爷孙梁。
八阙俱为贪腐戏，
五湖遍野毒霾疮。
赵燕由此分蝇狗，
齐楚无界趋虎狼。
冰辙苍生君眼过，
炭直夺命我心伤。
双轨制荫公子幸，
独权威下布衣凉。
浩劫当然总得意，
秉承固态多癫狂。
何时索尽终有悟，
一尊浊酒话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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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友点评： 

三木：史诗啊！

作者：穆迅

文革期间，我所就读的中央戏剧学院师生一锅端，全都发配到部队农场劳动改造。劳改之余顽皮的学生经常缠着教授们“挤牙膏”。这个典故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周贻白老先生无奈之下随口“密授”的。为了身临其境，我特意做了改编。 – 穆 迅

奥克兰西区跑马场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不过请别误会，这不是赛马比赛，而是每周日的小商品集市。卖些瓜果蔬菜、新旧日用小百货等。

人们攒了一个礼拜的工钱，想省着点花，这是个好去处。吝生也不例外，他起个大早十里迢迢赶过来就想捡个便宜，可他东看西问却仍嫌价码太贵，转了一大圈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看看太阳已晒头顶，索性背着手闲逛起来。

一转头，在看台下面的角落里，孤零零有一摊位，摊前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摊里只设一张桌，上置中华文房四宝。一戴啤酒瓶底眼镜书生坐于桌后，蜡黄脸，倒挂眉，鼠须胡，尖嘴猴腮。身后竖面幡旗上书“医诗”两个中文大字。吝生好生奇怪：奥克兰英文天下竟有如此反叛者敢在此地设擂台秀中文？

吝生迈着四方步，度到摊前，抬手捧拳，问道：“敢问先生可是华人？”

书生推了一下啤酒瓶底眼镜，凑前回答：“在下正是。”

“哦！”吝生点头，指着那幡旗问：“这是什么生意？”

“噢～众人称我文医大仙。”书生又仰身靠在椅背上,摇头晃脑得意道。

“文—医—大—仙？”

“然也，因本仙既不治人，也不诊畜，只医诗耳。”

“诗也有病？”吝生不解。

“万物皆有病，诗何异乎？”书生辩答。

“既然如此，医诗也要下药了？”吝生嘲弄道。

“当然。”书生倒不在意：“大体药方有两种，一曰泻药，一曰补药。”

“哦！病诗还真有药吃？”见书生认真样子，吝生也不敢轻浮了：“若不嫌弃，敢请大仙示例一二，以袪小人愚钝。”

书生沉吟一会，啤酒瓶底对着吝生说：“也罢，反正眼下无事，教教你倒也无妨。话说天下诗词千千万，哪有首首都是金诗玉词？即便是诗圣词仙也未必句句都是绝响。有毛病的还是多数。比如有这么几句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诗经本仙号脉，断定其病症不轻实乃气血阴阳不足，肝脾虚弱，少津缺力，须大补。”

“呵！此诗有这等痼疾？当怎个补法？”吝生好奇问道。

“莫急，待我细细分解。第一句，‘久旱逢甘雨’。何谓久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这样的大旱在全国几乎年年有，稀松平常事，写它毫无意义。要让它奇峰突起，须在“旱”字上做文章。我的处方虽简单，却有奇效，乃祖传秘方。只需加两个字：十年。‘十年久旱逢甘雨’。旱了十年的土地天降大雨，焉非甘否？这才值得大书特书也。”

那吝生听了，立时拍手叫好：“端的不枉为诗医，有理有理！”

书生捻了捻鼠须，继续讲：“第二句，‘他乡遇故知’他乡定义谓何？出了本地即是他乡。你住在奥克兰，汉弥尔顿就是他乡。你在汉弥尔顿看见奥克兰人有何感受？可是如果你在青海或新疆看见奥克兰人那又有何感觉？只要不是白痴，谁人都能体验到这两种感觉的巨大差别。仅他乡两字是分不出它们的异同来。所以此句的病根即在这里，血虚啊！用补药不可避免。”

“也用祖传秘方？”吝生不禁插一句。

“对！还是两字。”书生说：“千里，‘千里他乡遇故知’，只需这两字，就能引出多少人的眼泪呀！”

“绝对正确！”吝生点头称赞道：“那第三句呢？”

“第三句病源为俗套。阴虚。‘洞房花烛夜’谁家娶媳妇不是洞房花烛夜？写人人都晓得的事，只能评一句‘俗不可耐’！”

“那要不俗呢？”吝生问道。

“补呀！再加两字‘和尚’，‘和尚洞房花烛夜’，你见过吗？这才稀奇哩！”

吝生听了，“噗”的一声，满口吐沫星子喷在书生脸上，笑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好好好，补得好！算你神医！”

“还有最后一句。”书生正在兴头上，也不理会吝生，继续说：“同样毛病，阳虚。‘金榜题名’代代有，用得着你多啰嗦？换个新鲜的事，眼球才会往你这儿扎堆。还是加两个字，两个你想不到的字：书童！对，书童。举人上金榜不是新闻，他带的跟包书童考上金榜才是新闻！所以这句话就成了‘书童金榜题名时’。怎样？跌破眼镜吧！”

吝生把这四句联起来，默背一遍：“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书童金榜题名时。”

“哎，是不一样。”他点点头，暗自琢磨着：“这诗一进补立马不同凡响，不愧为一代医诗大仙，有功力！”

“你这处方尽是补药。”吝生对书生说：“不是还有泻药吗？怎么没见你用呢？”

“有补就有泻，天地常规，哪有不用之理！我再给你示范一例，专下泻药的。”书生摊开纸张，随手写下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吝生肚里虽无墨水，此诗倒也认得，不由惊呼：“嗟夫！此诗你也敢下泻药！”

“怎的！”书生的啤酒瓶底后面透出犀利电光，猴脸涨红：“本仙只看病，不问贫贱富贵。就是诗皇帝做的，有病，文理不通，我照样开方下药，泻它个手不软！”

“吔嗬！”吝生心里一愣：“瞧他长得贼眉鼠眼，料不到还是个正派顽生，属海瑞的。”想到此不禁然生敬意。急忙整衣正冠，做个长揖：“陋生眼拙，不识金镶玉，还请大仙指教。”

书生微微一笑，面色有所缓和：“不敢不敢，只是断疾开药而已。好坏依君判度。”话毕，手指“清明时节雨纷纷”开始对这首名诗祛病下药。

“这句诗病在前四字，清明与时节。不论何时何处，只要一提清明两字，无人不知此乃天象节气也。再用时节续清明之后，实属画蛇添足。下泻药势在必行。舍去时节改成‘清明雨纷纷’，意境依然如故，谁人敢说我不对！”书生气势如虹，双指直戳“时节”二字。

吝生被这举动吓了一哆嗦，连忙赔笑道：“大仙高见！大仙高见！”

书生不理他，继续批评：“路上行人欲断魂。废话！行人不在路上，难道他偏走溪流荆棘不成？吃饱了撑的，不泻它泻谁？‘行人欲断魂’岂能不是佳句？！”

书生越评越激动：“借问酒家何处有？分明是句问话，你还硬加借问两字，不嫌烦？想多赚稿费怎的？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酒家何处有’足矣！”

此时的书生，猴头高抬，颊泛红光，两眼下视，犹如严父斥顽子，不管不顾，把一串儿的连珠炮话语连带着口臭一股脑投向吝生。

吝生上身后倾，头微偏，视线躲开书生。看看两旁无人，只好戳在那里，代人受罪。

亢奋了一会儿，大概书生觉出不妥，话语渐渐平和下来：“其实行人魂断归途，心如灰灭，只不过想找个酒吧，借酒浇愁而已。至于谁人指引，并不重要，见着樵夫、村民他照样也要打问。何必单挑牧童不可？此句做成‘遥指杏花村’未尝不妥。”

说毕，书生用毛笔蘸上浓墨，在‘时节’、‘路上’、‘借问’、‘牧童’四词打上黑叉，得意吟道：“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怎样？经本仙一泻，甚比原诗函美。更具中国特色的普世美学！”

吝生听了半响没出声，心想：“奥克兰乃板着手指能数清人头的城市。没曾想还藏着这麽个稀罕龙。”随即长叹一声：“大仙如天宫下凡，有妙手回春之技，驱魔祛病无往不胜。不枉文医大仙誉称。怎就没福气早见着您呢？实在相见恨晚。不才虽为村野之夫，却也喜爱文艺。早年立志勇闯文坛，曾写诗明志。拙作虽未公开发表，但在坊间曾广为流传。今巧遇大仙，愿献上请指教。”

“哦！”书生闻听，喜形于色，连忙递上毛笔，撺掇道：“愿与君共赏。”

吝生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就着“清明时节”这首诗旁，歪歪扭扭写了四句：“亭顶挂景春，圆竹笛我心，况妻指玛假，肉耳垂真金。”

书生脱下眼镜，拿起纸来，鼻尖几乎触到纸面，端详了许久。柔柔眼，再看。足足有两分钟。最后终于放下纸张，吐了口气，摇摇头：“本仙寡闻，从未见此种诗，不懂！倒是要请君指教了。”

吝生奇怪了：“拙作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怎能不识？”

书生道：“不识。”

“好好。”吝生又摆摆手：“我来解释。‘亭顶挂景春’就是亭子的顶上挂了一张春天的风景画。‘圆竹笛我心’，圆形竹子做的笛子吹出的曲子打动了我的心。‘况妻指玛假’，况，拆字为二兄，这就容易懂了吧？二兄妻子手指上的玛瑙是假的。‘肉耳垂真金’，同样，肉拆字为内人，就是内人的耳上垂的耳坠才是真金。这样一解释，并不深奥吧。您是大仙，给我看看，我这诗有病吗？是要补呢，还是要泻？”

书生那边，早已木鸡呆半响。听他要诊诗，才拍拍脑子，醒过来，然后盯着吝生说：“你这诗有病，还是绝症。既不能补，也不能泻。我家还有一祖传秘方，按祖训不许轻易示人。看来今天用得上了。”说罢，拿起毛笔在吝生的诗上画了一个大叉，眉批写上“狗屁不通！”

2011/2/4 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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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5月16日是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指示”的50周年，被普遍认为是文革的开始。（资料图片）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刻意选在当地时间周二（17日）的凌晨，发表文章谈及官方对文革50周年的态度。文章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文章说，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周一（5月16日）是被称为“10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纪念日。

中国官方当天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官方媒体就文革50周年的到来也沉默不语。不过，不少网民在网上对“文革”贻害进行反思。

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6日在沉默一整天后，罕见地在17日的凌晨12点整，发出署名任平，标题为“以史为鑑是为了更好前进”的评论，强调中共官方的态度，是再次否定文革。

文章表示，1981年中共的第11届6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已作出正确结论。

当时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个决议对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原因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核对总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文章还说，中共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而正是有了这种正确态度，中共才能从挫折中警醒，重申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文章还说，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会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各界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中共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面对未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外行者 

（这是作者2012年写的文章，今天读来，没有一点过时之感）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六年，然而，文革形式上的结束，并没有导致文革思维方式的终结。文革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的蔓延，使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文革式的荒谬。许多年来，我们对文革的思考和反省还是停留在表面。对文革发生的根源，我们依然缺少中肯的、本质上的分析。致使文革的影响依然发酵着，并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不能剖析文革的真正根源，就会顺着文革的思维方式延续，演变出许多形形色色的荒诞。

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赶走了国民党，一件事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晚年他依然念念不忘，对否定文革的任何人都坚决打倒。可见他本人对文革的重视。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对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加以分析，分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现在人们评价文革主要有以下如是说：一、好心犯错误。二、坏人利用文革。三、巩固自己的地位。

首先，好心犯错误说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片好心。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承认了出发点是正确的，也就承认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正确的。文革的发动究竟对否，事实已经证明。文革动乱十年使中国社会乱象横生，贻害几代人留下祸患，好心犯错误休矣。

再者，让我们来看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的目的的阐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他们干什么呢？杜绝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的目的在毛泽东这里是明确的，而且从文革开始，他都掌控者文革的进程，被坏人利用说不成立。

其次，巩固自己的地位说，这个说法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政治中心的人来讲无法证明。不知道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否巩固。如果这个说法是真，那么一个党内的领导人的地位之争，使全国陷入十年内斗、内乱，就不能不让全国人民失望，并失去信任。

既然这三个说法都有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对文革作全面的分析。看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看看文革的进行方式是否正当。以及文革在中国人民思想里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多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地影响。当时的人类社会大体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主的所谓无产阶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所谓资产阶级阵营。不论这个划分是否合理，但是各国政界的思维却基本上禁锢在这个划分中。而六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两个共产党大国又就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发生争执。都在宣布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争来斗去，这就不能不对两国的共产党内部产生影响，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动文革的。

毛泽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认为，党内有一小撮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是刘少奇，是赫鲁晓夫似的人物。文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文革的出发点。对于一个党的领导人在党内开展运动，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对于一个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样的运动，就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十年运动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沿，使人们的思想混乱到不辨是非。使传统文化的继承几乎丧失殆尽。

问题的根源就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由于当时冷战的环境，造成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延续。毛泽东被历史局限，文革也就是在这种土壤中诞生的。他没有认识到，和平年代，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旋律。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让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经济的规划，让经过外患内忧战争的百姓得以疗伤，让全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

现代社会，不应有压迫和被压迫，阶级学说应改变成阶层学说，组成社会的是社会各阶层，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别不应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应该在国家大法和各项法律法规框架下化解。法律还要对权力进行限制，要捆住权力触角，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包括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

打江山和坐江上的思想也是文革发生的根源之一，“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教育体系都在进行这种说教。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无产阶级的政党掌权后，党的成员在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发展中也在变换着身份，由于这些变异，政权不可能永远掌握在一个的政党手里。就像政权不可能永远是皇家王朝的一样。历代皇家王朝的家国必然会被有组织的政党取代，也必然会让位于多党联合执政或各党派竞争执政。而党国思想其实还是家国思想的延续。执政党不是君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由于一个王朝建立后，王朝和百姓之间的矛盾，王朝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时候，新的轮换开始了，而这种轮换往往借助于暴力。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梦想自己靠武力获取的政权千世万世直到永远，所以，打江山坐江上的的想法说到底还是一种帝王思想。

再看文革的进行方式。文革是从执政党内到执政党外，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的一次绝对史无前例的运动。波及全国是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国家带入近乎无政府主义状态。许许多多的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等等，从精神上批斗，名誉上污蔑，身体上折磨、摧残。大批的被带上形形色色帽子的人成了牛鬼蛇神，做人的权力被剥夺。流放式的下放劳动，牢狱般的蹲住牛棚，一句话就能致人于非命。执政党内斗争你死我活，今天刚刚批判了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批判。学生停课，读书无用。工厂停工，物资紧缺。机构停止运转，名存实亡。最为严峻的时候，有许多地方发生派别武斗，造成人员伤亡。

毛泽东成了整个国家唯一正确的人。所有参加文革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忠诚捍卫者，都把自己标榜成最革命的。以所谓革命划线其实是以我划线，它使得派别丛生，所有矛盾都演变为斗争。便产生了一类在台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在台下做着见不得光的勾当的人。从思想上压制对方，证明自己革命成为生存的立足点，考证别人反革命变成杀伤别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谁的语言革命谁就能压倒对方，语言压不倒就动武，就从肉体上消灭对方。凡是跟封资修能挂上钩的都必须焚毁、摧垮。而封资修又和过去画上等号。这就造成十年间中国传统文化从撕裂到断裂。

文革的指导思想、文革的宣传、文革的折腾，文革的进行方式，文革中几乎疯狂的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形成了文革的思维方式。文革的思维方式用文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于是，大道理满天飞，假、大、空充斥社会各个角落。

终上所述，文革有了这样的文革思维方式和文革语言，全国范围内发展成为一场闹剧，最后演变成为一场悲剧。

文革经历了十年漫长的岁月。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模糊，甚至取代国家。毛泽东圈阅的执政党的红头文件成了全国人民学习、传达、执行的准则。执政党内没有了民主。宪法被践踏，国家机器近乎瘫痪。人民饱受内斗侵害，仁义礼智信皆失，几千年传统道德廉耻变味儿。仁人志士艰苦努力换来的“以民为主”思想和以“以民为主制度”变成“文革专制思想”和“文革专制制度”。

当文革的大幕闭合以后，文革对后世的影响却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戛然而止。时至今天，从执政党内部到中国全社会，依然有一批人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着文革思维方式。

在执政党里部分党员依然抱着救世主的思想，新中国是我们建立的，革命先辈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那么我们这些继承者就当然的要世世代代保持政权在我们手里。然而，他们忘记了角色已转换，忘记了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忘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忘记了什么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和义务。

执政党内部，对党内存在问题依然不敢正视，依然按照文革思维方式行事。不知夸大不实的宣传早已失信于百姓，说一套做一套令人不屑而嗤之以鼻。执政党党员腐败比比皆是，每年惩治以几十万人计。与百姓争利导致百姓和执政党的离心离德。国家机构官员，官气十足，官话满口，打官腔，趾高气扬，官僚主义横行；许多地方党的干部，地方政府与百姓为敌，违背他们意志的便动用警察、武警；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一言堂，集体领导形同虚设。几乎所有干部都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单位负责和对员工负责。一边是歌功颂德的唱红形式主义宣传，一边是腐化堕落到令人发指的行为。

党政不分现象依然严重，党和政府虽然是两套班子，但是，部分地方党内的领导，直接干涉政府的工作。一些党内组织部门个人，利用选拔干部的权力，买官卖官，结党营私，然后再利用买到的权力，掌控国有资产和资源，造成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失。

文革思维方式愈演愈烈，致使许多人想借助文革模式行事，表现在网络媒体上，网民之间，谩骂侮辱、张口就来。造谣中伤，随处可见。对不同见解压制，不同意见禁止。怕说真话，喜听吹捧。此等现象，不可枚举。这派那派，不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谋划策，而是采用对敌斗争的语言置于死地而后快。最终将跌入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怪圈，以暴力解决政权更替。

纵观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和执政党不论当年的功劳有多大，一旦违背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做了民众的对立面，必然会被这个国家的民众抛弃。而维护执政的地位靠什么呢？靠的是清正廉洁，而不是立党为私。让所有公民都能感受到在这个国家中不被歧视，都能享受国家的资源，才是执政的首要任务。

在国家这部大机器里，所有的结构都是这个机器的组成部分，对于人来说，人是国家机器的操作者。如果没有人，国家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人在国家中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别。所以，要使国家机器运转正常，就要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力——作为人的权力。现代国家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执政党依然按照文革思维方式来治理国家，百姓依然按照文革思维方式行事，国家机器早晚会瘫痪。

辛亥革命，中国推翻延续一千多年的改朝换代式的皇家王朝的轮换，本以为建立了一个先进的制度，人民共和制，结果却陷入了党争，党争又以内战武力的方式解决。这其实没有脱离历代王朝成立的战争轨道，战争使千万人家破人亡，结果是国家分裂，大陆被共产党统治，台湾被国民党统治，至今两岸不能统一，亲人骨肉分离。

当今中国社会的国家机器，国民组成，已经不是新中国建立时的状况。在一个没有战争破坏和干扰，文革后又和平发展了三十六年的国家。执政党里许多人依然还站在文革的出发点上，用文革的思维方式，甚至文革的方式去治理国家。结果必然是不言而喻的。

十年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了几十年的禁锢，执政党把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短短的三十四年，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这是一个巨大地进步。然而，执政党里一部分人依然继续文革思维方式，使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三十四年里，执政党的党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执政党的党章里的理想连执政党的大部分党员都不相信。入党目的已经不是面对党旗宣誓口号中里信誓旦旦的目标。入党做官，做官谋权，谋权发财，成为骨子里的梦寐以求的想法。此等思想使许多人一旦掌握权力后，便以权谋私，以权谋财。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势力范围，甚者左右政权，动摇执政党的民众基础。使民众对执政党失望。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执政者为了本人、本党和本利益集团而和多数人争利的时候，执政党内各派别各利益集团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权的时候，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裂痕将会变得不可弥补。

而今，执政党内部的这些变化，使部分理想主义者回看文革，文革时，执政党内腐败还不是主要问题，而且大部分党员都还在遵守党的纪律。绝大部分党的干部也在过着和百姓一样清贫的生活，人们在怀念执政党当年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同时，竟错误的想回到那个年代。人们没有看到，正是由于文革，才会产生今天的执政党内的腐败。正是文革思维方式的继续，才使政治改革止步不前。并将变为束缚社会发展的锁链。

因此，摈弃文革思维方式，真正解放思想才是当务之急。人人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所有公民都享有共同的权力和义务。任何人，任何党都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执政党掌握权力是为国家正常运转工作的，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

当然，由于利益所在，摈弃文革思维方式，在一部分人是相当痛苦的，文革思维方式牢固的镶嵌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也有的人会反对摈弃文革思维方式，甚至不承认有文革思维方式。正确的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进步，社会才能有条不紊的发展。摈弃文革思维方式，让人们的思想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这对于每个人来讲，百利而无一害。

（源自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