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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沈逸教授,请把“汉奸”这个词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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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一到,绿茵场上还没怎么着,互联网上的戏台子倒先搭起来了。

6月下旬,日本队在赛场上踢出了一脚好球,上海某家酒吧里,几位中国球迷身穿蓝色球衣,灌了几口马尿,便跟着屏幕瞎欢呼了起来。有人说自己打小看《足球小将》长大,就图个情怀;有人说瞧瞧人家的青训打法,确实成熟。这原本是一幕再寻常不过的“精神股东观赛图”,但在有些人的眼里,这分明是一场“潜伏”多年的敌特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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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场面顶上热搜的,是复旦大学网红教授沈逸的言论。沈教授在网络节目里一拍惊堂木,登时吐出了两个重千钧的字眼,“汉奸”。不仅如此,沈教授还顺藤摸瓜,将《足球小将》这类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看过的动漫,一把揪住,升华成了“系统性传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套路”。

这一手帽子戏法,玩得是真漂亮。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互联网流量的,可沈教授的博学与敏锐,还是结结实实地震精了我一下。合着这几代年轻人小时候看的不是动画片,看的是“大东亚共荣圈指南”?那些年为大空翼和日向小次郎流过的眼泪,都是在给军国主义递刀子?

按照这个逻辑,隔壁王二大爷天天在路边下象棋,嘴里嚷嚷着“拱卒”、“杀马”,是不是也涉嫌组织非法武装割据?

老实说,沈教授这些年是越来越活明白了。他早已褪去了书斋里那层知识分子的寒酸与穷酸,摇身一变,成了最懂互联网算法的弄潮儿。

互联网的密码是什么?王朔早就解构过了,别跟人玩深刻,深刻招人烦;得玩情绪,得玩站队。逻辑这东西太重,讲清楚得花二十分钟,听的人早就滑走了;而扣一顶帽子只需要两秒钟,还自带扩音器效果。只要高喊一声“汉奸”,哪怕你其实是在讨论韭菜饺子该不该蘸醋,也能瞬间把公共讨论变成一场政治纯洁性的大考。沈教授坐在镜头前,面色凝重,情绪拉满,流量就像黄浦江的水一样哗哗地流进兜里。你看,知识分子一旦放下身段做买卖,往往比街头卖大力丸的还要精明三分。

但我心里总归有点不大舒服。倒不是反对沈教授表达他的宏大叙事与爱国情操,这年头,做正能量买卖又不犯法。我纳闷的是,一位堂堂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在面对足球、动漫和青年亚文化这种本可以细细切片、温柔解剖的课题时,怎么也沦落到了用最廉价、最省事的词汇去“横扫千军”的地步?

“汉奸”这俩字,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有血腥味的。那是连着汪精卫的投敌、陈公博的卖国,是三十万冤魂和无数烈士的鲜血浸透过、凝固住的历史。这词太沉重,重到每一次提起,都该是一次历史的审判。可如今,这么一件浸透了民族血泪的刑具,竟被当成了路边批发的大平价帽子,谁看球鼓个掌,就随手往谁头上扣。

可现在呢?这顶历史沉重代价打制的黑帽子,居然被沈教授拿去批发,随手扣在了几个看球喝啤酒的倒霉蛋、愣头青的头上。

语言也是会通货膨胀的。今天支持日本足球是“汉奸”,明天看日剧是不是就是“预备役汉奸”?后天开日系车、吃日料三文鱼,是不是得直接扭送派出所?再往后,倘若哪位倒霉催的学者去研究了川端康成或者夏目漱石,是不是也得在肚皮上贴个“重点怀疑对象”的标签?

鲁迅先生当年说,做人的尊严是靠自己挣来的,不是靠打巴掌在别人脸上留下的印子。当一个宏大的历史词汇被无限稀释、四处乱扔的时候,它非但不能捍卫尊严,反而会变成一种滑稽的时代杂耍。概念的边界一旦被网红们踩踏得稀烂,公共讨论的质量就直接跌进了臭水沟。

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盘盘逻辑。欣赏日本队的传控配合,难不成等于支持靖国神社?承认中国男足踢得像面条,难不成等于背叛了祖国母亲?如果穿什么球衣就代表效忠哪个国家,那中国球迷几十年如一日地身穿巴西、阿根廷、德国、英格兰的球衣,家里得挂多少面外国国旗?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得专门成立个“中国球迷专案组”?

把体育比赛变成忠诚度测试,这不叫严肃,这叫荒唐得让人发笑。就像一个缺乏自信的汉子,走在街上,总觉得路人看他媳妇的眼神不纯洁,恨不得把所有路人的眼珠子都抠下来才觉得安全。

真正有底气的文明,胸襟大得能装下太平洋。当年美苏冷战时,也没见好莱坞把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列为禁歌;英国人就算再瞧不上法国人,也没听说过谁去抗议莫里哀的戏剧是“法兰西文化毒素”。竞技水平就是竞技水平,国家认同就是国家认同。如果一个民族的尊严虚弱到连别人家足球踢得好都不敢承认,那这种尊严,未免也太像纸糊的糊墙纸了,风一吹就破。

教授的价值,本来应该是在所有人都在老鼠般乱窜、狂热喧嚣的时候,他还能像个大夫一样,冷静地给你把把脉,告诉你,别慌,这只是感冒,死不了人。但现在的某些网红教授,似乎更喜欢跟巫医抢饭碗,他们不需要论证,只需要立场;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刀子。

沈教授当然有权在网络上唾沫横飞,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也是他的生财之道。但作为观众,我们也有权在台下啐上一口,然后说一句,戏演得不错,就是吃相难看了点。

当“汉奸”可以随手送人,当帽子可以满天乱飞,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足球的讨论。我们失去的,将是那点所剩无几的、体面的理性,以及对历史最起码的敬畏。

沈教授,还是请您高抬贵手,把“汉奸”这个词还给历史吧。至于足球,就留给那些熬夜掉头发的球迷。毕竟,人活一世,能让人纯粹高兴一回的国际比赛真不多了,您就别坐在导师椅上,非逼着大家在看球的时候,还要写一份八千字的《思想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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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时评】华人右倾,还是新西兰太左?

2023年新西兰大选前夕,专门追踪华裔选民动向的Trace Research机构发布了一份民调。数字呈一边倒的状态,在参与调查的华裔新西兰人中,高达75.1%表示将投票给国家党,工党仅获8.2%的支持,行动党拿到14%。右翼政党的合计支持率接近九成。

这组数据若放在英语世界的背景下审视,会显得格外刺眼。皮尤研究中心2022至2023年的调查显示,华裔美国登记选民中有56%倾向民主党,认同共和党的只有39%。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的调查更为悬殊:64%的华裔澳人表示将投票给工党,只有27%支持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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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群体,落入不同的英语国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面貌。这是为什么?

惯常的解释是华人天生保守,重商轻政,传统文化倾向秩序,所以偏右。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它无法回答,为何同样保守的华人,在美国大多投给民主党,在澳洲大多投给工党,偏偏到了新西兰才一面倒地拥抱右翼?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解读框架。新西兰华人并没有真的变得更右。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落入了一个坐标系错位的陷阱,当你把一个人放进一把向左偏移的尺子里量,读出来的数字自然偏右。


01  英语世界的政治坐标并不统一

理解新西兰华人政治倾向的关键,在于理解新西兰这个国家本身的政治坐标系,天然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这是可以量化的现实。

在西方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教堂山专家调查」(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中,新西兰工党被标定为中左政党,新西兰绿党则被视为较为激进的左翼。 英语世界内部,「左」「右」并非统一的尺度。

以下这个比较,是本文认为最具分析价值的核心观察: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光谱定位
美国民主党澳洲工党新西兰工党中左 / 进步自由主义
美国共和党澳洲自由党新西兰国家党中右 / 保守务实主义
——新西兰绿党左翼 / 生态社会主义

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民主党、澳洲工党、新西兰工党,在名字和旗帜上都属于「左翼」,但其政策实质上落在相近的中左区间。而在全球坐标上,新西兰整体的政治原点,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

新西兰的「右翼」国家党,在许多核心政策立场上,比美国民主党更接近左侧。国家党不曾主张废除公立医疗,不曾推动美国式的枪支开放,也不挑战工会的基本权利。甚至有论者认为,中右的新西兰国家党在政策光谱上比美国民主党更左,尽管这个比较本身带有争议性,但它精确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国政治的「起点」并不在同一位置。

左移的结构性证据:两个历史时刻

1985年,大卫·朗格(David Lange)领导的工党政府宣布新西兰为无核区,拒绝美国核动力或核武装舰船进入新西兰港口。这一决定直接导致美国暂停了对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军事义务,新西兰为此付出了地缘政治代价,但这一政策延续至今,成为两党共识,深入国民意识。

2003年,当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新西兰是极少数拒绝派遣战斗部队的西方盟国之一。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在内的盟友都参战,新西兰选择站在另一边。这在五眼联盟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这两个历史时刻共同说明了新西兰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深层的独立性与进步性,使得整个政治光谱比澳大利亚、加拿大更偏向左侧。

这个结构性差异,才是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现象的第一层钥匙。同样一个中左倾向的华人移民,在美国可能投给民主党,在新西兰则可能落在国家党的支持者阵营里,因为在新西兰的坐标系中,国家党才是那个「务实中间」的位置。


02  华人移民的政治本色

要理解坐标系错位如何发生,需要先还原华人移民群体本身的政治底色。

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和商人阶层,其政治底色并非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务实主义。他们重视稳定、秩序、教育投入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支持适度的政府服务,对过度的财富再分配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反对政府干预本身。

如果将这种政治倾向放在西方政治光谱上定位,它大致落在中间偏左的区域。既非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强调个人努力、同时接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务实立场。

美澳的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在美国,华裔选民总体倾向民主党;在澳大利亚,华人选民甚至在2022年以集体转向的方式,惩罚了对华强硬的莫里森政府,让工党赢得关键边缘选区。

这些跨国数据表明,华人移民并不天然是右派的盟友。他们是中左务实派,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坐标系中,只是找到了不同的「落点」。


03  将华人推向右翼的具体力量

坐标系的左移是结构性原因,但还不足以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程度之深。75%支持国家党这样的数字,还需要若干具体的推力来补充解释。

1) 经济利益与国家党的精准契合

新西兰华人移民的阶层构成,以中小商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他们开汽车旅馆、便利店、餐馆、进出口贸易公司,或在地产业活跃。这一阶层对税收政策极为敏感,对政府过度干预经营的抵触程度远高于受雇于大型机构的专业人士。

国家党主张低税率、减少监管、支持小企业,与华人商人阶层的切身利益高度契合。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认同,而是经济理性的直接投射。

2) 约翰·基时代的特殊遗产

在谈约翰·基之前,有必要先回望一段容易被遗忘的历史。

海伦·克拉克执政的九年(1999—2008年),工党与华人社区的关系,远比今日温暖。2002年,克拉克政府正式就新西兰历史上对华人征收的人头税公开道歉,在社区内引发了真实的情感共鸣。2008年4月,新西兰成为全球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这一外交成就对华人商界同样意义重大。那个年代,不少华人移民将工党视为相对自然的政治归宿。

这段历史恰恰是本文核心论点最有力的佐证。华人的投票取,并不来自母国固定的文化基因,它随政党作为、政治生态与移民处境的变化而移动。约翰·基的出现,不过是将这把尺子重新校准了一次。

约翰·基(John Key)总理任期(2008—2016年),从情感与利益两个维度,为国家党与华人社区建立了深厚的纽带。在他执政的八年间,双边贸易翻了一倍有余,新西兰对华出口增长了四倍,中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2014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综合战略伙伴关系」。

对新西兰华人社区而言,国家党执政期间的中新经济红利,诸如中国国际留学生潮、中国游客、农产品出口、地产投资都在持续扩大。国家党对华务实的形象标签,在华人社区中延续至今,成为情感上难以撼动的政治遗产。

3) 疫情后的治安焦虑

疫情之后,新西兰的社会治安问题急剧恶化,成为2023年大选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根据新西兰警察数据,月均案件数从疫情前的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的约35,000起,增幅约66%。

新西兰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亚裔居民感到不安全的比例,从2018年的11%飙升至2023年的22%,增幅在所有族裔中最为显著。

(数据来源: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时间与地点》数据库;新西兰司法部《新西兰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

对华人移民而言,治安问题有着格外真实的切肤之痛。华人开设的小商品店、便利店、外卖餐馆,都是盗窃和暴力劫案的高发目标。这些商户通常是家庭经营,没有大企业的安保力量,没有深厚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依赖。

工党执政期间(2017—2023年),在刑事司法改革方向上强调减少监禁、转向康复治疗,这与华人社区在治安问题上的直觉期待,发生了明显错位。国家党「法律与秩序」的竞选主轴,对这个群体的吸引力是发自内心的。

4) 毛利议题的结构性旁观

新西兰工党与毛利人权益议题长期深度捆绑。《怀唐伊条约》赔偿与和解、共同治理框架、毛利语振兴、地名去殖民化等政策,都是工党执政议程的核心部分。这些政策的历史正当性是清晰的,这是对殖民时代系统性不公的结构性修复,是新西兰政治的道德义务。

但对于华人移民而言,这一议程在政策设计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处境。他们既不是历史上的殖民者,也不在政策照顾的受益者名单上。这种「两不靠」的处境,并非出于华人社区对毛利权益的敌意,而是一种在政策分配逻辑中的结构性缺席感。

这种感受未必对应实际资源分配结果,但政治行为往往首先由感知塑造。

国家党在历史上对毛利权益议题持相对保守立场,其「一个新西兰」的叙事框架,至少在修辞上给了华人一种「被平等包含」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建构。需要强调的是,华人与毛利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总体和谐,华人社区中也有许多人真诚支持历史和解进程。


04  比较视野:其他国家为何不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还需要解释为何美澳加的华人,面对类似的保守倾向,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右倾?换言之,是什么力量在其他国家抵消了这种趋势?

1)美国:被亚裔仇恨重塑的政治认同

在美国,华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曾在1992年高达55%(全体亚裔),此后持续下滑。一个关键的「拉左」力量,是反亚裔仇恨议题的政治化。

特朗普时代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亚裔在美国街头遭受的袭击事件显著上升。民主党在应对反亚裔歧视上的积极立场,使部分本来对共和党持开放态度的华裔选民转向。在新西兰,这种身份政治的拉力要弱得多。

2)澳大利亚:被地缘政治重塑的投票逻辑

澳大利亚的案例尤为具有启发性。华裔澳人在历史上曾是自由党(右翼)的稳定支持者,理由与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高度相似,比如注重经济管理、商业友好、家庭价值观等等。但2019—2022年莫里森政府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及部分自由党政客对华裔澳人是否「忠诚」的公开质疑,引发了强烈的社区反弹。

2022年大选,自由党在华裔聚居选区的选票崩塌,摆动幅度几乎是其他选区的两倍,直接导致工党赢得关键边缘席位。2025年的调查显示,华裔澳人继续以64%的比例支持工党。

数据来源: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样本量3,000人;罗伊摩根调查公司2025年数据。

这给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反面教材。如果国家党或行动党在对华议题上采取莫里森式的强硬立场,或公开质疑华人社区的忠诚度,新西兰华人的投票格局恐怕会迅速重组。目前的75%,部分建立在国家党对华相对务实的形象之上。这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平衡。

3)加拿大:自由党的长期深耕

加拿大的情况较为不同。自由党长期实施积极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华人移民聚集的大温哥华地区和多伦多市郊,投入了大量中文社区经营资源,建立了多代人的政治情感纽带。

相比之下,新西兰工党对华人社区的主动经营,历史上远不如国家党积极。在政党经营上的先发优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加拿大华人对自由党的支持更为稳定。

4)四国华人选民政治倾向比较

国家倾向政党支持率关键影响因素
新西兰国家党/行动党~75–89%政治坐标整体偏左·疫情治安焦虑·国家党对华务实形象
澳大利亚工党~64%莫里森政府反华言论引发强烈社区反弹·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美国民主党~56%反亚裔仇恨议题政治化·身份政治动员
加拿大自由党多数自由党数十年华人社区深耕·多元文化政策基础

05  坐标系修正

梳理至此,可以尝试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判断。

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其主要原因更可能不一定是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在新西兰向左偏移的政治坐标系中,国家党恰好站在最接近他们务实诉求的位置,经济管理稳健、对华关系务实、法律秩序可靠。

事实上,如果把新西兰国家党放在国际坐标上审视,它是一个温和的中右政党,远不及美国共和党、澳大利亚部分自由党议员那样的意识形态右翼。新西兰华人选择的,是一个「相对右」的务实政党,而非一种意识形态立场。

这与美国部分华人拥抱特朗普式民粹保守主义,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接近真实右转的政治运动;而新西兰华人的「右倾」,更接近于坐标系偏移造成的视觉错位。当然,这种区分也并非绝对。随着居住时间增长,部分华人的价值观确实会发生真实的转变,真实的右转与表观的坐标错位,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有一个现象,或许是理解这一切的最好注脚。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第二代,与父辈之间,正在形成一道安静的政治裂缝。

他们接受的是新西兰的主流教育,他们的朋友圈是多元族裔的,他们对毛利文化和《怀唐伊条约》的理解来自学校教室而非父母的饭桌。他们关心气候变化,对多元包容有更高的内在认同。他们中的很多人,政治倾向正在向新西兰主流中左方向靠拢。

第二代的这种转变,是理解第一代选择的最好对照。如果华人的右倾真的是文化基因决定的,第二代应该继承这一倾向。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说明第一代移民的政治选择,关乎的是移民处境、经济利益与政治坐标系的特定组合,而非某种固定的文化编码。

坐标系的错位,可以解释过去。未来的政治选择,还需要华人社区自己书写。

——飞雪札记  2026年


数据附注

新西兰华人投票数据

Trace Research历届调查(世界电视·Trace华裔选民民调):2017年约71%支持国家党;2020年62%;2023年75.1%,工党8.2%,行动党14%。样本量约1,000—1,400人,主要通过微信等中文平台招募。

美国华裔选民数据

皮尤研究中心2022—2023年调查:华裔美国登记选民56%倾向民主党,39%倾向共和党,样本量7,006名亚裔成年人。2024年大选中,53%华裔选民支持哈里斯,39%支持特朗普(MyAsianVoice数据)。

澳大利亚华裔选民数据

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3,000名受访者中64%表示将投票给工党,27%支持自由-国家联盟。罗伊摩根调查公司数据亦显示华裔出生澳人对工党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0—20个百分点。

新西兰治安数据

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数据:月均案件数从2019年底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约35,000起,增幅约66%。新西兰司法部《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亚裔感到不安全比例2018至2023年间从11%升至22%,为各族裔中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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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崩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

1990年,日本站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像一个相信自己会永远向上的国家。

东京银座的一小块土地,每平方米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有人甚至算过一道著名的题:仅东京都的地价总值,理论上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州。今天回看,这样的说法近乎荒诞。但在当时,它不但没有被当作笑话,反而被许多人视作时代实力的证明。

一个社会一旦走进那种氛围里,很多看起来离谱的事,都会慢慢变得合理。房价上涨,不只是市场现象,而成了一种全民情绪。土地升值,也不再只是资产变动,而像一种不证自明的信仰。许多人相信,土地是唯一不会贬值的东西,买房是人生中最稳妥的决定,买买买,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也对家庭负责。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这个神话就开始崩塌。

更准确地说,它像一堵早已出现裂缝的墙,先从内部松动,再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剥落。最先失去的是价格,然后是信心。最终被改写的是普通人的人生秩序。

这是一个关于资产泡沫的故事,一个关于时代心理的故事。日本如何跌入「失去的三十年」,一个社会如何在繁荣中集体相信某种东西,又如何在神话破裂之后,慢慢学会接受另一个现实。在这不确定的当下,值得拿岀来说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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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世的底色: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

要理解1991年的崩塌,必须先回到1985年。

那一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的核心,是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压力。此后三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升至120,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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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年前:日本房地产泡沫兴衰史

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签订“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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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产业形成了明显打击。制造业承压,增长放缓,市场信心开始动摇。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日本央行从1986年开始连续降息,将基准利率一路压低到2.5%的历史低位。

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利率足够低,钱就会变得异常廉价;而当一个社会同时又笃信某类资产「只涨不跌」,大量资金就很难老老实实流向那些回报慢、周期长、见效不确定的实体部门。与其辛苦扩建工厂、研发产品,不如直接买土地、等升值、再抵押、再借钱、再买更多土地。这个过程更快、更直观,也更能制造财富神话。

银行也愿意参与其中。因为在那个年代,土地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抵押品。只要有地,就意味着有信用;只要地价继续涨,风险就像被自动抵消了一样。于是,企业拿地融资,个人按揭买房,开发商继续高价拿地,银行继续放贷,资产价格继续上升。价格上涨强化信心,信心带来更多资金,更多资金再推动价格——整个系统就这样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资本同样嗅到了机会。日元升值意味着持有日元资产本身就有汇率收益,热钱快速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了股票和土地价格。那几年,日本资产市场仿佛变成一台永动机。不需要太多解释,只要身处其中,就会被不断上涨的数字说服。

1985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至334,三年内几乎翻了两倍。到199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六大城市地价较1985年上涨约90%。整个日本房地产总市值,甚至一度被估算为美国的五倍。

在那样的气氛里,泡沫并不以「泡沫」的面貌出现。它总是先以繁荣、机会、安全感和共识的样子出现。它反射出的是人们最想相信的东西。努力有回报,早买总没错,资产会替你守住未来。

也正因如此,当社会上的人们开始普遍相信,这种房价快速上涨本身就是常态时,狼来了。


二、房子如何从「最稳的资产」变成长期负担

所有宏观叙事,最终都会落到普通家庭的饭桌、账单和睡眠里。

在日本泡沫最热的那些年,很多家庭买房,是因为恐惧超过了人性中的贪念。因为他们害怕再不买,以后就永远买不起了。害怕今天不进入市场,明天会被彻底甩下。也害怕在一个人人都在讨论买房、换房、地价上涨的环境里,自己成了那个「没跟上时代的人」。

于是,买房成了一场对未来人生位阶的押注。月供高一点没关系,生活紧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房价继续上涨,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有很多人在做投机,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用尽全力追赶那个看似不会停止上升的时代。

1991年之后,房价开始下跌。

起初,大多数人并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把这看作一次短期调整,甚至把下跌理解为「又一次入场机会」。但市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反弹,反而开始进入一种漫长、缓慢、却几乎没有尽头的下行通道。

真正让普通家庭感到窒息的,除了账面亏损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在现实生活中那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匹配感。房子的市值在缩水,债务却仍然要按原计划偿还。资产在跌,人生却不能暂停。你以为自己握着的是未来,最后却发现那更像一副无法轻易卸下的担子。

当房子从「安全感来源」变成「财务压力核心」,一个家庭的很多决定都会被连锁改写。有人因此不敢辞职,不敢换城市,不敢创业,也不敢轻易生育。原本用于改善生活的收入,被锁进长期偿债。原本应当属于未来的时间,被用来填补过去高位买入留下的窟窿。

这也是房地产下行真正残酷的地方。它伤害的是人的行动能力。它会让一个社会中大量原本有活力、有计划、有向上意愿的人,突然开始变得保守、防御、迟疑。他们正常的发财欲望,逐渐被债务和不确定性驯化了。


三、一次性暴跌也就罢了,但这回是「慢慢跌很多年」

很多人以为,泡沫破裂意味着一夜之间的崩盘,像股灾那样迅速、剧烈、血流成河。但日本的真实教训,其实比这种想象更残酷。

它是急性崩塌之外的慢性失血。

1991年之后,日本地价开始下跌,但绝大多数年份的跌幅并不夸张,通常在5%以内。正因为跌得不算太急,很多人反而没那么容易警觉。每一年看起来都像还能承受,每一年都像只是「暂时还没见底」,每一年都有人相信,下一年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种「还没到最坏」的感觉,殊为致命。它让人迟迟不愿承认趋势已经反转,也让市场参与者不断在希望里停留,在等待里消耗。

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1992年至2015年,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累计跌幅达到65%;全国平均跌幅53%;商业用地跌幅更高达70%,几乎回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水平。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跨越几十年、持续侵蚀财富与信心的深层调整。

折磨人的「抄底幻觉」。市场每隔几年都会释放一些短暂的积极信号。比如价格跌幅收窄了,成交略有回暖了,政策似乎发力了,一部分核心区域开始企稳了……这些信号总会吸引一批人重新燃起希望,认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但接下来,现实又会把这种希望重新压回去。

于是,很多人的伤口在一次次「看见转机—投入信心—再次失望」的循环中不断加深。比起一次痛快的崩盘,这种反复更耗损社会心理。它让人逐渐失去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判断力、耐心,以及对未来的基本想象。


四、银行、企业与家庭,是如何一起陷入衰退的

房地产泡沫崩塌之后,受到冲击的不单单是购房者。

日本银行系统很快暴露出巨大的坏账问题。过去那些以高估值土地作为抵押品发放的贷款,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后迅速恶化。1992年至2003年间,日本共有180家金融机构相继破产。银行为了自保,开始收紧信贷。而一旦银行谨慎起来,整个经济循环就会迅速冷下去。

企业借不到钱,扩张计划被迫搁置,投资减少,招聘减少,裁员和停产开始增多。家庭看到就业预期转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消费变弱,又进一步打击企业盈利。房地产下行,就这样从资产市场问题,逐步演变为金融问题、企业问题、就业问题,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问题。

这正是经济学里常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表面上看,社会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增长不足。可更深一层看,是所有主体都在优先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银行想缩表,企业想降杠杆,家庭想还债。每个人都在做看似理性的自保动作,但当所有人同时这样做,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低温状态。没有谁敢大步往前,因为谁都不确定前方是否还有更深的坑。

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问题一旦进入系统层面,修复起来总是特别慢。它是从每时每刻的「房子跌一点」,顺着金融、就业、消费、预期一路传导,把整个社会拖进一种长期谨慎之中。


五、政府拼命救市,为什么还是没能让信心回来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并非毫无动作。

利率一降再降,最终逼近零。财政刺激不断加码,十年内累计增发逾四百万亿日元公债。公共工程密集上马,修桥、修路、整治河道,希望用扩张支出来对冲民间部门的低迷。

如果只看政策力度,日本当年并不算保守。很多今天听起来耳熟的工具,他们几乎都用过了。

问题在于,政策可以提供流动性,却未必能立刻重建信心。它可以让市场不至于瞬间失血而死,却很难让已经受过伤的家庭和企业重新恢复扩张冲动。

1991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为48%;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30%,远高于同期欧美主要经济体。债务越来越高,增长却始终没有真正回到曾经的轨道。

原因并不难理解。日本面对的,早已不是短期景气问题,更要命的是结构性困境。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购房人口减少,城镇化接近尾声,社会预期持续转冷。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利率更低、政府花钱更多就自动逆转。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神话一旦破灭,之后最难修复的部分,就是预期与信心。一个曾经深信「持有房产就等于持有未来」的社会,一旦开始怀疑这套逻辑,后续所有政策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缺乏相信经济可持续繁荣的叙事。

1997年,日本为了整顿财政,提前上调消费税,直接刺破了刚显露出来的一点复苏迹象。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冲击叠加内部疲弱,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回头看,日本政策上的真正失误,在于它始终低估了一个关键核心问题的重要性。当一个社会同时遭遇债务压力、资产缩水、人口变化与信心坍塌时,复苏不会像经济教科书上那样来得那么符合理性与逻辑。人心叵测,不仅指个人,也是实指社会群体。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出现近30年的长期停滞。


六、失去的三十年,也是一代人的心理坐标

日本房地产泡沫留下的后果,还远远不止「房价跌了很多年」这么简单。

它改写了一整代日本人的风险偏好和生活想象。

2005年,社会学家三浦展出版《下流社会》,描述了一种泡沫破裂后的新现实。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欲望,转向低消费、低欲望、低预期的生活方式。表面看,这是自主选择。更深层看,这也是历史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看见过父辈如何把一生积蓄投入房产,又如何在漫长下跌中被套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从「人生底盘」变成「长期压力源」。一代人最核心的安全感,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年轻人发现,努力未必自动对应回报,买房也未必自动通向稳定时,他们会重新评估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谨慎的。于是,消费收缩了,野心收缩了,预期也收缩了。很多变化并不会体现在某一年的统计数据里,但会慢慢沉淀进社会气质中。

空置率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08年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房屋空置率已达13.1%,农村地区更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空屋免费赠送,只求有人维护」的公告。一个曾经为了抢一套房而彻夜排队的社会,三十年后却要为没人接盘而发愁。

这就是资产神话崩塌后的冷意。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理所当然地相信「房子天然等于安全」。

更微妙的是,东京核心区域近年来又出现了新一轮上涨。有人把它视为复苏,也有人担心那只是新一轮泡沫的回声。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它总会在熟悉的地方发出回响。每当一个社会再次把某类资产当作唯一确定性的来源时,旧问题就可能换一种方式重新出现。


七、神话是怎么死的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归咎于谁呢?。

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压力,央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对土地抵押的过度迷信,企业和个人在财富效应中的羊群行为,以及媒体和专家不断强化的「土地不会跌」叙事,共同构成了那个年代的合力。

泡沫,起初它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那不是真的。

当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接受同一套资产逻辑时,质疑者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如果提醒风险,会被视作悲观。你如果强调周期,会被认为不懂时代。你如果说价格不会永远上涨,别人只会拿过去几年的涨幅来教育你。

神话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在日复一日的新闻、谈资、成功故事、专家意见、家庭决策和市场数据中,被不断重复、不断强化,最后变成一种几乎无人怀疑的常识。

神话的死亡,也是从越来越多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真正相信它了。

他们嘴上也许还在说「会回来的」「再等等看」,可心里已经开始收缩支出、放弃计划、停止冒险。价格的下跌只是表层,信念的松动才是根部。一旦根部出问题,再多的刺激也只能托住表面,很难让一个时代重新回到原先的情绪里。


结束语

多年之后再看,日本失去的,除了增长速度与房地产价格,更是一种「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集体确定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东西一旦流失,修复起来往往比修复资产负债表更慢。

这或许是所有房地产泡沫留给后来者最值得警惕的教训。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总以为自己买的是房子。等到下行周期真正到来,才会发现自己买下的,往往还包括预期、信心、选择权,甚至是未来很多年的生活方式。

房子固然只是钢筋水泥。但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对稳定的想象,与一代人对上升通道的理解。也是一个社会对繁荣是否能够持续的判断。

所以,日本泡沫破裂真正崩塌的,并不只是房地产的价格。

崩塌的其实是一整套关于财富、安全与未来的神话。


鹦鹉先生

此刻我正在日本,东京远郊。

这是过去近三十年第四次来日本。 最有标志性的日本拉面价格终于突破1000日元一碗,1300左右。 当年一美元兑80日元,如今160。 以美元计价,曾经平均收入超过美国一万美元的日本人如今只有美国的40%。

日本城市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老旧一些。 这次看到一点微小进步,通勤火车改进不少,终于有一点新房子建起来。外国人到处都是,连郊区也能看到,不要说京都、东京更是云集。 第一次来日本对物价之高震惊变成现在对物价之低的享受。

因家庭成员流感脱水去日本医院紧急输水,也见识了日本医疗状况。收费大约是美国十分之一。但设施陈旧,到处脏兮兮,与美国医疗设施基本上五星酒店级差距巨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1990年来日本,眼前全是靓丽的高楼和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现在的游客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陈旧罢了。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大概中国2050、2060年也还会是目前的样子, 想不出来有更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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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札记】越陌生,越恶毒, 从X看社交平台的匿名攻击现象

打开微信群,哪怕是几十个不太熟的人凑在一起,基本的体面还是在的。发言有分寸,争论留余地,就算意见相左,也少有人直接撕破脸。但打开海外的社交平台X,随便点进一条发言的留言区,你经常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嘲讽、谩骂、诅咒,来自素不相识的人,针对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见到的陌生人,毫无来由,也毫无顾忌。

同样是人,同样是屏幕后面打字,为什么这两个场景会如此不同?

表面上这有关网络礼仪的话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出了问题。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足够稀薄,人究竟会变成什么?

–

一、他者去哪了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在群中》里提出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判断:数字时代,在人们所有貌似冲突的背后,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消失了。

什么是“他者”?不是汉语中你我他的他,也不是指外貌不同的人,在传统的哲学意义上他者,指的是那个真实存在于你面前、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无法完全理解和预测的人。真正的他者带来的是一种阻力,你不能随意对待他,因为他是真实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会回应你,他的存在构成对你的某种约束。

但现代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了“他人”。比如在X(原推特)的留言区,对方是什么?一个头像,几行字,一个立场标签。你不知道他多大,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悲喜对你没有重量,他的反应对你没有后果。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在你的感知中被压缩成了一个信息节点。

当对方不再被感知为“他人”,恶意就不再需要理由。

这是韩炳哲哲学上的核心洞察。我们不必然在社交平台上和更多人互动,我们只是在向更多的信息节点发射情绪。而那些情绪看似针对某个人,实质上是在一个去人格化的空间里自由漂浮,粘到任何东西都可以附着。

而人们在使用微信群时,之所以维持着基本体面,恰恰是因为那里的“他者”还没有完全消失。你如果在群里呆得足够长,就知道群里可能有人认识你,你有大概的社会坐标,对方也有。这种半熟人的网络,残留着足够的“他者性”,让你在发言前还会有一点停顿与犹豫,因此也不容易情绪化地暴走。就算你知道在线下生活中,你不认识群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微信群组生态系统,让你意识到,你的一次暴冲,有可能导致你经营多时的线上公共形象“社死”,代价还是有的。

二、匿名不让人变坏,只让人无需为坏负责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有个著名的叫“去个体化”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框架主张,当一个人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的环境中,个人身份弱化,责任感也随之下降,群体情绪反而会被放大。他不再作为“我”在行动,而是作为“人群中的一员”在行动。这种状态下,攻击性更容易被释放。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津巴多和他的同事在1970年设计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招募了若干名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告诉她们这是一项关于“移情与惩罚”的研究。每位被试者被安排在一个隔音房间里,通过麦克风和电击按钮与另一房间的“学习者”(实际是研究助手)互动。实验设置了两种条件:在“去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上宽大的白色罩袍和头套,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彼此之间无法辨认;在“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着自己的日常服装,胸前佩戴醒目的姓名标签。被试者的任务是每当“学习者”回答错误时,就按下电击按钮给予惩罚。结果令人震惊,匿名条件下被试者施加的电击持续时间平均是个体化条件下的两倍,而且许多匿名被试者在实验结束后表示,她们“只是跟着感觉走”“没有多想”。这一实验清晰地表明,匿名环境会显著削弱个人的责任意识,使攻击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这个理论及其实验证据,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可以得到了几乎完美的验证。还以社交平台X为例,平台上的账号可以是真名,也可以是匿名,但即便是真名,也很难真正建立稳定的社会身份,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不会有人记住你说过什么。每一次发言都是孤立的事件,没有积累,也没有追责。津巴多的实验所揭示的那种“穿上罩袍就敢按下更久电击”的心理机制,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了。一个匿名账号发出的恶毒评论,与一个真实姓名下的评论,其心理成本完全不同。

但我想在津巴多理论的基础上再补一句,匿名并不是让人变坏的直接原因,关键是它让人不需要为坏付出成本。实验中的女孩们都是神智清醒正常的普通人,她们只是在匿名罩袍的掩护下,暂时卸下了社会身份带来的责任感。同样,网络匿名也没有改变人性而创造出新的恶意,它只是拆除了一道原本存在的责任之墙。

在现实中,我们的很多克制,其实并不来自道德自觉,更主要来自对后果的预判。你不当面骂人,是因为对方可能会还嘴,旁边的人可能会评价你,你的声誉可能会受损。这些都是有形的约束。网络的匿名性把这些约束一一拆除之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恶意。津巴多实验中的被试者之所以敢按下更长时间的电击,突然变成了“坏人”,是因为潜意识中感觉到没有人会认出她们、指责她们、让她们承担后果。

在社交媒体上,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从表演的前台,成了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而且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三、前台崩塌,后台外溢

讲到从社交媒体到表演舞台的隐喻,新媒体研究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就用得上。该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场表演。人在公共场合呈现的是“前台”——修饰过的、符合社会期待的自我;真实的情绪和未经筛选的想法存放在“后台”,不轻易示人。正是这种前后台的分离,让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文明秩序。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腔,“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就是个体在现实社会上生存策略的一个缩影。

戈夫曼写这套理论的时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你在某个场合的表现,会被认识你的人记住,会积累成你的社会形象。这种“声誉积累”的机制,是维持前台表演的动力。

但在X这样的平台上,这个前提消失了。没有稳定的观众,没有长期的关系,没有需要维护的声誉。你今天在某个陌生人的留言区说了一句刻薄的话,明天那个人不认识你,后天没有人记得。前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后台就自然地外溢出来了。

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勇敢,而是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这里不是需要表演的前台,而更像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四、算法在奖励什么

如果说以上几个解释框架描述的是人性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反应,那还有一个因素在主动助推这一切,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

大家知道在社交平台上,情绪烈度越高的内容,越容易获得传播。愤怒、嘲讽、对立,这些情绪触发互动的效率,远高于平和的表达。平台的推荐系统不在乎内容是否善意,它只在乎你有没有点击、有没有停留、有没有转发。这套逻辑一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你的注意力就是商品,而刺激情绪是让你持续消费的最廉价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是一台情绪筛选机器,它持续地、系统地把最具攻击性的表达推向更多人的视野。温和的声音却会逐渐消失,它们会慢慢沉入看不见的地方。

韩炳哲谈到这一点时,有个很准确的表述,平台制造的貌似多元的声音,其实是同质的情绪共鸣。算法把相似情绪的人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封闭的回声空间里,愤怒不断地被确认、被放大、被合理化。久而久之,身处其中的人会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众意了。他们看到的全是相同的愤怒,便以为愤怒就是常态,理性反而成了异类。这种认知扭曲,不需要任何人刻意操纵,算法自己就能完成。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单个个体的恶意,而是被系统性放大百倍千倍n多倍的恶意。在网上,人变坏了,只因为坏的表达更容易被看见,而且,更容易得到掌声。当掌声成为一种激励,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朝着获得掌声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表达。冲突温度越高,流量越多;流量越多,示范效应越强。这种冲突的螺旋性交错上升,最终整个话语生态的基准线被悄悄拉高,但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平台方告诉我们,算法只是在“客观”反映用户的偏好。

五、关系消失之后

以上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指向,网络恶意的根源,非人性本恶。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的消失。

文明的本质,在于个体之间的互相关系与约束被建立起来。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关系网络——你要在这个村子里继续生活,所以你不能随便撕破脸。陌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制度和规则——法律、职业声誉、公共道德,构成一套非人格化的约束体系。

但网络世界两者皆缺。既没有熟人社会的关系约束,也没有成熟陌生人社会的制度约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稀薄到几乎不存在,但又暴露在同一个空间里,随时可以触碰对方。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处境。无限接近,却毫无关系。

当关系消失,责任消失。当责任消失,恶意就变成了一种低成本的表达方式。它不需要理由,不承担后果,甚至总可以获得同类人(动物?)的喝彩。

这就是为什么越陌生越恶毒。因为在陌生的场域里,那些原本让我们保持克制的东西,一样一样地不见了。

我们以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说任何话,攻击任何人,然后消失。

但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彼此之间真实连接的彻底瓦解。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由,我们只是失去了彼此。

——飞雪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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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时评】川普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2026年1月15日,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时,把自己获得的202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对方。


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20号,以6比3裁决川普关税违法。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制宪者并未将任何课税权力赋予行政部门”,强调当总统主张拥有”无限金额、无限期间与无限范围”的单边关税权力时,必须指出国会”明确授权”,而IEEPA”并不足以构成这样的授权”。

投票阵容也颇为罕见。据了解,支持多数意见的包括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与巴雷特,以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则是汤玛斯、阿利托与卡瓦诺,这意味着两名特朗普亲自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倒戈”。

这个新闻仅仅是个引子。我这篇文章要告诉各位川普是个什么样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他有许多被称川粉的死忠支持者。


01 不断打破规则的人

2016年11月9日,当川普在胜选演讲台上挥手致意时,全世界都震惊了。一个从未当过一天公职的地产商、真人秀明星,击败了政坛老手希拉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24年他又回来了,再次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连续任期的总统。

这事儿要是放在中国古代,大概相当于一个在勾栏瓦肆说书的突然当上了宰相,而且干得还挺得民心。按理说这不符合常理,但它就是发生了,而且发生了两次。

为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川普懂人心。他在《学徒》(The Apprentice)节目里当了14年的老板,每一集都以那句经典的”You’re fired!”(你被开除了!)作为高潮。这档真人秀教会了他一件事,普通人想看什么。不是政策细节,不是理性辩论,而是冲突、情绪、戏剧性,以及一个敢说敢干的强人形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提出过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以及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 authority)。我一直和微信群的群友们说,川普显然属于第三种。克里斯玛型领袖的魅力来自哪里?来自他不断打破现有规则,来自他的反常规,来自他让追随者觉得”这个人跟其他政客都不一样”。

川普从竞选第一天起就在打破规则。骂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说了。嘲笑战争英雄麦凯恩?说了。公开侮辱女性?说了。按常理,这些言论足以让任何政客的职业生涯终结。但川普不仅没完蛋,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为什么?因为他的支持者要的就是这个。

02反建制的魅力

美国政坛有个词叫”establishment”(建制派),指的是那些长期盘踞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他们西装革履,说话滴水不漏,政策主张八股文一样标准化。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建制派虽然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在很多核心问题上——全球化、自由贸易、精英治理——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问题来了,这套玩法对谁有利?对跨国公司有利,对华尔街有利,对硅谷有利,对常春藤毕业的政策制定者有利。但对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工作的铁锈带工人呢?对那些觉得自己的国家被许多非法移民占领的小镇居民呢?对那些认为精英阶层看不起自己的底层白人呢?

没利。

川普就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个政治直觉极好的人。他的整个竞选策略就是不断强化“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理念。

川普一般不读助理们写的稿子(有人怀疑他有阅读障碍症,哈哈)。他在推特X上随便发(现在是Truth Social),他骂主流媒体是”假新闻”,他说华盛顿是个沼泽,需要清理,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些话听起来粗糙吗?当然。但恰恰是这种粗糙,让他的支持者觉得真实。

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过,群体心理不需要理性,需要的是简单、重复、情绪化的口号。川普深谙此道。“Build the Wall”(建墙)、“Lock Her Up”(关她进监狱)、“Drain the Swamp”(清理沼泽)等等,这些口号简单、有力、情绪饱满,完美契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

川普的反建制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不在乎那些政治正确的条条框框。传统政客说话要考虑措辞、考虑后果、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川普?想到什么说什么。这种”真性情”在支持者眼里恰恰不是缺点,而是最大的优点。

03 焦虑时代的情绪投射

川普的基本盘是谁?

首先是全球化中的失意者。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流,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精英们说这是经济规律,胡说什么你们应该学新技能,又说全球化对整体经济有好处。但对一个50岁的汽车工人来说,这些话等于放屁。他不想听什么整体经济,他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了,而那些讲经济规律的人还在喝着咖啡谈笑风生。

这时川普说:“我要把工作带回来。“,管他实不实际,至少这话听着舒服。

其次是焦虑的底层白人。美国的人口结构在变化,白人占比在下降,族裔多元化在加速。对一些白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夺走”。他们看到黑人权益运动、拉丁裔移民增加、性少数群体发声,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和恐慌。

川普又说了,“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第三是保守的福音派信徒。这群人在乎堕胎、同性婚姻、宗教自由这些议题。他们看不惯他们眼中自由派的道德沦丧,觉得传统价值观正在崩塌。老实说,川普本人的私德其实一塌糊涂,离过三次婚,性丑闻一堆,但福音派照样支持他。

为什么?因为川普给了他们想要的。保守派大法官、反堕胎政策、保护宗教自由的承诺。至于他个人道德如何,who cares?旧约里的大卫王也不是什么圣人,但上帝照样用他。

这就是川普的魔力所在。他让不同群体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进行情绪投射。

04 效果不重要,听着爽就行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令许多讨厌川普的人纳闷的地方,即川普的支持者并不太在乎他实际干了什么,而在乎他说了什么。

墨西哥边境墙建了吗?没全建成,而且墨西哥也没出钱。希拉里被关进监狱了吗?没有。制造业大规模回流了吗?也没有。贸易战打赢了吗?见仁见智。

但这不重要。

川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政策成果的精确核算,要的是那种被理解、被代表的感觉。当川普在集会上大骂主流媒体时,台下的人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也觉得媒体看不起自己。当川普说要严控移民时,支持者拍手称快,因为他们也有同样的焦虑。当川普抨击精英阶层时,他们感到一种复仇式的快感。

法国哲学家拉康有个概念叫”大他者”(the big Other),即一个象征性的权威, 我们希望它能理解我们、代表我们。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川普就是这个”大他者”。他说出了他们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他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愤怒和不满,他让他们觉得”终于有人懂我了”。

这就够了。

至于政策执行得如何,那是次要的。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05社交媒体时代的完美产物

川普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总统”。

传统政客怎么传播信息?写演讲稿、接受媒体采访、发新闻稿、开记者会。整个流程冗长、正式、可控。

川普呢?拿起手机就发Truth Social。凌晨三点想到什么发什么,想骂谁就骂谁,想夸谁就夸谁,没有公关团队审核,没有语言修饰。这种直接性在传统政客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川普这里却成了最大的武器。

为什么?因为社交媒体的逻辑就是情绪和冲突。

算法不在乎你说得对不对,它只在乎你说得够不够激烈、够不够吸引眼球。川普的每条推文都是精心设计的情绪炸弹,要么让支持者兴奋, 要么让反对者愤怒, 总之保证你有反应。有反应就有转发,有转发就有流量,有 流量就有影响力。

传统媒体批评他?没关系, 川普反手就说”假新闻”, 然后支持者更加坚定地站在他这边, 形成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这套玩法在社交媒体时代屡试不爽。

06 韦伯说对了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川普为什么成功?

因为他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完美体现。他的魅力不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品德高尚或能力卓越,而来自于他敢于打破规则、他理解民众情绪、他会操纵媒体。

韦伯说,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而非制度化的框架。川普的政治生涯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的影响力完全建立在他个人身上,因为没人能复制他的那套玩法。

他还是在任总体的时候,这套玩法就是有效的。

在一个全球化带来巨大不平等、社交媒体放大情绪冲突、精英与民众撕裂加剧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理性辩论”和”政策细节”。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说出他们心声、能发泄他们情绪、能让他们感到被理解的人。

川普恰好就是这个人。

这个时代造就了川普。

最后说句实话。我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我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他。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焦虑的世界里,川普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叙事。都是他们的错,精英的错、移民的错、中国的错、媒体的错。千错万错,错不在自己,这很符合人性。简单直接,情绪上令人满足。这恰恰是政治在社交媒体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川普会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我看未必。

只要焦虑还在,只要撕裂还在,只要社交媒体还在,就会有下一个”川普”出现。也许他叫别的名字,也许他在别的国家,但他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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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怎忍青史尽成灰》:在理想与权力之间理解文革政治逻辑

2025年读完的最后一本书是剑桥大学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 —— 《怎忍青史尽成灰》,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中国史讲座教授陈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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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如下:

  • 短,没有废话,4小时内可读完本文。
  • 这是我去年读完的最后一本书,印象深刻。
  • 作者是学院派的, 比较靠谱一点。

在当代关于文革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两种叙述其实都不令人满意。一种是高度情绪化的灾难叙事,通过极端个案与道德控诉完成历史结案;另一种则是简化为个人权力欲望的解释,将一场深刻撕裂社会的政治运动,压缩为某个人的问题。前者容易停留在震撼,后者则过度省略了历史的复杂性。

陈兼的《怎忍青史尽成灰》,恰恰拒绝了这两条路径。

这不是一本讲“文革发生了什么”的书,而是一本文本密度极高的政治史反思之作。它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文革为何会在一个自认为高度理性、拥有完整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的革命政权中发生?又为何会长期失控,并在事后被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加以处理?

在陈兼的分析中,文革并非源于一时的权力斗争冲动,也不是简单的个人情绪爆发,而是植根于一种深层的政治焦虑:革命在执政之后,如何避免被自身制度“驯化”?

建国后,中国革命从非常态的夺权阶段,进入常态化治理阶段。官僚体系扩张、秩序稳定、革命激情衰减,这些在现代政治中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在 毛氏那里,被理解为革命“变质”的征兆。问题不在于具体某几位领导人,而在于一个正在成形的稳定执政阶层。

在这一判断下,文革被设计为一种非常规的政治纠偏机制:绕开组织体系,直接诉诸群众动员,以“不断革命”的方式对抗制度性固化。这是一套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但在现实中极具破坏性的政治方案。

作者陈兼本是外交史专家,书中有写到国际视角, 文革不是关起门来的中国事件, 陈兼特别强调世界格局对文革的影响。这一点,在很多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的解释中往往被低估。

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使中国同时失去了意识形态盟友与阵营安全感。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在毛的认知中,并非制度纠偏,而是革命被官僚阶层温和瓦解的前车之鉴。由此,“修正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来自革命内部的、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威胁。

与此同时,上世纪60 年代第三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被赋予了某种“世界革命灯塔”的自我角色。一旦中国在道路选择上“失败”,其意义就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而是历史使命的崩塌。这种国际视角放大了决策者的紧迫感,使政治选择更趋激进,也更难回头。

文革的执政遗产:被否定,却未被遗忘

《怎忍青史尽成灰》比较耐人寻味的部分,在于对文革后果的分析。

文革在官方叙述中被明确否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陈兼指出,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政治经验并未消失,而是被深度吸收并反向制度化。对群众动员失控的恐惧、对党内分裂的零容忍、对秩序与稳定的高度偏好,正是在文革废墟上形成的治理理性。

因此,文革既被当作“错误”封存,又作为“反面教材”持续发挥作用。历史反思之所以长期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而不触及更根本的制度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结果。

一种自认为代表历史必然性的理想,一旦与无限政治权力结合,会如何在逻辑上一步步走向失控。

此外, 周公公与林副二位, 协助教员搞继续革命不遗余力, 从常人的良心出发, 就不要粉他二位了。

对于已经读过高华、对革命史与政治史有基本训练的读者而言,个人以为,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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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B站解读视频与劳动者的日常

最近,B站上一条关于《芳华》的解读视频意外爆火,短短几天内浏览量突破千万。出于好奇,我也点开看完,才有些明白它击中人心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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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频的突然走红可能不是简单的怀旧情绪使然,B站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 他们还无旧可怀。同时也不是因为经济下行突然让底层生活变得艰难而触发的情绪反应——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 底层的生活从来都未曾轻松过。冯小刚八年前拍的影片中,退役后的刘峰和何小萍过着硬朗而沉默的日子。他们的日常从不浪漫,也无需修饰。就像劳动人民身上那种沉默的耐受,始终被历史默默承载,却鲜少有人将其作为故事的主线讲述出来, 冯导的电影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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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猜测真正被这条视频打动的,或许是另一群人——那些已经或可能滑向底层的所谓中产。

他们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商场中的店长,每天背负着房贷、车贷与子女的教育开支,生活看似光鲜,心底却时刻盘算着如何守护那份来之不易的安稳。他们有闲暇坐下来,花四十分钟看完视频,慢慢理解那些模糊的历史符号与情感共鸣。

相比之下,奔跑在路上的外卖阿姨、穿梭于楼宇间的快递小哥、值守夜班的保安,却很难抽出这样的时间沉浸于一段长视频。他们的焦虑更具体、更现实,比如今天的单量够不够生活、孩子的学费能否凑齐、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这些切身之困很少出现在弹幕与评论区,而这种“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差距,恰恰构成了社会结构最真实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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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电影《芳华》中,几乎找不到相当于如今所谓中产阶层的身影。如果说林丁丁、陈灿代表着当年体制内的干部阶层,刘峰、何小萍则是被时代推着走的劳动者。在那个计划分配主导的年代,中产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阶层之间的界限清晰而坚硬,要么进入体制享受稳定与光环,要么被分配机制裹挟着漂泊。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中产才逐渐浮现,成为“先富起来的无产阶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意外产物。那些小区里搬进新楼房的邻居、街角开起小卖部的叔叔阿姨,都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产。他们有房有车、偶尔能出国旅行,却也时刻担心一场突如其来的裁员或房价波动,会让多年积累的生活平衡瞬间崩塌。中产的体面背后,往往隐藏着对滑落的深度恐惧——而这种恐惧,有时比生活本身的艰辛更令人焦虑。

在现实中,劳动者的世界与中产的想象之间,常常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深沟。几天前,央视与美团合作拍摄的一条宣传短片曾短暂进入公众视野,其迅速下架的速度甚至快过它爆发的影响力。短片讲述的是一位在云南大理送外卖的女骑手,她曾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因厌倦两点一线的办公室生活而转行送外卖。片中,她不仅能随时驻足欣赏苍山洱海的风光,还能抽空为路人拍照,三个月便攒钱买下上万元的相机,最终甚至举办了个人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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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短片引发广泛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将劳动过度浪漫化,把谋生硬生生包装成一场自我实现的旅程。送外卖是为了看风景?努力搬砖是为了健身?开卡车是为了环游全国?此类叙事脱离了真实生活的重量,沦为一种自我感动的虚构。这不仅令人不适,更让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感到疏离——因为现实往往远比想象更为粗粝。劳动者的辛苦,本是为了温饱、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下个月的房租水电,而不是为了成就某种浪漫化的个人传奇。

现实中,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日复一日地与时间、天气、交通和平台规则赛跑。订单不容易抢,超时会被扣款,餐洒了得自己赔偿,连喝水吃饭都要争分夺秒,更不用说日晒雨淋中的安全风险。

想象一下:寒冬凌晨骑电动车穿越结冰街道的送餐员,暴雨中推着故障三轮车前行的快递小哥,深夜蜷缩在车里等待接单的司机……他们的生活没有滤镜,没有慢镜头下的诗意,也没有随时停下欣赏风景的余裕。谁会在狂风暴雨中奔波十几个小时,只为寻找自我?他们的努力,是一场与生存直接相关的、无声而漫长的竞赛。企业的宣传可以温暖、可以励志,但必须扎根于真实的土壤,否则所谓的“歌颂”只会变成对苦难的美化,让真正的劳动者感到被误解、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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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对比下,中产的焦虑显得更加微妙。当人们在解读”芳华“的视频弹幕里刷着“人民万岁”时,心情或许是复杂的。“人民”常常成为一个宏大的符号,旧港片《鹿鼎记》中,有个经典的网络台词梗,天地会的舵主陈近南对周星驰演的韦小宝说,“反清复明不过是个口号,换成阿弥陀佛也一样。”

阶级斗争、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最终都要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中。中产对滑落的恐惧,劳动者对温饱的奔波,其实是同一条社会河流中不同层面的涟漪。我们既是历史的观看者,也是现实的承载者,在高速变化的时代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意义。

说到底,那不过是一条偶然爆火的视频,本不该承受如此沉重的解读。但它的流行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恰是当下社会的断层——有人用四十分钟品味隐喻,有人用四十分钟跑完二十单。

回望那个年代,重要的不是怀旧,而是看清潮水的方向。坐在空调房里的人,和站在街头发传单的人,其实都在同一场风浪中颠簸。只是前者忧虑如何不下沉,后者挣扎着不窒息。

时代的馈赠从来明码标价。发展带来玻璃幕墙的倒影,也投下水泥地的裂痕。有人看着倒影规划人生,有人踩着裂痕维持生计,两者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马路,更是一整套不被言说的规则。

历史从不承诺美好结局,它只提供舞台。有人谢幕时赢得掌声,有人转身时只剩背影。但正是这些沉默的背影,托起了所有光鲜的正面。当他们不再被抽象成符号,当他们的汗水不再被美化成露珠——那时,我们才算真正读懂了《芳华》,读懂了每一代人隐秘而顽强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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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选民对两党建制派的抛弃:川普极右上台和曼姆达尼极左胜选的根本原因

纽约, 美国最大的城市、自由女神在1886年就落户于此的地方,诞生了一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市长 -马姆达尼。

马姆达尼是一个外来移民,出生在乌干达,父母是印度裔;而且,他还是一个穆斯林,还反对以色列。34岁的马姆达尼太不符合常人眼中的美国政客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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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新市长马姆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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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姆达尼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并未得到民主党的认可。然而,离经叛道的马姆达尼,却得到了纽约年轻人的热捧。虽然只是纽约市长选举,他的竞选和获胜获得了全球性关注。

马姆达尼的当选,是否预示着美国政坛某种方向性的变化呢? 请看美国的鹦鹉先生和其他毛传媒网友们的评论。

鹦鹉先生

这次地方选举民主党大胜,囊括了纽约市长,弗吉尼亚州州长和新泽西州州长。重要的是, 这预示着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可能卷土重来,夺取众议院,甚至参议院。

川普极右上台和曼姆达尼极左胜选的根本原因是选民对两党建制派的抛弃。首先是MAGA完成了对共和党建制派夺权,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极左派对民主党夺权,佩洛西、舒默等老将被彻底抛弃,民主党由新生代主导。

选民为什么对建制派失望呢? 因为餐桌上的牛肉没了。

这些年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联邦政府的大规模举债刺激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货币、财政双刺激政策,让资产价格飞涨,远超工资增长幅度,结果是没有资产的穷人和年轻人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日渐捉襟见肘。

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将加重这个趋势。

中间和底层选民没有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发展红利,生活贫困化。 这一结果是三大原因造成的: 除了上面谈到的政府长期财政和金融政策所造成的问题,再有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贫富分化,分配不均。

川普政府仅仅把这归咎于全球化,完全漠视另外两个重要因素。

中间和底层选民把他们的贫困归咎于克林顿之后的历届两党政府,也就是建制派。

这些年美国政府制造的极端贫富不均为极左派上台创造了条件。 再好的主义也抵不过餐桌上的牛肉。 川普端不上来牛肉,纽约选民就换一个许诺端上来牛肉的人。

纽约的年轻选民宁可选一个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穆斯林州长上台,他的极左政治主张为他们改变生活状况带来了希望。

纽约政治进入一种新尝试。

在未来的选举中,选民将继续抛弃建制派,去选择谁许诺给他们牛肉的人。 曼姆达尼是乌干达出生,没资格竞选总统,AOC则可以。 明白了这背后的逻辑,就不会认为AOC没有当选可能了。 2028 很可能是两党极端派(也是新生派)对决。

从这个角度看,纽森前途并不看好,他太建制派了。

太阳林

看到一个标题:“资本主义之都”选出了“最反资本主义”的市长。看来未来两党的建制派都要靠边站了。

Benny

物极必反。再次证实了社会确实是左右交替着前行。

飞雪

马姆达尼同川总一样,也是个网红民粹煽动家;他是由川总的成功而催发出的左翼民粹主义。估计今后的美国政坛,整体上都是这类张口就来的政客会成功。

马姆达尼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可是大不相同同。

中国现在是形左实极右,与经典社会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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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诗社

【桃源诗社】飞雪:在无名之地

二十年前,我在异乡写下这组小诗。那时的雨水、钟声、旧桥、纸鸢,都像未曾命名的情感,在时间里轻轻沉落。今天,重读它们,仿佛沿着一条回不去的航线,拾起曾经遗失的梦。

谨以此,纪念那个曾在异地寻找解药的自己。


01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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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的异乡

往事沿北纬四十度迁徙

红与白的季节纠缠

纸页破碎在风中

月光充盈

可别唤醒我

让梦,在酒杯中消散

让时间,悬挂在

典籍发黄的指缝间

我在废墟里

寻找一粒——

迟到的解药



02 奥克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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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寒雨

一行诗

深刻在火山岩上

岩石,静守着无名之墙

墙影,注视着教堂

教堂,沉默成废墟

而季风

穿越蓝色太平洋

六月的雪,冻结了忧伤

青年们,拾起碎梦

走向古老的钟楼

钟声敲响天空

鸽群掠过图书馆

阳光落下


03 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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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在雨中

雨,从记忆深处蒸腾

雾霭,轻轻升起

彩虹沉入河底

城市沉没

秋天的蒿草

咀嚼着旧日名字

风穿过十点的街道

梦里

纸鸢缠绕树梢

捆住月亮

我在烟纸上

遗失一行诗

时间

在缓缓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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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裂痕: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纪实 — 中央、地方与群众的三重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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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烈日下的武汉,暗流涌动

1967年7月,武汉的夏天酷热异常,阳光像火焰般炙烤着这座江城。连江水在阳光下都似乎变得无力,泛起的微波映照着城市的热气腾腾。空中,喇叭声高亢刺耳,街头巷尾满是涂鸦的标语和煽动性的壁报,“炮打司令部”、“打倒一切走资派”不断地在墙面上蔓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爆发的沉默气氛。

然而,这种表面的热闹掩盖了更为深层的紧张。在武汉的街头,曾经平静的市井生活早已被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取代。两大阵营的对抗早已超越了口号,升华为生死存亡的搏杀。被称为“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和地方干部,正在同激进的红卫兵力量“钢二司”展开生死较量。

这一切似乎是历史的惯性,某种激流的自然延伸,但更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地缘与政治脉络。在这里,中央的文革力量与地方的保守势力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对立,而这一对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而是涉及到权力、信仰与未来的巨大博弈。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中,武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国家命运、军队忠诚与群众意志之间冲突的象征。这场名为“七二〇事件”的冲突,将揭开文化大革命更加深沉的裂痕,它是不可调和的中央与地方对立的集中表现,也是那段历史中最尖锐的冲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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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组织与军队之间的微妙联盟

1.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双重路径

“百万雄师”并非简单的工人组织,尽管它的名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军事团体。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构成和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它是由一群保守派工人、技术骨干、以及地方干部组成的,他们在原有工厂与单位中有着强大的网络和影响力。这些工人虽然在名义上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力量,然而,他们背后依旧有着浓厚的地方势力背景,与老一辈的干部和领导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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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汉的工厂和地方机关内充斥着不满中央文革小组政策的情绪,许多人认为,文革是一场掀起社会大动荡、扰乱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破坏性运动。“百万雄师”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立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号召,但其核心目标却更为务实——保护传统的工作秩序与地方利益。

这群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尚存,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计保障。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并非唯一信仰,而是一个手段,可以用来推翻那些他们认为“过激”的革命派,尤其是以“钢二司”为代表的极端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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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钢二司”则是红卫兵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代表之一。(“钢二司”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俗称“二司”,后称“钢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它的成员年轻且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主张彻底摧毁“走资派”的一切痕迹,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力量。“钢二司”的许多成员来自武汉的各大高校和街头的青年组织,充满了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狂热信仰,倡导的革命手段是激烈的、迅速的、无法容忍任何妥协的。

两个阵营的对立并非仅仅表现在街头上,而是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两方在资源控制上的斗争,尤其是在交通枢纽、物资供应和媒体话语权方面的争夺,早已成为冲突的关键所在。

2.            陈再道与武汉军区的政治角色

此时的武汉,正是一个战时态势,军队的作用愈加显得至关重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本是长征时期的老战士,深谙军政中的微妙平衡。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着辉煌功绩的军人,他在面对文革这个历史漩涡时,却显得异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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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的选择非常明确——他站在了“百万雄师”一方。这并非因为他认同保守派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认为,地方的“保守力量”代表了相对的秩序和稳定。他非常清楚,武汉的安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和政治局势至关重要,而过激的文革力量若不能得到有效制衡,必将导致更为深刻的社会混乱。

陈再道虽然身处军队的顶端,但他并非中央文革小组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可以说,他对这种“激进文化大革命”有所保留。他认为,文革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理性与纪律,他坚信,工人阶级的理性力量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过激的群众斗争将仅仅带来社会的无序与动荡。更重要的是,陈再道认为,文革派系过度依赖红卫兵等年轻群体,忽略了稳定的大局,他深知这将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风险。

陈再道的这番立场,使得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开始疏远,武汉军区与“百万雄师”之间的联盟也变得愈发紧密。


二、中央派遣与地方抵制:不可调和的对立

1.            谢富治与王力的“代表权”

1967年7月,雄才大略的毛终于意识到武汉局势的严重性,这个曾经以“革命大本营”自豪的城市,已经沦为中央与地方对立的核心战场。在毛的指示下,中央决定派遣两位重要的领导人——谢富治和王力,前往武汉调解这场日益激烈的政治对抗。

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的政治立场与实践让他在当时文革的决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毛泽东信赖的部下,谢富治对文革的激情和过激手段一向持支持态度,但与此同时,他深知中央文革小组内外力量的复杂性。在前往武汉之前,谢富治曾几次考虑过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由于武汉的特殊地位,谢富治明白,若此时处理不当,不仅仅是地方军队与群众的对立问题,更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军队的直接冲突。正因如此,谢富治在出发前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商讨了数次,力图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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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文革时当过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组长、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文革中整人太多而积怨甚深,在1972年病亡,1980年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开除中共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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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文革中最具争议的中央派人物之一,他对“钢二司”的支持态度十分鲜明。王力的到来,注定是火上加油。王力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新贵与激进文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者,历史上这类人往往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对他而言,“钢二司”才是革命的先锋力量,而“百万雄师”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王力虽然头脑冷静,但在武汉这个风头愈烈的政治漩涡中,控制情绪成了他的一大挑战。抵达武汉后,他便公开宣称:“钢二司是革命派”,并一再强调对“百万雄师”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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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湖宾馆事件:王力被绑架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19号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同声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代表们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然后去往不知名的地方。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所住的梅岭一号。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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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撤离与政治姿态

1.            “王家墩机场之夜”:最高领导人的危机

王力被绑架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耳中,毛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政治冲突,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标志着文革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此时武汉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会威胁到他的政治威望,更可能打破文革运动的一贯节奏,甚至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

伟大导师的反应迅速而决绝。当天深夜,在周恩来、汪东兴及少数警卫人员的安排保护下,毛从武汉的东湖宾馆悄然撤离。经过一条精心设计的隐秘路线,他于深夜时分赶往王家墩机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次撤离,标志着毛在文革期间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权力的脆弱与暴力冲突所带来的直接威胁。

毛的撤离,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开宣扬,但它却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个人安全的考虑,更象征着毛对文革运动的深层控制失去的警觉。在武汉这场危机中,毛的撤退,意味着一个政治转折的开始——中央与地方、军队与群众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更加复杂和激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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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陈运动”与林体系的上升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录称,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

林彪的表现十分活跃。戚本禹记得,“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 虽然后来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港大的演讲称,这个大会后,由于听说毛不是很热心,林又有所回缩。

毛对武汉局势的震怒,促使他决定彻底整顿武汉军区。陈再道的命运,瞬间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战功赫赫的军区司令,跌落到被彻底批判的历史人物。毛认为陈再道的态度过于保守,对“百万雄师”的支持,导致了对中央文革路线的反叛。在文革的激烈氛围下,毛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势力或军队保守派态度都无法容忍,陈再道也因此成为了文革“清洗”运动中的一员。

林趁势崛起,借此机会加强了对军队的掌控。毛以“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要求军队更加坚定地执行文革路线,打击一切“军中的保守主义”。林得以快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并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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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路线的动荡与反思:毛与“文革”的未来

1.            权力的自我修正:毛的战术调整

武汉事件之后,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审慎调整。尽管他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武汉所暴露出的军队、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裂痕,让毛泽东意识到,激烈动员的革命方法并非没有代价。

主席未曾动摇对群众运动的信仰,但对其失控风险已有更清晰的警觉。他开始强调革命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引导下进行,暴力与失控的地方割据必须得到遏制。这种调整不是对文革方向的否定,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修正:要通过更细致的组织与引导,确保革命继续沿着中央设定的轨道前进,而不是被地方势力或极端分子劫持。

武汉的危机提示主席,革命不仅要破旧立新,更要处理好国家机器与群众动员之间的张力。文革不能只是放任式的造反,还需要在内部维持一种新的、中央主导的秩序。正是从这一时刻起,毛与中央文革小组在策略上更加强调”掌控”而非单纯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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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众运动的异化:从理想主义到工具主义

随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冲击,群众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最初以理想主义热情发动的造反派力量,逐渐被纳入了更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群众不再是单纯的革命主体,而成为了各派力量竞相争夺和操控的对象。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文革后期群众运动的全面工具化:地方军区、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不同层级的权力集团,都在通过操控群众组织来增强自身的政治资本。群众不再是纯粹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了可以被动员、被转向、乃至被牺牲的政治资源。

武汉事件使中央认识到,革命激情一旦失控,就极易演变为地方割据与军事对抗,这对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在“七二〇事件”之后,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虽然继续推进文革,但对群众运动的管理和筛选明显加强,造反派内部也开始经历更残酷的清洗和整合。

武汉的裂痕并未治愈,它预示了文革后期日益明显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再度强力收编,二是群众运动日益失去自发性,成为权力斗争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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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裂痕之后

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的地方性冲突,它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这一巨型社会动员中的内在矛盾:理想与秩序的冲突,中央集权与地方自发力量的对立,革命激情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

这场危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让主席本人认识到,即便是在号称“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权力的失控依然潜伏于革命内部。武汉事件之后,文革虽然继续高歌猛进,但中央对军队与地方力量的防范明显加强,群众运动逐步丧失了初期的自发性与道德正当性,转向更彻底的政治工具主义。

历史的裂痕已经形成,且无法弥合。武汉不仅是一次地方性的叛逆,更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一次巨大的警告。它让我们看到,任何脱离制度与秩序的政治狂热,无论初衷如何高尚,最终都可能滑向难以控制的混乱与自我毁灭。裂痕从武汉开始,却绝不仅止步于此。它预示着一个更漫长、也更沉重的历史下行期的到来。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误判停留,但每一寸撕裂的记忆,终将在人心深处,慢慢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