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澳洲经济学家郭生强谈澳洲大选的中国因素

– 人物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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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选投票日;5月9日本周一,提前投票已经开始。执政的联盟党同反对党工党目前正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莫里森政府寻求第四个三年任期,不过民调对工党有利。

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近年却在走下坡路,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订双边安全协议、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存在成为两大党领袖首次电视辩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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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党领袖、现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右)


如果中间偏左的工党上台,中澳关系是否会向积极方面转化?澳洲选民是否倾向于一个对中国态度较强硬的政府?澳洲华人选民倾向于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中澳关系走对中国和澳洲经济分别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在近日采访了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强博士,下面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毛芃:工党指中国所罗门安全协议是莫里森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是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外交政策错误;联盟党反驳说中国此时与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是为了在大选中打击联盟党,并称这是北京的“政治干预”行为。请问您对此如何看? 

郭生强博士:联盟党称中所两国此时签订安全协议是为了打击自己,但如果是工党代表澳洲的话,估计也会这么说;无论谁在台上,都会是这个态度。这是从英美角度、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问题的。所罗门距澳大利亚仅2000公里,传统上是澳洲的势力范围,澳洲在所罗门派驻有警察,甚至所罗门的货币都是在澳大利亚印制的。 


毛芃:工党副党魁Richard Marles近年的一些亲中言论被媒体扒出,如他曾赞扬中国的人权记录,认为澳大利亚应置身于有争议的南海争端之外等等。联盟党指工党指亲中,说北京希望工党赢得这次大选。请问您对此如何解读?

郭生强博士:联盟党说中国支持工党,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从现象层面,看是不是客观现实;二从选举造势层面,看是不是相互之间的政治抹黑。

传统上,工党同中国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澳洲选民那么多,个人价值取向多元,难道就没有希望两国关系友好的选民?这方面的选民难道就可以被忽视? 

关键在于联盟党这种造势宣传的杀伤力有多大,对选票有多大的拉动力。经济学家用数字说话,我个人不认为会有多大效果,传统上支持工党的或是反对工党的,不大会改变原有态度。


毛芃:如果工党上台,两国关系是否会变暖?莫里森政府称工党上台“会屈服于中国的经济胁迫”。

郭生强博士: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方面,工党和联盟党的区别并不大。

澳大利亚同新西兰同属五眼联盟,都是跟着美国的国际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走。2021年,澳大利亚同美国、英国签署了防务协议 AUKUS,这是美国亚太策略的一部分。同时,澳洲还是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成员,这个四边联盟是为了制衡中国。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工党和联盟党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同,无论谁上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什么不同。 

工党不愿过多强调中国话题,说比起联盟党,工党同中国关系更好一些,但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涉及到国际政治方面,我们不能同美国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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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澳洲的大选民调显示,有58%的澳洲选民支持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这是否说明澳洲选民倾向于一个对中国态度更为强硬的政府?

郭生强博士:从民调上来看,这次大选同以往大选其实并没有多大不同。

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3年工党总理吉拉德执政结束,澳洲的民调是倾向于同中国友好。2018年是个转折年份,中美开始贸易战、澳洲制定国家安全法;在这之后, 澳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逐渐疏远。 


毛芃:联盟党和工党这次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郭生强博士:和历史上比差不太多,也没有更激烈也没有更不激烈。两党越来越拿中国来说事,就说明内政差异性在缩小。

两党在财税、货币政策上没有太多话题可以讲,无非你多宽松几个亿,数字上的差异不是数量级的,大同小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典型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北欧,社会保障、医疗救治和住房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好,工会势力很顽强。也有人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人说是社会民主主义,不过都大同小异。

澳大利亚劳工和资本比较均衡,国家和公共权力在干预方面也比较均衡。

两大党的政策差别不太大,候选人以及政党长期以来在选民中的扎根程度和联系程度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

工党和联盟党的领袖人物都不是明星政治家,都是邻家大叔形象。本来,澳洲、新西兰就是全球的后花园,全世界的农夫。如果澳洲领袖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那是世界变了,而不是澳洲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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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党领袖、现任总理莫里森和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

6、既然两大党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差异不大,澳洲这次竞选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郭生强博士:在于对中产阶级的争夺。 

澳大利亚号称中产之国,中小企业主、靠工资吃饭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占领社会人口的70-80%,澳大利亚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具样本性的中产阶级国家。 这一次新冠状疫情造成澳洲民生的艰难,汽油价格每公升涨到两元多了,政府于是降低了汽油税,降低消费税,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同时放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除此之外,还大幅提高了住房贷款担保计划的购房价格上限,以帮助首次购房者和低收入者应对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联盟党说工党不会搞经济,选择工党有风险,但其实工党也有经济方面的人才。


毛芃:澳洲华人大致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

郭生强博士:华人传统上支持中间偏左政党多一些, 但这次大选华人支持工党的比例可能会下降,支持联盟党的人可能会增加。这种可能性是基于疫情下百姓生活的艰难,因而会对所谓的善于理财的联盟党给予更多期望。出于中澳关系因素去投票的华人肯定有,但主要应该是基于经济原因投票。

澳洲华人只占据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2500多万的人口,华人一百多万,达到法定选举资格的更少。估计对两大党的投票差距可能只有一两万张。


毛芃:中澳关系走下坡路对两国经济有什么影响?两国关系是否有逆转的可能性?  

郭生强博士:说到经济损失,双方肯定都会有。损失大小从度量关系上很难说。2021年比起2017年,中澳贸易还有增加趋势;不过在农产品和煤炭方面,双方都在寻找新的市场。

坦率说,东西方分野在法律层面已经形成,新冷战下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形成;对澳洲来说,对于国际大势的态度是不可逆转的。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新冷战的到来难以避免,那么它的动力有多大?持久力有多强?双方的矛盾能激化到何种程度、是否能够调和?

现在全世界70亿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最近三、四十年出生的,年纪再大些的人也是受到三十年来全球化影响的人, 这部分人习惯性地关注、留恋全球化一体化、东西方一体化,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中美友好。 

然而,历史不是由大部分人的良好愿望所决定,往往是少部分人所挑起的防不胜防的极端事件扭转着历史的方向。

假设俄罗斯彻底失败、普京下台,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假设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中美继续友好、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特别是1980年之后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那世界不就又回到前三、四十年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了吗?这种改变的概率不大,但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