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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位前外交贸易部（DFAT）官员撰写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北京贸易战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出口商必须更加努力地寻找新市场，阻止潜在的230亿的经济打击。

该报告由阿德莱德大学国际贸易研究（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rade）撰写，报告还警告说，中国制裁的整体影响被强劲的铁矿石出口所掩盖，而随着中国政府寻求替代来源，铁矿石贸易也可能崩溃。

这些发现被描述为 “给堪培拉敲响警钟”，并警告在面对北京的持续敌意时不要自满。

报告由前DFAT官员Ron Wickes、Mike Adams和Nicholas Brown撰写，结论是中国的制裁在去年7月和今年2月之间已经造成66亿的出口损失。

研究报告认为，如果将八种最受关注的商品——煤炭、葡萄酒、铜、冷冻牛肉、棉花、大麦、某种类型的木材和龙虾——的损失推算到一整年并停止出口，损失的收入将达到230亿。

曾在2000年至2004年担任澳大利亚驻北京经济参赞的前DFAT经济学家Adams先生说，铁矿石出口掩盖了中国贸易战的现实。

“真正的损失程度已经被铁矿石价格的繁荣所掩盖，”他说。”如果不包括铁矿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在2020年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超过23%。”

Adams先生说，还有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寻找新的铁矿石来源，以减少对澳大利亚的依赖，他说中国在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项目占股，这些项目很快就能生产出与西澳Pilbara矿区相同质量的矿石。

Adams先生说，他对其他受影响的行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新的市场来抵消来自中国的打击表示怀疑。

他说，虽然大麦出口商在沙特阿拉伯、菲律宾和越南找到了新的市场，但这些出口的大麦很多都是比较便宜的饲料大麦，而不是以前卖给中国的更有价值的麦芽大麦。

行业组织澳大利亚谷物生产者协会（Grain Producers Australia）的主席Andrew Weidemann说，该行业已经在 “不断要求政府帮助支持该行业（提供）一个救援方案”。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向他们提出了一个2000万的计划，”他说。他补充说，一些帮助该行业实现出口市场多样化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入。

同样，葡萄酒行业也在努力寻找与中国价值相近的市场，之前中国一直占据着中高端葡萄酒出口市场的最大份额。

“我们正在英国等地寻找新的市场，但那里的问题是他们是高容量的市场，而不是高价值的，”亚当斯先生说。

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种植者协会（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Grower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Tony Battaglene说，更多的葡萄酒已经开始出口到韩国和英国，但很难取代对中国出口的收入损失。

这可能会导致葡萄酒价格上涨。但这将取决于对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东欧等基本未尝试过的市场的开拓。他说，向包括印度在内的新目的地出口仍需五年时间。

中国政府最近大力开展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首先，阿里巴巴受到反垄断处罚。此外，其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面临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必要，进而将受到金融公司监管规则的约束。之后中国政府又收紧了对其他科技巨头的控制措施。美团、京东和腾讯不得不让自己的业务遵守新规。

中国最大出租车公司滴滴在纽约首次公开募股后随即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抨击，导致该公司市值骤降。中国科技巨头行业的富翁穷了多少？毕竟，他们的公司曾经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在中国鼓励创新和商业的沃土中以每年几倍的速度增长。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 7 月初以来，包括腾讯总裁马化腾和拼多多黄峥在内的 22 位中国亿万富翁的个人财富减少了 870 亿美元。

滴滴在纽约首次公开募股后，跌幅尤其明显。

自那时以来技术和生物技术公司所有者的财富下降了 16%。损失最为惨重的是拼多多的主人。他的财富减少了156亿美元。

腾讯的马化腾也不走运——他损失了120亿美元，仅成为中国第三大富豪。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虽然目前更富有，但在中国政府阻止该公司在香港和上海的 IPO 后，马云的财富缩水了近 130 亿美元。

最近中国政府又给从事教育的公司的所有者给予了沉重打击， 宣布这些公司应重组其业务并成为非营利组织。新东方教育的创始人几乎立即损失了 25 亿美元——这是他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价值下降的数额。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监管风暴反而带来了好处。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相反，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从事有前途和值得信赖的行业的公司的所有者，却在他人的不幸中赚了大钱。这首先是瓶装水公司农夫山泉的老板。自6月底以来，他的财富增长了50亿美元，达到720亿美元。

由于中国政府支持国内汽车行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生产，中国九大汽车制造商的所有者表现良好。他们获得了 220 亿美元的财富。

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公司的所有者也增加了 130 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据《金融时报》报道，预计北京会在2021年年底前削弱对技术领域的控制或降低对汽车行业和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四川成都14岁少女祝小小（化名）被企业老板强奸后自杀。该案8月9日正式宣判，48岁的涉案老板邱某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成都双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8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邱吉林在明知小小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采取金钱利诱、威胁等手段，与其相继发生8次性关系，期间还两次拍摄性侵视频并传播。检方认为，被告人邱吉林多次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并造成被害人怀孕等后果，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小小的亲属8月9日向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据亲属透露，一审法院认定邱某八次强奸当时尚未成年的祝小小。法庭上，邱某向法官表示将提起上诉。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成都双流区2020年 6月28日发生一起坠楼事件，14岁女孩祝小小从自家11楼坠亡。据其家人介绍，祝小小坠楼与她遭一公司老板邱某强奸致孕有关，并称，初次遭受伤害时还不满14岁。祝小小怀孕堕胎后，经医院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

2020年6月28日晚，祝小小和母亲、外婆从外面一起回家，他们进家门后，祝小小径直朝客厅窗户走去，踩上凳子背朝外坐在窗沿上，仰头就倒下去了。当场坠地身亡。

据其母亲介绍，邱某2019年在网上和祝小小认识，那时候邱某已经46岁。网上认识之后，邱某给祝小小发红包，让她拍自己身体私处照片和视频发给他看。邱某拿到这些照片和视频之后，就要求祝小小出去见面，并以此威胁，不见面就会将这些视频和图片发给学校和她的父母，全部公开。

祝小小最终和邱某见了面。2019年8月20日前后，邱某带祝小小去酒店开房并发生了关系。

2020年2月3日，母亲发现祝小小没有来例假，带她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祝小小已怀孕15周”。当即向警方报了案。2月4日，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正式对此案立案侦查，邱某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母亲2月6日带女儿到双流区妇幼保健院做了引产手术。堕胎时，警方提取了胎儿的DNA样本，确认是邱某致其怀孕。

记者发现，邱某是成都一贸易有限公司老板，也是成都泸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此前因打架斗殴获刑三年。据当时成都泸州商会网站“领导风采”栏目一篇文章介绍，邱吉林曾因生意上的事与人大打出手，“架打赢了，人却输了”。邱某被判刑三年。

今年8月9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邱某八次强奸当时尚未成年的祝小小，判处无期徒刑。邱某当庭表示将提起上诉。

面对狡猾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是该继续走清零路线，还是改采“与病毒供存”的战略，这个问题近日来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8月5日发表原卫生部长高强署名的题为《“与病毒共存”可行吗？》的文章，强调“绝不能‘与病毒长期共存’，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被视为是以不点名方式，批判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上发表“与病毒共存“”的观点。

“共存说”观点

张文宏7月29日在微博上发出题为“南京疫情促使全国经受压力测试，为未来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的帖文，指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人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

他还说，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张文宏也提及，施打疫苗是“与病毒共存”的前提。他以英国和以色列为例说，这两国的疫苗接种率都接近了70%，近期放开后出现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但不再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病死率也从去年最高的18%降至0.1%，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

“清零说”主张

不过，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本月5日发表高强撰写的文章，质疑张文宏的观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7日转发此文。

高强抨击英美等国将政府防疫失策“甩锅”给病毒变异，强调中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必须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高强意有所指地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也大讲德尔塔毒株的惊人威力，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策略。” 他反驳张文宏说，就算死亡率为0.1%，扩散到1000万人，要死一万人；扩散到一亿人，要死10万人；扩散到10亿人，要死100万人。

高强强调，中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互通，并不在于国内疫情控制，而在于国际疫情形势。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网民：“共存说”会动摇国体

中国网民对这两派观点各有赞弹。赞成清零的网民说，“如果中国跟欧美一样抗疫，14亿人的中国会死多少人？至于社会经济方面，没有坚定抗疫，中国经济会惨到何种程度？我们还敢对美国说不吗？”  

支持“共存说”的人则指出，与病毒共存不代表向病毒投降，就连欧美所谓的“开放式抗疫”也没有放弃疫苗接种，并反问“封城这个办法能支撑多久？” 赞成的网民还说，“听医生的。高是经济师”，又称高强的文章主要讲的是政治。

根据公开资料，高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历任地方及中央财政部门职务，2001年7月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时任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高强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2005年4月，吴仪卸任卫生部长，高强接任。高强目前是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

抗疫战略之争上升至中国与美英制度之争

高强在文中花了好些篇幅抨击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缺陷导致防疫决策失误，并指那是“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从另一侧面看，高强的文章也意在间接突出中国抗疫战略的制度优越性，使得“清零”与“共存”之争上升到制度之争的政治层面。《环球时报》今天（9日）刊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题为“继续全面防控，不要中了西方的连环计”的文章，进一步强化这个印象。

张颐武说，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最近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冠病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样一来，“美英就成了中国抗疫的新示范”。

文章又指，这些国家并没有从“与病毒共存”中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好处，却认为抗疫比中国先进有效，又称中国不仅疫情控制的情况远远优于英美等国，而且在严格防控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度也远超英美。

文章还说，这种“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在对方具有明显优势的时候，不要和他们发生正面对抗，而是要诱使对方自己犯错误，自己坏自己的事。文章称，一些西方舆论看到中国感染病例一度归零，社会恢复正常运转，经济等方面的恢复也很快，他们对此很焦虑，于是向中国献上“与病毒共存”的计策，“是妄想德尔塔毒株能够在中国继续肆虐”。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今天也在微信账号发文称，中国不可能在较短时间里改变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转为尝试欧美的宽松甚至所谓“群体免疫”路线。

他罗列了三个原因：群体免疫还根本谈不上是“正面经验”，世卫也没有这方面的认可；中国抗疫路线带来了最好的总体经济表现，美欧路线不仅导致了沉重生命代价，而且没有展现出经济竞争力；从长期看，美欧不顾死人的野蛮路线终将与中国的动态清零路线形成竞争，经济增长率将是这两条路线争夺的至高点。

胡锡进也称，中国社会并没有真的出现“严肃的抗疫路线之争”。

生命与生计的两难

抗疫战略的选择，也涉及生命与生计的两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指出，一个好的公共卫生政策，是要在公众身体健康与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之间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

经济学人智库也分析指出，“病毒零容忍”政策在经济上难以持续，像香港、新加坡这些极为依赖国际贸易、商业和旅游业的经济体将承受最大压力；中国大陆“零容忍”政策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小，持续时间也可能最长，中国本身经济有较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何时恢复通关也最为谨慎。

至少40人被问责 清零仍是重点

各种迹象显示，“与病毒共存说”观点近期内不会成为中国抗疫政策主流。

其中最明显的两个观察点是，外界将高强署名文章视为中国官方对”与病毒共存”观点的舆论非正式回应；这一波始于南京的疫情波及多地，因防控不力，逾40人被问责。张家界有18名公职人员被问责，南京15名，扬州八人，郑州和烟台也都有人被追责。

据BBC报道，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认为，中国官员被撤职和不听话民众被拘捕等事件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官方“不光是零容忍，而且要各级责任到位”。在金冬雁看来，主要还要看政治领导人，“中国现在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根本不可能立马改防疫政策”。经济学人智库则指出，考虑到中共将在明年秋天召开二十大，届时政治局常委将换届，因此恢复通关日期有可能进一步延长。

9日发布的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与病毒共存”和“清零”的两种思路都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全民血清抗体监测水平如何，是要不要执行清零政策的前提；是否执行清零政策，取决于全民血清抗体的水平，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文章问道：“中国据说已经注射超过17亿剂次疫苗了，未闻搞过全民血清抗体抽样监测，今天中国能构筑集体免疫屏障吗？”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