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毛芃作品

德国人严肃较真、不苟言笑？德国小伙阿福Thomas告诉你这些都不可信。通过用普通话和上海话搞笑演绎“娶个中国老婆是什么体验”而在中国网络一夜成名的他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创业历程，毕竟，最开始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向德国朋友解释“网红”这种现象。

阿福的本名叫Thomas Derksen，来自德国北威州

德国之声：怎么想起来要在中国网络上做搞笑视频博主？
阿福：起初只是想随便玩玩。之前我也在中国上过节目。今年从德国回到中国正逢过年，大家都休息，我就跟我老婆说，我想拍一些中国现在流行的视频，大家都喜欢看的。我以前和视频没有任何关系。

德国之声：那你制作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会这么火？
阿福：没有想到。其实我最先拍了个视频介绍德国的蔬菜，想练习一下如何编辑和剪辑视频。但是这个话题没有那么受欢迎。第二个视频就是“娶个中国老婆是怎样一种体验”，没想到它会这么火。

德国之声：你知道自己被中国网友称作德国男版Papi酱吗？
阿福：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Papi酱就是Papi酱，阿福就是阿福。如果按这种说法，那其它国家录搞笑视频的人都要被称作“某国Papi酱”。

德国之声：那阿福的特色是什么？
阿福：阿福的特色是（哈哈大笑），如果你看我的视频你就知道，我的体型比较特别，而且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可以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说一些我在中国发现的有趣的事情，以及我对不同人和各种现象的看法。

德国之声：你现在是在做全职视频博主吗？
阿福：我之前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但是有些小矛盾，所以我就辞职去了上海。现在我们在上海创业。除了做搞笑视频外，我们还想做一些文化传播方面的工作，包括有关教育、教德语、文化差异和饮食的视频。

德国之声：在所有拍摄的视频中，你发现什么样的话题最受中国网民欢迎？
阿福：我发现中国人比较喜欢看男女关系、家庭问题等话题。但是我现在也在尝试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说我为五一劳动节拍的视频，我觉得在中国，服务员、快递员和阿姨们最辛苦，所以我就模仿了一些不礼貌和没有耐心的客户，视频最后我向出租车司机、保洁阿姨、快递员和服务员送了花，他们很开心也很感动。我希望能借此让其他人也能改变自己对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态度。 这种话题的点击量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还有很多人看，还有人发消息给我说：“这种视频很好，希望我能通过这种正能量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

德国之声：你在微博上曾向网民征集过视频的话题，当有网民提议“难民”问题时，你婉言拒绝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视频中不会有涉及政治的话题？
阿福：我觉得，要说中国的政治吧，不知道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而且容易被别人说。德国的政治倒是可以说，但是我觉得看得人会比较少，特别是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内容，比如光拍一个有关难民问题的视频，可能不是很有意思。而且“难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不是拍几分钟的视频就能讲清楚的，所以不太适合我的视频模式。

德国之声：你在德国的亲朋好友是是怎样看待你这种“网红”创业的方式呢?
阿福：最开始他们不懂我在做什么。因为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什么是“网红”。我不知道这个词用德语怎么说或者怎么描述。因为这好像是中国或亚洲的一个特色。但是现在有些德国媒体也报道了我的事情。我就跟他们（家人和朋友）说，这样能赚钱，能赚不少钱。我跟他们解释，我的工作包括制作视频、参与拍摄电视节目和一些活动。

“很多人说我改变了他们对德国人不太开玩笑的刻板印象”

德国之声：因为你的视频配有英文字幕，那你的德国朋友看到这些视频，也会觉得好笑吗？
阿福：其实有些德国朋友虽然不太了解中国文化，也不懂中文，但他们还是觉得我的视频满搞笑的。当然，中国人或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会觉得更搞笑。

德国之声：你在去中国之前，也是个幽默的人吗？
阿福：呵呵，怎么说呢？我是个比较开朗和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喜欢在家看书，有点宅男或书呆子的感觉。总之，我既喜欢热闹，又喜欢安静。来到中国后，很多人都跟我说过：我改变了他们对德国人严肃、不太开玩笑的刻板印象。

德国之声：那你有发现中德人的笑点有何不同吗？
阿福：有的。德国人的幽默大多和词语有关，中国人好像更喜欢看夸张一点的表演。德国人确实比较严谨一点，连德国人的幽默也是。

德国之声：你原来在德国是个普通人，现在去了中国通过拍摄视频一夜成名，有什么感受？
阿福：我觉得挺好的。拍网络视频肯定会招来批评。比如有人会说：“你这个外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国“，我觉得其实不论是在哪里，都会有批评的声音。但是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会鼓励或表扬我，说我的视频拍得不错。如果很多人说不好，我就会考虑自己做的事是不是有问题。

德国之声：你现在走在上海的大街上能被路人认出来吗？
阿福：（笑）有的，有的。基本上每次出门都有几个人会问“你是不是那个阿福”，因为我之前也上过电视，然后他们会问我能不能合影什么的,很高兴。

德国之声：除了能被认出来，你的生活还因为出名受到其它什么影响吗？
阿福：没有什么影响。我也不希望有影响。其实我的愿望也不是做明星，就是好好过日子和工作、平平安安的。能用自己喜欢做的事赚钱，我就很满意了。

阿福也参加过中国电视节目的录制

德国之声：你学了多久的中文？
阿福：我是2011年开始上大学，读到2015年。最开始是在德国波鸿大学读的东亚政治与经济，后来在同济大学读了两个月的语言课，又在复旦大学读了一年的语言课。

德国之声：一般对外国人而言学普通话已经不容易了，你怎么还想到要学上海话，而且还能说得如此流利？

阿福：上海话其实真的好难好难。我刚开始学普通话时，来过上海好多次，我很喜欢上海。后来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她爸爸妈妈也是上海人，我们还和他们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并不是我刻意去学普通话，我每天都听他们说上海话，慢慢就学会了。现在我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但是自己说还是有一些问题，只能说一些常用的句子，因为真的好难。

德国之声：你能给学外语的中国人或者学中文的德国人一些高效学习语言的建议吗？
阿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什么语言就要去那个国家。我在德国学中文学了两年，进展很慢，因为没有语言环境。而在中国能现学现用。因此如果你是学德文的，就一定要去德国。

28.05.2016

（源自德国之声）

【杨健博士2017 简讯· 第1 期】

写在新春佳节之际

首先，祝大家鸡年吉祥如意！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也是辞旧迎新的喜庆时刻。

摄影：袁燕

过去几天，我在惠灵顿、基督城和奥克兰等地参加了多个华人社区庆祝春节的活动，包括陪同总理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和民族社区部长朱迪斯·柯林斯（Judith Collins）出席屋伦华侨会所举办的新春花市同乐日和中华电视网举办的新春花市。

摄影：孙叔

摄影：张和清

春节已成为新西兰最重要的传统文化节日之一。在奥克兰举办的元宵灯展每年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来自不同族裔的民众。所以，庆祝春节也是庆祝新西兰的多元文化。

我们庆祝春节，也是庆祝华人在过去150多年来对新西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我们为不断壮大的华人社区感到骄傲和自豪。

摄影：邱钢

我们在庆祝春节的同时，也忘不了回顾和展望新西兰与我们的祖籍国中国的关系。近年来，新中关系全面发展，成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典范。

政治上，新中两国高层交往频繁。良好的政治互信是发展双边全面关系的重要基础。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尤为突出。作为国会议员，我在过去的5年里见证了双边政府的努力和决心。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和留学生来源地，也是第二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地。

摄影：张和清

新中两国在军事、人员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大步向前迈进。去年底中国海军“盐城号”和“郑和号”的来访就是很好的例证。

展望未来，我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深化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摄影：张和清

希望新西兰华人社区加强团结，继续为新西兰和新中关系的发展添砖加瓦。

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胜意！

（2017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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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人： 杨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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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食品标准局警告，食用烧焦的面包等淀粉类食物或冷藏的马铃薯及蔬菜，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淀粉类食物在高温下烧烤、油炸时间过长，会产生致癌物丙烯酰胺（acrylamide），在动物研究中已经发现会伤害DNA并引发癌症。

丙烯酰胺存在于许多不同类的食物，经烹调后也会自然释出，像面包、早餐穀片、饼乾、蛋糕、咖啡等高淀粉含量食物。

如果超过摄氏120度烹调，产生的丙烯酰胺也更多。

英国食品标准局（Food Standards Agency, FSA）表示，民众应该低温烹调食物，例如烤面包片、炸薯条时让表面呈现金黄色即可，切勿过度烹调而变成深褐色，并建议依照烹调指南来料理。

FSA还说，马铃薯不应放置冰箱保存，因为在低温下保存的根茎蔬菜类的糖分会增加，在烹调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丙烯酰胺。

但有专家表示，与癌症风险相关的因素不只这些，例如吸烟、饮酒或体重超重都有影响，应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进行调整。

英国慈善组织“癌症研究”也回应FSA的说法：“动物实验证明，丙烯酰胺会和人体细胞中的DNA相互作用，因而引发癌症。然而，目前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丙烯酰胺和人体致癌有关连。”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丙烯酰胺分类为“可能的人体致癌物”，与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食用红肉、喝过热饮料属于同等风险类别。

SUNGJU LEE

从平壤养尊处优的官家子弟沦落为饥不择食的街头毛贼，取道中国投奔韩国，在伦敦求学读博士……他的跌宕历程还原朝鲜一幕。

1990年代初，李成柱（Sungju Lee，音译）和父母一起，在平壤一个三居室过着舒适生活。他上学、学跆拳道、去公园玩儿、坐摩天轮。他以为长大了会和父亲一样，成为朝鲜人民军军官。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但是1994年金日成去世，李家的好日子突然结束了。李成柱当时并不知道，他做警卫的父亲不受新政权的宠幸。李家被迫逃出平壤。为了不让孩子知道当时他们处境的危险，李父李母说这是去度假。

成柱很想相信爸爸。但是，上了一辆肮脏破烂的火车，他心生疑虑。”我看到乞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我很吃惊。我问爸爸，这是朝鲜吗？在平壤时，我们学的是朝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李家的目的地是西北部小镇京城镇（Gyeong-seong）。他们住进一处狭小、没有暖气的房子。在学校，成柱看到其他学生营养不良、发育滞后。

一天早上，老师把孩子们带到外面，让他们坐好等着。三个带枪的警察押着一男一女出来，把他们绑在柱子上，然后宣布，男子偷东西，女子试图逃往中国，都被定犯了叛国罪，公开枪毙。

成柱回忆道，”每个警察朝每名罪犯各开三枪，啪啪啪，鲜血横流，犯人前额留个窟窿……”

时间一天天过去，成柱挣扎着适应新的艰难环境。朝鲜陷入饥荒，食品严重短缺，很多同学被迫辍学去觅食，抓松鼠、从市场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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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成柱的爸爸宣布他要走了。他告诉儿子自己要去中国找吃的，一星期后带着米糕回来。一星期过去了，爸爸没有回来……

不久，妈妈告诉他，她要去姨姨家找吃的。成柱担心妈妈也会一去不复返，寸步不离。最终他累的睡着了，妈妈悄悄离开，留下字条嘱咐他，饿了就着水吃点盐。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妈妈……。

他说，”我开始恨我父母，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什么都没有。”也就是那时，成柱意识到，活下去的唯一方式是拉帮结伙。他和另外六个男孩结成一帮，学如何掏包、如何在小摊偷东西。”我们互相信任，可以为了彼此去死。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每隔几个月，小贩认识他们了，他们必须换地方。开拓新地盘，意味着要和已经在那里的帮伙恶斗。成柱说，”兄弟们推选我为头儿，因为我懂跆拳道。”

但是，他这一伙男孩才只有10几岁，遇到年龄更大、有武器的团伙时，争斗变得更加危险。一次，成柱手下一个男孩头部被击中丧命，成柱最要好的朋友因为偷土豆被农场保安打死。

成柱悲痛欲绝。落草为寇三年多，兄弟们开始散伙。所剩选择不多，他们决定重返京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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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里，一位老人找到了成柱，成柱认出这是祖父。李家离开平壤后，祖父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最后迁到一家距离京城镇步行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农场。每逢周日，祖父都会到镇上来找孙子。

总算不用在街上偷摸为生了，成柱在祖父母的农场度过了幸福的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一位陌生人带来一条重要口信！成柱说，”他给我一封信，上面说，’孩子，我现在在中国。到中国来看我’。”

传信的是掮客—帮助朝鲜人逃离朝鲜。他来是要把成柱带走。成柱回忆说，”当时我心中有两种情感。第一是愤怒，我想给我父亲一拳。第二是我真的很想他。我告诉祖父母，我想去中国看看爸爸，给他一拳之后就回来。”

在掮客的帮助下，成柱徒步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拿到假证件后飞往韩国。在韩国，他总算和父亲团聚。”我们抱头痛哭。我有数不清的问题，但说出口的只有一句’爸爸，我想你。’他问我’你妈妈哪儿去了？’我哭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找了好多年，成柱和爸爸从来也没有找到妈妈。2008年，一位掮客说，在中国看到一名女子，背景、长相和妈妈差不多。最后发现那名女子并不是成柱的妈妈，不过，成柱爸爸还是帮助她逃离了中国。

成柱也和自己从前的帮派兄弟失去了联系，尽管他曾经付钱请掮客寻找他们。

后来一段时间，成柱在韩国经历了身份认同的痛苦。刚来时他感觉被孤立，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他是从朝鲜来的。他说，许多韩国人认为朝鲜人被洗脑了。”他们总说朝鲜人是兄弟姐妹，但很多时候，他们把我当外国人，甚至连外国人都不如。”

自由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成柱说，别人没完没了地告诉他，他现在有自由了，但是他不懂自由的含义。直到有一天在商店里选钢笔，他才真正明白。”我试了所有的钢笔，总共用了两小时。突然，我想，这可能就是真的自由，因为我可以挑选我喜爱的钢笔。”

成柱的求学生涯让他走出韩国，先后前往美国和英国。现在他希望完成研究朝鲜半岛统一的博士学位。

最开始，他非常不愿意公开自己从在平壤养尊处优、到贫困潦倒、最终逃离的经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讲述亲身经历，不仅可以安抚个人创伤，也可以让其他人了解到朝鲜孩子的挫折内幕。

他把自己的故事整理出书，书名为《Every Falling Star》，去年9月发行。

成柱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重返朝鲜，再去看看摩天轮、游乐场，他更希望找到那些帮助自己度过最黑暗一段时光的朋友。

成柱说，”我做梦都想兄弟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在河里游泳，有时候可以捕到鱼。回家，也就能再次见到我真爱的人。”

作者：阿曼达·鲁格里（Amanda Ruggeri）

铺满鹅卵石的路面以及乔治王时代风格建筑外观，安详的希尔街（Hill Street）是繁忙的爱丁堡新城中一处世外桃源。相比于这座苏格兰首府耸立的城堡或是神秘的街巷，它似乎并不像一条隐藏着秘密的街道。

但是如果慢慢走过，你就会注意到奇怪的事情。一座有着两个淡蓝色柱子的大门的门楣上写着金色的大字，“爱丁堡分会（玛丽教堂）第一分会”（The Lodge of Edinburgh (Mary’s Chapel) No 1）。顺墙面往上，墙面的砂岩上雕刻着一个六芒星图案，其周边装饰着奇怪的符号和数字，至少对圈外人而言像是如此。

坐落在希尔街19号的玛丽教堂并非宗教敬拜的场所。这是一处共济会的分会。而且它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599年，是已知的世上现存最古老的共济会分会。

在希尔街19号，抬头看到这个六芒星图案，一个共济会的标志（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这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惊喜。如果向大多数发烧友询问现代共济会何时开始，他们会指向一个更晚的年代——1717年，这一年也是英格兰总会（Grand Lodge of England）的创办年代。但在许多方面，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如同羊杂碎肚（haggis）或哈里斯粗花呢（Harris tweed）一样，共济会也原产于苏格兰。

从中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苏格兰就有石匠的行业协会。然而这种行会或分会最早开展日常活动的证据正是见于苏格兰。到16世纪晚期，从爱丁堡到珀斯（ Perth）的苏格兰全境，至少有13家分会。但是直到第十六世纪完结之时，那些中世纪行会才具备了制度化的组织结构，这一点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共济会的诞生。

例如，最早的会议记录，通常被认为是分会真正开始有组织的最佳证据。世界上最古老的会议纪要，可以追溯到1599年1月，来自苏格兰东洛锡安的爱钦森分会的会堂（ Lodge Aitchison’s Haven in East Lothian, Scotland），该分会于1852年关闭。1599年7月，爱丁堡玛丽教堂分会也开始保留会议纪要。据我们所知，那个时候英国尚没有任何行政记录。

“这才是共济会的开始，”苏格兰总会（Grand Lodge of Scotland）的馆长，《破解共济密码》（Cracking the Freemason’s Code）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说，“[分会]就是这个国家独有的特色。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所以是爱丁堡开始了这一切，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苏格兰总会，也被称为共济会大堂，坐落在爱丁堡新城的中心（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我在库珀的办公室跟他见了面：一间镶着木板，塞满书的房间，位于爱丁堡乔治街96号（96 George Street, Edinburgh）的苏格兰总会里——就在玛丽教堂那拐个弯就到。屋里到处是纸箱子，就是人们用来搬家的那种，每个箱子里都塞满了落满了灰的书籍和记录。自1736年建会以来，这个总会接收了来自苏格兰正在运转的各正式分会的记录和会议纪要。这也意味着这里收到了每个会员的名录，总共可能有四百万个名字。

这使得研读数量如此巨大的文件这项工作令人畏惧。但这项工作也卓有成效，比如总会宣布发现爱钦森（Aitchison）分会的会议纪要之后，这份文件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伦敦被拍卖。另一个更为近期的发现是，库珀发现了一份日本长崎（Nagasaki）苏格兰共济会分会的会员名录。

“有一个古老的说法，无论苏格兰人成帮结伙地到哪里去，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柯克[教堂]，然后他们会建一所银行，然后他们会建一个酒吧。而第四件事就是共济会分会。”库珀笑着说。

苏格兰总会博物馆的馆长罗伯特·库珀在馆中巡视（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国际主义在苏格兰总会的博物馆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座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这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杂七杂八的东西：一面绣着”中国华北地区苏格兰共济会总会”的绿色三角旗；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30枚共济会“珠宝”——或者对非共济会会员而言是30枚奖牌。

当然，阴谋论者找到的是那种带来不详预感的东西。有人说，共济会是一个与光明会（Illuminati）有关联的邪教。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是所有事件的幕后黑手，从设计美钞到法国大革命。像大多数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库珀对此大摇其头。

“如果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他问道，“这是一个公共建筑，我们有一个网站，一个脸书主页，还有推特账号。我们甚至在媒体上做广告。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操控世界的“秘密组织”！真正的秘密组织是黑手党，中国三合会（Chinese triads）。他们是真正的秘密组织。他们没有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一个供你游览的博物馆。”

库珀拿着总会档案库中众多历史文件中的一份，指着上面共济会的标志（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一些关于共济会的神话根植于其早期起源之谜。一种怪诞的理论将其追溯到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该骑士团1307年被法国的菲利浦国王（King Philip of France）击垮后，有些人逃到苏格兰西部的阿盖尔（Argyll），建立了一个新组织，称为共济会。

其他人——包括共济会自己——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所罗门王，将建造所罗门王神庙的那些神秘知识，在石匠中间代代传承。

一个更有可能性的理论是早期的共济会源自中世纪商人协会，类似于行会。“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基于行业的，”库珀说，“有一段时间，它有点类似于：‘哦，你是一个自由石匠——我是自由园丁，他是自由木匠，他是自由陶匠’。”

所有的从业者都有自己的组织，这既是彼此接触交流的方式，也是传承行业秘诀的方式，以便把圈外人挡在外面。

但有行业之间差异显著。例如，钓鱼者和园丁通常会停留在原地，日复一日在同一个社区工作。

石匠则与此不同。特别是在中世纪，随着英国各地修建越来越多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的教堂，他们会被招去从事专门的，通常是庞大的项目，而且通常离家很远。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劳作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有相同技能的陌生人，并且朝夕相处，你怎么能确定每个人都懂得这个行业，并且可以信任呢？这就要通过建立一个组织。那你出现时，怎么能证明你是该组织的成员？这就需要通过只有组织内部成员才知道的符号或代码——就像握手。

即使分会早已建立，但是共济会运动加以组织化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一个叫威廉·肖（William Schaw）的人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King James VI）（即后来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 of England））的宫殿建造与皇室产业总管（Master of Works），这意味着他负责监督国王城堡，宫殿和其它产业的建造和维护。换句话说，他监管不列颠所有的石匠。而且，虽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传统，肖决定他们需要建立更为正式的组织结构，由一系列条例规定支撑，内容涵盖从学徒制的运作机制，到他们将“一起仁爱地生活并成为结拜弟兄”。

1598年，他把这些条例下发给当时存在的每一个苏格兰分会。条例规定，每个分会要聘任一个公证人作为职员。很快所有分会开始保存它们的会议纪要。

“正是由于威廉·肖的影响，共济会向全国散播开来。我们可以看到苏格兰各地分会之间的联系，分会之间相互交流，以不同的方式沟通，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库珀说。

这幅藏于苏格兰总会的油画表现了罗伯特·伯恩斯在爱丁堡卡农门基尔维宁分会（第二分会）（Canongate Kilwinning No. 2）上的就职仪式，该会于1677年成立（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苏格兰的影响力很快被掩盖。随着英格兰总会的成立，英格兰人在运动发展中脱颖而出。在其后几个世纪以来，共济会起源于苏格兰已经几乎被人遗忘。

“经由成立英格兰总会，英格兰宣称迈出了建立国家级组织的第一步，以及随后这一体系被爱尔兰（大约在 1725年）和苏格兰（大约在1736年）所仿效的事实，导致了许多英国共济会的历史学家只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共济会起源于英格兰，并且将这种观念传播到了世界其它地区。”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在他的书《共济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Freemasonry）中这样写道。

位于爱丁堡皇家大道（Edinburgh’s Royal Mile）的一条侧巷布罗迪巷（Brodie’s Close ）中，藏身于闹市中的爱丁堡与利斯凯尔特分会（第291分会）（Celtic Lodge of Edinburgh and Leith No. 291）于1821年建会（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库珀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当你想到我们有近420年苏格兰的书面记录、会员的详细资料，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堆资料，”他说，“这些资料是历史研究的一项主要来源，却几乎原封未动，这真是相当奇怪。”

同时，大多数人联想到共济会和苏格兰的一种方式是罗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一座有着华丽的雕刻和雕塑的中世纪教堂，在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出版后，许多导游都会将这里当作共济会的场所来讲解。但是把该教堂的建筑物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是子虚乌有的。甚至出版于1774年的一本教堂手册没有提到与共济会的任何关系。

玛丽教堂只对会员开放，但是它的位置绝非秘密（图片来源: Amanda Ruggeri）

这表明，苏格兰共济会真正的历史比丹·布朗（Dan Brown）使之闻名于世的教堂隐藏得更深。它只是隐藏在大庭广众间：在向广大游客敞开大门的总会和博物馆中；在那些热切希望更多人来阅览这个组织历史记录的档案学家中；还在那些藏身于遍布爱丁堡和苏格兰其它城市的拐角与小巷的分会中。

他们的大门可能经常只对会员开放，但他们的地址和存在绝不是什么秘密。

1月14日，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礼在北京举行，由100家中国本土书店提名，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等联合终审并确定的12本年度书籍以及年度青年作家、年度编辑、年度翻译等5个特别奖悉数颁出。

获奖的年度书籍是：《二手时间》、《北鸢》、《茧》、《慈悲》、《伦敦传》、《罗曼蒂克消亡史》、《想象共和国》、《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第二本书》、《西班牙内战》、《入世哲学家》、《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书单涉及个人家族史、迷惘的青春、逝去的时代、美国与民主等主题，展现了中文文学世界过去一年思想的强音。

文学奖评委、作家陈冠中说，读者走入一家书店，可以很随机地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可是现在这样的传统好书店越来越少，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于网络上的推送，而失去了与智慧、与知识相遇的机会。

单向街书店方面表示，单向空间希望通过文学奖，承担书店在公共领域应该承担的角色，同读者们一同寻找这个时代的独特表达，理解他者的世界，从而通过亲眼观察，用中文阅读与写作进入另一个世界。

（联合早报网讯）

兰切斯特大学社会学家简·皮尔彻（Jane Pilcher）认为，”名字是我们身份的核心标志，它还关乎重要的法律身份，决定着国家和政府怎样识别我们，名字也是我们社会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还是我们的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标志。”

但是，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日益非同寻常，或者独一无二。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珍·特温格（Jean Twenge）在 2010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 1880-2007 年之间出生的 3.25 亿美国新生儿的名字中，常用人名自 1950 年以来逐渐减少。例如，1950 年，30% 的男孩会使用十大名字，而 2007 年，只有不足 10% 的男孩使用十大名字。

特温格指出，人们取独一无二名字的方法五花八门，利用普通名字的拼写起独特的名字就是其中一种。例如，在美国，很流行的名字”Jaxson”，原本来自于50大常用名字之一，但却使用一种非同寻常的拼写，而在英国，给孩子起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复合名字则成为时尚。

这种趋势似乎并不限于美国或者英国。最近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对 2004-2013 年之间出生的孩子而言，父母会将传统汉字和不常见的发音组合起来为他们取名。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一个德国城市中孩子的取名情况。他们发现，1894 年， 32% 的名字独一无二，也即，它们在样本中没有重名。到了 1994 年，77% 的样本在当年独一无二。

除了时尚不断变迁之外，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改变的呢？它对未来世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一现象，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答案。

前沿心态

一种答案是，它代表着文化日益迈向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特温格表示，”美国文化越来越倾向于个人主义，父母希望给孩子取的名字能帮助他们脱颖而出，这意味着独一无二的名字更多，常用名更少”。日本和德国的研究人员都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都想与众不同。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迈克尔·瓦纳姆（Michael Varnum）还有更进一步的线索，他力图梳理出导致特定地区个人主义日趋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一项研究中，他对美国不同地区流行的常用名进行分析后发现，欧洲人新近定居的地区，人们不太给自己的孩子起常用名，这些地区包括西部山区和太平洋西北地区，如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和怀俄明州。

（图片来源：Alamy）

他们认为，加拿大取名的情况也类似，加拿大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使用常用名要少，而人们在东部地区定居比较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类似情况。

他表示，”我们认为，这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定居点开拓。其中反映了某种程度的自我选择。决定前往危机重重、一无所知的新疆域的人们也许更为依靠自己，不囿于习俗。今天的起名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

财富也许同样发挥了作用。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瓦纳姆将人们倾向取独一无二的名字与日益改善的经济条件联系起来。社会经济状况的日益改善让个人主义抬头，从为孩子取独特的名字就可见一斑。

瓦纳姆指出，研究表明，富人们更加自我中心，推崇独树一帜，而不是随大流。他认为，这种情况从我们的发展历程也讲得通。他说，”我们资源丰富之时，就不太会担心资源稀缺，有点儿与众不同也无大碍。实际上，与大众保持距离可能是还会占据优势。 例如，这样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不过，时世艰难时，明哲保身会更有好处。”如果没有大量资源或财富，最好的策略也许是随大流，照大多数人的做法去做。”

另一项对美国人 1948-2014 年间取名情况的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更多证据。艾莫利大学的埃米莉·比安奇（Emily Bianchi）发现，常用名的增加与全美及各州的失业率下降相关。

由于名字对我们建立自我认同至关重要，因而名字的选择可能会改变我们一生的走向。现在有一些新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项研究表明，容易发音的名字给人的印象更为积极，而且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职位相关。名字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感情运势。例如，另一项研究发现，交友网站上，有名字非同寻常的人更有可能被访客忽视。

目前，还有一个发展趋势是，人们取名往往会模糊性别界限，2005 年，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所长大卫·菲戈利奥（David Figlio）分析了名字对姐妹之间选择专业的影响。他首先分析了几千个名字，根据特定发音和结构确定其为男名或是女名。例如，”Ann”几乎总是女孩的名字，而”Anne”在语言方面更趋女性化。

女名的长度也更长，”Anastasia”是语言上最女性化的名字之一。菲戈利奥说，”我发现，与自己的姐妹相比，名字在语言上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女孩会更重视数学和理科作业。” 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成年。另一项研究表明，名字在语言上更男性化的女性更可能在律师行业取得成就。

对男性而言，则是另一回事。例如，菲戈利奥发现，初中班级中，名字在传统上为女名的男孩，其辍学率较高，班级中有同名女生的情况尤为如此。

“在大多数英语文化中，名字有性别之分。约 97% 的名字明示了性别。”男孩起女名会破坏这一点，因为男孩女性化被视为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的女孩实际上却可能因此受益，因为，历史上，阳刚之气一直是个备受尊崇的特质。”

有些国家特别关注有非同寻常名字的孩子，还做出相关规定。例如，在冰岛，父母必须从政府批准的名单中为孩子选择名字。在德国，取名必须得到批准，而且必须明示性别。”这样做的根据是，孩子可能因为名字而感到尴尬、受到诽谤，因此政府需要保护孩子免受可能的暴力威胁。

菲戈利奥也指出，当然，名字只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对很多人而言，它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些的认识。我们会给孩子取自己喜欢的名字，但也要认识到，孩子会因为他们的名字而在社会中受到不同的对待。”

（源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