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中国经济

作者：凹凸

近日，毛传媒收到一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来稿。因为原文较长，为阅读方便，特分几部分发表。 – 编辑

”这个专家写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全面，水平很高！“ – 飞雪

【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1）：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市场经济

【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2）：硬基建边际效率下行，软基建畸形

---

二、

今年中国家庭消费居然跌到占GDP不到40%（全球平均50%，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平均60%以上），同时政府消费居然高达20%，而政府主导的投资近40%（世界政府平均消费15%之内、其主导的投资
20%之内），中外反差颠覆了基本的市场经济之常识和规律。

这种颠覆体现在城市化率与城市户口率之差达20%之多。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基本信用成本高升、停滞、甚至反向信用；要知道失去了信用，社会运行的目的便失去了价值意义。
更可悲的是常常拿城市化率自我美化。而背后却是2-3亿农民工效率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价格发现。5-6亿农民的保障没有得到应有的覆盖。

好比先让农民像马一样拉动火车，当火车启动跑起来后，便不让农民上车，请问这是道义的吗？这是社会主义的吗？这是现代化的吗？

由于这种低人权、低环保的深度失衡，直接、间接导致今天中美把贸易冲突上升到了地缘政治、价值理念的冲突上了，而且GDP的消费动力基本停火，这显然是最坏的一种可能趋势。

从新老基建到新老三样（注释）出口，最新的刚刚又转到突然救市，依然是房地产、股市，依然是升级了的供给侧改革，或许可以对冲一些美联储的降息冲击，但是无疑再次加大了国有化趋势，这与前几次的环保一票否决、五险一金补齐、社融整顿、支付公司整顿、教培整顿等实质效果一样，是一个隐藏了的国有化。

我没有所有制歧视，但是对于公有制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置及其专业化、三公化（公开、公平、公正）、程序化、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我是有基本要求的，否则，无异于贪腐和流失，从公有流失到非公有我反对，而从非公有流失到公有一样被我反对。这不仅违反所有制平等，也违反公平交易，而且还是又一次失去契约责权利对称的交易，总体效率哪能不下行呢？

大航海、工业化以来，大清朝一改晚明朝晚期多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先是清廷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广州十三行”官商结合VS大英东印度公司之官商结合之贸易形式，先是中国出口多、进口少，进而长期贸易不平衡，那时也是因农耕中国中产始终塌陷，老百姓没钱消费，少数权贵即使花天酒地消费总量也不够。

终于1820年代前后双方都取消了官商结合的代理机制。

之后大英对大清贸易变成了走私、信贷、工业品三位一体，背后是大英基本建成中产社会，而大清还是一个“点线型”社会即一点权贵、其余都是一线的贫困社会，很快不同维度的打击让大清变成了赤字，结果就
演变成了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姗姗来迟，此时大清顺理成章政府主导，但是重重（钢铁机械动力等母工业）、重化(重装备和化工业)与重轻(即装备和棉纺服装家具家电等轻工业）比例失调，民资、官资、三资（中外合资、合作以及外商独资）又失衡，最终撇腿马撇死了洋务运动。

新中国一五计划再次政府主导，也是重重，而且公有制计划经济起来，更快地导致三年自然灾害等。
历史上这些重大周期性灾害，在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可谓教训深刻。

除了这些大周期外，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末期、2000年代末期、2010年代等一系列中型周期危机，无不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大支柱发展失衡、产业结构失衡，进而导致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这所谓的三权分置在分工合作上失序、失范。

而三权分置，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基础；有了三权分立，也才有决策、执行、监督之三权分离。

一般来说，进出口差归于0算是正常，而赤字或盈余超GDP3%都算是较为严重的失衡，而中国入世后一度超10%，这算是严重失衡，自然体现的是近两百年追赶型经济体、尤其是这七十年中的三十年公有制市场经济体之长期的所有制、要素权益、市场准入、国民市民待遇之二元分化逆向螺旋造成的。

相比市场失衡，政府主导的失衡往往还被强行掩盖，往往2-3年的可掩盖，但中长期失衡则难以掩盖，最终难以遏制中长期的经济、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爆发。

在“打天下、坐天下”的体制机制加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市场经济下，即使有一定的自由竞争，但是其背后的测地线却是全面、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层层下达、层层剥皮、层层攫取，这与选票民主、私有制市场经济之自下而上的自由契约、层层可能的包容趋势不同。攫取模式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达到少数精英的利益最大化；包容模式可以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红利，提升整体社会的福利。

教训总结起来就是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陈云所讲，一要建设、二要吃饭、三要紧平衡；即在有限的资源下统筹兼顾国家发展与民生，而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须基于契约经济的诚信经济、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

（未完待读）

---

注释：“新老三样”

“新老三样”是指中国在不同时期出口的三种主要产品。老三样一般指的是过去中国主要出口的传统工业产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而新三样则指的是近些年中国崛起的新型出口产品，主要包括：手机、家电（如空调、冰箱等），和汽车。这反映了中国从依赖轻工业产品的出口，逐渐转向以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变化。

---

作者：（新西兰）赵晓博士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 – 赵晓博士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是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也是中美经济关系领域的重要观察者。然而，他的观点和立场在过去几十年中频繁摇摆，令人质疑其稳定性和洞察力。他曾被认为是“中国的朋友”，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0年成立以来，他连续24年受邀参加。但在今年，他首次未能发言，因为他曾公开撰文指出“香港已经玩完了”，而这导致他自称的与北京和香港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融洽。

Stephen Roach

–

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时期，罗奇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如今，他的观点逐渐转向悲观，但又未完全放弃对中国崛起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虽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但仍能化解问题，并在2030年代内与美国经济“趋同” 。他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恢复美中关系。然而，这一系列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本文将从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地缘政治局势三大方面，对罗奇的判断与建议进行评论和剖析。

–

一、人口老龄化远比罗奇预估的严重

–

罗奇承认中国正面临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困境的三大挑战之一（另两个是生产力不足和消费不足）。然而，他看到了问题，但显然远远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知名人口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远超罗奇的预测。易富贤指出，2050年中国总人口或将降至10亿左右，而在本世纪末可能进一步下降到3.2亿。这一预测远低于联合国和中国官方的数据，揭示了人口锐减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从最高占美国的81%滑落到现在的59%。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扭转，罗奇并未给出有效对策。劳动力持续萎缩、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将对养老金、社会保障体系及家庭结构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再多的生产力提升措施也难以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动力缺失。罗奇关于中国赶超美国的乐观预测在这一点上缺乏足够支撑。

---

二、改革开放的终结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局

罗奇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再平衡”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不仅人口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更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改革开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的死亡导致了外资及民营企业信心的全面崩溃，经济重心转向低效的国营企业，民间资本外流严重，而这一切正发生在要命的全球化倒退和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方位高度管控使创新和活力受到严重抑制，市场信心持续低迷，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加悲观。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结构性改革”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罗奇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奇迹的幻想显得过于天真，却未意识到这一模式已经彻底过去，现有的治理模式和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就连国际环境也已物是人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将在国家安全的主导下，难以避免地受到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治理模式的限制，这将深刻影响长期信心和消费预期。

---

三、中美关系回不到“再接触”阶段

–

罗奇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缓和美中关系，并借鉴“尼克松时刻”来打破僵局。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现实脱节。自2020年以来，美中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外交领域的全面对抗早已超出“接触”范畴，事实上进入了“新冷战”的全面竞争状态。罗奇所期待的“再接触政策”缺乏实施的条件与实际动力。

当前，美国政界两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几乎达成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已经从“竞争”转向“遏制”。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俄乌战争、中东冲突这两大热战的双重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美中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双边问题，而是深嵌在全球战略布局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罗奇企图恢复“再接触”政策的建议，哪怕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几无可能。

–

结论：罗奇的判断过于乐观且脱离现实

罗奇试图为中国经济及美中关系寻找出路，但他的建议未能反映出中国深层次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他低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对经济结构性困境的认知缺乏深度，而对美中关系回归正常的期待则显得过于天真。这些因素都显示了他对中美局势的观察逐渐失去准确性。

可以说，罗奇的观点陷入了“不讨好中美双方”的尴尬境地。他对中国的批评无法切中要害，而对美国的期望又显得过于理想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复杂局势与中国内部的多重困境，他的“再接触政策”不过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愿景，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未来，中国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内部调整，而美中关系无论未来谁当总统，都会在竞争中持续紧张。罗奇的观点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不够深刻，他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低估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也高估了中美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最终，罗奇的建议更像是一种基于过时经验的自说自话，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事实改变，我的看法也改变。”但问题在于，他是否真正认清了当下的事实？认清事实并作出真正务实的判断，这才是罗奇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更多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

---

（赵晓博士曾任中国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现暂居新西兰）

---

作者：凹凸

近日，毛传媒收到一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来稿。因为原文较长，为阅读方便，特分几部分发表，每一部分还添加了ChatGPT的解读，供读者朋友参考。 – 编辑

这个专家写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全面，水平很高！ – 飞雪

【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1）

本篇经济评论围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展开，展示了作者通过对房地产、债务、外汇储备等关键经济指标的观察，成功预判危机的路径；评论强调了中国加入WTO后中低档制造业的竞争力及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提出供给侧改革不应忽略需求侧的重要性。作者还通过分析国际贸易战、新冠疫情后的经济下行，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强调软基建的重要性。因为软基建（住房、养老等）的投入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我关注沿海房地产与港澳台及东南亚经济金融互动，那时我先后到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香港等，抓住房地产产供销与债权债务流动情况，得以预判那时债务断链的影响以及其传导大致路线图。好在那时仅仅是局部危机，但是却让我体会到了泡沫化危机到底是个什么样。

2001年中国入世，起初我也担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到了2003年，我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注意到中国中低档制造业规模出口优势，接下来我也认为中国基建也要抓住时机。据此我预测中国外储迅速增加的利弊，按照那时的增速，我推算出2008北京奥运前后，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注1）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集中度过大、过快总会有剧烈失衡，对于秀水街经济体可能会是城乡二元经济某个环节断链，对于华尔街经济体可能会是虚拟经济某个局面断层。

那时我虽然肯定了会是美国房地产危机，但是没想到会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债危机。

2008危机之后，我综合城乡所有制、要素权益（注2）、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市民待遇之剪刀差（注3），推断其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广度和深度，会有一个二十年周期，于是推断会从房地产、外汇储备危机转移到产能全面过剩危机，因为其7年周期特征明显，而且在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之间倒转明显。

2015年8.11汇改（注4）前后的股灾、汇灾、债灾其实是相对容易被准确拿捏的。

三个七年，现在已经过去两个七年了。

好在我有很多专业简报放在一些历史的档案之中，让我以上和以下的叙述，显得不那么自吹自擂。

那时五大发展理念（注5）、新常态被诠释为供给侧改革，我意识到这个路径的主次不分可能的后果，相当于“半夜玩龙灯越玩越转去”。

供给侧为辅，需求侧为主，才是那时的王道。

也就是说，要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为主，第一步政府从投资硬基建转到投资软基建，而不是花拳绣腿减免农业税之类；第二步所有制、市场准入并轨，第三部要素权益、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并轨，即最终两腿都要有力、交叉协进才是最优选择。那时中国已是中等收入，政府角色要从拔高转到托底建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使其收入处于稳定状态。

在社会普遍贫穷的时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到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迅速转变为托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最优的扩中与拔高。（“扩中”就是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拔高”是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么做可以保障社会底层的福利和稳定；这种转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那时奥巴马的再平衡、出口倍增计划也多少延续了之前G2、G20（注6）合作之势。

可惜历史还是在这里拐了弯。

2017年特朗普执政，尤其是欧盟与美三零协议（注7）、日韩分别与美FTA升级后，我以为他们成功地祸水东引，中美提前博弈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博弈，而美欧、甚至美与日韩博弈都还是经济社会上的棋逢对手，彼此博弈还可以双赢多赢，而中美则一定是双输、多输。

所以那时我总是建议要抢先与之三零协议，在这些国家签订三零协议之后，我再建议中美完全可以超越之，因为中国百多年、尤其是七十年体制机制性积累的中低档制造业全面绝对产能过剩，确实需要持久深刻地外部开放方可渐进均衡之。

可惜对外简单迷信举国体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三个阶段间的天然逻辑；对内简单迷信不养懒汉惯性思维，却不知道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具有全世界最大的结构性失业、贫困问题，这天然需要制度化托底，否则始终难以完成扩中与拔高。

最早是从2003年开始，我基于中国内外顽强的二元经济现状，坚持认为要是不搞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则内部本身就又会来一个危机，要是再盲目地加大货币财税力度，而且还是投资、投资、再投资硬基建，等待中国的将会是内外市场都难可持续：对外会有一个产能过剩之死亡十字交叉，对内会有一个二元经济导致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极端背离，最终也会是一个死亡交叉。

2018-2020年两年贸易战、以及之后新冠中的各种混战，而现在正在兑现的经济社会下行，都让最坏的结果不期而遇、不幸而言中。

总结我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分析，新时代之初前总理李克强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前，我提出了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更早前，我希望四万亿救市是硬软两个基建并重，即硬的是铁工机，软的是教育、医疗。没想到新时代之后还是单方面的硬基建、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电动车之类，住房、养老类的软基建还是畸形，十多年过去了，消费能力终于严重不足。

当硬基建边际效率下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终于拖累了GDP，致使其螺旋式下行，让人好不痛心。

–

【经济评论】海外华人学者看中国经济症结（1）：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市场经济

---

ChatGPT解读：

作者希望硬性基建（如铁路、工业设施）与软性基建（如教育、医疗）并重。然而现实中，硬基建被过度倾斜，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

作者认为，当硬性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设施等）的边际效率下降时，软基建的投入应该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

注1：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

秀水街经济体、华尔街经济体被定义为工业化在起步到过半阶段之间、参与全球化不高或像中国这样改开刚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经济体，往往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港澳台欧美城市与中国城市之间架设前店后厂；国内需要秀水街市场代理，国外需求沃尔玛之类的超级商业企业代理，而华尔街经济体就在这些代理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经济之上的信息、知识、信用经济之虚拟经济优势，尽管如此，其与实体经济之间也是按照信用率区间周期性滚动运动来发生作用，即还是要信用平衡，否则也会发生泡沫化危机，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之间。- by 作者

注2：要素权益

指的是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等）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拥有者通过提供这些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要素权益反映了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价值和分配机制，通常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收益分配相关。

注3：剪刀差

“剪刀差”指的是在某些指标或数据之间出现的差距，特别是指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等。

注4：8.11汇改

指的是中国于2015年8月11日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调整，使其更市场化，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一政策导致人民币贬值，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中国及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5：五大发展理念

这是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发展战略，这些理念旨在引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应对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

1. 创新（Innovation）：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 协调（Coordination）：促进区域发展和社会公平。
3. 绿色（Green）：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4. 开放（Open）：推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合作。
5. 共享（Sharing）：强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注6：两国集团（G-2或G2）

两国集团概念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首次提出, 指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拟议的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20日—2017年1月20日）上任后，以此术语作为中美关系的中心，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认同。支持者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应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

这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七国集团（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日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沙乌地阿拉伯）、六个重要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南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两个区域组织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G20由世界上大多数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组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国际贸易的75%，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和以及世界土地面积的60%。

注7：三零协议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便宣布脱离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 –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但我还是建议参与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2018年7月，当美国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高额关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奔赴美国，在与特朗普深谈3个小时后，双方宣布美欧要建立“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除汽车行业外零补贴”的“三零”自贸区；之后WTO被事实上架空。

“三零”协议其实就是来自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

---

作者：凹凸

（近日，毛传媒收到一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来稿。因为原文较长，为阅读方便，特分几部分发表。 – 编辑）

–

中国经济从汇改、税改、呆坏账剥离后改制上市、房改到入世，作为一位海外华人，一路走来，开头感到内外蒸蒸日上，现在似乎每况愈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从大学到留学、从移民定居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目睹中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转轨到公有制市场经济，基本见证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从所有制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渐变过程，深刻地感受到中外接轨的普世意义。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放开商品经济到搞活商品经济，从承包制、抓大放小到企业不办社会、MBO收购、改制上市等，一步步转到市场经济上的时候，其间效率虽然提高了，然而行业、地区、层级都有相当的因贪腐和流失而加大的差异，有的还是制度性的，很多差异彼此纠结，至今都感到难以差序化（注释1）。

新时代十年尤其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反腐加强外，就是制度性堵漏同、调整失衡，比如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之类，对供给侧改革，包括三去一补一降、社融与P2P整顿、电商与支付机构清理、五险一金补齐、环保一票否决、教培规范、房住不炒等，伴随之的先后有六稳六保（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背后都有国企中心的影子。

2010年前后，我就观察到了国企国资的各种多进少出、甚至不出，这种变相的失去流动性等于中国市场经济无形之中暗设了一个黑洞，如同病人之所以长期衰弱，原来医生忽视了其背后还有一个流血伤口没有缝合。

在大数据的便利下，逐步加强了全面党、定于一尊、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固然不再政令不出中南海，但一些运动式治理与市场经济基于契约的细火慢炖还是有些出入。更主要的是行政主导的、公有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背后具有逆向选择最短测地线，即反向积数。种种现象，让人不免有些杞人忧天。

---

ChatGPT的解读

上面这段文字从多个层面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带来的问题，表达了作者作为海外华人的观察和思考。以下是内容的解释与总结：

1：早期的乐观与现今的失望：作者回顾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经济改革历程，起初作者对这一系列变革感到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蒸蒸日上。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作者感到现今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2：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文章提到，作者经历并见证了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有制形式从不平等向基本平等发展。改革的措施从放开商品经济、承包制，到企业改革、改制上市，逐步推进市场化。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由于贪腐、制度漏洞等原因，导致了地区、行业、层级之间的差距加大。

3：对改革过程的反思：作者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与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对比，认为渐进改革更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然而，作者提出如果能够在改革中引入“三公化”（公开、公平、公正）、专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不仅国内外会更容易接受，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会更具合理性和公平性。

4：新时代的改革与挑战：文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尝试扭转一些经济失衡和制度性漏洞的举措，特别是在反腐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对国企的调整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包括了“五大发展理念”、“三去一补一降”等策略，但作者观察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仍然存在“多进少出”的问题，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仿佛经济中潜藏着一个“黑洞”。

5：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问题：作者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为主，尤其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全面加强了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尽管政令执行力提高，但“运动式治理”（即临时性、大规模政策推动）与市场经济中基于契约的长期稳定发展模式存在矛盾。作者担心，这种以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加剧市场失衡，反映了他对未来的担忧。

6：隐忧与思考：整体上，作者表达了对中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一些隐忧，尤其是对行政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可能隐藏的长期风险和对经济活力的削弱。这种担忧类似于对一个有“流血伤口”的病人，医生可能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所在，造成了经济持续的虚弱。

总结，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观察与反思，指出尽管渐进式改革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但贪腐、制度性问题、国企改革不彻底等现象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作者提倡在改革中引入更多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法治化原则，以应对这些挑战，并为经济体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