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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传媒读者点评G20峰会:中国企业闷头发大财的历史阶段已结束

为期两天的G20峰会2019年6月29日在日本大阪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双方已同意重启贸易谈判,美国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对于华为,特朗普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表态,称美国公司可以继续为华为供货。 (相关链接:《美暂停新征关税 解禁华为》)

下面是毛传媒读者对此次峰会的点评。


01、高宏志博士 

中美达成妥协是早晚的事情。美国是否有愿望迫使中国市场环境和政府监管做结构性的改变,取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这次川习会美国得到中国的农产品采购大单,会减轻川普从美国农场主那里受到的政治压力。川普的实质性让步是允许恢复对华为的部分供应,不过这也符合美国硅谷的利益。因此,川习会缓解了双方所处的巨大压力。

川普是生意人,善于讨价还价。他通过贸易战来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同时打击华尔街那些国际资本,又给自己拉了选票。

美国在此次贸易战中从发起到加码,到现在又放一马;一切都是政治博弈。估计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还会延续这个套路:打打停停。

中国企业闷头发大财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要么改头换面、实现资本国际化(如李嘉诚);要么走在大国政治博弈中间的夹缝中,寻求平衡。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国企在国际扩张中会有所收敛。

至于中美的今后走势,核心还是美国利益。至于中国是否会深度改革和开放?暂时还不会。中美关系还没有稳定;新的平衡点还没有达到。国内改革动力仍然不足。

02、Richard 

高博士说的对,暂时缓解压力对双方都有利,美国现在已经对一半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了关税,再用一半逼中国开放市场。

美国给华为继续供货不等于华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美国制裁中国的实体名单不是还在那里?

03、三木 

川普面临大选压力,必须在大选前向选民交两本帐,以争取选票。

一是国内经济账、二是中国贸易问题帐。这是川普政府渴求达成协议的最大动因。

谈判协商,短期休战,中美双方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为缓解当前各自压力需要。

对中国而言,只要美方愿意重开谈判,暂停加征新关税,就是完胜。

一旦美国下届大选尘埃落定,中美贸易战与政治冲突一定会卷土重来。美国下届政府,无论川普是否当选,即使民主党上台,对中国都会沿用川普创出来的路线: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

中美之间,长期休战是不大可能了。

04、Benny 

川普是剥一截,吃一截,先巩固吃到嘴里的,然后再剥。不会停手的。把中国定为美国最大敌手,美国这个国策长期不会改变。中美斗争不仅仅是经济斗争,更是政治和价值观的斗争。川普的乱拳还没结束。

05、刘 炼 

中美关系和世界全球局势一样,都是在不停的深化。目前的局势是深化到一定程度后的震荡期。

日后在深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自己因为内部或者外部原因,都会不停的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呈现方式也会不停的改变; 松紧交替,张弛相间会是常态。

06、高宏志 

“再平衡”是应该是各国政府外贸外交政策的总旋律。不过贸易战确实让中国国内的产业资本成了“惊弓之鸟”,突然意识到国际政治风险会有这么大、影响这么猛烈。估计国内资本外逃会加剧;中国产业资本国际化应该是个大趋势(这里包括华为)。

有一点我是可以预测的,下周一开盘美股会大涨!

07、鹦鹉 

这次特习会,中国表明全胜。不过中方如果没有私下做些让步,美国不得到实质好处,特朗普是不会轻易松动立场的。

影响美国股市的最大因素已经不是贸易战了,而是对美联储七月份降息的期待。而美联储明确表示要看贸易谈判进展才决定降息政策。市场预期100%的降息可能,现在估计要大打折扣了。不敢肯定美股是涨是跌,但中国股市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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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的并不是香港青年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Kief(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23473605/

(抱歉我不能更深入地驳斥原文或者展开说问题的本质原因,否则文章大概率根本发不出来。大家评论也尽量别超纲,感谢。)

上街游行的香港人,从青年到老年都有

我通常懒得写什么东西来批评朋友圈爆款爽文,但昨天一篇《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让我出离愤怒、又感到害怕。这篇文章代表了一种看似极为理中客的论调和分析,对平日不密切关注时政和政治理论的读者来说,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文章作者用来“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的对这些香港青年的形容,基本上可以返还给他自己:

真的不是坏,只是蠢而已。

且不论文字中无处不在的傲慢,这篇文章和其背后的逻辑最大的问题,在于始终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完全没有从政治的维度、特别是香港与北京的政治关系的维度,来讨论为什么会有百万人抗议游行的这样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与咪蒙那类精心编织的文章不同,我认为作者并不是有意规避了政治,而是他,和太多人一样,在分析问题时都早已习惯了政治视角的缺席。

对这些人来说,政治原因在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是事情的根本原因。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人,就像这些香港青年,会单纯为了所谓的democracy, liberty和rule of law而自发自愿地抗争。这背后要么是有境外势力,要么是有经济背景,要么就是像那篇文章作者说的一样,是他们自己缺乏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常识。

当然了,退一步说,我也并不认为香港青年也好台湾青年也好,他们其中就不存在缺乏常识、视野狭隘和莫名其妙的傲慢(甚至我来新加坡之后都会吐类似的槽)。但是,被多年以来的阉割式教育,和步入社会之后被无处不在的资本崇拜所影响的另一批人,实在没有太好的理由把自己放在高出这些同胞的位置,来点评那些他们在经历和实践,而你却连说都说不得的问题。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这样的文章,还代表了一种我们这边常见的特长——普通人都特别擅长从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美其名为格局大。但当你只会对宏观经济和教育体制品头论足时,你根本不能从一个普通香港人的视角理解,是什么影响了他/她的生活和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真正让他们迈出步伐。

“那些智力超常的人啊/认为已经/熟悉了云和闪电的脾气/就不再迷惑/就不必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

曾经就在我还念书的时候,我也狠狠地质疑过广场上和中环的学生领袖,认为他们思考不够成熟,行动不够审慎。但现在,我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同意,你可以做一个所谓冷静理智的旁观者,但永远不要居高临下地嘲笑和讽刺别人亲身的诉求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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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崔范之争的政治寓意:”闷声大发财”时代结束

虽然范冰冰以发布公开检讨书、承诺缴交八亿元税款的方式逃开了刑事指控,范案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当初举报她的崔永元并没有停下来。北京政治观察家白信认为,崔、范之争的背后隐约闪现出中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

范冰冰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演艺界特别巡视员”名声的鹊起,崔永元对范案关联人的揭发似有愈挖愈深之势,而崔、范两人背后的两种力量也渐渐浮出水面。在贸易战背景下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正酣,崔、范之争竟然不经意间为这一争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旁证,也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权力斗争格局。

 

譬如,当崔永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范案背后力量的关键人物指向了上海,一位长宁区高级公安的儿子,公众才恍然大悟:以范冰冰出演的《大轰炸》为代表,投入演艺界的资本和权力组合不仅包括了人们熟知的上市公司、互联网金融等等,更关键的关系人则是来自地方执法力量。正是他们,公检法部门的要职人物,作为地方政治网络的核心,也插手或者隐身在演艺界利益综合体中,扮演着”闷声大发财”的角色。

 

沦为奴隶与玩物的明星们

只是,随着崔的揭发,这一江时代”闷声大发财”的政治经济模式才似乎开始真正曝光于天下。其中,范冰冰等等明星,犹如《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虽然生活精致也是阶级婚姻必不可少的点缀–以女主人姿态维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显示,却是财产婚姻的奴隶难以摆脱,她们则是中国整个权贵阶级的玩物,一方面以苍白的演技掩盖着身后如冰山一角的资本-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则以”网红脸”和绯闻故事教导、塑造着社会风气,引诱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像妓女一般向权力和资本献媚。这也是”闷声大发财”通过娱乐业所散播的意识形态逻辑,范冰冰则是其中偶像化的符号。

位于北京的范冰冰工作室

 

当然,中国电影业为之洗钱的行业性功能或许更多地只是服务于地方权贵,毕竟他们更青睐也更容易利用电影业或演艺界的分散性结构,亦同21世纪初期众多煤老板之热衷投资电影、娶电影明星,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闷声大发财”时代组成了一个从乡村到省市再汇聚政治局层级的权力-资本庇护关系网。然后,在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集团倒掉之后,在安邦、海航、政泉控股等一系列太君级资本大鳄解体之后,这些江时代的地方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终于因为今年春季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而上升为公众更喜闻乐见的打击对象。

 

崔永元代表的新兴力量

也因此,在范冰冰这个集”闷声大发财”之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双重符号的”网红脸”上,特别是范冰冰释放后那张眼神惶恐无助的素颜照流传在中国社交媒体后,公众也才可能意识到崔永元所倚的力量所在,远非”残存的话语权”这么简单,而是另一支新兴力量–一个以广泛的大院子弟为代表的群体,出现在传统的红色精英群体和地方官僚与权贵之间,开始改变以往的政治沉默而积极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其中,崔永元代表的军队大院子弟居于核心,包括了崔健、王朔等等更早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文化繁荣期间的代表性人物,也重合了蔡霞、高晓松等传统被视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今重新以军队大院子弟表明其新的身份政治符号的人物。

 

他们以兼顾精英和平民的中间立场和横跨所谓体制内外的身份,以包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利用他们丰富的社会资本,成功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既有对地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有对平民阶级的同情和对国军老兵的民族主义关怀,几乎以他们特有的军队出身连续着共和国的法统继承,也区别于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主流,几乎标志着他们作为曾经”反叛”一代的回归,酷似欧、美1968″造反一代”从1990年代向社会主流的回归。在冷战后刚刚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他们戒掉毒瘾,去掉染发和嬉皮士标记,重新穿上西装,到律师楼上班,过着稳定的核心家庭生活,也选出克林顿、布莱尔、菲舍尔这样的自由派明星政客,试图开辟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当然,迄今为止,外界还很难估计崔永元所代表的这一新力量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习近平代表的红二代精英集团相比是否具有足够的差异性,似乎现在就谈论第三条道路尚为时过早。但是,在当下全球范围的新认同政治时代,当习近平执政六年来分别以反腐运动和反颜色革命为名逐一摧毁或瓦解了旧的官僚-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和NGO)之后,在认同政治的自然驱动下,文化上最早反叛、经济上相对贫困、政治上一度边缘化的军队大院子弟群体似乎正在重新集结,填补政治真空,并且以相当微妙的差异性拉开与习近平集团的距离。

 

例如,本来同属红二代集团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公开出版了对父亲的回忆录《梦会万里 保黄卫华》,罕有地强调一向被认为”白区党领袖”的刘少奇也是建军元老,并且亲自领导了导致朝鲜战争结束后也是斯大林死后中国政策的转折–援越抗法战争,即1954年奠边府战役所标志的中国东南亚政策转型,直到1965年”9.30″印尼共倒台。

 

刘的这一动作和书中评论,普遍被北京的观察家认为是对军队反腐做出关键贡献的刘源在表达兔死狗烹之意,并向习近平的新毛主义表示不满。这种境况不独刘源独有,被认为代表”残存话语权”的崔永元和整个军队大院子弟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同不满,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得到了正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展开的复转退军人抗议运动的呼应。似乎,崔永元等大院子弟在社交媒体,复转退军人在街头,两支相互同情的军队关联力量正在汇合而成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而其组织性、社会资源和话语能力都是此前任何运动都难以匹敌的,也具有空前的体制契合能力。能否形成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在习近平集团之外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唯一不确定的,或者只是时间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