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学者宋鲁郑：只有中国制度才有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每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 (资料图片）

全球世俗社会，一共有三种制度模式。一是封闭社会下的一党（家）制，这以朝鲜为代表。二是开放社会中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以中国为代表。三是开放社会中的多党制。这又以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为代表。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以价值观比如自由度、大众参与的民主程度为标准，毫无疑问，最好的制度是欧盟为代表的多党制，中国次之，朝鲜则最落后。但如果回归到制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维持一个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治理的难度是否超出制度的解决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动国家的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结论则完全不同。

朝鲜治理模式

从生存和治理难易的角度来看，朝鲜无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难度最低。

首先朝鲜是全球最为封闭的社会。即使人类到了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朝鲜通过自成体系、对外不兼容的网络和手机系统继续维持高封闭状态。虽然为了发展经济而接纳国外游客，但通过行程（不能自由外出）和货币控制（不能使用朝币）的方式与朝鲜社会本身完全隔离。

在封闭的前提下，朝鲜官方轻易就垄断了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话语权，成功的将整个民族洗脑，铲除了所有的独立异端思想。不仅国外的制度无法挑战朝鲜，其内部也丝毫产生不了反对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文化上、历史上都有密切联系的邻国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效，但却对朝鲜毫无影响。以本人在朝鲜的经历，民众固然一方面赞叹或者羡慕中国的富裕，但却对中国模式毫不认同。

封闭的另一个效果就是避免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各种传染病（包括非典）、恐怖主义袭击、难民潮。

二是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是血缘世袭。血缘世袭是成本最低、最无法被挑战的政治模式。当然前提是这个合法性被一个社会所认可。所以在朝鲜，不管权力交接是否有计划，不管接班人多么年青，多么没有政绩历练，只要拥有金家血统，就拥有无上权威，人人拥戴。唯一拥有挑战资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员。但在朝鲜，一旦接班人确定，其他有资格的挑战者就会被永远放逐。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日突然去世后，仓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几年就令所有的顾命大臣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张成泽都被处决。到现在为止，整个高层被更换超过70%。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资料图片）

此外，正是由于权力的世袭，在金日成建国后，他没有把党内的权力斗争波及到社会，也没有出现过重大政策失误。也就是说，金家为核心的劳动党没有任何历史积怨。

三是在没有对比的封闭社会中，朝鲜民众满足于温饱，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和追求。同时朝鲜仍然实行计划经济和配给制，至少表面上人人平等。这种低水平的人人平等，自然反过来遏制民众对更高物质享受的追求。所以，对于朝鲜政府而言，其基本任务不过是养活2300万人而已。东亚各国历史上都富裕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现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也就只有朝鲜。但如果衡量标准仅仅是温饱的话，这对朝鲜政府并不是难题。

以上三点仅是朝鲜内因，从外部环境来看，同样有助于维持其制度稳定。一是各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意朝鲜垮台。美国由于朝鲜的威胁而得已号令日本和韩国，日本则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且反日的朝鲜半岛，中国则是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而又亲美的国家。韩国则难以承受朝鲜垮台的经济代价，俄罗斯则不愿失去远东的立足点。二是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不管未来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至少再无一个国家敢于把萨达姆和卡扎菲模式用于朝鲜。

所以，权力本身的血缘特性，封闭社会下垄断一切话语权、杜绝一切内外挑战并成功洗脑整个国家以及民众的物质追求仅仅满足于温饱，从而使得朝鲜成为一个低难度治理的国家，也因此决定了其制度模式的高度稳定和极强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鲜仅仅从单一家族中选择领导人，但仅就其面对的问题而言，这种模式就已经足以应对。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一旦这种封闭被打破，朝鲜就会顷刻瓦解。只是对朝鲜而言，除非政权垮台，否则这种封闭不可能打破。而这种封闭只要不打破，就无法令这个政权垮台，完全成了现代版的二十二条军规。

不过，虽然朝鲜在生存能力和稳定性居各种模式之首，但在发展能力上却居各种模式之末。人类的历史经验包括同文同种的韩国实例和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变化，都说明了封闭社会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担负起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任。朝鲜可以长期的生存下去，但却永远没有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治理模式

相对于朝鲜，中国模式的治理难度则非常高。

首先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虽然互联网还有部分管制，但对一个每年都有超过一亿人出境访问的国家而言，对一个有上亿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国家而言，这些管制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还有大陆游客能够自由行的香港、澳门、台湾在侧。而且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管制的难度日益升高，所谓的翻墙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在管理着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不但不能垄断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相反外部面临占据历史优势的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渗透—-香港和台湾也同样扮演着西方价值观输出的作用，内部则面临着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不认同。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国内的自由派群体居然以西方为榜样发起宪章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自由派群体脱离现实，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方积累的价值观优势：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都无法改变自由派群体对之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权力交接既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是任命和世袭，而是一种仍然在演变的兼有传统禅让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朝鲜而言，更为复杂，成本也高，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十八大前发生的薄、周、令事件就是一例。基本而言，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既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也要有党内高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测评，还要有元老的推荐。一方面可以保障从全国选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参与度，未必一定能够保

中共几代领导人通过接班人形式完成权力交接。（资料图片）

证所有政治精英的认同。相对于朝鲜模式，中国政治制度内部的竞争性更强，风险也相对升高。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传统的绩效标准之上的。虽然目前也得到了举国主流的认可，但没有永远高速增长的经济，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物质欲望在得到空前满足的情况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然而经济发展总是落后于人的欲望增长，对物质追求的永不满足给执政党形成了沉重的压力。再加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反过来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冲击着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共产党执政以后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屡屡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跃进、反右、三年饥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风波。虽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但历史旧债沉重，往往成为境内外攻击的口实。这同样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尽管中国的治理难度远远高于朝鲜，但必须说的是，中国模式具有可发展性。在发展能力和前景上远超朝鲜。

这不仅仅由于中国是一个进入到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难度仍然是中国模式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最根本的就在于一方面中国的领导集体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和全国性使用人才（不会出现西方由于政党不同而导致的人才闲置）。另一方面由于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仅可以避免独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现，更可以定期的补充新鲜血液和活力。这种“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的模式”保持了体制的延续性和灵活性。邓小平之后的两次更替产生的三代领导人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从宏观战略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长达三十八年间都没有动摇，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试问，它们有哪一项战略可以持久稳定的执行下去？往往政党轮替之后就重起炉灶。从微观上讲，远的不说，十八大以来，从取消铁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周边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如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等腐败远比中国严重，但却只有中国在大规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简政放权、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个个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调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触及的。美国的枪击悲剧再多，死伤再严重，总统再重视，也都无法改变。对外更有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绝的习马会，个个都是大手笔。可是，仅仅一个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而且主要是消减欧洲份额的改革方案，美国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临全球压力下才能被批准。

欧美民主治理模式

应该说治理难度最高的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会。然而，越开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难度越高。今天这个模式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这一特点。对于欧盟模式所代表的各个国家而言，这种问题的难度已经超出制度所能解决的程度。

首先，无视个人差异的一人一票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领导人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但由于票数最多的群体往往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大众的好恶和标准就决定了政治人物的命运。然而大众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国际视野，但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全球化时代更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国内问题。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负责任的许诺、攻击他国以转移责任）夸夸其谈的领导人获胜。不仅如此，种族（甚至配偶的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电视的做秀能力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奥巴马没有行政经验，完全凭出色的演讲和肤色战胜经验丰富的希拉莉。甚至很多领导人的胜选不是因为他自身多么优秀，仅仅是由于民众对另一位候选人的反感。法国的奥朗德和从未从过政的医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胜出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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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党竞选，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党，败选一方则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被迫闲置，出现严重的人才浪费。这就是西方虽然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但却不能从全国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当预感到危机或者已经面对危机需要采取措施时，政治人物必须要等到多数民众觉悟才能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上台以后，就已经认识到法国面对的问题，决定进行改革。结果引发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错失了变革的良机。等到萨科奇担任总统时，法国财政已经破产（时任总理费永语），又加上经济危机，法国不得不改革。这一次萨科奇倒是顶住了民众压力，结果他却被选票赶下台。现在为欧盟辩护的学者也往往说，欧洲还有希望，只是危机程度还不够，只要危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民众就觉悟了，政治人物就会放手解决。确实，这在法国也有先例。二战结束后，领导法国解放的戴高乐吸取历史教训提出重大改革，结果却被迫辞职，赋闲在家。直到十几年后法国发生军事政变、前去镇压的武装倒戈、国家靠借债度日，政局一片混乱的危机关头，才请出戴高乐，放手进行改革。只是代价之高可以想象。可资对比的是，中国只要领导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马上行动。但在西方，则必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其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台湾2016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登场。（资料图片）

这里不妨举华人社会都关注的台湾的例子。2016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登场。这一次特地加了一个公民提问环节，并从网上征集。结果尽管每题都有上千人连署，主办单位再从数百题中选出六题，结果最后筛选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无脑、无逻辑、接错线”。甚至被候选人徐欣莹直斥“逻辑不同”。比如“‘文化部’被当成提款机，是否赞成‘国家’改为半总统制，让经民意检验的‘文化部长’来主导文化发展”。这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更何况台湾就是“半总统制”。然而，民主制度下，决定谁来担任领导人、决定领导人政策的就是这些选民。

所以在西方这种体制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但在民众的短视、自利诉求下也无所作为。等到危机全面爆发，民众也觉悟，其难度早已超出领导人的能力。毕竟戴高乐用法国的话说是天赐英雄，并非需要时就会出现。我们不妨看看希腊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机存在，但却一直试图纸里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时候，全面崩溃，自己根本无力解决。如果不是欧盟救助，希腊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这里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西方常用的说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 （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为何不难得出结论。

这个背景也是理解欧洲和美国何以极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还是美国的川普现象，都是这种危机的必然产物。虽然目前极右在最后关头仍然无法执政，但显然时间是在他们这一边。正如台湾中研院朱云汉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现象就像近年来法国极右派兴起一样，是长期经济困顿与外部危机四伏形势激荡下的集体非理性反应，如果继续受到政治狂热分子的鼓动，这股洪流最终有可能将美国政治一步步带向极端仇外与镇压异己的民主崩坏道路上。”（《中国时报》）

其次，在欧盟这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在自我标榜的价值观面前，欧洲既不能对难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更还得给他们提供基本福利，特别是孩童补助。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是放弃合法家庭（法国非婚生子女超过婚生子女，总统奥朗德就是表率），不愿意生育。历经几代变化，无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长，并大有取代本土欧洲文明之势。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世界报》就发过评论，提出“三十年后的法国将成为谁的法国？”。可惜，根本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到了今天，重蹈罗马帝国毁灭覆辙（罗马帝国在外来蛮族的大规模侵袭下而灭亡）的言论才不断被正视。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形成共识。看来本土种族成为少数哪一天变为现实，才会有共识。只是到哪时，已经没有机会挽救。事实上，就是今天采取行动，恐怕已经亡羊无法补牢了。

西方这种“定期的换人也换党”的体制弊端并不止这些。比如无法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就认为：“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最后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正处于消亡中。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哪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二战后的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黄金储备、工业品制造、国际贸易和最大债权国。但现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国超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中国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黄金储量外，其他的则是：监狱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实存在的成年人数、国家债务以及军费开支。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清楚的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吗？ 其实当一种文明衰落的时候，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众所周知，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艺术早已经走向荒诞、怪诞、扭曲、阴暗、过度浮华和包装。这恐怕不是艺术本身发生变化了，而是现实如此。在巴黎，当代艺术馆蓬皮杜总是游客稀少，而收录了现当代艺术之前作品的卢孚宫永远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2015年美国的大片从《终结者》、《007》、《饥饿游戏》、《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内容，都是脱离现实而缺乏灵魂之作。反观中国的《老炮》，哪才是艺术。还是哪句话，不是中国的艺术高于西方，而是现实的差异。

所以，不管西方这种制度模式在道义上如何高尚，但一个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续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义呢？一个连自身种族、自身文明都无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未来西方的制度是无法持续的自我崩溃，还是被外来文明所取代，还是被极右所终结，也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则无法改变。

总体而言，朝鲜的制度模式虽然没有发展的空间，但其治理能力应对自己面对的问题却绰绰有余，因而可以长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灭，未来总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中国的治理难度虽然很高，从理论上讲也不排除发生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但毕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这种体制既避免了委托代理风险，能够制订长远规划，更可以解决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众贪欲。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难度并没有超过制度自身的应对能力。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难度最高，而且由于制度内生性的弊端，无力应对面临的挑战，并终将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当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开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间找到了平衡，不仅可以持续，更有前行创造辉煌的可能，是唯一有未来的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