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社会阶层在当今英国有多么重要？
作者：大卫·罗布森(David Robson)
无论你是否喜欢，很多人都将阶级体系视作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就像英国人对茶和蛋糕的热爱以及对谈论天气的热衷一样，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阶级界限并未消除，只是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已。”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曾经写道，“每过10年，我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宣称已经消除了阶级这个概念，但每一次都无果而终。”只要浏览一下外国媒体，就能大致了解英国严格的阶级体系，尤其是与美国这种只崇尚雄心、能力和努力的地方相比。
但这种老套的说法真的有根据吗？英国的阶级体系依然像以往那样深入人心吗？或者，以往的阶级界限是否已经消失，被新时代的标准取而代之？这些问题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最近的数据的确让我们获得了了解此事的难得机会。
正如霍加特所说，至少从20世纪初期开始，作家们就敲响了英国阶级体系的丧钟。伊夫林·沃夫(Evelyn Waugh)在发给朋友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公开信中宣称：“这套庞大而细致的结构几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展现出崩塌的迹象。”他自己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本身也描述了英国贵族的生活状态，但这些英国贵族阶级似乎也随着他们的豪华庄园一同消失了。
然而，尽管从沃夫那个年代以来，英国的阶级体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社会中显然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阶级划分，每个阶层都有不同水平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考虑到教育、薪酬、职业和家庭资产等诸多因素，BBC进行的《大英阶级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发现，整个英国有7个不同的阶级，精英阶级约占总人口的6%，远少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数量。
作家们早就敲响了英国阶级体系的丧钟——但英国的阶级界限却从未消失(图片来源：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更关键的问题或许不在于阶级界限是否存在，而在于能否打破这些界限，实现阶级之间的相互流动。换句话说：你的家庭背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对生活的预期？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随着教育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流动性也将随之提升，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迈克尔·埃普特(Michael Apted)的《Up》系列纪录片中有一个案例十分值得玩味。1964年，他选择了14个有着不同背景的儿童，他们当时都只有7岁。摄制组当时记录了他们的一次伦敦动物园之行，之后每7年跟踪一次他们的成长进程。
的确有几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生活环境。一个名叫尼克(Nick)的男孩出身农民家庭，现在却是一位成功的物理学家，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还有一个名叫林恩(Lynn)的孩子出身于伦敦东区的贫穷地区，但如今已经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拥有了一份成功的职业。但整体而言，这部纪录片并没有找到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正如《纽约客》杂志对最新的《56 Up》发表的影评中所说：“英国阶级体系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保护，但同时也有其内在的惯性——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的确如此。埃普特纪录片的主角没有一个成为酒鬼或瘾君子，但多数人的命运都是可以预测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略微上升，富人家的孩子还是很富——看到这样的内容，不免让人有些焦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发布的报告，从某些社会流动性指标来看，英国的表现的确不容乐观，父母的财富会对孩子们获得高等教育和高薪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即便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人口总数一直在稳步增加，而每一个孩子可能都会比自己的父母过得好一些。不幸的是，阶级升级和降级的相对比例现在似乎颠倒了。“降级的人比以前多了，升级的人比以前少了。”牛津大学的艾尔兹贝特·布考迪(Erzsebet Bukodi)说，他称之为“流动性黄金年代的阴暗面”——顶层的人越多，掉下来的可能就越大。
遥远的关系
麻烦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有太多的影响因素，很难逐一清理所有可能对你的身份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前的多数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它们只关注了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但实际上，你所处的阶级或许还取决于家庭关系中的更多分支。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陈达文(Tak Wing Chan)发现，如果一个孩子的祖父母属于上层阶级，那么他/她长大后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的概率就会达到普通人的2.5倍。有可能是因为祖父母为孩子们支付了教育经费，帮助照管孩子，或者提供了能够对孙辈的就业机会带来帮助的社会关系。
由于存在这些比较远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的弹性或许低于我们的想象——即使一代人脱离了现有的阶级，下一代人或许也可以借助自己家族的广泛社会网络重新恢复自己的阶级地位。“如果你想预测某人的收入，不仅要看他们的父母——还要了解他们的叔叔和阿姨，以及他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说，“这些都会对预测产生影响。”
克拉克本人还对某些罕见姓氏在整个历史上的兴衰变化展开了研究。例如，你可以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找到富豪地主的姓名，他们中有很多都源自诺曼征服时期的侵略者，例如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达西(Darcy)、曼德维尔(Mandeville)、蒙哥马利(Montgomery)、内维尔(Neville)、珀西(Percy)、庞查德(Punchard)和塔尔波(Talbo)。
克拉克之后调查了这些姓氏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历史记录中出现的频率。他还查看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往的学生名单、遗产记录和国会成员名单——这些都表明某人可能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流动性较强，这些姓氏出现的频率就会越来越低，因为来自其他背景的人将逐步占据享有声望的地位；倘若社会流动性低，这些姓氏所占的比例就会基本保持一致。
事实上，他发现长期的社会流动性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大约需要10代人才能从社会最高或最低阶层变成中等阶层。这大概与身高等纯生物学特性的变化速度相同。而最令人意外的在于，社会流动性速度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稳定性——即便是在工业革命这种历史性的变革发生之后，以及大学教育诞生之后，依然没有出现太大起伏。
影响我们人生进程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整体的社会背景，从广义的家族到他们的朋友和各种关系。(图片来源：Alan Crowhurst/Getty Images)如果这些结果似乎能够证明英国阶级体系存在“惯性”，那就有必要看看克拉克对其他国家展开的研究。例如，他对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录取名单，以及美国律师协会或医学协会的成员进行了调查。尽管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较强，但他却发现，美国阶级变化的实际速度与英国基本相同。瑞典同样如此。尽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整体财富差距越来越小，但你仍会发现，总是那么几个家族占据了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等声望较高的职位。
克拉克的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他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完整的记录，他所着眼的也是长远历史时期的整体趋势；如果能够精确追踪每个家族的每一条分支，或许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或许会令一些人感到惊讶。与陈达文一样，他也认为这有可能完全源自社会因素。“人们都处在一个关系圈中，而这种社会背景对收入的影响很大。”但克拉克怀疑，基因或许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或许有些家族只是携带了有助于他们成功的基因。很多科学家都不认可这种“基因决定论”。
无论他如何解释这一发现，认为我们如今的地位可能取决于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逻辑。“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是谁，但这个人却能对你如今的生活产生影响。”克拉克说。
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么英国人对阶级的迷恋也就算不上太老套。无论你住在伦敦、北京、纽约还是斯德哥尔摩，想要彻底摆脱与过去的联系，都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