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4·】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前 言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毛芃：曼瑛老师，上次咱们说到您是1974年移民到新西兰的。那您是什么时候去奥克兰大学读书的？什么时候获得博士学位？
曼瑛：我是1977年获得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奥大历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论文（英文）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文中译本，书名是《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右为曼瑛博士论文英文版，左为中译版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毛芃：记得您在香港大学读的是历史，在奥克兰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为什么读了中国文学？
曼瑛：说起来很好笑，奥大当时只有一位教中国历史的老师（现在也还是一位），正好他那年不在，去度假了。但是我已经报了名，又不想放弃，那怎么办呢？学校说那就念中文吧，我说我之前没有专门念过中文，可以直接读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吗？ 他们就让我见中文系的道格拉斯·蓝克实（Douglas Lancashire）教授。
在香港时，我念的中文书比同龄的同学多，因为我母亲是女子汉文师范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是香港那阵子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正式训练出来的老师。她一直做教育，从小就教我们兄弟姐妹们读唐诗宋词。
长大后，我母亲请了一位古文老师教我们《汉书》、《史记》、唐、宋古文、《左传》，教我们念《论语》、《孟子》之类，像读私塾一样。读大学的时候，我课余还在念这些东西。
我中学时用中文念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 大学也一直都有学习，我对自己学习中文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于是请我的古文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正式推荐信，证实我念过哪些书，结果奥大就录取了我。
毛芃：您读研究生时主要做了哪方面研究？论文写的是什么？
曼瑛：做研究生论文时，我同教授讨论写作提纲，蓝克实（Lancashire）教授建议我研究浩然的《金光大道》。
毛芃：这个建议有意思，浩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陆知名度很高，他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都拍成过电影。 您那时有读过《金光大道》这本书吗？
曼瑛：之前我并没有读过浩然的作品。我在奥大图书馆借来《金光大道》，读完后发觉这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决定不做这个题目，我想写白先勇，反而蓝克实教授从来没有听说过白先勇。好在他允许我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觉得蓝克实教授真是挺开通的。
（网络图片）
毛芃：蓝克实教授为什么会推荐您研究浩然的作品？为什么您对浩然的作品不感兴趣、对白先勇的作品感兴趣呢？
曼瑛：那是70年代，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作家和作品知道的比较多，包括样板戏在内。当然，西方学者对样板戏的研究并不是研究它的美学价值，而是研究它的宣传效应。
可是，我对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压根不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白先勇的小说描写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的命运，而个人命运又是同旧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白先勇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小说中表现出的时代更替、人物命运都非常吸引人。
感觉他的笔法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我很喜欢看《红楼梦》。
白先勇的作品写得很好，题材也很好。例如写台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那种文化上的冲击、失去了自文化上的根、男孩子的那种自卑感，写得生动传神。
他的《谪仙记》 表现了主人公李彤从中国到美国后命运的变化，从上层社会下到凡尘， 犹如“谪仙”。
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先勇写的《台北人》和《纽约客》这些作品，不是很曲折的故事，写的其实就是离开了自己的根再怎么定位的问题，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舞台，生活在社会边缘，那种委屈，当然也是悲哀，这其实是在探讨海外华人的身份问题。
这同我当时的生活经历也是契合的，所以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毛芃：白先勇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华人文学大家，您同他见过面没有？
曼瑛：那时（1970年代末期）研究白先勇的人不多，他当时还在美国Santa Barbara大学教书，我就写信向他请教。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不过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
2008年我在香港大学讲学，正好他也在那里讲学，还说要来听我讲课。但我演讲的时间正好是他的public lecture (公开课)时间，结果没有碰到。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但有通信联络。
白先勇是民国时代的白崇禧将军之子 （网络图片）
毛芃：您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同中国历史和文化挂钩吗？
曼瑛：那肯定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根本，历史影响着文化，这个感受最深。
张元济先生1910年赴欧时拍摄
（网络图片）
当时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期间，（中国）刚好出了一套江西瑞金苏维埃时期的文献，是有关李立三之类的文献，奥大导师问我想不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细细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很枯燥，实在是没有兴趣。
倒不是因为内容太政治化，是我母亲曾经的教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追求学问，要做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真的可以让你废寝忘食的事情。”
记得一位同期从香港来的港大同学（一个医生的太太） 很诚恳地劝告我说，你念这些中文的东西在新西兰哪里会有什么出路，要念就念社会学、法律什么的，毕业以后好找工作。
但是我对那些没有太大兴趣，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考虑找工作，也不是说我不需要钱。我总是想追求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毛芃：是啊，第一代华人移民在海外谋生不容易，大家去读书也是本能地寻找容易就业的专业，男人大部分选电脑专业、女人很多选会计专业。我2000年到奥大报读媒体专业研究生课程时，还有朋友认为出于个人喜欢选这个专业太奢侈了，因为这一行就业不易。
曼瑛：现在我退休了，我能够说我这一生很幸运，我一直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研究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不是为了应付生活或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出路。
我的那位同学改行，她的事业也非常成功，所以我不能说她当初对我的建议是对还不是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真的感到非常幸福。大的方向像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退休以后我也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会做其他。
像当年写硕士论文，如果我不坚持的话，可能就做《金光大道》了。我当时对教授说：“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想做自己感兴趣的。”
毛芃：您做博士论文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商务印书馆、研究张元济呢？说实话，张元济先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呢。
曼瑛：选择这个研究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有深度，可以探讨。结果很幸运，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没什么人想到研究商务印书馆，没人知道张元济，也没有人愿意知道，人们也不敢谈。想不到很快文革结束，中国开放了一点，我能够进入大陆，见到那些权威的、愿意同我分享资料的人。
我真是非常、非常幸运，真的是凭着一股蛮劲和信念才有今天。
说起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清末的翰林，旧学基础深厚，传统学问非常好。
张元济先生属于开明的民主派人士，很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大陆和台湾双方都不觉得他是有利用价值的人。
中国大陆不看重他，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新中国新教条主义下的那种被推崇的模范人物。
张元济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可他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欣赏蒋介石。
张元济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士绅改革家和立宪主义者，他参加过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见过光绪皇帝，同光绪皇帝探讨社会改良。张元济对社会变革抱有极大的热诚，有很好的理想。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元济退出仕途。他希望能通过教育和出版业来改良社会。他很有眼光，打造了中国最好的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词源》、《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这些传统书籍，还出版了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小说月报》和中国第一个谈论时政的杂志 -《东方杂志》。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小说是被人瞧不起的文学形式，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在当时成为很受欢迎的文学刊物，巴金的小说就曾在《小说月报》发表，茅盾先生是《小说月报》的编辑。
《东方杂志》也很有影响力，在那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谈论时政的杂志。
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不少西方翻译作品，例如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造成很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开一时风气之先。
张元济先生是文化人、但他很务实，从没有看不起经商的人。总之，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人 。
我做研究的时候去大陆拜访那些同张元济有交往的学者，叶圣陶、茅盾等这些大学者愿意见我，是因为他们想告诉我有关张元济的事情。
毛芃： 您在研究张元济期间，都访问过哪些大文豪？记得以前采访您的时候，您还提起访问过钱钟书先生。
曼瑛：我是1979年见的茅盾先生，同他做了访谈，我还见到了叶圣陶和钱钟书先生。那时中国刚刚开放，我就那样冒昧地跑到北京，找这些名满天下的学者。
见茅盾先生时我很紧张，记得他穿着蓝色的暗花织锦长袍出来见我，很郑重其事的样子。
我是在北京南锣鼓巷他家里见的茅盾先生，他家现在成博物馆了 – 就是茅盾博物馆。
茅盾先生是非常认可张元济的，他曾担任《小说月报》编辑。他把从前他同张元济往来的书信都找给我看，还有严复同张元济的来往书信也找给我看。
张元济当年同很多知名人士都有书信往来，这些书后来被编成《张元济友朋书札》。
（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胡适写给张元济(号菊生）的亲笔信复印件
（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毛芃：您那时在新西兰，70年代末的通讯联络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您是怎么联系上茅盾先生的呢？
曼瑛：这得感谢我父亲的朋友孙源伯伯。孙伯伯现在过世了，他那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是曾经在法国留学的资深老编辑。抗战时，他做法文翻译，我爸爸做英文翻译，他们在桂林、重庆一代工作，就是战时的大后方吧，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
我父亲解放后和孙伯伯一直没有联系过，直到我去大陆找他。孙伯伯向茅盾他们介绍我，带我去见他们。
毛芃：您能谈谈对茅盾先生的印象吗？您刚才说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长袍，这种打扮在解放后的中国大概很少见，特别是文革刚结束，这种穿戴很特别呢。
曼瑛：是啊！我现在猜想，大概他那时觉得我是从新西兰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吧，所以装扮得那么隆重。
我第一次去找茅盾先生是1979年11月。他当时在写《我走过的道路》，我记得书稿就在他的桌子上。
茅盾先生还赠送了我他写的小说《子夜》（Mid Night）。他一共送了两本，一本给奥克兰大学图书馆，一本给我。
他签名先是签“沈雁冰”，然后说自己的字写得不漂亮，然后又用“茅盾”签了一次，这次是他熟练的签名，就很好看了。
见到茅盾先生后，我在笔记本上写茅盾“康健，但是中气不足，气喘。”
同茅盾的访谈我都做了录音，录音带后来送给他在桐乡的纪念馆。因为在90年代，纪念馆筹备开幕式的时候到处找他说话的声音，居然找不到。
介绍我见茅盾先生的孙伯伯找我要录音，我于是把我当时采访茅盾先生的录音带送给了茅盾博物馆，自己也没留个记录。
那时候录音都是小录音机，用（cassette tape）录音带。
毛芃：您刚才说还见了叶圣陶先生和钱钟书夫妇？他们什么装扮还记得吗？
曼瑛：叶圣陶先生穿的是中山装，是四个口袋的那种。
我还保留有张钱钟书先生夫妇的照片，这是1988年我去北京见他们，了解有关商务印书馆的旧史时拍的。钱先生穿的是蓝色的高领加盘扣外罩，他的夫人杨绛的装扮也挺传统，黑色高领外罩的外面是有盘扣的灰色马甲，看起来很像香港中国国货公司里的服装。
钱钟书夫妇在家中
（叶宋曼瑛博士1988年年底拍摄）
毛芃：您也拜访过胡愈之先生是吗？他是民国时代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
曼瑛：是的，我1979年先是到北京东四胡愈之先生家，然后去了茅盾先生家。从胡家的四合院出来后，我在记事本上写了“气派非凡”这几个字，因为院子都有卫兵把守。
记得当时是冬天，北京的路上到处是煤球、大白菜，那时候还要用粮票。
我记得还去北京东风剧场看京剧，印象很深，那是第一次去看京剧。
叶宋曼瑛博士70年代末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前
（曼瑛博士提供图片）
（未完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