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的数据显示，基于对24个国家内近28000名参与者的调查，人们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信任度较低，不超过34%，而62%的人对他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表示信心不足。
这些数据反映了世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而美国为打造其领导地位的形象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并将之作为其软实力的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维度。
公众舆论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政治精英的立场或者实际的外交政策，但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并反映了当下活跃的政治环境。
特朗普与奥巴马
特朗普的政治倾向是导致全球民众对其信心下降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平均信心率为64%。 这种信心差异并非仅仅源于个人魅力的不同，而是更突出地反映了这两位领导人在外交政策理念上的根本差异。
奥巴马的言行以多边主义为中心，优先考虑伙伴关系，重视国际机构，即便这有时会损害美国的影响力。这体现了一种制度自由主义的观点，即美国霸权也会因遵守华盛顿在1945年之后制定的规则和规范而得到强化并合法化。
相比之下，特朗普采取了一种被亚当·蒂姆等一些分析人士称为“非同寻常的交易现实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基于对国际承诺有效性的系统性怀疑，并寻求基于“美国优先”的口号来重新谈判这些承诺以获取利益。
与盟友的零和关系
特朗普的问题关系不仅限于与华盛顿对手的关系，还延伸到与其传统盟友关系的核心。
当他要求北约成员国支付其应有的国防开支份额，作为美国履行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承诺的条件时，问题就已经超越了财政负担分配，而涉及到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在必要时放弃这些承诺。
因此，在欧洲人的认知当中，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已经从基于互信的战略保障，而转变为一场受制于即时务实考量的冒险赌注。
这破坏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传统本质，而这种关系历来建立在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超越市场逻辑的长期战略承诺的利益平衡之上。
傲慢无信任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傲慢，65%的受访者认为他危险，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他可靠，67%的受访者认为他是一位强势领导者。 这展现出，人们在承认其权势的同时又对其运用权势的方式感到不安。
这些描述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判断：
价值观层面——衡量特朗普行为的标准是其遵守不同民族认为可接受或合法的外交和政治规范的程度。
利益层面——社会各阶层衡量特朗普的政策对其安全和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傲慢，65%的受访者认为他危险，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他可靠 (法国媒体) 最不受欢迎的邻居
墨西哥人对特朗普的信任度最低，其中91%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他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
墨西哥人对特朗普的整体负面看法，源于象征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的交织：在象征性层面，特朗普提出的“边境墙”项目被视为对墨西哥的侮辱，基于此，两国关系被简化为边境安全问题。
程序性层面则包括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威胁要大规模驱逐构成美国最大移民群体的墨西哥无证移民，威胁要对墨西哥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审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这些政策的结合，使得两国双边关系的性质从区域伙伴关系（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转变为基于胁迫的等级关系。有80%的全球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傲慢”。
这种转变伴随着美国公众形象的崩塌。对美国持好感的墨西哥人的比例从拜登执政时期(2024年)的61%暴跌至2025年的29%，这也是皮尤民调记录中出现的最大跌幅之一。
相比之下，尼日利亚对特朗普的信任度以79%而居全球首位，这表明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特朗普形象的看法存在差异。这也证实了国内政治动态与对特朗普领导风格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关联。
尼日利亚拥有强大的福音派和保守派运动，这就与特朗普的宗教民族主义言论产生了共鸣。除此之外，尼日利亚还渴望加强美国在打击萨赫勒地区武装团体与威胁方面的作用。
尼日利亚对特朗普的信任度居世界首位并高达79% (法国媒体) 在欧洲的形象危机
在信任度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在传统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当中的信任度的显著下降。自1945年以来，欧洲一直是跨大西洋秩序的制度和价值观支柱。
在欧洲国家当中，特朗普的信任度位居全球最低之列：瑞典（15%）、德国（18%）、西班牙（19%）、法国（22%）。而在地理上最接近美国的盟国加拿大，对特朗普的信任度仅为22%。
先前的数据表明，这场危机早在特朗普重掌权力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随着人们对其回归政坛的预期而愈演愈烈。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在2024年11月和12月（即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两个月和他胜选后不久）对14个欧洲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只有22%的欧洲人将美国视为“与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盟友”。
有51%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重要伙伴”，这意味着双方关系更倾向于务实而非基于价值观。这与2023年相比发生了显著转变——当时有32%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盟友”。
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直将其安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一旦面临生存威胁，美国将为欧洲提供军事保障。这一假设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安全安排，而成为了欧洲在二战后自我定位的社会心理结构的一部分。
当特朗普公开质疑这一假设时，他实际上是在动摇欧洲共同的安全原则。
特朗普在欧洲国家的信任度为全球最低水平 (法国媒体) 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这些担忧，因为这场战争是对大西洋承诺可靠性的一次考验。根据“YouGov”机构在2025年为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有73%的欧洲人认为特朗普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对普京持相同看法的欧洲人的比例仅高9个百分点达82%。
虽然这些民意调查并未提供有关在乌克兰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信心的具体数据，但欧洲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双边协议的倾向，而这些协议可能会忽视欧洲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鉴于特朗普总是“钦佩强势领导人”，并且倾向于不经协调地开展直接谈判。
这些担忧并非仅仅停留在潜在的感受层面，而是具有严肃务实的趋势，并且最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战略结果，即欧洲实现更大程度的安全自主——对美国盟友承诺的不确定性，正促使欧洲采取旨在构建独立防御能力的对冲行为。
根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25年5月对12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其中包括：波兰（70%）、丹麦（70%）、英国（57%）和爱沙尼亚（56%）。
然而，这些趋势仍与欧洲安全理念的复杂性存在矛盾。调查显示，尽管欧洲人怀疑特朗普的可靠性，但许多人（48%）仍然认为美国在核威慑方面值得信任，还有5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值得信任。
数字背后
80%的全球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傲慢”，而这一描述不仅仅是对其个人不良特质的不满。
安东尼奥·葛兰西（罗伯特·考克斯基于他的思想而发展出了“国际环境”的概念）区分了两种统治类型：
强制统治，即通过暴力强加意志。
共识统治，即基于自愿接受和合法性。
葛兰西借用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将权力描述为“半人半兽”，即同意与强制的结合。
历史上，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建立在压倒性的物质实力之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弱国相对默许的基础上——各国（即使是非盟国）承认美国的中心地位，以换取对其利益和主权的相对尊重。
负面认知通过两种机制削弱了这种接受：
首先，当一位领导人被认为傲慢时，他的政策——即使在客观上与之前的政策一致——也会被解读为强加于人的事物，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从而削弱其霸权的合法性。
其次，这种傲慢会降低各国为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作出贡献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会破坏葛兰西综合理论的平衡，并将这种关系转变为一种国际行为体可能难以接受或者无法接受的指令。
托马斯·谢林提出的威慑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尽管政治行为体利益各异，但它们的行动都具有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战略理性。
然而有6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危险”，这一事实表明，无论这种认识是否准确，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特朗普的行为可能难以预测。
这种看法本身就加剧了国际舞台的不确定性，并削弱了国际秩序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预测关键行为体行为的能力。
“危险”一词暗示着冲动和情绪化的反应，表明人们认为决策可能并非由标准的成本效益计算所引导，而是由难以预测的个人或心理因素驱动。
另一方面，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可靠，尽管可靠是国际关系中承诺逻辑的基石。
罗伯特·杰维斯和托马斯·谢林强调称，各国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合作甚至管控冲突的能力，将取决于彼此承诺的可信度。
民众意识形态
数据还揭示了各国意识形态的持续两极分化。在英国，特朗普在右翼群体当中的信任度为59%，而在左翼群体当中仅为18%。这种模式还存在于波兰、德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内。
这种两极分化证实了特朗普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全球意识形态偶像，而这些运动由对自由全球化进程不满、拒绝传统民主制度、怀疑多元文化主义的群体组成，他们将特朗普视为抵制“全球化精英”、恢复国家主权的成功典范。
事实上，特朗普的形象正在世界各地逐渐成型，并塑造了人们对美国政治治理模式可能产生的结果的印象，而在一个有诸多迹象表明国际秩序即将开启新纪元的关键历史时期，这种内部动态也影响着外交政策。
特朗普的形象将在那些参与塑造这一秩序的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并成为一种随时可能重现的美国现象。
（半岛电视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