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皖宁（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
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正在审议建议在澳大利亚禁用微信的意见书。
参议院社交媒体外国干预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上的外国干预给澳大利亚民主带来的风险。调查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是否禁止微信。
我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于海青教授（Haiqing Yu）一起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意见书，于海青教授是我的微信合作研究员。我们认为禁令弊大于利。
许多使用微信的华裔澳大利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禁止微信的提议，但我们这些听说过的人正焦虑不安地关注着这一领域。
许多澳大利亚人从未使用过微信，这是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产品。2011年作为Weixin推出，次年国际版本WeChat随之推出。
很快，人们发现没有它几乎就无法生活。除了作为一个通信和信息平台，微信具有专门的功能，让用户可以支付账单、预订酒店和出租车、网上购物和购买日用品。
微信不仅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还是一个 “具有超级粘性”的应用程序。它被誉为社交媒体的“瑞士军刀”。脸书、WhatsApp 和其他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境内不被允许使用。这意味着微信的使用率很快就接近饱和点。
我与于海青的研究表明，微信非常灵活、多变且资源丰富。它的许多功能与中国的传统习俗产生了共鸣，例如通过电子方式向朋友发送金钱礼物（红包）。
“红包”可以通过微信作为金钱礼物发送。(ABC: Kai Feng)
用户在微信上有四种交流方式： 群聊（最多 500 人的群组）、微信时刻（允许用户发布更新并与朋友圈分享内容）、微信订阅账号（允许用户每天发布一定数量的文章）和私信。还有最近推出的微信频道，它是视频和视觉资料的公共供给，可通过关键字和标签进行搜索。
微信空间是半私密的。微信允许用户决定在私聊和群聊中与谁成为好友，以及禁止哪些好友查看自己的“微信时刻”。它还允许用户查找并关注任何官方账户或频道，无需账户持有人请求或批准（但你不能单方面“关注”其他用户）。此外，用户还可以选择“取消”之前的好友关系。
对许多国家的第一代中国移民来说，微信是天赐之物，使他们能够免费与彼此保持联系。目前，微信在 20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达13亿用户，以17种语言运行。
对微信的担忧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认识，但我们并没有忽视微信通常存在的风险和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循证研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大担忧是微信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事实上，特朗普总统的禁令正是基于这种担心。
但推翻这一禁令的美国法院认定，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尽管总统的法律团队提出了许多主张，但法院认为微信威胁的证据“少之又少”。法院立即中止了全国范围内的禁令，到2021年年中，新当选的总统拜登正式撤销了特朗普的行政令。
第二个担忧是对微信的审查和监控。 这是有道理的。很多人不知道，WeChat及其中文版Weixin是“一个应用”上运行的“两个系统”。
使用中国手机注册的用户使用Weixin，由位于深圳的母公司腾讯运营。Weixin受中国法律管辖。中国大陆以外使用非中国手机注册的用户使用WeChat，由位于新加坡的微信国际（WeChat International）运营。WeChat受每个用户居住国的相关当地法律管辖。
WeChat和Weixin是一个多功能的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这一应用程序的某些空间，如聊天群和“微信时刻”，腾讯监控所有WeChat和Weixin的信息。但对政治敏感关键词和图片的审查是基于服务器的。这只影响Weixin用户之间的信息往来。
因此，WeChat消息受到监控，据说是为了训练Weixin审查的算法。但是，从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户发送到另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户的信息不会受到审查，因为这些信息不经过中国的服务器。
但是，从一个澳大利亚WeChat账号和一个中国Weixin账号之间发送的信息会通过腾讯在深圳的服务器。因此，这些信息会受到监控和审查。
我们的研究认识到了腾讯复杂的监控和审查制度。但研究表明，政治交流、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侨民使用微信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在微信平台上运营的华裔澳大利亚媒体企业家都以各种方式抵制、回避、绕过和批评监控、审查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压迫。因此，尽管对这些问题存在明显的担忧，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澳大利亚用户在微信上从事创业活动和文化自我表达的创造性方式。
第三个担忧是微信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工具。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国家媒体的内容的确偶尔会在微信上发布。在澳大利亚，使用微信推送内容的中文媒体有时会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其内容的传播（通过扣留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但这些媒体的制作人和编辑人员告诉我们，让他们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或帮助中国政府推动其议程，并没有商业意义。关于微信是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机器”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危言耸听，而且具有误导性。
澳大利亚的微信用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大多数人也绝非容易成为微信宣传的猎物。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使用微信的动机是务实和商业决策：用于内容制作、传播和交流。
换句话说，微信受到中国当局的监控和审查与微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两者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区别。
第四种担忧是，微信只会对民主不利，因为审查制度和中国政府希望在微信平台上推送宣传内容。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高估了中国的宣传力量，即利用单一平台影响和控制其超过5000万的多元化侨民。
这种观点还低估了中国侨民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将其用于各种目的方面的能动性，而这些目的远远超出了该社交媒体平台的预期功能范围。我们的研究表明，与所有其他媒体平台一样，华文数字和社交媒体既可用于民主化目的，也可用于反民主目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考虑。但循证研究对于调查和评估微信的风险和益处至关重要。
两大建议
我们向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提出两大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认识到并承认，对于华人华侨来说，微信是一种必需品，而不是一种选择。政府应积极探索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其成为微信的可行替代品，并从长远角度充分满足澳大利亚微信用户的需求。
考虑到大多数用户都希望与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保持密切联系，而目前主要的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都不被允许使用，因此上述解决方案必须能够满足微信所提供的丰富功能。
其次，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努力说服腾讯公司允许其国际用户自由注册WeChat订阅账号，并确保这些账号不受中国审查制度的限制。 这样，澳大利亚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能在内容/新闻生产和传播方面与Weixin注册用户平等地使用该平台。
针对特朗普禁令提出法律挑战的原告方首席律师迈克尔·比恩（Michael Bien）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拟议的禁令：
针对美国华人社区，践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礼拜自由、阅读自由和对新闻作出反应的自由，以及为各种目的组织和结社的自由。
脸书和推特等西方社交媒体的大多数用户都能找到绕过各种内容限制和广告的方法。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设法避免被骗子所骗，但许多人在使用这些平台时也难免会受到商业和政治的影响，因为这些商业和政治影响是这些平台本身的要素。
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由自由世界的科技巨头所拥有，而微信则不然。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信息交流权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需要得到保障。
(孙皖宁是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 )
(内容源自澳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