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国际新闻

在心理学上，依赖症或依恋症（Co-dependency）的定义是“一种精神和行为上影响个人建立拥有独立性和享有健康、平等互利关系的症状”。

另一个名词是“关系瘾”。也就是指某些人病态地不断追求某种由别人主导，在精神上自愿被别人虐待的不健康关系。

我周二刚刚参加了一个由特朗普在纽约特朗普大楼临时召开的记者会。嗯，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接下来想说什么了。不论特朗普在台上如何对在场记者欺侮谩骂，我们这些人还都像吸毒上瘾一样没有一个愿意离去。

当然，这种疯狂也很容易理解。要知道，沾上一点特朗普的新闻就收视率和点击率骤增。这对依靠广告生存，在各方竞争压力下捉襟见肘的现代媒体机构来说可是难以放弃的机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媒体的新闻总监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多搞一点有关特朗普的新闻，就连特朗普最可能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据说都曾私下表示“我们也得搞出点‘特朗普’（新闻热度）来”。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特朗普新闻会的时候，电视总监们宁可让新闻频道提前空着镜头等着，也不愿错过特朗普所讲的一句话。

娱乐价值

说到特朗普的新闻会，与其说是新闻会不如说更像高速公路上直升机拍摄的“警匪追车”电视实况转播或闭路电视录下的街道打群架：好奇的观众被吸引着一直从头看到尾，难舍难弃。

不过，单单用商业广告价值来解释媒体对特朗普的“上瘾”现象可能还不足够。

包括我在内的政治事务记者在报道大选之类事件的时候，多少可能都有希望能报道出一个“大新闻、大故事”的倾向。

就好比有一句新闻办公室里的老笑话“流血的新闻肯定上头条”（if it bleeds, it leads），新闻记者是不是愿意多报、大报某某候选人，还要看他有多少“新闻娱乐价值”。

再比如，在2000年的大选中，小布什当时是否能子承父业入主白宫，就远比已经当过8年副总统的戈尔是否能胜选拥有更多的“新闻娱乐价值”，也解释了为什么小布什的媒体曝光率远高于戈尔。

戈尔当不当总统，感觉就好比克林顿三连任，只不过换了个更木讷的替身。

2008年大选也不例外，记者们对于美国是否能选出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关注度要高于是否能有一名女总统。

当下的特朗普也不例外，他可以说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娱乐价值最高”的总统竟选人。

两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现象似乎并非是媒体创造的，而是媒体很长一段时间不遗余力地“妖魔化”努力的适得其反。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尽管媒体不断有批评特朗普的内容，但毕竟多数是“小骂大帮忙”，没有哪家媒体真正给与过特朗普致命一击。

最好的例子就是CNN名主持塔珀尔（Jake Tapper）不久前电视访问特朗普。特朗普在被问到支持者中有白人种族主义者3K党成员时支吾不谈，并拒绝公开谴责3K党。塔珀尔完全可以一追到底，问特朗普真的需要调查研究才能谴责种族主义者？但他却并未追问而是允许特朗普体面退身。

另一个例子就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主持凯丽（Megyn Kelly）。去年在一场电视辩论中，凯丽有关歧视妇女言论的提问曾让特朗普哑口无言。然而，等到她后来一对一专访特朗普的时候，提问突然变得非常婉转和温和。

主流媒体弱点

老同事Jon Sopel也感觉到，在华盛顿作记者和在伦敦作记者的感觉完全不同。在英国，记者与政客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激烈冲撞的，而到了华盛顿就变得细声细语了。

这一点我身有同感。美国新闻人的风格就是访谈结束时大家都微笑握手。这与英国新闻最后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形成鲜明对比。

造成主流媒体已经不敢过分造次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特朗普和其他竞选人普遍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新现实。他们不但有能力把主流媒体晒在一边，甚至可以完全不理你。

参加过特朗普的新闻会就会对此感受良多。他控制着会场上唯一的麦克风。他决定哪个记者可以说话，可以说哪些话。多数在场记者说话机会可能都没有。

再看看所有对他的批评，从歧视妇女，种族歧视到直接宣扬暴力，口吐脏字，拒绝公开个人报税单等等，如换往年，任何其他竞选人可能早就人倒船翻了，可是任何报道却始终都撼不动他，已经不能再以常理来解释。

媒体对特朗普的迷恋和上瘾已经从很微妙的层面影响到对这次大选的报道。

对比起对特朗普铺天盖地的追踪报道来说，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的惊人成功如今最多只是新闻报道中的“背景噪音”。

而这可能也说明主流媒体由于已经错误地预测了共和党和特朗普的选情，打心底不愿看到桑德斯击败克林顿，让几乎全部看好希拉里媒体再度难堪。

坦白讲，我真的不愿意参加特朗普新闻会，因为整场高高举手也获得不了一次提问机会。同时，能见识这么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选景观也的确是难得之至。

像所有周边记者一样，估计下次他召集记者会时我们还会来。如果他继续对记者如此蔑视和粗暴，我们应该集体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话虽如此，最后最可能的是大家谁都不走，继续忍辱聆听。因为我们都是依赖症患者，对特朗普上瘾的病人。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今天拉开战幕。

201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进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

据报，在北京二中考场，一位男性考生身着清时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走入考场。

而微信朋友圈流传的图片显示，许多考生妈妈穿着旗袍在考点外等候。

为什么要穿马褂、穿旗袍呢？那是为了“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网络上有这样的说法。

第一天穿红色  （开门红），
第二天穿绿色（一路绿灯），
第三天穿  灰色和黄色的  （走向辉煌）
所以，送考的妈妈一定要穿旗袍，露大腿的那种，叫旗开得胜。
送考的爸爸一定要穿马卦，叫马到成功！
再有，考生拿到试卷以后不要慌，先亲一下，这叫吻过，稳过！

（综合报道）

从你出生那一刻起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无论工作与否，每月都能领到一笔固定收入。听上去如此美妙的一个终身承诺出现在瑞士人面前，围观群众哈喇子流了一地，而瑞士人最后却云淡风轻地说“不”。

这就是发生在5日瑞士全民公投中的场景，在参与投票的约250万瑞士人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对一项名为“无条件基础工资”的议案最终投下反对票。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全民发钱”这种“好事”，瑞士人为什么是拒绝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发钱？】

事情还得从3年前说起。瑞士实行重大事宜全民公投制，任何提案，无论大小，只要能在18个月内集齐10万个民众签名，就能成功召唤“公投”出现，所以每年都会进行若干次全民表决。瑞士总人口约800万，这意味着发起公投只需要八十分之一的民众支持即可。

于是，有这样一帮人，他们当中有教师、记者、政客甚至说唱歌手，他们怀抱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让所有瑞士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提出要为所有人无条件提供一份基本工资，并且要将这项福利纳入宪法，让他们能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工作和生活。他们同时建议，可分别向瑞士成年公民和未成年人每月发放2500瑞郎（约合2560美元）和625瑞郎（约合640美元），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如此“乌托邦式”的提案在收集签名阶段可谓势如破竹。2013年10月，提案最终集齐了10万个签名，也就顺理成章地“召唤”公投出现了。

这项提案的支持者随后展现出强大的造势能力，也挖空心思展开一些别具创意的宣传。比如在瑞士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倾倒800万枚5分的硬币，在火车站向民众派发10瑞郎的钞票，甚至在日内瓦市中心拉起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宣传海报。

【生活费最贵国家之一】

瑞士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民众收入普遍较高，但这里的生活支出也确实不菲。在瑞士人的支出中，房租应该是占大头。以记者工作所在城市日内瓦为例，一室一厅的房子月租一般超过2000瑞郎，而两室一厅的为4000瑞郎左右。以一对就业夫妇带一到两个小孩为例，家庭收入的近一半会花在房租上。

同时，在瑞士平时日常生活的开销也不小。记者到办公室附近的超市随便转转，看到芹菜售价为每公斤5.95瑞郎，柿子椒每公斤6.70瑞郎，西红柿按质量不同，每公斤价格从4.60至5.60瑞郎不等。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报告，瑞士也是世界上生活费最昂贵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难获支持？】

尽管提案宣传颇具创意，还是难免遭到质疑和理性的拷问。比如，每人每月2500瑞郎的津贴就意味着政府每年将增加近2000亿瑞郎的支出，这笔额外支出从何而来，无疑将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来转嫁到民众身上。

还有瑞士右翼政党人士表示，如果实施这一提案，瑞士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将会增强，会有更多难民和移民选择涌入瑞士。甚至有人开始担心如果有无条件基础工资作保障，瑞士人会陷入习惯于不劳而获的深渊而最终自食苦果。瑞士联邦政府、议会两院以及大多数政党都呼吁瑞士民众对这项提案说不。

瑞士企业界也口诛笔伐，认为提高税收增加动议所需的资金，必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威胁就业，逼迫企业迁移至经营成本更低的海外。

最终，这项动议在瑞士全部26个州与半州都遭否决。在参与投票的约250万瑞士人中，有76.9%的人投了反对票。

不过，在议案支持者看来，这仍然是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功，理由是这次公投让有关针对工作薪酬、社会地位等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凌馨）

链接： 政府给全民发钱，瑞士人竟全民公投拒绝了

大胆新政：工党考虑取消福利 发放公民基本工资

工党研究全民基本收入： 成年人每周无条件拿$200？

瑞士全民公投否决“无偿发钱”，这不是童话国度里的美好愿景，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与社会根基国家特有的文化政治现象。

最近国内一直在热炒关于瑞士的一则新闻。稿子写出来是很吸引眼球的：瑞士拟给每一位成年公民每个月无偿发放2500瑞士法郎（儿童为625瑞士法郎），折合成人民币则分别约为16800元和4200元。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6月5日公投的结果，却否定了这一倡议，反对票达77%。

很多媒体得出结论：瑞士人民是很理性的。这不假。此前我和几位瑞士本地朋友谈及此事，他们均持鲜明的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福利越高，税收越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政治素养极高的瑞士人看得很清楚；第二，瑞士本身已是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若再使大量货币流入市场，则极有可能带来通胀危机，进一步推高物价，综合算下来，百姓或得不偿失。但不管怎样，这则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亦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心中对于瑞士人富裕而理性的“乌托邦”形象的认知。

不过，网络舆论所构筑的终究只是一种符号的神话。作为一个在瑞士生活了近一年的外国人，我想分享两则关于瑞士的其他感观，这样或许能够让置身事外的人们有更准确的认知。一是租房的经历。在日内瓦租房难是一个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谈起来都十分头疼的问题。原因并不在于房源不够多，而是地产租赁行业有一条规则：租房者的月收入必须为房租的三倍以上。这个规则十分厉害，它基本上“确保”了中低收入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在这里租到房子，或租到让自己感觉有尊严的房子，从而也就确保了这样的人很难在这座城市立足。二是就业市场根深蒂固的本土保护主义。基本上，无论任何工作领域、工作岗位，只要能雇佣到本国人，无论其能力水平如何，便基本不会雇佣外国人，即使是那些在瑞士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也往往很难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而更多流向邻近的法国和德国。

这两个细节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瑞士的富庶和瑞士人的理性，其实也有着另一张面孔，那就是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几近冷酷的人情世故。当然，这里的“保守”和“冷酷”都没有感情色彩因素。

我所要强调的是，瑞士这个国家就如同其制造的手表一样，有着精密的结构和冷峻的风格。通过设立种种极难打破的高门槛和高壁垒，瑞士人竭尽全力将数百年来形成的共同理念牢牢地凝固于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上。所以，当发生了“全民公投国家要不要给公民无偿发钱”的消息时，我们要明白，这不是童话国度里的美好愿景，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与社会根基的文化政治现象。这项倡议的提出，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是“对穷人的无私关怀”。

瑞士这个国家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它不仅和中国不同，也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不同。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有理性判断能力的现代公民，瑞士人有一点很值得学习，那就是他们缜密而冷静的头脑。这在有些时候看起来不近人情，可对于那些动辄就被一篇报道所影响的人来说，却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优势。

来源：新京报

链接： “全民发钱”这种好事，瑞士人为什么要拒绝？

今年在维园举行的六四晚会，主办者指有12.5万人参加

廿七年前的今天,京城学生示威者被血腥镇压,很多香港人一夜无眠。六月四日自此变得不再一样,每年都有上以万计的香港人走到维多利亚公园,点起蜡烛,以一片烛海悼念六四的死难者。

2009年至2014年期间, 根据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公布的数字,出席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都在15万之上,当中不乏年轻人脸孔。不少人认为支联会已完成薪火相传的任务——出席晚会的年轻人在89年只是襁褓中的婴儿,甚至还未出生。

今年，支联会宣布出席烛光晚会的人数为12.5万人，比去年下降1万人，是八年来的新低。人数下降，与年轻一代的取态不无关系：学联退出支联会并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晚会；有约1600人出席11间大专院校在中文大学举办的联校论坛；香港大学学生会继去年之后，再次于校园举行论坛，约1000人出席。

学生领袖未有出席支联会举行的六四晚会,另起炉灶举行研讨会

虽然“遍地开花”在去年已经见到苗头，但今年学生领袖对支联会及六四晚会的言论引起极大争议。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岚在电台节目时说：“悼念六四是否应该完结呢？”她又指，平反六四可能在未来几年不会再在学界议程之内。树仁学生会编委会总编辑吴桂龙撰文，在文中，指支联会因爱国而认同中共政权、乞求中共平反六四，批评支联会是“龟公鸨母”。

今年维园烛光晚会上，有一名穿黑衣的年轻人冲上台发言，高喊“我们要香港独立，不要建设民主中国，我们要处理自己”。他对传媒说，香港人不需要悼念六四，因为“死的是中国学生，不是我们”。

年轻人的这种取态，与本土思潮、意欲与中国割裂的情绪绝对有关系。

出席维园六四纪念晚会的年轻人想甚么？

不过，香港年轻人对六四、身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17岁的麦同学今年第三次出席烛光晚会，她说有留意本土派对六四的讨论，但她并没有因此不再参与六四晚会。“勿论香港与中国应否分割，六四本身这件事在香港是民主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因为八九六四这件事，香港才出现这么多的压力团体，开始有这么多人走出来，甚至香港第一次最大型的集会就是因为六四。”

她续说：“如果中国不民主，甚至会影响到香港自身，因为（中国）就在我们的旁边。”

十六岁的伍同学指,他今年首次出席六四晚会，目的是为了悼念在六四的死难者。他说：“我们觉得对死难者有种遗憾，他们去示威时被扫射、被坦克辗过。示威为他们带来的结果竟是这样，觉得有点遗憾及心痛。他们这样死去，我们需要一番悼念，及支持他们。”

伍同学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有一番支持及悼念。”

就读中五的陈同学与数名同学结伴出席维园六四晚会。“不要说觉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至少身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都应该要支持一个真实事件，为真理而发声。”

世代之争？

今年出席维园六四晚会的大学讲师何先生指，他自六四二十周年后已经未有出席晚会，但大学生领袖对六四言论，促使他今年到维园。

何先生说，六四时是大学生，难以忘怀当年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是影响我们一生一世的，而六四事件是香港的历史，不只是中国的历史。”

“（为本土争论）感到痛心，现在的年轻人的排他性远远比我们那时候强、对同门的攻击比我们的时候强。”

“每个年代都有一些大事发生。我的父母的时候，是文革或反右；我的时候是六四；年轻人的时候是雨伞运动。每个年纪的人悼念自己当时发生的事，你不能因此苛责我。”

香港民主能否独善其身？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说，其中一个争议点是，香港人到底是否必须参与支联会举行的晚会。

成名说：“支联会在社交媒体的宣传底下，它是强调爱国……回归以来，尤其过往几年，由于各种文化上的冲突、北京对香港或多或少较为高压的政策……这都令到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对中国的身份认同大跌，对香港人的身份加强。”

“如果有些年青人认为支联会强加中国人的身份在他们身上，所以有反感，这样就会影响（他们）出席的意欲。”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在去年12月的调查结果，受访者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达至新高，高达6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香港人(香港人与中国的香港人)。相反，只有31.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及香港的中国人)。

不过,成名认为围绕六四的争论，未有深入讨论中国民主化与香港民主化的关系。“我们去看全球的经验，极难极难找到一个地方，本身的宗主国是独裁的，但它会给予民主。”

成名指出，中共的认受性来自经济成就及民族主义。争取中国民主化固然是难事，但香港提出自决，甚至独立的要求直接冲击中国的民族主义，难度绝对不会比中国民主化低。

无谓爭拗?

以往曾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的Drake Leung 今年选择到中文大学出席六四论坛。他说，论坛有新意而能刺激思考，但对支联会与其他团体的争拗感到不以为然。

“每个组织在民主发展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岗位……不需要靠攻击对方。其实双方都有攻击对方，我觉得很无谓。”

不过，香港种种对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国与香港民主化的关系等等的议题，未来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讨论。而六四维园的烛光，会否逐年减退？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六四事件踏入廿七周年，人数比以往下降一万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与年轻世代身份认同、对中国的看法与上一代差别有不少关系。

香港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数万民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