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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乌克兰保卫者被誉为不仅是为他们的祖国而战，而且是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我们被告知，这是一场为我们而战的战斗。

在这种说法中，乌克兰是21世纪之战的原点。美国总统拜登将其称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较量。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场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民主？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它不讨人喜欢，媒体受到束缚，反对派被噤声或被监禁。普京被形容为一个新的沙皇。但是，他确实是选举产生的。

美国本身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民主的堡垒。上次大选陷入了谎言和阴谋中。特朗普的支持者非但没有和平交接权力，反而洗劫了国会大厦这一美国民主的所在地。

在其他地方，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强人、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的牺牲品。他们在分裂和统治的平台上通过投票箱获得了权力。

十多年来，全球的民主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每年，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

与其说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专制本身在民主中获得蓬勃发展。

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更准确地说，民主的捍卫者谈论的其实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民主理念，它声称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和法治是主要的美德。

理论上看起来是不错的，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也没有被证明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攻击。

自由主义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战斗的信仰，但在面对暴政时，它也常常因为胆怯，甚至同谋，而被轻易嘲笑。

在批评者看来，自由主义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一股没有意义的辞藻的洪流。

德国法学家、曾经的纳粹分子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嘲笑自由主义是“无休止的对话”。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称其为“辩论社”。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它使人变得“懦弱”。

成为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在21世纪，自由主义如同民主一样正处于危机之中。它到底代表着什么？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命运，从危机到胜利再到危机，徘徊不定。

自由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那场血腥恐怖的回应。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它受到了战争、革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攻击。

当时和现在一样，自由主义者问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自由主义能否抵御暴力的挑衅而自己不变得暴力？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困境”，即若要保持对自由主义的忠诚可能令自由主义失败。

政治学家乔治华·切尔尼斯（Joshua Cherniss）在他的新书《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in Dark Times）中接续了伯林的话题。

他指出了这种困境的核心：自由主义者要面对不确定性，而专制主义者却没有任何怀疑。引用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话说：

“最好的人缺乏所有的信念，而最坏的人却充满了激情。”

“最坏”的人相信历史会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所谓历史主义，就是认为人类被设定在一个方向上，暴行会得到原谅，以便将我们送达这一命运。这可能是一种世界末日式的观点。

历史主义之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说，“历史是一个屠宰场”，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被牺牲。

正如切尔尼斯所说：“历史被认定为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净化道德转变的故事。”

自由主义被发现是不合需要的，它坚持人道社会的美德，但正如切尔尼斯所写的，它未能“认识到政治的现实”。

正如他无情地指出：“当自由主义者珍视文明和纯真梦想时，大众在呻吟，世界在燃烧。”

可以被救赎吗？

切尔尼斯的著作不是为了埋葬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救赎它。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指出了几个人物，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说出了一个不同的自由主义。这些哲学家和作家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

他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的弱点，但也看到了自由主义者有可能用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成为独裁者来对抗独裁主义。

切尔尼斯说这些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有节制的自由主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缺点和缺陷的认识”。

有节制的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不确定性，摒弃了简单的答案，但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正如切尔尼斯所说，他们以一种“精神”来对待政治。切尔尼斯说，残酷无情的解药“可以在培养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中找到”。

它是一种在价值观感知下的存在方式，但不是固定或永恒的。切尔尼斯说，这些思想家寻求“分歧和矛盾”。

切尔尼斯引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将有节制的自由主义定义为“不在于持有什么观点，而在于如何持有这些观点”。

另一位是法国作家加缪，他认为公共辩论的质量和风格对自由主义的成功至关重要。加缪的自由主义“以谦虚为标志”，平衡“各种要求和各种极端”。

加缪著名的小说《瘟疫》（The Plague）讲述了一种大流行病重创了一座城镇，因为人们都处于封锁状态，作为专制主义的一个寓言。

他挪用了西西弗斯的神话，即被诅咒永无停息地把巨石滚上山，但巨石又会重新滚回山底，以此来回击历史主义的确定性。

加缪在确定性中看到了危险。他写道：“我们在那些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人中间感到窒息。”

他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短暂的兴趣，但最终驳斥了其“最终性”的想法。加缪最终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

切尔尼斯承认加缪并不赞同自由主义的观念，但他提供了一种避开绝对主义或狂热主义的温和态度。

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寻求平衡或解决之道的节制，这不是一种针对“不温不火的灵魂”的自由主义，而是“炽热燃烧的心灵”。“适度但不轻微”，这是一种勇敢面对极端分子并设定限制的自由主义。

加缪等人是在革命、战争和迫害的烈火中锻造出来的。他们努力在黑暗的时代找到光明。

是自由主义失败了，还是自由主义者失败了？

在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往往成为舒适者的专利，被精英们所俘获。

它演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对社会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沦为傲慢和胜利主义的猎物。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通过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即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最终目的地。

福山现在与自由主义的最新危机作搏斗。在他的新书《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中，他承认自由主义受到了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的攻击。

他说，在一些人看来，自由主义是 “一种老旧的意识形态，无法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

但福山仍然是一个信徒。失败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者本身。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更少。

其他人，如哲学家朱得思·施克拉（Judith Shklar）在1950年代警告说，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道德内核。它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

这就是施克拉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即故意“施加痛苦……以造成痛楚”。施克拉采用了一种并不拒绝自由主义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想向长期被压制的声音开放。

现在怎么办？

在乌克兰战火纷飞且中国的威权主义又挑战民主之际，自由主义在哪里？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声音，那些有节制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否还对我们有教诲？

切尔尼斯说，现在“流行的是为自由主义的陨落而欢呼，且加入抢夺残骸的行列是有利可图的”。

他说，我们再次被那些“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人所窒息；我们再次站在人性被激怒的一边”。

西方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共同点也更难找到。而专制主义者以肯定的态度呈现自己。

切尔尼斯说，这就是“说着伟大语言的政治强人”的魅力所在。

他说，我们需要道德抵抗和坚韧力。我们需要拥抱“英雄般的雄心”，正如施克拉所说，“不是武装分子的勇气，而是可能受他们所害者的勇气”。

在乌克兰，我们看到了勇气。乌克兰人很可能只想着生存，而不是为我们所有人拯救自由主义。

但是，当枪声最终沉寂下来时，乌克兰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会想知道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

作者：（加拿大）半个鼠标

– 妙趣横生的宇宙天体科普 –

“写得好。那么高大上的题目付诸笑谈，很有趣儿。至于观点，相关领域除了专业知识和科学素养，更需要想象力。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     – 大学读过四年物理的有梦人

“超級喜歡這位博士的文字風格，轻松的笔触解释了宇宙、星系、外星系⋯⋯ 那些枯燥乏味的探索，又避免了冗長無趣論文般的結論，使得文章妙趣橫生，又脑洞打开，这位理论物理博士真是博走宇宙外星的🐜🐜蟻士呀！”   – 大学读过四年物理的千玫

.美国太空总署（NASA）7月12日公布了首批由史上最大、最强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宇宙深处高清彩色照片，这些令人惊叹的图像，被NASA形容为标志着天文探索新时代的里程碑。

同宇宙天体相关的学问，高深又神秘。很想找个朋友用轻松些的、通俗些的语言来聊聊这个话题，有幸联系到群友 “半个鼠标” ，这位才华横溢的身在加拿大的理论物理学博士，下笔如有神 …… 。（ by  编辑 / 毛芃 )

人类往宇宙深处才看了一百来年时光

作者： （加拿大）半个鼠标

群主出了作文题，抱着手机来调皮😊。群主的题有两部分: 一问对韦伯望远镜的感想;  一问对宇宙和外星人的看法及其对宗教有何影响。

01： 先说韦伯

韦伯太空望远镜是个好东西，它能开始正常工作，对天文学和航天技术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就。它的那些设想(折叠镜面、遮阳板、围绕拉格朗日点的轨道等等)非常精妙，设计和制造非常精密，发射和展开非常精确，让人不得不佩服那些参与此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老外说起聪明蛋时，常常首先提到”火箭科学家”，真是很有道理。

02、关于宇宙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宇宙中有成百上千亿的星系，已看到最远的星系离我们有一百多亿光年远。更远的地方应该还有，但是光太暗了难以成像，要等以后有了口径更大的望远镜再看。还有就是星系的光谱大多有红移，越远的红移量越大，这说明星系基本上在互相远离，隔得越远，看起来跑得更快。

另外，宇宙中星系的分布并不太均匀，有像星系长城那样的密集带，也有动不动几亿光年里空空荡荡的超级空泡。

03、关于宇宙学理论

人类有个天性，看到了什么现象，就爱弄个想得美的解释来把它套进去，不然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手痒痒得简直想挨打。象宇宙这么伟大光荣的家伙，不管正不正确也得上去摸一把啊，丰富人生经历不说，也许还能在大脑中分泌几毫克参与解放人类壮丽事业的自豪感。所以，各种各样的宇宙学理论层出不穷。

美国有个物理学家惠勒，就是首倡”黑洞”这个名称的老先生，他说不要去追公共汽车和宇宙学理论，因为一转眼就会冒出新的来。其实我自己原来也曾拍脑门编了个度规张量，由此构造出个稀奇古怪的时空结构，只为了解释一个东西。

至于其它，比如满天都是的小星星该怎么解释呢? 那只能呵呵，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盲的。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有什么新奇的宇宙学理论，比如平行宇宙啦、多宇宙啦、稳恒态模型啦、振荡模型啦、暴涨模型啦，有限的，无边的，有限而且无边的……别直接就掉坑里去。这些理论都会有解释不了的天文现象，甚至有些基本就解释不了多少现象。

在现有各种理论中，大爆炸理论还得说是一枝独秀，能够自洽地解释最多的重要观测结果，比如宇宙背景辐射、氦丰度、哈勃红移等等。即使如此，大家也别忙着就紧密团结在大爆炸理论周围。

人类往宇宙深处才看了一百来年的时间，就妄想把关于宇宙的几个重要问题解决了，这未免太心急想吃热豆腐了，其实种的黄豆才刚发芽呢。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睁大眼睛先看个几千年再说吧。

04、关于外星人

其实，Alien 这个英文词可以泛指外来物种，并不特定指人。只是翻译成中文时有了个”人”字，或许是译者下意识觉得长得象人的才是值得平等对待的智慧生命，要看见长得象猪的外星动物，就得开始琢磨怎么做好吃了。

此外，几部最有影响的电影如《星球大战》、《星舰迷航》，《ET》等等，为了方便人来演，里面的外星生命大多是基于人类形象而整容来的，这也加深了外星”人”的印象。

不过，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非人形象的外星智慧生物在影视小说中也很多，例如如我们小时候看的《大西洋底来的人》，有一集里跑来捣乱的外星伙计就是些细菌类的小聪明蛋。至于真正的外星同学颜值如何，没看到之前，谁说的都是瞎说的。(瞎子: 我什么都没看到也什么都没说啊，不能怪我…… )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见都没见过，为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有外星生命存在呢?

05、关于太阳系外行星

外星生命要存在，总得有个住处。

人类相信了很久有关别的恒星周围会有行星的说法，但其实在1992年之前，系外行星一直在高冷地表示: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整整三十年前，天文学家确认了第一颗系外行星。到今年（2022）七月一日，人类已经确认超过五千颗系外行星，还有更多的候选目标在等待甄别。从已有数据推算，银河系中应有至少上百亿颗行星，其中位于适合产生生命的所谓”宜居带”的行星就有数亿颗。

所以，人类现在自然更有信心了: 鸟巢已经来了，鸟人还会远吗?

下一步，自然有很多同学举起贴着费米老师画像的枪靶: 来来来，解释一下费米悖论看。

下面我要贩卖一些私货了，请大家提高警惕，先学禅宗和尚来一句: 主人公! 且醒着，莫被人谩~~

06、关于费米悖论

先来抱怨一下费米老师这问题问得有问题。他老人家吃饭时跟同事玩闹着，就随手推出个五百万年征服银河系，但这是拿人类文明这个单一样本在地面的历史发展速度外推得来的，真正要开展星际航行时，会遇到前所未见的许多技术与工程难题。

电影里的星际航行很轻松，随便就来个超光速，要么就上个星门虫洞啥的。实际中，这些办法大概都行不通，还得老实巴交地遵循物理原理，呼哧呼哧慢慢爬，一步一个碳脚印。至于虫洞，你随便在哪个角落扎个洞，整个宇宙的拓扑都得变，老想着给宇宙来个三刀六洞，那也太小瞧宇宙这位有大智慧的大块头了。

既然只能慢慢爬，那就是我总想鼓吹的观点了 :  

相比生活不能自理，必须同类相食的碳基生命（Carbon-based life），不用吃饭只要插电的硅基生命（Silicon–based life）才能进行长距离的星际航行。要进行光年级距离的航行，碳基得拖上一大包维生系统，苟全性命于深空，难求闻达于星球。

那好，为什么硅基的外星生命也还没见跑来跟我们打招呼呢?

在元素周期表上，碳和硅同族而早一个周期，所以碳天然地就比硅更易成键，更易构造复杂化合物。因此自由演化而来的话，碳基生命天然地就要比硅基生命更早出现。

我猜测硅基生命不会自然演化形成，而是需要碳基引导而产生，正如人工智能需要人类的研究而产生。我还猜测碳基生命的宿命，其实就是作为硅基生命的引导程序。但困境因此而出现了: 能够发达到足以造出硅基生命的碳基文明，恐怕都是充满自信要掌控所有，就是造出硅基也只想作为自己的工具，又怎会甘心让出主导权给自己的硅基孩子?

就象历史上的皇帝们，有几个能活着让出皇位给太子，自己去当太上皇的? 只要资源没有消耗到极限，碳基文明更倾向于压制硅基，哪怕只能守在自己的行星系中当家作主。

总之，碳基老头们自己爬不动，又把硅基孩子拴裤腰带上以防上房揭瓦，那么能在银河系里到处串门的小朋友自然凤毛麟角了。

再进一步瞎想一下: 要进行星系间的航行，恐怕连硅基也无能为力了，或许得演化到光基生命才行。而神一样的光基们在星系间串门时，谁会稀罕去跟对方家里的碳基蚂蚁打招呼呢？

07、关于对宗教的影响

我觉得一百年来的天文学发现，尤其是系外行星的发现，对西方宗教的冲击，恐怕会不小于当年的进化论。它不像进化论那样来一下猛的，而是潜移默化地在逐渐改变人的倾向，让人觉得天上有那么多经书里学不到的新玩意，不如大家一同去喜新厌旧吧。

巧合的是，近三十年也是西方国家教会里人数流失加剧的时期。所以教会人士真得好好想想了，该怎么叫望着天空的年轻人眼睛里有看不见的上帝，而不是看得见的系外行星;  该怎么和年轻人解释，外星智慧生命以后要如何在启示录时期中被审判 等等。

嗯，还有万一外星生命来了，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不然到时候在欢迎会上，这边才说:”感谢耶和华上帝带来远方的客人”，对方就开始吹胡子瞪眼睛: ”上帝是零和一 ! 噢主啊!  我必须惩罚这些异端 ! ”，然后两边都扯起屁股下的折叠椅，往对方脑门– 没脑门的话就随便什么身体部位吧 –上拍去，从而开启星际文明交流中一个双方坦诚地交换意见的活动环节。

不知不觉扯了这么多，我猜看到这儿，已经有些末段机动洲际弹道板砖开始发射升。

空，那么我就躲进防空洞去了。祝大家早安/日安/晚安🌷

英国安全部门在今年较早前发出警报，指一名工作地在英国的律师参与了为中国政府而进行的“政治干预活动”。英国军情五处（MI5）公开点名李贞驹（Christine Lee），并在最近前所未有地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举行一场联合记者会，标志着针对中国安全威胁所采取的做法发生了转变。

当一名议员被召唤到议会安全部门主管的办公室，通常都不是好消息。如果还有军情五处人员在等候的话，事情就更糟糕。而这就是工党议员巴里·加丁纳（Barry Gardiner）在1月13日早上的遭遇。

他被告知，这次会议是关于李贞驹的——一个很久以来他一直当作好朋友的人。她刚刚捐出了大约50万英镑支持他的工作，她的儿子还在他的办公室工作。英国下议院议长不久之后就将正式发出警报。

加丁纳的朋友之后将会被指控，不是特务，而是某种更模糊的东西——一个“影响力间谍”，进行“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活动”。

李贞驹与加丁纳的友谊在她顺利通往威斯敏斯特宫的道路上至关重要。她在那里的人脉最终遍及整个政治光谱，到达最高层。她曾与特里莎·梅（Theresa May，文翠珊）和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面，还向议员爱德·戴维（Ed Davey，戴宏）的当地党派捐款，当时后者是自由民主党领袖和能源策略大臣。

直至1月13日前的这些事件，焦点不仅是一名女性通往最高政治圈子的路途，还有正在转变中的英中关系——以及安全事务官员越发警惕的信号。在7月初，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首脑在伦敦前所未有地一同露面，公开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

1月13日并不是安全官员与巴里·加丁纳的第一次对话。李贞驹的捐款最早在五年前被媒体聚集。于是，为什么忽然间要这样公开地发出警告？

MI5已经在逐渐取得一些新的信息，显示流入英国政治体系的钱在中国的真正源头被掩盖了。具体来说，他们相信这些钱是与统战部有关。中共把统战部称为“魔法武器”——不是秘密情报机构，更多是一个影响力机构。它是MI5处长肯·麦卡雷姆（Ken McCallum）在7月6日的演讲中提到的组织之一，说这些是“越来越多耐心操作、资金充足、具欺骗性的行动，以收买和施加影响力”。

虽然在这一次警告中得到最多媒体关注的是加丁纳——他因此有了“北京巴里（Beijing Barry）”的外号——但是MI5的担忧首先不是李贞驹与他的关系，更多的是评估中国正在试图扶植新一代的政治候选人。

多名官员声称，李贞驹参与了一项“播种行动”，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操作手法——愿意为了获得回报而等上好些年。在没有指名道姓之下，安全事务消息源称，在各大党派内有少量的一批候选人。

在7月6日演讲之后面对记者时，MI5处长还强调了以下的危险：

“情况并不总是寻求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内阁级别的某个人。其中非常惊人的一点是，他们愿意投资在地方级别培养一些有潜力而且正处在政治生涯初期的人。”

美国情报官员也警告，地方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的目标。

至2021年末，以李贞驹为例，这种危险被评估为足够严重到需要干预。但是，怎么做呢？

“政府和情报机构有情报工具来界定一些正在进行的活动，”现任英国公务行为标准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主席的MI5前处长埃文斯爵士（Lord Evans）说，“但问题是，当你界定了那些行为之后，你能够对它做什么呢？”

多个月来，官员们一直研究是否有足够证据以任何刑事罪名起诉李贞驹，但都一无所获。

那就只剩下发警告这种做法，公开点名说她是影响力间谍。

这只不过第二次有这一类警告发出。去年夏天，一个波兰人和一个乌克兰人通过邮件联系了约100名议员，表面上是谈论乌克兰国内的极右分子，但其实是为了推动一些对莫斯科有帮助的政策。有关他们活动的警告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宣传，但是却使得几十名议员联络议会安全官员寻求建议。

关于李贞驹的警告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她在英国的根基更深，而且她的角色绝非秘密。

李贞驹在1974年11岁时从中国来到英国。她说自己在贝尔法斯特的学校是班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曾经受到过言语霸凌。

她在1990年创建了自己的律所，位于北伦敦的一个狭小办公室，专攻移民问题，包括与中国有关的庇护申请和工作签证。这让她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从而使她在2008年成为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她之后成为北京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法律顾问，该办公室在2018年成为统战部的一部分。她又曾在其他组织推广中国与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联系。

李贞驹目前未有公开置评，也没有回应BBC的采访请求。

在1月的警告发出后，巴里·加丁纳说，他“好些年来”与安全部门“开诚布公谈论”过他与李贞驹的联系，而且他没有被告知要停止与她联系。他说，他对给他办公室的捐款“完全透明”——全部都与议会的议员财务利益登记处（Register of Members’ Financial Interests）作过适当申报。

在艾克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研究中国影响力的马丁·索尔立（Martin Thorley）表示，他在五年多以前注意到李贞驹的角色，“这并不是特别隐蔽的。如果你看得懂中文，很可能就能从中文那边看到当中的联系。”他说，到2019年，他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报道，关于她与统战部的联系。那一年，她还被拍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框。

李贞驹公开以中英关系使者的身份行事。她在2009年中国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说：“在中国提升海外华人的声音不仅对已经在国外扎根的华人群体有利，也会让中国通过千千万万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华人而拥有自己的国际声音，同时维持着他们与中国的联系。”

李贞驹还成为了历来低调的华人群体的代言人，让他们在英国政治生活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主要的工具是2006年成立的英国华人参政项目（British-Chinese Project）。它举行活动和组织去中国的出行团。参与者当中有一些后来会成为议会和地方政府候选人的人士。她支持有中国背影的候选人参政的角色，远不是秘密。

李贞驹影响力一个关键的渠道是英国跨政党国会中国事务小组（APPG）。议会安全事务总监阿莉森·杰尔斯（Alison Giles）在最近有关APPG的标准委员会报告中举证说，李贞驹在设立这个小组过程中“起过作用”。巴里·加顶纳是该小组的主席，而李的英国华人参政项目则扮演前者的秘书处。

据BBC所了解，李贞驹的人脉超出了议会，到达商界。她帮助在2019年1月促成中国通讯企业华为（Huawei）和一个找生意的政治游说机构之间的会议。其中一个在该游说机构工作的人是前保守党议员尼尔·卡迈克尔（Neil Carmichael），他曾在教育议题上与李贞驹合作。

但是，中国干预的具体事例仍然很难找到。一个政府试图影响另一个政府的事很常见——问题出现在当它是隐秘发生的，而且一个政府被认为是有敌意的时候。

一些人在想，李贞驹的警报是不是一个有用的方式，可为目前正在议会流程中的新国家安全立法提供充分理由。假如通过，它将会给安全部门新的权力，来打击干预——但是一些渠道，比如政治捐款和APPG等，仍将会是主要由议会和各政党自行应对的事情。

马丁·索尔立指出，中国意图在英国的核能项目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对英国公共生活“长线博弈”的关系方面之一。另一些人则说，影响力可以是隐密的——包括关于香港或者台湾哪些问题要问，哪些不问。

但是，既然李贞驹在英国政界活跃了超过15年，而且都如此公开的时候，为什么MI5和议会当局要这么长时间之后才行动呢？

安全部门消息源表示，她的活动性质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但是他们承认，政府事务优先级的改变是另一个原因。在卡梅伦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欧思邦）大谈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的时候，公开警告根本不会发生，一名安全官员说，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意欲。

MI5还需要克服自己的谨慎。

多年来，这个组织都不愿意碰政治——一部分原因是1980年代保守党政府曾施压调查工会等左翼组织的历史遗留问题。最近，议会的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则会对MI5不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干预或者一些政治捐款者身份表示震惊——这是该组织谨慎的另一个迹象。

MI5近年的焦点从恐怖主义转移到政府威胁——不过其中最迫切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

MI5在过去三年针对中国活动的工作翻了一倍——而且会再度翻倍，这是肯·麦克雷姆在7月6日的演讲中说的。但是一名前情报官员相信，这当中的起点很低。

还有政治与安全事务互相冲突的风险。

各政党到底有多想让安全部门到处出动审查捐款和捐款者，或者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

而且，当选举到来的时候，还有一种风险是情报会被政治化——就像最近在澳大利亚所发生的那样。该国的外国情报部门主管在2月不寻常地提出公开警告，一名不知名人士被指“与一个外国政府有很深的联系”，并且担当“操手”资助一个潜在的议会候选人。

一名商人后来被点名，指其利用在澳大利亚的议会特权。他回应形容该指控“毫无根据和鲁莽”，表示他“在澳大利亚的民主选举程序干预中从未有过参与或者利益”。

不过，随着大选临近，对中国介入的指控甚嚣尘上，有些人指参选者中有人有北京的支持。

对特定群体的针对也可能会制造敌意和怀疑——这是FBI“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的批评者们提出的说法，该行动调查学者与中国有关联的指控。在英国，对李贞驹的警告在华人社区当中激起了有关“政治迫害”的讨论——妨碍了更进一步沟通合作的努力。

无论李贞驹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另一些人都可能是真诚地想要推进华人群体的参与。马丁·索尔立说：“这令人伤心，因为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更多地参与。”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要求BBC查询其在1月发布的声明，当中说：“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中方没有必要、也不会去‘收买’外国议员，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捕风捉影，对英国的华人群体进行抹黑、恐吓。”

（BBC）

作者： 毛芃 / 路博士/ 彭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成了近期的热门人物，这倒不是因为自媒体炒作她是华为“第二大脑”、“幕后军师”被华为公开否认，而是因为她的学历问题。她被人揭穿博士学历造假，她的博士学位来自所谓的爱尔兰的欧洲大学 – 文凭可以花钱买的野鸡大学。

2022年7月8日，新浪财经刊登了一篇《华为怒批的北大陈春花教授，其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竟是假文凭？》，文章作者对爱尔兰欧洲大学做了详细的调查，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一所野鸡大学。

克莱登大学在21世纪仍旧有市场，倒不是件奇事，爱虚名的人永远都有，为了虚名不惜弄虚作假的人总是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围城》男主人公方鸿渐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仅是为了哄哄出钱供他留学的老丈人，是不敢公开拿出来为就职加分的。当他的土豪老丈人颇为骄傲地将女婿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印在当地报纸上光宗耀祖的时候，方鸿渐羞愧难当，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

相比起方鸿渐，现实生活中的北大教授可是坦荡多了，大剌剌将她的博士学位放在自己的履历中。

这就由不得旁观者对北大商学院院长陈教授说三道四了，何况她还有许多其他闪亮的名头，例如，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知室联合创始人、新华都商学院理事会理事长等。

看看两位货真价实的博士 – 毛传媒特约评论员路博士和彭博士 – 是怎么评说。

——- 编辑 / 毛芃

路博士：

陈春花前些年在中国很火的，不过不是靠学术研究，而是靠煽动性很强的高级鸡汤言论；所以北大国发院和北大汇丰商学院（在深圳的）都抢着聘请她（主要是给EMBA学员授课）。她的演讲有点类似于灵修或女性成长或仁波切传道，有蛊惑力，学费很高。

Portia：

这么说北大的陈春花教授同北师大的教授于丹是一个路数的？

路博士：

差不多，可以说是管理学届的于丹。 陈春花可以被聘为华南理工和北大的教授，说明中国大学聘任的“随意性”，也说明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是“乌合之众”的一员，常常饥不择食。

不过，于丹的博士学位至少是真的，陈春花如想在国内在职混一个学位也不难 ，只是当时她可能急功近利、鬼迷心窍了。

Portia：

陈春花的教育履历上写她2000年获得新加坡一大学的硕士，2001年就获得了爱尔兰这个欧洲大学的博士。我们在海外读过书的都知道，一个博士不花三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写论文，怎么可能拿到学位、戴上博士帽呢？

路博士：

学问走到应用层面就有很多水分了，而且很容易被名利绑架，丧失自我， 飘飘然，教授和受众互相勾兑打鸡血 ，中国是有这样的土壤。

很多人想成为陈春花和于丹而不得呢：既要懂得乌合之众的心理，还要能忽悠、熟练掌握精神控制法。

彭博士：

北大的商学院管理类在中国大陆是这个行业的顶尖之一，当然很有号召力。大陆很多大学商学院的老师都很会说，在我看来有️那种传销的能力，陈春花有北大的名头，但她也确实能说。

比较起来，于丹没有造假；她对《论语》的解读有问题，算不得博学笃行之人。但解读有问题，不是人品问题，对此可以宽容一些；像陈春花这种买文凭，那就属于行骗了。

毛芃/编辑

7月11日至14日，第51 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Pacific Islands Forum ）在斐济首都苏瓦举行。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 ）的核心问题之一，论坛结束前，南太平洋领袖集体宣布该地区进入“气候紧急状况”。

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 在岛国论坛发言时说，气候变化和寻找共同问题的区域解决方案是太平洋岛屿论坛 (PIF) 的核心。

太平洋低洼岛国图瓦卢面临着沉入水下的毁灭性现实。参加岛国论坛的领袖们支持瓦努阿图要求国际法庭对做出裁决，确定谁应该对该国的下沉负责，谁应该支付相关费用。

此次岛国论坛会研讨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能源价格的影响。据报该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有 72% 来自化石燃料。阿登总理说，这不仅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也使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受冲击。

阿登总理呼吁增加可再生能源，她说这是新西兰需要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地方，目的是降低能源成本，并减少排放。

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Richard Marles发表了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最大威胁的声明。这招致了反对党领袖、前莫里森政府国防部长Peter Dutton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更大的威胁是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资产的前景。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洲政府在整个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飙升的情况下，排除了核能发电，并试图立法规定到2030年减少43%的温室气体排放。

高宏志博士：

科学家和政客们致力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其实历史已经有答案，极端气候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但人类并没有灭绝，而是继续繁衍，只不过自然灾害带来的代价惨痛而已。现在，全球政客如此痴迷于解决一个历史上已经有答案的自然问题，我觉得就是一副“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全球变暖是个自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治理问题，更是一个哲学和宗教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民主问题！

民主社会对全球变暖特别痴迷。是不是多数人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盛行，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形成政治正确，法律和宗教都可以边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德治国”。这个德，就是多数人的价值判断。

那多数人价值判断是永恒的吗？因为认知和环境所限，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必然是暂时的，也是多变的。这种多变的价值观必然会形成社会的一种动荡。比如现在全球变暖，已经是多数人的价值观。地球已经成了人类的目的。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姑且不说现有对全球变暖的认知仍然有认知局限，解决方案也是暂时的，更不用说地球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没有地球就没有人类了吗？地球以外就没有类似人类的生物了吗？

Portia

新西兰政府2011年6月宣布新的环保计划，高排放汽车如皮卡需缴纳更高费用，购买电动车如特斯拉会得到补贴。这也是导致去年7月新西兰全国农场主大规模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农场主认为政府的政策损害了农业发展。

另外，工党政府把减少煤炭使用作为工业能源减排的优先事项，还禁止对油气田的勘探。

有梦人

NaSa发布的宇宙深空场景再一次提醒人类，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细如灰尘微不足道，人类于其中更是转瞬即逝的存在，所以地球的气候变化显然不取决于它自己，更与人类无关，99.9%应该是由相关天体变迁（宇宙环境）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就像昼夜交替、四季轮回。当然可能还有人类并未认知的更宏大的周期变化例如冰河时代、侏罗纪、白垩纪啥的。

人类以为自己几百年几十年的活动（排碳）会改变地球气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想法。我想能与人类相关的主要就是城市的空气环境和水土化学污染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

路博士

看看现在的局势，各国都不得不继续发展核电站了，还增加了煤炭发电。碳中和的目标看来很难实现了。

其实按照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来做排序，碳排放应该排不到前20位。

鱼儿

这个问题太难了，有的国家快被海水冲走了，但地球是不是真的变暖也不知道。

旭日

人类总觉得自己很伟大，其实也就是生活在地球表层的一物种而已，你我跟蚂蚁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蚂蚁是2维生物，人类是3维生物。在4维生物看来，你我就蚂蚁。人类别想憾天动地，作为地球表层的生物，无法憾天动地。

远航人

基本认同上述观点。虽然我们并非气象环保的专家，所持观点并不据有学术权威性，但是从我们所学习的地球气象与环境演化的基本常识，可以知道自然宇宙气象对地球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且是不可逆的，人决不可能胜天。

多年前看过一档柴静对中科院副院长 一个气象环境专家（姓名我忘了）的访谈， 该专家就是这样说的，人类的生产活动及生活方式对地球自然环境会有一些破坏与改变，但仅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 并不是决定性的。与天体、气象、地质的自然演变对地球环境的演化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相比，人类所有活动的影响都微不足道。

当然这不是说人类因此就不必搞环保了，毕竟在人口密集度高的城市和地域，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气、污水、电磁幅射、光污染等对人类自身健康及人类生存的局部自然环境是不利的。

作者：MAX FISHER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抑或只是人们感觉如此？浏览新闻标题，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正在加速、全球粮食短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斯里兰卡的政治和经济崩溃、日本前首相遇刺身亡；在美国，还有通货膨胀、大规模枪击事件、对1月6日事件的清算，以及堕胎权的丧失。

这种混乱感可能与长期数据所显示的并不一致，从许多指标来看，世界总体向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战争比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少，即使发生战争，其致命程度也大大降低。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行也一直在减少。预期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都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近几十年来，饥饿、儿童死亡率和极度贫困也在稳步下降，从数字上看，这使数亿人摆脱了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那么，尽管有这些数据，为什么人们还总是觉得情况越来越糟呢？造成这种看似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好几个（有些原因比其他原因令人欣慰），更不用说根据民主状况这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世界根本没有改善。

微妙的改善与明显的危机

世界最显著的改善往往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数亿人可能过上了比父母更健康、更安全的生活。但这些往往是微妙的变化，在一段时期内令整个社会得到提升，这使得个体往往更难注意到这些变化。

我们倾向于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或与自己不久前相比，来判断自己的状况——而不是与抽象的基准或前几代人相比。然而，许多积极的变化都同预防有关。不会有人注意到没有发生的战争，没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家庭成员，没有夭折的孩子。尽管如此，假如你造访一个处于动荡中的社会——比如威权主义侵蚀下的香港，或者经济直线下降的黎巴嫩——告诉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幸福感不断提升、威胁不断减少的时代, 你可能会遇到怀疑的目光。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新闻消费比以往大为增加，即使那些远离危机的人，现在也生活在一个信息总在不断更新的可怕数字世界里。人们会觉得大规模枪击或乌克兰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你的社交媒体推送和主界面不断出现灾难发生的消息，它们会让你产生一种强大的恐惧感（尽管有时并不准确），仿佛世界正在坍塌。当人们说他们感觉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时，他们不是在谈论预期寿命这样的长期指标。相反，他们往往感觉到的是：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和紧急状况之中。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不久前相比，如今的危机更少发生，严重程度也不如以往，尽管这种话也只有经济学家会感到宽慰。想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全球稳定和乐观的时期。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那么相比之下，那时的世界肯定会更好？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在南斯拉夫解体期间，欧洲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苏丹、索马里和朝鲜发生了严重饥荒。十几个国家出现内战。镇压和政变不胜枚举。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比今天更常见。再往前几十年，大多数方面的情况还要更糟糕。

但你不可能对几十年前的每一场灾难都记忆犹新，就像回想起本周的恐怖袭击或政治危机那样。而且，这些危机的减轻只是减少了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将它们消除。没有人愿为一场不如过去严重的饥荒欢呼，尤其是那些面临饥荒威胁的家庭，更何况人们知道，未来的冲突或是气候危机还会引发另一场饥荒。

不均衡的乐观

尽管如此，世界正在变得更糟的感觉并不普遍。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这样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发现，在肯尼亚或印度尼西亚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人倾向于对自己和社会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信不信由你，这表明乐观主义是全球的主流情绪。毕竟，这些国家在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长期进步最为显著。

其中许多地区在冷战期间也经历了数十年的内战和动荡，当时美国和苏联将它们视为战场，支持专制者和叛乱分子。但同样的调查也发现，在富裕国家，大多数受访者对未来表示悲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出于经济流动性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全球的头条新闻。低收入国家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未来的财务状况会更好，而富裕国家的人则认为事情恐怕并非如此。但对个人情况的悲观，很容易变成对世界的悲观。美国的民意调查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财务未来希望渺茫的人，也会认为整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并且对政治领导人持否定的态度。

人们认为，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海外以及工会的衰落，工人阶级的稳定工作岗位受到侵蚀，据信这是引发西方民粹主义反弹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观点下，难怪美国人将上世纪90年代视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即使这主要只是美国人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但停滞的经济前景并不是富裕国家悲观的唯一原因。

在所有显示世界稳步改善的指标中，的确有一个正面临着戏剧性和不稳定的侵蚀：民主。

民主衰落的时代

70年来，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民主政体的平均质量——选举的公平性、法治等——也在稳步提高。不过，这种增长在大约20年前开始放缓。从五六年前开始，研究人员发现，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萎缩。现有的民主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不民主，更加两极分化，更容易出现政治功能失调或彻底崩溃。想想匈牙利、菲律宾或俄罗斯强人统治的兴起，波兰法院遭受的攻击，印度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巴西对权力争夺的恐惧。

这些可能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但它们是全球趋势的先锋。美国也是如此，民主监督人士普遍认为，美国正在遭受持续侵蚀。因为较富裕的国家更可能采用民主制度，所以它们更可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越来越悲观。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

对于得以在安全稳定的社会中度过大部分人生的美国人来说，政治危机似乎变得没完没了，这种转变正在破坏稳定。它可以让人们感觉世界更黑暗、更令人担忧，这也可能让远在天边的事件变得更可怕或更令人不安。人们自然而然地从世界寻找规律。有的事情经历了一次，尤其是创伤性的经历，你就会开始觉得它到处都是。对于突然适应国内威胁的美国人来说——比如窃取选举结果或内乱——会突然对远方上演的类似事件感同身受。这种效应会累积。30年前，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远在天边的一场危机与自己无关，但在今天看来，这些危机似乎相互关联。它甚至可能让人觉得是全球崩溃的证据。

作者：有梦人

胡锡进这类人之可恨在于，他们耳听八方、信息丰富，却审时度势、出卖良知，鬼话人话无缝切换，妥妥地贻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