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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北京要北约放弃冷战思维

当地时间6月29日,北约公布的新十年《战略概念2022》称中国是“系统性挑战”。北约因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而将其视为“直接威胁”。同时,北约在马德里峰会推出的”战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安全”构成”挑战”。

而作为这种担忧的迹象,北约今年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首次邀请了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作为印太代表与会。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现在面临着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AP: Virginia Mayo)

文件中关于中国的表述重点有:

  • 中国宣称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挑战着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
  • 北约盟国将共同努力,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与此同时,对建设性接触持开放态度,以维护北约的安全利益和建立对等的透明度。
  •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站在对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权主义的最前沿。

北约的新十年《战略概念2022》文件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 “缺乏透明度或不顾国际规范和承诺 “的情况下投资于先进的常规和核导弹能力。

该文件还特别指出,中国努力控制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材料,“利用其经济杠杆来建立战略依赖关系并加强其影响力。”

这份文件还说中国“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

北约秘书长Jens Stoltenberg称,文件反映了该联盟面对的 “新现实”。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29日周三在马德里北约峰会表示,俄罗斯对北约国家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该联盟将加强其东翼,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他说,这次峰会将审议北约联盟的路线图,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我们将在峰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他强调称,此刻北约联盟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而马德里峰会是 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国家将在马德里峰会上决定加强其在联盟东翼的”战斗群”。斯托尔滕贝格周一表示,北约将”改造其4万多人的反应部队”,将北约高度戒备部队人数增加到30万人以上。他今天周三说:”这是自冷战以来对我们的集体防御进行的最重要的全面改革。

此外,对于中国,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将在马德里通过名为”战略概念”的北约新路线图将首次提到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安全”构成的”挑战”。

他继续说道:“中国不是一个对手,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量投资于新的军事装备时,我们必须考虑对我们的安全造成的后果”。

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中国正在大幅增强其力量,包括核武器,霸凌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居。”

作为这种担忧的迹象,北约组织今年首次邀请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参加其峰会。

2010年的北约战略没有提到中国,西方将中国视为一个良性的贸易伙伴和制造业基地。如今,北约将中国被描述为“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挑战,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大国,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不透明”。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Thorvald Stoltenberg)此前表示,中国不是北约的敌手,但它确实代表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所代表的严重挑战。”

当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北约对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是北约成员国讨论的核心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通过视频参加马德里北约峰会。

乌克兰战争对认为是对北约的催化剂。

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称:“北约声称防区不会突破北大西洋,近年来却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试图把在欧洲搞集团对抗的套路复制到亚太。”

中国使团表示:“既然北约已经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那我们也不得不高度关注,统筹应对。对侵犯我们利益的行径,我们会坚决有力回击。”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9日例行记者会上就北约此次峰会将会提及中国表示:“北约应该停止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政治对抗,停止试图发起一场新冷战。”

“北约还应该放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制造“敌人”的做法,不要在搞乱欧洲之后,企图再搞乱亚洲,搞乱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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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从火化场高档炉说下你所不知的中国殡仪行业另一面

作者: (新西兰)远航人

所谓高档炉就是高价炉,是火葬场创收捞钱的立的名目, 炉室做得干净庄重一些,增加一些可有可无的服务等,但收费价格贵很多,为的是抓住人们为老人最后一次尽孝讲面子的心理来捞钱而已。

这是几年前家母西飞时,她的一个学生的女儿 – 火葬场做会计- 私下对我家人说的。

虽然没有强卖强买,但强烈的诱导游说,就是抓住了家属在众人前抹不开面子不好拒绝高价炉的心理来推销。

在火葬场做会计的先母学生的女儿告诉我的家人说:“ 如不想用高价炉,工作人员向你推销时,你就咬定不理他就行。”

这位会计还说:“他们很会当众人的面诱导人去买,让你不好意思拒绝。推销一个用高价炉可得很多提成,推销者得大头,其余的给相关员工做奖金。”

北方的情况我不清楚,湖南和两广等多省市的火葬场的员工很多是长沙殡仪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城市家庭一个独生子,怎么会去考殡仪学校?所以学校大多是农村穷困家庭的读书成绩不好的孩子去考读,城市里孩子没几个人愿去火葬场工作的。

这样的学校在全国也不多,所以学生毕业很抢手,毕业出来的学生被各地民政局抢着要;湖广一带的火葬场从炉工、化装师 到殡仪乐队等等都被这所殡仪学校的毕业生垄断了。

这些学生进火葬场工作后,也知道这份工作没啥前途,甚至连娶媳妇嫁人都困难,所以很多都是员工内部婚嫁,双双在殡葬业工作,也没别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想着法子捞死人钱。

因此,现在从事殡葬业的员工收入非常高,福利也很好,比普通公务员、公司白领收入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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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奥克兰医院护士Lisa 讲述一名华人妻子为何秘密捐献亡夫器官

死亡是华人的禁忌话题,捐献器官更不是华人的文化习惯,但是一名华人妻子忍者丧夫的巨大悲痛,尊重丈夫遗愿,在丈夫脑死亡后捐献了丈夫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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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议三振法案的废除应该全民公投 顺便说下新西兰公投规矩

最近,接到网友“老菜农”的来稿,他提出应该对更多重大社会议题的立法进行全民公投,而不是仅由国会的120个议员说了算。 – 编辑


Prison cell bars

从废除三振法说全民公投

作者: (奥克兰)老菜农

2010年由行动党推出的三振法理念在国会通过立法并得到了实施,新西兰的犯罪率明显下降。但自2021年11月工党政府推出了废除三振法的议案后,新西兰的犯罪率大增。

《三振法》的实施和废除,让我想起中国的文革,造反派上台就否定保守派的主张。

废除《三振法》,全新西兰人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和响应呢?

新西兰实施的是议会民主,通常是由选民选出的政党和议员们在国会商讨决定国家大事。但是像废除《三振法》这样涉及到社会秩序和社区安全的法律,仅仅由国会议员讨论就够了吗?我认为是不够的,应该让全国选民参与讨论和决策,看他们是否同意废除。

如何做呢,可以通过全民公投。

新西兰有公投,但是运用的太少。我认为 在重大社会议题上,都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例如除了《三振法》,警察上岗是否能持枪、新西兰的国名是不是要改成毛利语等任何有争议的重大新法案的通过或旧法案的废除,都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执政党、议会应该只是一个组织者,把一些事关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权交给选民。

在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实施全民公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事情。凡是愿意参与公投且具有选举权的每位选民都可以申请一个公投卡,卡上有个人信息、卡号和密码,国家设一个公投网站,公投时每个选民凭卡号和密码上网进行。每人只能投一次且不能更改答案。这在技术层面是很容易实现的,成本也很低,一次全民公投一天就可完成,过期不投等于弃权。

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公投, 能让新西兰更加民主,我们每个选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大家说是不是呢?


编辑后续:新西兰的全民公投

其实,新西兰的全民公投(Referendum) 每隔几年都会搞一搞的。例如,2020年大选投票,就有两项同大选绑定的公投, 一是关于《生命终结选择法案》(俗称《安乐死》法案)的实施,另一个是大麻合法化。前者公投得以通过,后者没有通过。

2016年3月,新西兰对是否更换国旗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是带有英国米字旗标志的现有国旗继续在飘扬在新西兰的天空。这项公投则因花了纳税人2600万纽元的巨资,引发了人们的批评。  

至于公投,按照新西兰法律,可以由政党发起,也可以由个人发起。如果是个人发起公投,根据1993 年通过的“公民发起全民公投法”(Citizens Initiated Referenda Act 1993) , 发起人首先必须获得全国 10% 的合格选民的签名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就某个社会议题进行全民公投,发起公投前,你首先需要征集到足够的支持公投的签名。

个人发起全民公投的程序:

1: 发起者向国会书记员提交一份提案,要求就某个社会议题进行全民公投。

书记员宣布公投议题,邀请社会公众就最终措辞发表意见。这一过程大约需要4个月。

2: 一旦公投议题最终措辞确定,公投发起者有 12 个月的时间来收集支持公投的选民签名。

3:个人发起的全民公投可以同大选绑定进行,也可以进行独立公投,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进行。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新西兰法律,个人发起的全民公投结果不具备约束力,政府不必对公投结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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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家:澳洲WeChat(微信)用户数据均流向香港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家的一份报告指出,澳大利亚WeChat(微信)用户数据均流向香港,可能遭到中共掌握。专家认为,中共可以不依据法律就取得用户数据,WeChat等平台以置入性营销方式做政治宣传,政府立法取得用户信息是否危害人权,取决于民主、专制政体的差异。

微信app与中国国旗
微信app与中国国旗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6月20日报道,承接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业务的Internet 2.0(网络2.0)提出的一份专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WeChat用户的手机系统版本、行动网络、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身分识别(ID)等数据,均会流向位于香港的WeChat服务器。这份报告对WeChat应用程序收集个人数据的行为提出了安全和隐私方面的质疑,认为2020年7月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后,澳大利亚数十万微信(WeChat)用户的数据,难免会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报告的分析发现,虽然所有的聊天和音频或视频通话可能是由国际服务器处理的,但WeChat记录并发布到日志服务器的所有用户数据都直接发送到香港。

Internet 2.0在报告中提到,微信的应用程序内有多个中国的IP地址,而且有一些微信的服务器遭不明来历的第三者使用。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
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

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张耀中(Lennon Chang)对美国之音说:“其实用户的数据流入香港服务器或是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只是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有没有多一道手续而已。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只要使用了中资参与的社交媒体平台,就不怕拿不到了。有些社媒公司虽然声称是海外企业,但是有中资介入,那就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掌握用户数据。像是WeChat、微博、TikTok(斗音),即使服务器放在海外,用户数据流向中国也不会令人惊讶。”

Internet 2.0在报告中提到,TikTok会议的音频泄露显示,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承诺,存储在美国的非公开美国用户数据已被中国反复访问。

该报告也发现,WeChat香港服务器ISP(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有腾讯云计算的标记,而腾讯公司是中宣部进行宣传活动的平台之一,2016年至2019年期间,腾讯至少接到了10个来自中宣部的合同,价值230万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系学生吴乐宝告诉美国之音:“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学界,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有自己的WeChat平台,这个平台等于直接被中共的宣传部门所掌控,所以不仅是使用WeChat的问题,连安装了WeChat应用程序的手机,都很有可能被中共监听手机的对话内容,等于每一部手机都是一部窃听器。”

吴乐宝指出,澳大利亚华人的通讯与生活娱乐平台大都以WeChat为主,使用人数愈来愈多,影响力遽增,已经成为对华人很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了。

政治宣传的潜移默化

WeChat是中国民众和华裔海外移民普遍使用的社群媒体平台和行动支付应用程序。WeChat曾向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表示,直到2020年9月为止,WeChat在澳大利亚拥有69万活跃用户。

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中表示, WeChat之类的平台所针对的使用对象是海外华裔居民,在两大党争夺主导的政治光谱下,华裔选票时常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少数,若是境外势力想要影响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利用这类平台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他说:“澳大利亚华人普遍来说对于政治议题不太关心,属于中间选民,所以如果要影响对他们做政治宣传,不会直接透过政治性的节目或群组,因为他们不太有兴趣。通常是掌握用户习惯,观察哪一个娱乐、美食、旅游、戏剧等生活性的节目或群组,当使用人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平台在某些特定时刻偶尔贴出一条政治消息,让用户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张耀中指出,这种“置入性营销”会让原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的华裔选民被潜移默化,朝着后端控制者所想要的政治倾向发展,在选举时表现出来。


安全疑虑取决于民主或专制体系

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该法正是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承揽澳大利亚5G网络业务的主要考虑。

腾讯公司曾在2020年提交一份报告给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海外版WeChat是中国微信的姐妹版应用程序,但所有服务器都在中国境外,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制约。

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网络安全和反外国干预事务发言人帕特森(James Paterson)6月20日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说:“虽然腾讯做出了不一样的保证,但用户的私人信息很可能在中国被获取,并在被要求时提供给中国政府。”

帕特森表示,这份报告暴露了腾讯等公司与中共之间的宣传合作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努力应对这些平台带来的外国干预的严重风险。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系学生吴乐宝说:“应该对中国采取一些对等的原则,从新闻上已经可以得知,中国已经禁止特斯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运行,包括北戴河会议,既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也应该对中国有一些对等的制裁措施。”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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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临时工送餐员悉尼车祸殒命 ,家属获赔80万澳元创澳洲历史,改变行业规则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裁决中,一名送餐员在工作中遇难,他的家人之后获得了827,400澳元的赔偿。

A delivery driver’s family has been awarded $827,400 in compensation after he died working a shift. Picture: NCA NewsWire/Flavio Brancaleone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承认一名临时工为雇员,因为两年前陈小军在悉尼为 “熊猫送餐 “(Hungry Panda)送餐服务公司工作时骑车被一辆公交车撞死。

陈先生的遗属——包括他的妻子魏利红、他们的两个孩子和他的祖父——将从新南威尔士州工人赔偿计划中获得这笔钱,此前该州的人身伤害委员会作出了这项决定。

Slater and Gordon律师事务所代表他们获得了工人死亡赔偿金。该所业务部门负责人Jasmina Mackovic说,这一决定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次。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承认零工经济司机被视为工人的案件,”Mackovic女士在一份声明中说。

“零工经济工人及其家人通常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因为他们被视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雇员,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工人补偿和其他福利,如年假和病假,”她说。

“零工经济公司目前没有为工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其中许多人是移民,是 ’特别脆弱的‘,”Mackovic女士说。

“如果不作出改变,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的工人在我们的道路上死亡和受伤,而获得赔偿的权利有限,”她说。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人身伤害委员会的决定,”熊猫送餐“同意陈先生是一名雇员,并在他死亡后承认了赔偿责任。

运输工人工会全国秘书Michael Kaine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承认了魏女士为增加临时工的权利而采取的行动。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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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温润如玉” 今何在

作者: (澳大利亚)郭生强博士

诗经《国风·秦风·小戎》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战国·楚宋玉《神女赋》中:“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这里温润如玉指的是容颜,但作为成语主要还是用来形容人的品性。

据考证,在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的洛阳二里头文化中,有“玉”字,与“王”字通用;到了战国时期,“玉”字去掉点,成为“王”字,也许是寓意帝王应有玉石般光洁无暇的人品。

说来也巧,英文“candidate ”(候选人) 这一词汇的头四个字母“cand”是拉丁词根,意思是发光,白亮的意思,di、ate是双重后缀,意思是“看起来像是……的”;在古罗马时代,候选人身穿白色服饰以象征自己品德清白无瑕。

古代中国有一种内圣外王的说法,内在追求一种高尚道德、外在追求一种美好气质,是一种德如行云流水、道光耀大地,而不是地痞流氓式的称王称霸;《周礼·大宗伯》有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记载。

公元550年,北朝的东魏大将军高洋逼迫东魏孝静帝元善见退位,随后自己登基建立了北齐王朝。据唐朝李百药在《北齐书·元景安传》记载,高洋对前朝大臣十分残暴,于是部分皇亲国戚迫不得已,纷纷改姓,但是有一位元景皓先生不肯改姓,他说:“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第二天,元景安把堂弟的这番话告诉了高洋,高洋立即将元景皓斩首。高洋也于数月后病死。十八年后,北齐宣告灭亡。

中国古代仁人君子崇尚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现在实用主义者信奉的则是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反应在人的神态上是一种玉文化下的玉气质和一种非玉文化下的猥琐气质。

我曾经对比海外华人、港澳台华人与一些大陆中国人的面相,那些海外生活十几年之久的,大都神态清朗、眼神柔和一些。而后者,似乎挣扎在极端精神化或极端物化之间,也就是处在一个玉化、一个瓦化二选一之间,难以有内心的恬静与温婉如玉的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改革开放近三四十年来,一些国人虽然红光满脸,营养过剩,但不是体态臃肿,就是神色猥琐或是张狂,看起来不像善茬。如果说相由心生,是不是这一代人所处的环境恶化、内心恶化使然?

当今社会蛮力不占优势,然而男子似乎比女人更加物化;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实为罕见。

近百多年来,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前后两个近四十年,大清末期虽然一股贫穷愚昧扑面而来,但当时的一些读书人达官贵人还是有股气质的。民国时候的许多书生、学者、甚至官人、军人、商人,亦给人如浴春风之感。新中国前三十年很多群体照片,不少面部也是单纯柔和的,但之后的三四十年,似乎獐头鼠目的居多。

搞市场经济赚钱,也不至于要弄到灰头土脸吧?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些温润如玉、多些谦卑、谦让、谦和,力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同时,又维护机会均等、诚信契约精神和法治规范,坚守诚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二者结合起来,则可能商务机会多些、商务成本低些、信誉品牌也会更好些吧!当然,要做到这一切,离不开鼓励人向善的社会环境。


(202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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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impse at the Tie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Xiamen

by Dr. Lifang Peng


In February 1942 Dr Li Lairong (李来荣), a botanist who later helped NZ cultivate the modern kiwifruit, inadvertently landed in New Zealand.

He had intended to travel from the USA to China (ROC) after completing a doctorate in soil physics in the USA. However, 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ur and Hawaii forced the Dutch freighter he was travelling on to divert to New Zealand. He eventually spent 1942 and 1943 working for the Plant Research Bureau in Wellington and the Plant Diseases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DSIR) in Auckland.

During his stay in NZ, Dr Li Lairong cooperated with the NZ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DSIR, beginning to hybridise the plant that was later called “Chinese gooseberry”, and then renamed “kiwifruit”. In 1944, he returned to China’s Fujian Province and worked for Xiamen University for some years.


Source: New Zealand China Council

I was told this early China-NZ partnership by David Harland (a son of the first NZ ambassador to China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in January 2017 when I met him in Wellington.  I was impressed by Harland’s knowledge. He was able to narrate a story of the 1940s in great detail. It is not until recently that I have worked out the reason. Harland sent me a scanned copy of his article that was published by the New Zealand Herald in 1984. In fact, he visited Li Lairong in Xiamen (Amoy) in 1984 and made this episode of history known to New Zealanders.


David Harland in Xiamen (1984)

Much like Dr Li Lairong who had known little about NZ before his engagement with NZ, I had little knowledge of NZ and did not expect that I would come to NZ to conduct my doctoral research. Until the autumn of 2014, I had planned to go to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ut a meeting with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 and the then Head of the School of HPPI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changed my plan. This meeting made me apply to VUW. Winning VUW’s doctoral scholarship, I made up my mind to decline Nottingham’s offer. In late August 2015, I was on a flight to Wellington. This was how I started my life and research in NZ.

Coincidently, Roseanne Harland, David Harland’s mother, lived in the same building which I had chosen. Before knowing Mrs Harland’s involvement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NZ and the PRC, I had been invited to visit her.

Mrs Harland was very hospitable and showed me an English book about Rewi Alley, Chinese porcelain, a bamboo back scratcher, a silver antique (earwax), and her son’s exercise book for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Her affability and the Chinese antiques made me feel at home in a country that was far away from China. She even sent me a few Chinese ceramics, including a white and blue vase made in China’s porcelain capital—Jingdezhen.  I sometimes cooked Chinese food and shared it with her. She in turn treated me to Chinese tea and her favourite biscuits made by Wellington’s best bakeries.

Mrs Harland was the first Kiwi I had met who knew many things about China, inclu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When narrating her experience in China, she could correctly pronounce a few Chinese words such as 劳动 (labour/work), 休息 (rest/break), 学习 (study/learn),苏联 (the Soviet Union),and 批林批孔 (Criticise Lin Biao, Criticise Confucius). These words were frequently used in China in the 1970s.  I was also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David Harland had studied at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When David Harland came to Wellington, his mother introduced me to him.

The Harlands’ experiences in China prompted me to explore the past of China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NZ and China, which I never knew because I was not even born yet back the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that top Chinese leaders prepared to embrace some liberal values. However, the period from 1980 to 1984 witnessed China’s volatile political climate. This political situation also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art, literature, music, and the fate of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David Harland studied at Xiamen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1983 to May/June 1984. His experience also reflected the volatile political climate.

In the early 1980s, pop music that conveyed feelings and emo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diffused in the PRC. Being so different from the music of grandiose political themes, pop music was seen by many Chinese conservatives as “filthy” and demoralising. Critics argued that pop music was “bourgeois music” and they used 靡靡之音 (decadent music) to refer to this style of music.

By then, Teresa Teng, a Taiwanese singer and performer, had become a cultural icon in Asia. Though Teng’s songs were banned in the PRC for being too bourgeois, many Chinese secretly listened to her music. Hence, a popular saying in the then PRC was: “In the daytime, Old Deng (Deng Xiaoping) rules China; at night, Little Deng (Deng Lijun) rules (白天听大邓, 晚上听小邓).” It is not until the mid-1980s that the PRC government lifted its restrictions on Teng’s music.

In the 1990s Teresa Teng’s songs prevailed on the mainland. My parents lived in a small town. After the mid-1990s they bought a DVD player, big loudspeakers, and Teng’s CDs. My father often used the player to play Teng’s music. This helped me develop an interest in her songs. Though I do not belong to her generation, I am familiar with her music.

In the 1980s Teng was so popular that Taiwan used radio stations to play her music in the hope of persuading the mainland to pursue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is was part of the “Cross-Strait Psychological War”. Facing each other and being so close, Jinmen金门 (an island of the ROC) and Xiamen (an island of the PRC) became the front line of this psychological war that was characterised by campaigns of propaganda, including the use of megaphones and radio stations for broadcasting, and balloons and floating carriers for sending leaflets and other objects. The ROC proclaimed: “Thre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unite China”. In contrast, the PRC propagated “Peacefully uniting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is psychological war aimed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s military personnel to defect.  In June 1984, there was a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Jinmen and Xiamen. This cross-strait psychological war lasted until 1990.  

Teng’s songs were banned before 1985 not only because the mainland-Taiwan relationship was tense but also because Chinese leaders had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emancipating the mind”  in the early era of the Reform. On the mainland, the singer Li Guyi (李谷一) with the Central Symphony Orchestra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in China after singing xiang lian 乡恋 in 1980.

The lyrics of this song showed Wang Zhaojun’s affection for her homeland and her family. Wang was a beaut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lengend has it that she was sent by Emperor Yuan to marry Chanyu Huhanye of the Xiongnu Empi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marriage. On her way to Xiongnu, Wang was so sorrowful and could not control her emotions.  

Xiang lian was based on this story of Wang Zhaojun. However, Li Guyi was criticised by officials as “mainland China’s Teresa Teng” after she sang xiang lian. This song was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pop song on the mainland and it was prohibited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first Spring Festival Gala (1983) of the PRC, many audiences requested xiang lian via hotlines that were opened for the gala. But for the pressure from the audience and Li’s performance at the first Spring Festival gala, xiang lian would have remained banned.

Although the ban on xiang lian was lifted, it did not mean that art, literature, and music could develop towards liberalism. Things took a drastic turn in the autumn of 1983, just several months after Li’s performance at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n, David Harland and Alison Wong were the first New Zealanders who went to Xiamen University to study Chinese on New Zealand-China Student Exchange scholarships. 

According to David Harland, the year from 1983 to 1984 was “a delicate period for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On the one hand, the Xiam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was being actively discussed due to China’s trend to rapi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st Party led 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Campaign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to oppos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values which in the eyes of the Party constituted “spiritual pollution”.

In January 1984, the New York Times described:  “Excerpts of Mr Deng’s speech have been cited to narrow the definition of spiritual pollution to the spreading of bourgeois and other decadent ideologies and the spreading of distrust about Communism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rland thought this campaign perhaps led the authorit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to be somewhat cautious. He said: “Foreign students were on a separate floor of the dormitory building, which was locked every night from the outside…I think there was no negative intention, but the result was to reinforce the separation of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an English-speaking bubble, from the rich world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But, again, I must be cautious about the reasons. That was also a time before the good relations with Taiwan,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on Jinmen still broadcast propaganda by radio, and even by loudspeaker. Perhaps this made the XMU authorities a little more cautious than elsewhere.”

Despite the volatile political climate, New Zealand kept sending its students to the PRC. Harland expressed that foreign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Xiamen’s beautiful environment, rich history, distin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representatives of NZ students, David Harland and Alison Wong made a performance at the hall of Xiamen University to celebr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Xiamen University. Harland performed the famous Ka Mate haka, and Wong sang Pokarekare Ana. I was wondering how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teachers perceived NZ and its Maori culture.

These are some stories I have been told by David Harland. It could be said th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New Zealand had connections dating back to the 1940s and that NZ did not stop sending its students to the PRC even when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the PRC was volatile during the Refrom and Openning up.

Could these stories of the past shed light on the NZ-China relationship tha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rising host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As an alumna of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I feel honoured to know David Harland (an alumnus of VUW) and his mother whose experiences in China in the 1970s and the 1980s have created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flect upon the past of China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NZ-China relations that are not well known to either New Zealanders or Chinese.


Acknowledgments: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ress her gratitude to the Harlands for devoting their time to this article and allowing the author to use their stories and photos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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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端午节:从屈原金句说到“岁月静好”

毛 芃

出国多年,每逢端午,吃粽子的习俗越来越淡了,但屈原总是要借机缅怀一下的,他的《离骚》、他那些传世金句也是要重温一下的。6月3日端午节,我在一个群里分享了屈原三句最常被人引用的话。

  •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网友太阳林先生看后说:“ ‘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这段话还不够精彩,渔父的几段话意味深长,那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


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6?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网友惠风先生笑问:“这是不是最早的‘岁月静好’”?

太阳林先生回答道:“‘岁月静好’本来就是中华的圣人之道,贤人之术。”

 在我看来,汉民族历史人物中,屈原这样一根筋、坚守理念的人太少;想得开、懂得变通的渔父太多,……也许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吧,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识时务者为俊杰,很容易成为人们选择的处世哲学。

不过,屈原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高尚人格,还是影响了后世无数读书人,成就了汉民族文化DNA的闪光一面。


白话译文

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他沿着江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渔父见了向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说:”天下都是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不同流合污),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清白的身体去接触世俗尘埃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腹中。怎么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便远去了,不再同屈原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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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俄乌战争,变异的战争,本质上是诸多的“根”较量

 2020年8月1日,中国澎湃网发表了来自微信公众号 -量子学派(ID:quantumschool)的文章《美国打的是一场“根”的战争》,作者是鲁不逊。2022年5月11日,中国开源基础软件社区网站发布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俄乌背后:美国在打一场“根”的战争》,文章在鲁不逊原创基础上,结合进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背景和现状,梳理了美国的八种“根”力量,强调了中国建设“根”力量的重要性。 文章客观理性,逻辑性强,值得一读。 – 毛传媒编辑


导言:变异的战争

俄乌战争的第1天,可能与军事有关。俄乌战争的第10天,已经是科技的PK。俄乌战争的第76天,这已经是“根”的较量。

前线的每一次爆炸,绝不仅仅与TNT当量有关,而是在科技之根、金融之根、文明之根、法律之根的全方位较量。

时代变了,不能再沉迷于冷热兵器的“亮剑”。

大国之间的博弈,军事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根”力量的综合较量。

俄乌战争中,每一次“凤凰幽灵”无人机的出击,每一枚“缟玛瑙”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后面是芯片制造、电子操作系统、电脑超算、卫星导航、雷达跟踪、光学感应、软件集成等多方面技术的PK。

如果不从底层逻辑来理性探讨,仅仅逞口舌之快是看不到真相的。


01、看不到的“根”力量

俄乌战争刚一开打,有三件事值得思考:

第1件事:甲骨文Oracle用3个小时“屏蔽”了俄罗斯的所有用户,甲骨文拥有全球最大的关系型数据库,占据俄市场半壁江山。

第2件事:全球统一金融结算系统SWIFT系统将俄罗斯许多银行从中移除,在金融上切断俄罗斯对外贸易。

第3件事:SpaceX创办人马斯克宣称启动“星链”在乌克兰的服务系统,乌克兰可以通过“星链”卫星连接上因军事行动而被中断的互联网。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根”力量展示。

数据库是互联网技术的“根”,SWIFT是金融系统的“根”,星链是通信系统的“根”。

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些根被埋藏在“全球化”表象下,被包裹在城市的繁华夜色里。但一旦出现战争情况:“根”的力量展露无遗。

从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争,梳理美国的八种“根”力量。看这些根,是如何影响战争的走向。


02、芯片制造:“技术之根”的对抗

先从根技术谈起,以最热门的芯片制造为例。没有芯片的现代武器,基本就是一堆废铁。拥有高精芯片的武器,越是在战争中处于金字塔尖。

美国的“弹簧刀300”,电子系统集成化程度很高,使用了精密芯片和电容原件。

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Kh-47M2 Kinzhal),同样也密布微电子电路及超算芯片操控。

如果最后失去了精尖芯片的支持,战争怎么打?

俄乌背后:美国在打一场“根”的战争-开源基础软件社区

谁是芯片技术之根,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几家明星芯片企业,例如三星、台积电等。

美国的芯片企业有多少?包括英特尔、高通、博通、microchip、霍尼韦尔、IM Flash、IXYS、Skyworks、TowerJazz。还有Vishay、TSI、Skorpios、X-FAB、TowerJazz、TI、Kokomo、MACOM、Elmos、Skywater、Sanken、NXP等。

就算台积电这样TOP1的全球芯片制造龙头,基础材料来自于美国AMAT、LAM公司,同样操控于美国之手。

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在俄乌战争如此谨慎小心的原因,这是真正的现实困境,不是由键盘侠能够改变的。

若没有高能芯片补给,武器不过是移动的标靶,俄罗斯芯片一旦消耗太多,没有根的支撑,战争越打到后面越被动。

所以芯片技术,一定是需要努力开拓的。


03、操作系统:现代科技的软体基石

除了硬件基石,软体基石同样重要。而软体中最核心的技术,那就是操作系统。

每一个硬件后面,总有软件代码在后面支撑。没有优秀的软件系统,再好的肉体也没有灵魂。

以手机操作系统为例。美国的Android与苹果的IOS系统,构成了现代手机应用平台的两大基石,它连接着整个代码和数据终端。

优秀的操作系统可以让软件流畅的运行,流畅运行的软件可以让硬件多出1秒的打击时间,这1秒的时间可能就决定某次战术的成败。

俄乌背后:美国在打一场“根”的战争-开源基础软件社区

为什么俄罗斯战士的手机,在战场上成为被对手定位的可怕机器,而乌克兰的手机则是一个特别好用的分布式通信终端?这后面就是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在共同作用,俄罗斯有些高级将领被清除,正是因为有AI软件和计算终端协作完成。

操作系统的落后,软件体系的缺乏,可谓锥心之痛。

当然,俄罗斯也有自己的极光AuroraOS 移动操作系统。可谁又知道AuroraOS移动操作系统基于开源 Sailfish OS。Sailfish OS是哪里的?它是俄罗斯此次的对手之一的芬兰Jolla公司开发,真是悲哀且荒谬。

因为这里涉及到另一个根——开源体系。


04、开源体系:构建统一的技术价值观

毫无疑问,美国又是“开源世界”的中心。

开源软件最重要的发起者并不是美国人,但这些组织将基金会设在美国,他们仍然将美国视为开源世界的“堡垒”。为什么呢?

❶美国在二战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将数据放在这里是相对安全的;

❷美国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❸美国有许多强大的技术公司,这有利于开源技术的实现;

❹美国有数量庞大的优秀程序员,这些人本身就是“开源运动”的参与者;

…………

“开源”难以战胜,因为“开源”是一个世界系统,大部分人都是建设者,这才是美国的强大之处。

俄罗斯有非常厉害的程序员,但没有一次真正的“开源运动”,没有一个强大的“开源项目”,没有一个全球或者企业自己合作的“开源系统”。

开源体系设定了一个世界观,全世界的技术员都来这里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它不仅仅是技术的力量,它还在心灵上统一了技术员的价值观。它像巨人播下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严丝合缝,易守难攻。

而这背后,又是现代文明之根的力量。


05、文明之根:现代文明积累的百年底蕴

为什么美国的开源项目能够一呼百应,这也不完全是技术实力。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对英文文明继承权的认可。这是文明积累的根力量,旦夕之间难以改变。

客观回溯一下现代史上的技术之“根”,几乎都由欧美天才接力而成,这些天才专注于科学世界,手举人类火种,寻觅自然之秘,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将人类文明拓展到一个新高度。

欧洲数代积累,才催生了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巨匠。近代科学的百年沉淀,才有了黄金时代的量子力学群星。美国百年的基业,才成为现代“开源世界”的发源地。

所以,很多时候对西方文明心存敬意,是对传统的理性认知。

这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对西方前辈先贤的认可,他们的精神照亮星空,他们的技术普惠世界。

牛顿定律、电磁力学、薛定谔方程、香农定律、冯诺依曼架构这些根中的“根”,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前进之源。

技术诞生了文明,而世界性的开源社区,基本上都由英文在主导。至少目前其它语言还做不到。这是现代文明的百年积累。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技术文明,包括人文哲学同样如此。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洛克、培根、斯宾塞、休漠等等。

虽然俄罗斯也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但俄语在现代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种现代文明之根,还延伸出了以下更多的根。


06、认知之根:站在全球的道德高点

因为有了文明之根,所以就能站在道德的高点上。这与中国唐代有相似之处,四夷之内无论对错,王师都可以问责。他什么都是对的,你什么都可能是错的。

在认知作战上,俄罗斯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没有话语权,世界很难听到俄罗斯发出的声音。

没有强媒体,几乎看不到俄罗斯有说得上话的公共媒体。没有社交性,除了中文互联网,世界性的互联网只听到泽连斯基的演讲。

布查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真相尚未调查,全世界已经群情汹涌问责俄罗斯。这样的认知作战实在太可怕,今天美国能够组建40国盟军与它握有话语权息息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发生后,美国在2月24日宣布切断俄罗斯高科技产品进口,包括芯片、电脑、电信设备、加密安全设备、激光和传感器。2月25日,台积电马上跟进停止供货给俄罗斯,随后韩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制裁。

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中国在国际上有发声的渠道吗?

你在国内再怎么骂CNN和BBC,可人家在关键时刻就是能引领世界声音,我们的媒体呢?不能只在国内当地头蛇,更要建立世界性权威,这对国家才有意义。

这一次在中国爆红的印度电视主播阿纳布·戈斯瓦米,就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在认知层面的作战,俄罗斯很弱。而我们也要思考,否则面临同样困境。

因为站在道德高点,又延伸出以下之根。


07、智慧之根:全球优秀人才收割机

文明之根,说到底是人才创造的。哪个国家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哪个国家才有希望。谁的战队更具智慧,谁才会赢得最后胜利。

最终,仍然是人才之争。

以英国的QS排名为例,美国依然稳坐榜首,排名前三的学校全都来自于美国,分别是MIT、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在QS今年前200的排名中,一共有46所美国大学上榜,其中5所进入前10,29所进入QS排名TOP100。

而这次俄乌战争中,俄罗斯3月移民超388万人,民众称等局势好转再回!

再举一个例子,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这位来自俄罗斯的优秀年青才俊,最终扎根于美加世界,这次就表态支持乌克兰。

如果这样的优秀人物都往欧美世界走,那俄罗斯未来让人担忧。失去了最优秀的人才,那就失去了竞争的根本。


08、法律之根:长臂管制中的程序正义

文化之根,已是过往。人才之争,最重要的是让人才拥有安全感。

所以,如何保证当权者不破坏规则,便涉及到法律之根。制定严密的法规行为来约束当权者,才能保证自己立于文明高地。

只有让更多人相信正义,相信法律存在的力量,才能拥有说服世界的逻辑。此次俄乌战争中,美国想方设法地针对俄罗斯,但仍然是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动。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俄乌背后:美国在打一场“根”的战争-开源基础软件社区

俄罗斯使用否决权否决安理会就“要求俄罗斯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进行表决后,联合国五常一票否决权被限制,美国不可能没有在其中搅浑水,但即便如此,美国也不可能直接去废除一票否决权,依然需要在联合国的规则内进行。

美国在实施国际法中经常谈到“长臂管制”,是要遵循自己的法律。

如果没有了程序正义,那么文明将面临巨大灾难。


09、经济之根:SWIFT的金融威力

没有经济的支撑,别说打仗,吃饱肚子都难。先不说全球经济的供应链,它的主体还是掌握在欧美世界;可以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SWIFT支付体系,便掌控在美国手中。

1977年SWIFT发布,当年全世界就拥有会员国150多个,会员银行5000多家,日处理SWIFT电讯300万笔,高峰达330万笔。现在日处理的金融电讯达到了三千多万条,资金以万亿美元计算。

今天,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接入SWIFT平台,SWIFT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银行、证券机构、企业与客户提供交易服务。

而现在运行在SWIFT平台上的主要货币是美元,美国可以通过截获交易资金来控制SWIFT交易。

所以,当俄乌战争爆发时,美国一声令下,就可以将俄罗斯银行踢出SWIFT。

当美国扔下这枚金融核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时,俄罗斯俨然成为了一座金融孤岛。因为支付体系被切断,便再无法与世界进行贸易。

所以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在美国指挥下纷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掌控在美国手中,难道哪个国家愿意闭关锁国,成为金融孤岛?

这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大难题。

目前在SWIFT系统之中,如果想要摆脱经济的控制,必须重构一张支付网络。


结束语: 构建自己的“根”力量

当俄乌战争刚刚打响时,不少人认为,俄罗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乌克兰。甚至于有人说出了1小时22分占领基辅的“神话”。

然而当战争长线拉长后,俄乌战争背后,是美国打响的一场“根”的战争 – 技术之根、开源之根、经济之根、法律之根、文明之根…… 这哪里是军事的对抗,最终是“根”的较量。

简单的敲击键盘宣泄情绪是无能的显示,战争的背后是什么:

全球任何一台第五代战机,都有数十万行代码;

任何一枚制导导弹,最终都由各种软件在控制;

每一枚IC芯片背后,是全球顶尖人才的智慧;

……

现代战争,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键盘上。当然,此键盘非彼键盘。

俄乌战争下,国人该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根”?成为更强的“根”的国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拥有更多“根”。

一个智慧民族,一定会知道答案。如果不知道,那你得反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