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中国的外交官大概没有哪位能像刚去世的吴建民一样，引起舆论场的关注和争议了。这主要缘于他的鸽派言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盛的当下中国，似乎有些“政治不正确”或“不合时宜”。当然吴建民自己并不认同舆论场给他贴的这个“鸽派”标签，因为这个说话和做事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比起西方，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鸽派和鹰派，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各自以为采取了一种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

外交在过去是少数精英乃至外交人员垄断的领域，一般民众无缘和无资格置噱，这一状况至今并未有本质改变。不过，大众在今天至少可以在社交媒体指点外交得失，国家的外交也一定程度上要听取民意。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民智的开化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这也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一种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自然投射。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滋生出了被一些外交学者指责的“愤青外交”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对此，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待：表面上，以“愤青外交”为表现形式的“两民”现象的确很盛行，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其实际能够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能量是有限的。假如看不到这点而夸大其影响，进而采取压制措施以消除“杂音”，不仅与日益彰显的民智和多元声音不合拍，就外交本身来说，也会失去一张有用的“民意牌”。当然，这里存在如何引导民意和民族主义，而不被民粹绑架的问题，对外交当局而言，此乃一大挑战。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无论如何讨厌民意和民粹，在现代社会，它都是客观存在的。

然而，不必讳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其内在的甚至致命的缺陷。故对“两民主义”所蕴含的对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具有负面作用的部分，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知。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简单仇视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逞强；甚至轻言战争，主张和倡导带剑经商的思维和看法，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具危险性的。要警惕这一点的原因还在于，一旦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对大众的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

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一面，这就使得它很可能在某种极端的、具体的情况下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激进和反西方、反全球化的一面，它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使得它在民主建设上不足，这些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缺陷所在。

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在一段时期内又处于弱者地位的大国，当它的人民自感国家突然崛起时，最容易沾染上这种虚幻民族主义自豪感。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祖上曾经阔过，后来家道中落受人欺负，现在发愤图强家道又开始中兴一样，如果没有自制力，容易出现复仇的膨胀心态。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此种心态。它会阻碍外交当局不能客观地认知世界，从而采取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并在执行战略和政策时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

在这个大背景下，吴建民的“鸽派”色彩是有意义的。他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贯批判，特别是认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对大众就像一剂清凉剂，能够让大众膨胀的心态冷却些，审视中国外交的得失，并抹上一丝“柔和”颜色。从学理和外交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吴建民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其可贵的价值：

其一，他懂得外交是一种妥协的游戏，不能一味逞强。在这方面，强大如美国，其实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愤青经常看到的是美国的霸权和大棒，以为中国强大起来后也要挥舞大棒，别人才能臣服。他们没看到或故意忽略，美国是大棒和胡萝卜交替运用，甚至在更多时候，是用一种示弱的姿态来达成国家利益，巩固霸权。美国在该让步和道歉的时候，不会因为面子而吝啬。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其实就是外交的真谛，应该说，吴建民在他的驻外大使生涯中领悟到了这点。

其二，他明白世界的大势，知道世界需要什么，中国能贡献什么。本质而言，目前的世界还未能走出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丛林社会”。毕竟在二战后，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虽然它们的约束力还不很强，但毕竟有了这套规范，不是胡来的。这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冷战代价换来的，它使人类初步走出了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状态，按照普世价值的规范和规则来竞争。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大势，至少在可见之将来，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要做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就得也按照这套规范来做，不可将此理解为是按美国人的游戏规则做事。中国可以改正这套规则中不合乎国际民主化的做法，但不能违背这个趋势，不可另起炉灶。一是中国尚没有这个实力；二是即使将来有了这个实力，也不能以力服人，而是以义服人，发挥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义利相交，否则不过是重复历史上的霸权罢了。

正如吴建民所说，来到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必须考虑争取人心的问题，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讲话做事必须考虑到要争取世界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千万不能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放弃做人民的工作。

所幸的，由吴建民去世引发的有关中国外交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一样，已经在反思民族主义外交的缺陷。虽然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不能完全抛弃，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最大程度减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危害，却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的现实。

 

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