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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侠客】丢掉幻想 直面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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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三天,台独党就将再次统治台湾,风平浪静了8年的台海,将再次迎来惊涛骇浪。

众所周知,东海早已暗流涌动,南海正在汹涌澎湃,台海又将再起波澜。三海联动产生的巨大势能,势必严重冲击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可能打碎“中国梦”。往后的情势,别说是做个好梦,估计睡个好觉都是奢望。

大敌当前,中国国内的不少专家学者甚至高层领导依然乐观地以为,蔡英文上台至多是陈水扁的翻版,顶多玩点阴的,成不了什么气候,因为美国人不希望台海生乱。小英如果出格,她的主子一定会喝止。情况真如这些专家们所预计的这般祥和吗?

陈水扁当政时期,美国正陷于中东乱局不能自拔,中国在美国人眼里还是一个只知赚钱没有威胁的生意人,中情局还在做着第二个苏联式的解体梦。所以,陈水扁很急,美国人不急,陈水扁要闹,美国人要压。

眼下,美国佬早已梦醒,重返亚太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主要军力已陆续压到中国周边,并不断策动喽罗们上门挑事儿,甚至不惜撕下面具脸赤膊上阵给小弟壮胆。蔡大姐的上台,既是拜不粘锅小马哥无能所赐,更是得意于美国人的暗中相助。美国当下太需要打手了,台独势力俨然是美国佬手里的一张绝佳王牌。

相比8年前的老陈,小蔡的个性相对稳健,台湾经济对大陆也变得更加依赖。从理论上讲,小蔡并不一定想做老陈那样的麻烦制造者。所以,蔡英文当政与陈水扁时期的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到时候的局面是:美国人很急,蔡英文不急,美国人要闹,蔡英文要拖。

新一届的美国新总统,一定会是一个比奥巴马强势的人。美国走了一个窝囊马,台湾走了一个马娘娘,两匹软绵绵的乖马相继下课,美好时光到此结束。美国和台湾的戏台上,极有可能换成希大娘和蔡大姐的联袂表演,两个女强人对唱一台戏,不地动山摇也火花四溅。

这便是从今往后与8年前的巨大差异。以陈水扁时期的状况来推论蔡英文时期,一厢情愿地以为美国会继续制约台独势力,台海依然掀不起大风大浪,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是幼稚甚至危险的,将造成严重的战略误判。

对于即将到来的台海领头三海联动的险恶局面,云峰想起了他老人家四九年八月的名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伟人就是伟人,67年前的论断,至今依然闪闪发光。毫无疑问,面对台海,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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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红卫兵雕像

IMG_0187   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五十周年

作者:(奥克兰)穆 迅     

五、六辆解放牌军用大卡车蒙着积满灰尘的绿帆布在石子环山路上摇摇晃晃爬行。天空晴朗,飘着数朵轻轻的白云。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感觉云彩就在我身边滑过。放眼过去,远山层层叠叠却不用仰视。川南的山,大到令我惊奇,汽车爬了一整上午还在吭哧吭哧地不停往上拱,似乎永远望不到顶。

“这山怎么这样高、这样大?”我转头问一路沉默的小战士司机。

“早呢。”他含含糊糊地咕噜一声,仍旧专心盯着前方。

汽车一个转弯,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蓝天下满眼竟是梯田!黑色的田埂像墨色的线条随意宛转交叉,忽上忽下,忽前忽后,沿着山脊起落飞舞,将整座整座大山画成条条美丽的曲线。被田埂分割的秧田充满了水,静静的,平平的,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纵横相连,延绵数里。

秧田在墨绿的山林衬托下,映着天光闪闪发亮,就像千千万万面明镜镶嵌在高高的大山里,宛如天上的梯田。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川南人呕心沥血的生存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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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梯田

车子再往上开,天空渐渐阴了起来。大山也荒凉许多,平缓许多,树木消失,仅剩下贴地的野草。奇景又出现,起伏的草原密密疏疏散点着灰白的团形物,我开始认为是绵羊,却又生疑:诺大的荒山怎么会有人居住?

车子开近才发觉原来是一簇簇滚圆的山石,像一群群绵羊聚集在一起,间或零散“数只”星星点点洒落在“羊群”周围,方圆十里同一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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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云海

美啊,我不禁赞叹起来,一个上午的爬山竟然有两次艳遇,我不得不说川南的大山真美啊。她美得震撼,美得神奇。她大气又不失华丽,她被精雕细琢却又不失原始的自然。名山胜水尽人皆知,而她却像在人头纷杂的农贸市场中,蓦然回首,撞见了一位略施粉黛的美丽乡村姑娘。

汽车仍旧努力上爬,天色愈加阴暗,已分不清是云还是雾,天地几乎染成一片。灰蒙吞噬了万物与生灵,眼前只看得见泥泞的山路和路旁仅剩的黄泥山壁。偶尔几棵被湿水浸黑的枯树枝站列在崖边,狰狞地枝楞着扎向天空。车队穿过隘口终于开到了目的地——一个不知名的劳改基地。

老刘和大李从另两辆军车上跳下来。毕竟他们年长,早已预先穿好军大衣。而我凭着年轻火壮单衣单裤硬顶着冷气的袭击,呼哈呼哈尾随着他们寻找劳改办公室。此地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你所触摸到的物件还有包裹你周围的空气都是湿漉漉的,永远散发着一股股霉味。只有办公室里生着的炭火盆总算给人一种安慰。

老刘递上北京XXX专案组的介绍信。“哦!你们是中央来的,快请坐!请坐!”基地革委会负责人看过介绍信忙不迭地招待。

“我们想找一个叫潘觉新的,1935年他是国民党苏州看守所的小头头。”大李解释我们不远万里来此地的任务。

“对,我们这里有这个人,不过……”负责人面露难色:“就这一间办公室。你们可不可以到他的宿舍问话?”

潘觉新倒是住单间,号称的宿舍只有一张铺,地是湿的,所有的摆件也都是潮呼呼的发粘,称不上床的“铺”横盖着一条“被子”,厚厚的破烂到已分不清什么是棉絮什么是被罩,也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墙是裸砖垒就,勉强算是一间屋。潘觉新从工作作坊回来,穿着和他的“被子”一样的“棉袄”毕恭毕敬坐在铺上。皱巴巴的脸真的辩不清他的年龄。谁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位竟是曾经养尊处优、威风一时的国民党监狱官。

问话完毕,我们有空闲在基地转一圈,这是座位于深山老林里的硫磺提炼厂,仅有一条路通往山外。据说每天有十五顿硫磺由解放军卡车运出。大山靠硫磺厂一侧的整座山坡树叶被硫磺熏得枯黄一片。生物且如此,那活在这里的人呢?

任务完成,搭车出山,走了另条路。由于是下山,解放牌卡车顿时活泼起来,在弯曲的公路上扭来扭去像是跳秧歌舞,天也逐渐晴朗无云。快接近平原时,太阳炙热烤人,没多久便晒干了全身的潮气,心情也不禁爽快许多。路边的松树林中渐渐显露出人工的痕迹,是梯田?又不像。怎么有一堆堆坟头?

“那就是坟头。”开车的解放军大哥回答:“等会儿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呢。”

果然,车子翻过一条山脊,哇!老天爷!就像来时突然撞见天上梯田后的惊奇一样,我又睁大了眼睛——满座山坡整整齐齐层层排列全是崭新的坟头!从公路的下方一直挤到山顶无一空隙全是标准划一的坟墓!山坳当中一条花岗岩台阶从山下跨过公路笔直通向山顶。而在山顶的最高处一座巨大的红卫兵塑像耸立在蓝天下,那红卫兵右手捧着红宝书,左手高举火炬,背后是漫卷西风的红旗。

“这是……”望着这密密麻麻的坟头我一时没转过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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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红卫兵墓地

“红卫兵烈士陵园。”解放军大哥解释道:“所有的坟头都是在一场武斗中死的,像打仗一样。”

“这么多?!”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睁大眼有点不敢相信。

“这还是打赢一派的,输的对立面尸首都不知道扔在哪里呢。”解放军大哥咂咂嘴叹息道。

“果然是真枪实弹的打吗?”我还是不大敢相信。

“要是只用刀棍,能死这么多人?看见那两条河了吗?”解放军大哥指了指挡风玻璃前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车头的下方两条河流正好汇聚在此,将一座小城镇一分为二。

“再看两河当中夹着的三角洲。”大哥进一步指明:“原来有座桥连通城市与三角洲,武斗就是在那儿发生的,那座桥也在战斗中打没了。”

许是触景生情,解放军大哥的话匣子打开了。经他的描述,我知道了这场武斗的详细经过:三角洲原本无人居住,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国家大兴三线建设。这个无人知晓的小城市突然热闹起来,一座生产枪炮的军工厂在三角洲破土而出。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春风”吹到这个小城。城市居民照例分成两派,一派以原居民为主,一派以军工厂职工为主。军工厂派仗着自产枪炮拒不臣服,原居民派视军工厂派为眼中钉,欲铲除而后快。无奈三角洲与城市仅有一桥相连,易守难攻。所幸当地军区背后支持原居民派,枪炮自然也有了来源。

双方怒目相对,火花一碰,一场桥头堡的争夺战终于打响。一方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据关死守,一方喊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沉寂了二十年的枪声又回荡在江面上,那声音清脆了许多,更像喜庆时的成串鞭炮,不过射在人身上一样的鲜血飞迸,一样的魂断桥头。

战斗是如何惨烈已无人知晓,恐怕只有现场参战的鬼魂们清楚。反正被围的孤立无援的军工厂派最后撑不住,倒了下来。桥被攻破,杀红眼的原居民派涌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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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重庆红卫兵墓地

眼前的坟堆就是胜利一方的“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树碑立传,原本是革命的光荣传统。花大力气,洒大钱修“烈士陵园”无非想告诉后代,你们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只是眼前的“烈士陵园”能说明这个问题吗?

你的敌人是谁?你为什么去死?为什么非得用刀枪生死对决?

就像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发生时血脉偾张,过后却倍感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滑稽可笑。武斗,杀人,在那号称最大“民主”、最大“自由”的文革时代可以毫无约束、毫无道理地发泄。

人们灵魂深处的邪恶经革命理论华丽包装正当地爆发出来。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还是带着眼泪的滑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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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红卫兵墓地纪念碑

汽车穿过花岗岩铺就的石阶车道时,我无意向下看了一眼。“烈士陵园”的脚下还有一个墓地纪念碑,比红卫兵塑像矮小简陋许多,像是砖砌,外表的白粉斑驳。

“那是什么?”我问。

“那是解放战争烈士纪念碑。”解放军大哥回答。

我顿时语塞,两眼俯视着“解放战争纪念碑”久久没有离开。造孽啊,什么缘由将这两座纪念碑连在了一起?一座巍峨,一座寒酸,历史在嘲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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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迅先生是新西兰华文协会副会长,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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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康】崔健的《一块红布》

作者: 大康

那天看《中国好声音》,突然听到两个歌手唱那首“一块红布”,当时先是一愣,接着没听几句,眼圈就红了。当年的青春岁月,当年的热血沸腾,在那一瞬间全想起来了,全回来了,人一下就不行了,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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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说段往事,最早在现场听这首歌是在天津体育馆。那是九十年代初,是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全国巡演的一站。

那天我去的特别早,一进门就吓了一跳。当时发现体育馆里坐满了绿油油的武警,各个区块都整整齐齐地坐了一圈,就像是一个个方阵。各个看台中间倒是空着,就像是一个个请君入瓮的陷阱。你要是一进门看见这阵仗,敢进去吗?

但人们还是硬着头皮坐满了。演唱会一开始,气氛非常压抑,任崔健他们怎么唱,现场几乎没声。估计崔健他们也见惯了,也不打招呼,闷头唱。渐渐地,有人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跟着唱。这时旁边立刻有武警站起来,瞪着眼用手指着你,人吓得赶紧悄悄坐下。

但到了这《一块红布》,现场开始乱了。大伙都会,都跟着唱。开始是坐着捂着嘴唱,慢慢的,扯开嗓子大声唱,到最后,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击节高唱。这时也没人在乎,没人畏惧那些警察了,现场的所谓‘秩序’开始崩溃了。

接着就是那首《一无所有》,崔健这时已经用不着唱了,伴奏停了下来,只是用大鼓沉重地打着节奏,全场几千人一起高唱。与其说唱,其实是喊,声音那个齐呀,简直是高亢如云。

到这时候,音乐已经是人心,音乐让人们无所畏惧。音乐就像是天上飘下来的火焰,冰冷的管制和残酷的暴政瞬间被彻底融化。有年轻人挑衅地故意冲着那些武警唱,结果,那些平时冷酷无情的目光,现在竟然开始慌乱不安地躲闪。

当时我的感受:这一切正反映了摇滚乐原本的精神,摇滚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为这个而生的。那些警察就跟崔健他们安排好的似的,就像是这场主题摇滚乐的反派布景,正好被用来深刻地反映这一人类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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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一幕,从头到尾的过程印象太深刻了,那场演唱会令人永生难忘,崔健、刘元、还有那位弹古筝的长发女孩,当然还有包括我在内的数千观众。

那一天,让人热血沸腾到了极致。

原文 2013-9-2 发表于新西兰同人网 


一块红布

(歌词)

*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让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象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让你做主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读者留言


Portia: 读研究生时学过一门有趣的课《流行音乐》- Popular Music。 做Presentation的时候,我讲了两首中国的歌曲,一个是催健的《一块红布》、一个是崔健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同崔健的嗓音和音乐相比,他的歌词是最好的,不需要音乐就很有摇滚精神。他的歌词本身就是很好的诗,仅仅是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就让Kiwi同学们震撼了。Presentation做完回到座位上,对面同学就冲我直竖大拇指,下课后,好几个同学过来同我拥抱。


墙头草:那时,还没钱去看现场。但那时青春热血还在记忆里。也许是个性,也许是信仰,在好声音听到这首歌时,更多地是回忆,是理解,虽然眼角带着泪。
顺便说一句,喜欢那句”万万丈豪情是郎平”。也喜欢她引用那句“不要因为走得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王小姐:虽然没听过崔健唱歌,但大康的文章活现了当时的景象。不知那些绿油油的武警是不是受到了感动,估计对他们来说,也是终身难忘。


穆迅:这支歌唱响之时我已在新西兰,故中国好声音的”一块红布”我是第一次听到。看了大康你的文章,才知道歌词是如此精彩,那是对自由的呼唤。赞一个!


老虎爸:崔健是有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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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八)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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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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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八)

李 蕴 

  李蕴妈妈

 

媽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好像所有的零部件一齊開始老化。因為媽媽的醫療關係在長春,我們只好又推著輪椅登上回長春的飛機。每次離開北京媽媽的心情都不好,我安慰她說,只要住完院打完針我們馬上回北京。媽媽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從不失言。就這樣長春北京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中央決定發給所有在世的抗戰老兵一枚鍍金的”“英雄紀念章”和一個證書。省文聯來車把媽媽請去,為她佩戴了紀念章,還請省裡最優秀的攝影師為她照了像。單位把像片放大鑲上相框掛在媽媽房間裡,媽媽左看右看舒坦極了。

可是到2010那一年,媽媽沒有力氣再去北京了。

平時我安排阿姨從早到晚處理媽媽的內務,包括她所有的飲食起居。我負責外務,跑醫院,找大夫,開藥,買東西。只要媽媽想要的,我就想盡辦法去找,可是到最後,媽媽衰弱得已經不知道想要什麼,每天就是在苦熬已經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

媽媽最重的病是心臟和哮喘,怎麼治都不見效。再加上神經衰弱睡不好吃不下,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我急得一籌莫展。突然有人告訴我在扶餘縣有個老中醫治哮喘很有名,換吃中藥也許能“柳暗花明”。我毫不猶豫背上包就走。那是東北的十冬臘月,寒風刺得我臉鑽心的疼,手和兩腳幾乎凍僵。我不顧一切拼命趕路,只希望媽媽能多活一天少受點罪。因為我一直忘不掉她那雙眼睛,那雙渴望活下去,渴望再跟我一起唱歌的眼睛。我先是坐火車,然後坐公共汽車,接著坐小麵包車,然後坐三輪車,最後坐上私人的“屁驢子”(摩托車)……再步行好長一段路,才找到那位有名的中醫老先生。我對他說見到你真不容易我把所有車品種都快坐全了。

等我趕回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沒顧得吃飯就給媽媽熬中藥。我沒熬過藥,笨手笨腳總算把湯藥端給媽媽。誰知媽媽剛喝兩口就往外吐,不小心又把藥打翻在地,於是我再熬。

媽媽在最後的時間基本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他的兒子——我的弟弟。她天天催我給弟弟打電話說要見他。掐指一算媽媽已有三十多年沒見到弟弟了,更要命的是她始終不清楚為什麼弟弟不來認她這個母親。再說弟弟已經去世我如果露了風聲都能要了媽媽的命。

我只好騙她說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忙得趕不回來!於是媽媽一遍遍在地圖上找加拿大的位置。時間久了加拿大也不管用了媽媽說他可以飛回來呀。這件事真的是把我難住了。正發愁時弟妹突然來找我辦事,她是長影的副導演一直忙著在拍戲,我靈機一動忽然一個主意冒出來。

我對弟妹說今天我是導演你做演員我告訴你咋辦你就咋辦。我讓她明天到醫院就說代表弟弟來看媽媽,說弟弟在加拿大確實回不來。我拿出一張銀行卡給弟妹,讓她交給媽媽就說這是弟弟給媽媽的二萬元錢讓她治病,等有機會他一定儘快回來看媽媽。臨走時我還吩咐別說錯了是加拿大別說成美國。

第二天弟妹買了好大的一籃子鮮花和那麼多的水果點心來病房看媽媽。她完全按照我說的坐在病床邊跟媽媽娓娓道來。媽媽激動得沒完沒了地問這問那,就好像是弟弟坐在身邊。我在一邊提心吊膽生怕弟妹說走了嘴。好在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媽媽非常滿足,她把那張銀行卡小心地放進貼身口袋裡。

媽媽從來沒用過卡但她知道卡就是錢。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張空卡。正好那天晚上要出院因花籃太大我說不拿了,媽媽大叫著說那是弟弟的花籃一定要帶著。回家後她情緒特別好,還趴在窗上對外面的鄰居說他的兒子不久要回來看他,還給她錢了她不知有多高興。從那以後媽媽幾乎天天自言自語,說她有兩個孩子,有兩個孩子管她了。

後來我一直慶倖我自己,在媽媽走之前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

不久媽媽又住進醫院。省文聯的領導又來看望她。媽媽這回講出了一句她心裡想了好久的話,她要在她死後交給組織一萬元黨費。

文聯領導非常意外,他們可能很感動,可是也有說不出來的話,媽媽此時早已不是黨員了呀。

領導說不用想得太多,好好養病。

媽媽說一定要交黨費。

領導走後,我趴在媽媽耳邊說,媽媽你還是黨員嗎?

“會解決的我打了報告了”。她還是那麼自信。

當又一次從醫院住院回家時,媽媽已經邁不動步,是文聯的領導把她背上樓梯的。媽媽坐在沙發上大口喘著粗氣,然後她說了一句話:沒有我的女兒我活不到今天。

這是媽媽向組織說的最後一句話。

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堅持不久了,在稍微有點力氣時,自己竟站起來打開櫃子,向我交待她留下的東西——一尺多厚的她的手稿,一厚達黃舊的老影集;一些衣物。還有兩個存摺,幾萬元錢,這是她的全部積蓄。我注意到她沒有把“弟弟”的銀行卡給我,還放在她貼身的口袋裡,她是想把兒子的溫暖一直帶到永遠。

媽媽又上床睡去了,這一睡就再沒有醒過來。我叫急救車把媽媽又送到醫院。

醫生跟我商量媽媽的治療方案,我說只有一個原則不管用什麼法只要病人不痛苦就行。醫生說還是要打點滴但腳會腫,生物製品所有這種藥但還有必要買嗎?我二話沒說跑去好遠捧回兩大瓶藥。我心裡知道其實這些藥已經沒用了,可我還是要買,我的幻覺中這次媽媽還能出院跟我回家。

昏迷中的媽媽對疼痛沒有感覺了。醫生說如果想延長生命可以從口中下管子到內臟再維持,這等於又要延續媽媽的痛苦,我說,不用了。

半夜十二點,外面下著大雪,家裡人都睡了,只有文聯的一位領導和阿姨陪著我,一起將媽媽安置在火葬場。我給新西蘭的女兒發了個短信,因為這邊是五點。我說,姥姥走了。

那一年媽媽84歲。

媽媽走後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後悔。

我後悔平時工作太忙本可以拿出更多的時間陪她。她的脆弱使她變得格外懼怕孤獨;

我後悔因為每年過春節我都陪媽媽只有那一年我把她自己留在北京我去和家人團聚,其實她還能過幾個春節呢?

我更後悔因為裡外太忙我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現在我開始學做飯可媽媽永遠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丈夫也後悔平時她看我在媽媽那忙他就沒再多關心一些;

女兒也後悔說姥姥對北京看不夠就想上街可那時她沒有車現在有車了可她沒法帶著姥姥去逛街了……

所有的後悔告訴我,活著應該珍惜現在。

一年後,中國文聯為全國延安“魯藝”的老戰士發了一本《榮譽證書》,證書上寫著好大的媽媽的名字。領導說,可惜晚了一點,你媽媽沒看到。

我打開媽媽的影集,裡面多是媽媽在延安的照片,相紙很舊,像片很小,可是媽媽頭戴軍帽腰紮皮帶神采奕奕。

我打開媽媽的手稿,這是她年輕時練習寫作時留下的,從來沒發表過。我發現這裡有老大姐的故事。

一天我去辦媽媽遺留的事,公證處要看媽媽的檔案,於是我來到媽媽的單位省文聯。組織部負責人對我很客氣,他把媽媽的檔案袋打開讓我自己找有關內容。我沒想到,這裡裝的全是媽媽在各個時期寫的檢查,紙很黃很粗很薄,要十分小心才能輕輕揭開。有好幾份是她的家庭出身的交待,光是在延安談戀愛的檢查就有七、八份;還有在長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討論會記錄……哦,媽媽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寫的所有檢查在檔案袋裡跟了她一輩子。

我沒說什麼,把檔案合上。

走出大門,雪花輕輕飄在我滾燙的臉上。我真想仰天對媽媽說,媽媽,現在你不用再寫檢查了。

只有一件事我還沒辦。媽媽生前要求把她葬在北京,她說她喜歡北京,那裡的好多延安老同志都葬在那。可是我將來不一定住在北京呀?我還要陪她呀?究竟讓她葬在哪呢?我沒想好。

(完)

(原文2012. 7月11日发表在新西兰同人网)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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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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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不可忽略的誡命

作者:(周斌牧師)

有一种爱,它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这種愛叫母愛,最象徵基督的愛! 孝敬父母,似乎是个久违的话题,也似乎是个老掉牙的话题。孝敬父母是人类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也是人最容易遗忘和忽略的环节。

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都散發著極濃厚的孝道觀念。“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美德,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最朴素的价值观念,是最直观的“民族风”,最浓厚的“中国味”,最珍贵的“传家宝”。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经感慨地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

中國人對基督教有一個最大的誤解是,認為基督教信上帝不要祖宗,基督教不講孝道只講聖道,只講聖經沒有孝經。其實,基督教是所有信仰中最講孝道的。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20:12)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5:16)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1-2)

為什麽中國人會誤解基督教信仰不講孝道,問題不是出在基督教信仰,問題是出在孝道文化被道教和佛教綁架和滲透之後,偏離了中華文化孝道的精神所在。“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語)中國文化傳統兩千年來,漸漸把孝敬父母的重點放在父母的葬與祭上面,而忽略了生事之以禮的原本重點。 孝敬不是死后才要做的,而是生前要做的。

“若寡婦中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喜悅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前5:4-8)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屬靈,不奉養父母的人,你不是屬靈,你是屬零,不孝之子豈可成為討神喜悅的上帝之子?連自己父母都不孝的人,不可想像,能成為好基督徒?連看得見身邊的親人都不愛,談何愛看不見的上帝?不孝敬的人,已經違背了真道,不配成為上帝的兒女。

很多事與物,不要等待到失去時那就來不及了。來不及的愛 ,來不及表達的歉意 ,來不及挽回的錯誤 來不及實現的諾言,來不及送出的祝福 ,來不及離別前最後的擁抱…….我們總有太多的來不及。 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吹落了思鄉的塵 ,卻吹不走額頭的紋 ,走完了天下的路 ,卻忘不了回家的路 。妈妈在世,家乡是我的老家,妈妈没了,家乡就只能叫做故乡了,梦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回去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讓我們海外華人基督徒,在母親節,勿忘母親,常回家看看,多請父母來走走,報答親恩!

(5/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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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七)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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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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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七)

李 蕴 

李蕴妈妈

作者的母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

 

妈妈在北京住得很愉快。北京有很多她在延安的老战友,他们时常通电话聊养病,聊子女。后来妈妈嫌我太忙自己在家没意思,她用电话竟在北京的香山找到了一个敬老院。我说在家里有阿姨照顾到敬老院一个护士照顾一堆人,可她就是要去,说那里人多不寂寞。

我想想也对,寂寞孤独是老年人最忌的。于是我们大包小裹的直奔香山,妈妈又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正如她所说,这里背靠山,面临河,空气好水好不说,一人一个房间还自带厕所,每天有热水可以洗澡。食堂的饭也不错还可以点菜。若有小病可在小卫生所拿药且有人送饭,大病院里负责送医院。院子里还有个图书室,报纸杂志应有尽有。老人闲着除了晒太阳就是打麻将,有一位老人每次看到妈妈就问她的名字,妈妈说他已经问了无数遍她也回答无数遍了。

我放心地走了,香山在北京的最西边我家在最东边,每周末我去看她一次。妈妈说她最不适应的是每天一大早院里就催大家起床去爬山,她因为吃安眠药没有一次能按时起来。我笑说没关系这里不是在延安不用写检查,妈妈哈哈大笑。看到妈妈精神状态一次比一次好我真是要感谢上帝了。

又一次去香山妈妈跟我发牢骚说院里庆“十.一”组织大合唱竟然把她开除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些老头老太太音调太低把歌都唱成低八度,妈妈按原调唱结果显得太突出指挥把她“开”了。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妈妈你是专业水平是个别的,所以只能开你,妈妈一想也对又眉开眼笑了。

又一次去香山竟然出了轰动全院的“大事”,妈妈谈恋爱了。院里有一位老先生八十多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右派”。他妻子早早去世他也怕寂寞便要求子女把他送到敬老院。他个子挺高,腰板很直,走路迈大步,脸上笑吟吟。一头银发加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不大总是慢条斯里。他是听到妈妈的歌声注意到妈妈的,后来就主动到妈妈房间听她唱歌,后来每天中午晚上两人都端着饭一起到妈妈房间吃,后来他们一天都离不开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几十年一直靠阿姨侍候的妈妈现在居然自己给老先生洗衣服,她还拄着拐到附近的商店给老先生买了两件T恤衫。看到他们在一起又说又笑我惊奇得不知说什么好。敬老院院长高兴得对我说这已经是第三对了,她说男女老人走到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一个星期天我和丈夫女儿到香山请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吃到高兴时老先生又请妈妈唱支歌。妈妈放下筷子立即“引吭高歌”,一曲《夕阳红》让老先生如醉如痴。

回家时丈夫对我说这回好了,老太太有了精神依托就不会累你一个人了。我没说什么心里隐隐地有什么预感,也只能等着一切顺其自然吧。

果然事情发生了,那天一大早院长打来电话说妈妈昨晚一直在闹。我二话没说穿衣坐车直奔香山。原来妈妈和老先生经院长批准住到一个房间,妈妈不知道老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声很响,老先生也不知道妈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结果几晚上下来妈妈连续失眠,成天昏头昏脑最后终于爆发。

妈妈见到我又哭又闹非要我送她回家。我看出她在极力控制可还是向老先生发了脾气。老先生不知如何是好跟在我们身后一步不离。直到我答应回家妈妈才安静下来。

一切如初。北京家里的宁静让妈妈有所恢复。那天她说,她要见老先生。

乘我不在,妈妈想办法与老先生联系上了。两个人又像孩子似的高兴得不行。老先生催她快回敬老院,妈妈答应一定会回去。于是,我和妈妈的谈判又开始了。

几十年来所有跟妈妈的谈判基本都是我服从她,这回我只好又同意将她送回去。

又是一次从北京最东边向最西边折腾。

妈妈和老先生再次相聚。他们多开心呀,老先生又听到了妈妈的歌声,所有的老人和院长护士都向两人送来祝福。那一天阳光明媚二人上街买了不少糖果发给大家,说这就是喜糖了。我也被这“夕阳红”的灿烂感动着,我在心里默念,妈妈呀妈妈,你可千万别犯病,只要你能正常的生活,你就能得到幸福。

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院长的电话又来了,说这次比上次更严重,妈妈的腿摔骨折了。

我又一次从北京最东边跑向最西边,直奔香山。

这次是因为妈妈受凉感冒,晚上又没有睡好,白天昏昏沉沉在楼梯上摔倒的,而且又摔在了那条本来受伤的腿上。更糟的是老先生给她端来了食堂的饭菜,她却控制不住又向老先生大发脾气。不出所料,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要回家。

我在想,临走前我必须跟老先生谈一次。怎么谈呢?

敬老院的前厅很大,四周摆了一圈沙发椅,是用来给老人白天上课用的。我和老先生面对面坐着,我看出了他的不安和焦虑。

“是这样”,我说,“您不知道,我妈妈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所以不小心就容易出事。出了事她就很暴燥,怪我事先没有告诉您”。

“没关系的,我以后会照顾好她的”。老先生急忙说。

我摇了摇头。我劝老先生说,她的病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下次再因为什么事发作,让您老受到伤害,这对您是不公平的。不如趁早分开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我知道我这时的理智是非常无情的。老先生一听说妈妈要离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哽咽地求我能不能不让妈妈走,他一遍遍地说他会给妈妈送饭送菜,会帮助她洗衣服。他把他的爱,他的喜欢,以及他的伤心和孤独用他的泪水全部向我倾泄出来。

我还是摇着头,把我的电话留给了他。老先生拿到电话号,好像觉得还有希望,终于同意了我的劝说。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也一直在流泪。

我坚信,我不会把妈妈的麻烦留给眼前这位善良的老人的。在这个世界上,妈妈的一切,有我一个人承担,已经够了。

这一回妈妈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中央台播放我制作的关于“西部歌王”王洛宾的纪录片《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让妈妈跟我一起看。我是唱着王洛宾的歌长大的,这部片子我拍了整整两年,获了大奖,应该是我的得意之作。

妈妈看得非常投入,片中王洛宾的歌她几乎都会唱。看完她说,刚解放时她在北京开一个文艺创作会议,她认识了王洛宾。

“啊”? 我惊奇得不行。

妈妈说开会期间她心情不好,晚上没事在一起闲聊。王洛宾向她讲了自己爱情的遭遇,她也把E君的故事讲给对方听。每次一提到E君她就哭,那时她二十多岁,老爱哭。

没想到两天后王洛宾送给她一首歌。

“啊”?我又大吃一惊。我问,还记得这支歌吗?

妈妈轻声唱起王洛宾为她写的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竟一点没忘。

 

亲爱的朋友,莫要把泪流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也有幸福也有愁

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寻求

只要你骄傲地仰起头,苦水也会化为美酒

 

妈妈说她拿到歌谱当时就唱给王洛宾听。

我让妈妈把歌词写给我,这一天是200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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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投资旅游业:广州女博士买下奥克兰市中心一酒店

华人在新西兰投资的新闻源源不断,最新的消息是女博士邓冬梅成功收购位于奥克兰市中心的酒店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2016年4月8日晚,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典礼在该酒店举行。参加典礼的有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商务领事陈京、南航新西兰公司总经理马志刚,新西兰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校友会会长黄伟雄、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葛益萍、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黄自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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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冬梅博士(中)同参加开业典礼的嘉宾合影

建于1928年的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是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店,最初由慈善组织救世军所拥有,用于圣经学校学生们的宿舍。在酒店的历史上,曾被叫做 Peole’s Palace 和 Railton Hotel。

 酒店总经理David McKay Tharp 介绍酒店情况

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总经理David McKay Tharp向众人介绍了酒店的历史和现状。他说,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属经济型酒店,拥有122个房间,最多能容纳254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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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京先生在致辞

在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的典礼上,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商务领事陈京先生发表了祝词。他说,新西兰旅游业增长迅速,很高兴看到华人企业家带着资金和经营、管理才干投资新西兰的旅游业。他说,经营酒店不仅要有商业责任,还有社会责任。他希望酒店在新任董事长领导下,合法经营、注重社区发展、注重环境保护、关注慈善事业,争取长远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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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雄先生在致辞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新西兰校友会会长黄伟雄先生在祝词中说:“广州同奥克兰是姐妹城市,广州人敢为天下先,邓博士是直接在奥克兰投资酒店的广州民营女企业家第一人。”

黄伟雄介绍说,邓冬梅博士在中山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在暨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赞扬邓博士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中山大学新西兰校友会的骄傲。

黄伟雄说,邓博士的投资项目是中大校友会两年前接待来访的中山大学负责人之后落实的项目。

这次庆典仪式也是中山大学校友会为校友邓冬梅博士专程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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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mi Lee Ross先生在致辞

新西兰国家党国会议员Jemi Lee Ross 也应邀参加了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的重新开业典礼。他在祝词中说:“新西兰是流淌着牛奶和蜜的地方,很高兴看到每年都有不少华商投资新西兰,这对新西兰经济发展很有益,我对此表示感谢。”

Ross 先生赞扬邓冬梅博士投资旅游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说:“新西兰旅游业比任何行业发展都快,去年旅游业增长率为31%,中国游客年增长率为63%。”

Ross说:“每位新西兰总理当选时,都会选择一个他们认为对新西兰很重要的部长职务。John Key 担任总理时,选择的就是做旅游部长,因为他认为旅游业对新西兰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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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刚先生在致辞

应邀在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典礼上发言的还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西兰公司总经理马志刚。马总说,他很高兴看到华商投资新西兰酒店,看到投资人来自广州更是高兴,因为南航总部就在广州。

马总说,中国同新西兰这几年空中交通发展迅猛,南航在2011年开通了到奥克兰的航线,国航和东航在2015年也开通了奥克兰航线。

“中新两国人员的交往非常密切,中国航企对新西兰旅游市场贡献非常大,John  Key总理在许多场合都对此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马总说:“南航去年运送29.5万乘客到新西兰,今年人数可能达到30万。然而,新西兰旅游基础设施不足,酒店床位供不应求。”

马总强调:“要满足更多中国游客到新西兰旅游的愿望,机位很重要,床位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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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刚代表南航向邓冬梅博士赠送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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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新西兰分行行长、中国商会会长王磊因在惠灵顿有公务不能前来参加酒店的重新开业典礼,他委托南航的马志刚总经理代表中国商会祝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有个光明的未来。

典礼上,中山大学新西兰企业家校友联谊会宣布聘请邓冬梅博士担任副会长,会长伍勇向她颁发了聘书,并代表联谊会向邓博士赠送了礼物。

伍勇(左二)向邓博士颁发聘书

 

伍勇(左二)向邓博士赠送礼品

邓冬梅博士在酒店重新开张典礼上盛情感谢了所有给予过她帮助的人,她表示会继续保持酒店原有的风格,同现有团队把酒店做的更好。最后,众人共同举杯,祝愿Kiwi International Hotel越办越好。


采访邓冬梅博士

典礼结束后,新任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董事长邓冬梅博士接受了本记者采访。

邓冬梅博士在被问到为何投资酒店时回答说,她把购买酒店、经营酒店“当作融入新西兰社会、同当地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

记者问邓博士之前是否在中国经营过酒店业,邓博士说没有,但是她对在新西兰经营酒店信心十足。她说她是学管理的,过去一直都在从事管理工作;她认为企业的管理都是相通的。

邓博士说,她是2016 4月1日正式接手酒店,她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融入了现有的酒店管理团队。

她说,酒店现在的总经理已经在店里工作了10年,经验丰富,会继续留任,所有酒店工作人员也都会留任。她说,几天前她同店里一名1949年出生、现在已经67岁的老员工攀谈,对这名老员工身上体现的工作精神和态度非常敬佩。

邓冬梅博士说,酒店现在的入住率在90%以上,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大都是自己上网订酒店的游客,很少团体订购。邓博士说她一点都不担心入住率,也不打算更改现有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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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仪式的嘉宾同邓冬梅博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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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侠客】王岐山反腐的关键词-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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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反腐的本质是权力腐败

作者:云峰侠客

改开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支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先锋队,涣散成私欲泛滥、追逐利益的政治团体,从上到下腐败成风,一身正气的好人成为了“稀缺物种”。腐败已经严重败坏了中共的形象,腐败已为全社会所痛恨!

于是,反腐成为要务,反腐深得民心。所以,王青天成为打虎英雄,王氏反腐赢得掌声一片。

云峰对岐山同志一直十分“关爱”。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不久,俺就以一篇《警惕王岐山 当心雷翻天》为岐山同志喝彩,深层揭示王氏打虎的原理图。随着打虎推进,俺又以《王氏反腐 赢得了4种人的掌声》和《王岐山的打虎还能走多远》二文,对王氏反腐的性质予以友情剖析。

十九大日益临近,为王大人能更上一层楼,有必要再次为王氏反腐歌功颂德并添砖加瓦。想必各位看官已经察觉,近日官媒私媒都在争先恐后为王大人树碑立传。作为王青天的铁杆粉丝,为王大人评功摆好自当仁不让。

仔细梳理王岐山三年多来的反腐历程,会发现二个字十分耀眼——权力,这是王氏反腐的关键词。

为权力而反腐

如前所述,中共的腐败引致民怨,为保住执政权必须反腐。但如果打着反腐旗号,为保护特定政治势力,对不同理念者、政治对手、不听话者、站错队的,进行定点清除,这就让反腐变了味。

三年前,当云峰提出王氏打虎是选择性反腐时,认同的人并不多。如今,子弹已经飞了这么久,该看清楚的想必都看清楚了。

二十年前有人说,拉出10个当官的一起枪毙,顶多错杀1个,而如今有人说,10个当官的,随便拉出1个枪毙,绝不会错杀。这就是当下中国官场的写照。

三年来,王氏打虎硕果累累,貌似战果辉煌。但请诸位仔细了,不要只看打了谁,要换个角度,看谁没有被打,您就会有所领悟。

如前所述,如今的官员,屁股干净的没几个,一抓一个准。但抓谁不抓谁,个中的学问和奥秘,你懂的。

为保住权位和权力,定点清除障碍,而对更大的老虎巨贪网开一面,这样的反腐再吹得天花乱坠,依然是为权力而反腐,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

用权力来反腐

王氏打虎以来,几个黑衣人押解某个官员的画面频频见诸媒体,不免令人想起厂卫,想起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甚至想起党卫军。

如今的中纪委法力无边,随时可以限制作为公民的官员的人身自由,想抓谁就抓谁,想关谁就关谁,抓谁关谁只需某人一声令下。

被抓者毫无申辩机会,说你有罪就有罪。一旦被黑衣人带走,立马嗝儿屁着凉,下半辈子报销了。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电视认罪,更是彰显了权力机构的一手遮天。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当下,这种未审先判的乱象,让有关部门的权力泛滥,近乎无法无天。

反腐也要依法,党纪不能违宪。用组织手段代替法律行为,用权力羁押代替行政执法,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

说到底,为权力而反腐、用权力来反腐,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权力腐败。

王岐山的权力腐败,眼下无人敢反,无人能反,因为王岐山手握重器—公权力和国家机器。想当年刘瑾和贝利亚权力浩大,结果又怎样呢?历史有时真的很幽默。

用腐败来反腐败,不知后人将如何评说。。。

2016年4月8日downlo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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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三)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三)

作者: 李蕴

春寒料峭,黄河渡口挤满了等待过河的部队。缺少粮食弹药,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细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妈妈和她的战友又冷又饿,在雨中打着哆嗦。忽然妈妈发现前面有一副担架抬了过来,她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她想都没想冲到担架边。

“朱总司令,朱总……”

正在发高烧的朱德睁开眼睛,  他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冻得缩成一团的女战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鲁艺大学生。

“朱总司令,我们这是上哪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延安?我们是不是失败了?革命能成功吗?我们能坚持吗?”

“谁说革命会失败?这只是战略转移,小鬼,相信党中央,我们一定胜利。”

又要集合出发了,妈妈在人群中默默寻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个告诉E君,延安能胜利,这是朱德说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她还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没见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收复了延安,妈妈跟着“鲁艺”剧团回到了原驻地。

那天部队领导开会说,“鲁艺”集体创作了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马上排练,由妈妈主演白毛女。

《白毛女》讲的是穷人家女儿喜儿被抢到地主黄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进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树皮和庙里的供品充饥,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头发变白,由人变成了“鬼”。解放了,喜儿被救回来,从此由“鬼”变成了人。

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白天排戏晚上演戏,有时间还去炊事班帮助烧柴,洗土豆。她的话越来越少,歌声却越唱越响。后方的王坤、前方的妈妈把《白毛女》演得热火朝天,妈妈也越唱越红。

为了排好这出重头,戏剧团新派来一位导演。妈妈听说他专门学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很有学问。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镜,举止斯文,说话文雅,平时讲课深入浅出,白天领大家排戏晚上伏案写作。

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妈妈大十多岁,在排《白毛女》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

等我长成大人后,爸爸曾对我说,当时妈妈不但戏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轻漂亮又很单纯。

妈妈对我说,当时她还没有从E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许新的感情能代替过去,找一个岁数大点的也许是个依靠。

妈妈怀上我后还在演《白毛女》。有一次,演地主黄士仁的演员不小心一脚真踢到了妈妈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台上是起不来。其实,当时为了演戏妈妈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么蹦、怎么跳我就是不出来。一直到她随爸爸去了北京,妈妈挺着大肚子还去天安门观看了“开国大典”。

有一天,妈妈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医院。一位领导告诉她,是E君患了绝症住在医院快不行了,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想见见妈妈。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不知道是怎样走进病房的。她天天想见E君,可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只记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声大哭,后来她非常后悔,因为重病的人是不能这样激动的。她更后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记不得E君都说什么了。

是妈妈真记不得了、还是E君的话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妈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刚解放,中国电影急待振兴,爸爸被组织上送去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创作学习班,妈妈跟着爸爸在电影局任办公室秘书。在延安就一直从事歌剧戏剧创作的爸爸,开始走进他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电影世界”。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医院。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出世的时候,妈妈的难产险些要了我俩的命。

关于我的出生,妈妈不知道给我唠叨了多少遍。那时孩子生不下来,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头的铁栏杆都拽弯了,医生护士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

医生要等在门外的爸爸签字,问爸爸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爸爸哭丧着脸说“大人孩子都要”,这句话让妈妈终生没忘。后来医院终于请来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从痛苦的母体中拉了出来。经过大流血的妈妈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说是林巧稚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两年以后,妈妈又怀上了弟弟。还是剖腹产,还是大流血,还是林巧稚大夫上阵。弟弟总算活出来了,林巧稚果断给妈妈做了绝育。她说若再生就没命了。

在电影局陪着首长已经看了上千部国内外电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学习班结束后,他带着妈妈雄心勃勃地奔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可是大家都想做导演没有人写剧本呀,于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朝鲜去了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迹,希望他能搞一个电影出来。

妈妈也陪同去了,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山头上,他们手捏着被炮弹炸成的山石粉末,电影《上甘岭》的构思在爸爸心中开始成熟。

回到长影,爸爸开始了《上甘岭》的剧本写作,妈妈被分配在演员剧团。由于两次大手术使她的身体很难恢复,少有了延安时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给她的那块丝绒缎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袄,没想到第一天穿到剧团引起议论。接着是开党小组会,批评她穿这样的衣服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这件小棉袄妈妈一共就穿了几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还放在我的柜子里。大会小会的轮番批评更使她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觉,结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迟到早退。于是又开党小组会,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加“自由主义”。妈妈再次大会检查小会检讨,写了检查再犯、犯了错误再检查,没完没了的折腾导致情绪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闹。

平时话就不多说话、声又不大的爸爸文质彬彬,生来不会吵架,他总是非常理智地和妈妈讲道理。可是跟几乎疯狂的妈妈有什么道理可讲,换来的是妈妈更加病态的无理取闹。

1952年,爸爸正在紧张地写《上甘岭》剧本,妈妈冲进来抓起剧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抡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扫帚扫,还不许让碎玻璃有声,否则就是两个耳光子搧到我的脸上。

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小白楼是专门供编剧作家写剧本的地方。有一次妈妈又打我,我吓得跑到正在开会的爸爸的办公室,一把推开门扑到爸爸身上,吓得混身发抖。幸好有开会的叔叔阿姨好说歹说算是把妈妈劝住了。

妈妈把她内心的郁闷和痛苦都发泄在爸爸身上,这对爸爸是不公平的。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没找到答案。

记得有一天半夜妈妈回来,一怒之下将我像擒小鸡似的从被窩里抓出来,我最痛苦的是我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挨一顿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说。从此,妈妈在我心里简直是一个吓人的妖魔,我害怕她,想起来就恐惧。以后我愈加自卑,因为有这样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说、不敢动。

妈妈对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骂,高兴了抱过来亲一亲,不高兴了不知为什么就一个耳光抡过去。弟弟真的是在妈妈的巴掌下长大的,也就是从这时起,弟弟的心离妈妈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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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李 蕴 

妈妈所在的部队是120师。师长是贺龙。

李蕴妈妈

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E君了,妈妈头不梳、脸不洗,天天躲在窑洞里哭,哭完了开始吃黑豆。那时延安粮食极缺,好长一段时间主食就是黑豆,  每天一个鸡蛋也不发了。妈妈吃完了黑豆上台就唱,下台后就开始拉肚。几天下来,人瘦得皮包骨。

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遇到了E君报社的一位同事。那个人告诉她,E君被组织上判给别人了。妈妈听不明白,那人说,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看上E君了,非要和E君好,于是天天找她爸爸闹。那位首长被女儿闹得没办法,只好去找贺龙。贺龙决定:以不影响中央首长工作为由,把E君判给了那位首长的女儿。

“那E君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服从组织分配”。

妈妈如疯了般挣脱老大姐和女学员们的阻拦,独自冲进了一个部队领导的窑洞。她一边哭一边喊,凭什么把他俩分开。她大吵大闹,无法无天,领导气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说:“这是部队不是妓院,哪能容得你这么不知羞耻。” 领导还说:“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有没有组织纪律?”说着就让人把妈妈拖出了窑洞。

妈妈不知道,这时由中央决定的由康生具体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妈妈被点了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整风会上作检讨,回答各种问题,然后要写书面材料,从家庭出身开始交待。妈妈说不清父亲和家里人的事情,于是批判会一次次开,检查一次次写。妈妈被定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可她到头来也没搞清倒底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不久,老大姐和她在部队任领导职务的丈夫也被打成了“特务”。

以后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有一半以上人被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搞了两年整风抓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中央党校抓了250人,毛说应该是350人,边区抓了7000人,毛说应该是10000人。结果,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多万特务大兵。

年轻的妈妈不懂这些,她只是想E君。

正在受审的老大姐来劝妈妈,妈妈倒在她怀里,泪水伴着一句句哽咽。妈妈说她没有别的希望,只想再见一次E君。老大姐摇着头说,不能再见了,这是组织决定。

老大姐说组织就是党,一切都要听党的。妈妈很困惑,她是党员却不知道党在哪里,党是什么样的。老大姐说:”有的时候,组织可能会不了解你,甚至怀疑你,只要你坚信组织,一切都会解决的。”

妈妈被开除了八路军。

不到二十岁的妈妈离开了部队,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E君这时候在哪里。她知道太原是回不去的,父亲已经去世,继母是不愿让她回家的,她只能呆在延安。

她走到一个老乡家,老乡认识她是演《兄妹开荒》的妹妹,有着银铃般的嗓音。老乡收留了她,她天天帮老乡家挖土豆,背柴火。她觉得土豆比黑豆要好吃些。她一边挖土豆一边想E君,一边想E君一边掉眼泪。

终于有一天,老大姐拿着一个包袱急匆匆来找她,告诉她延安整风结束又开始“纠偏”,她的“特务”身份已经得到甄别,妈妈也作为被纠偏对象可以重新回部队。妈妈听后扑在老大姐怀里大哭,她说她就是想见E君。

老大姐说绝对不可,听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就要结婚了,丈夫就是E君。

“那E君他同意了?”

“这是组织决定,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敢说,妈妈后来犯精神分裂,受刺激的根子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症,可是纵看妈妈的一生,延安时期的生活才是导致她一生痛苦的根子。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了。

经常听到有些妈妈的老战友批评妈妈不坚强——一个年轻又单纯的女孩子,又能要求她怎样坚强呢?

可怜的妈妈。

可惜了解到这一切,已是在我二十多岁以后的事了。

老大姐打开了她身背的包袱,帮妈妈穿上了延安的军装。妈妈机械地任老大姐摆布,她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穿军装的兴奋。

回到部队后,妈妈又写了好几次检查,总算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妈妈又开始演戏了,她的歌声又响在各个部队的舞台上。

几个星期后,学院接到通知,要戏剧班的女学员去参加周末舞会,一大帮女学员嘻嘻哈哈地到了延安小礼堂。

三把二胡、一架洋琴、一支笛子,还有一支唢呐,为平时演出用的小乐队这时成了舞会的伴奏。当首长们走进礼堂时,音乐响起来了,女学员们一个个紧张得崩紧了脸。老大姐这时走到妈妈身边,往前一指说,那位首长先下场,你去请。

“他是谁”?

“朱德”。

妈妈想都没想立即执行命令,在全场的注视下大步走到朱德面前,立正,敬了个军礼。朱德微笑着拉起妈妈的手,妈妈随着他挪动起步子,舞会就这样开始了。

晚上回到窖洞,妈妈的脸还热得发烫。老大姐帮妈妈铺被子,说了句:“你今天很漂亮。”

时间到了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了。当时中央指示要找个嗓音好的女同志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喊出去,于是部队领导就选定了妈妈。

妈妈知道那些广播器材是周恩来从敌占区搞过来的,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念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延安沸腾了好几天。晚上,大家把破布緾在木棍上洒上煤油高举着火把,沿着宝塔山弯曲的小路,拉起一条长长的火龙。有敲洗脸盆的,有扭大秧歌的, 就是没人去想抗日战争是怎样胜利的、日本鬼子是怎样投降的。

1947年,蒋介石调精兵强将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成千上万的部队向黄河边集结。

妈妈的演出也停止了,大家随着部队转移。部队派了几个战士保护多是女兵的文艺兵撤退。老大姐还是忙前忙后的招呼着这帮娃娃兵。道路泥泞,又要爬山,加上乐器和各种家什,文艺兵慢慢和大部队脱节了。

有人突然发现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大家顿时慌了手脚。老大姐果断命令她自己和几个拿枪的战士留下掩护,其他人向山下撤退。

女兵们都知道老大姐这时已怀孕,说什么也不让老大姐留下。妈妈抱着一棵树就是不走,任凭老大姐怎么说也不撒手。最后老大姐掏出枪对着自己的头说,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这里。妈妈拽着老大姐的胳膊痛不欲生,最终被战友们拉走了。

她们躲进一个山洞,很快听见山下有人唱歌,是老大姐的声音,为了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是一阵枪声。直到天黑下来,才等到一个负伤的战士撤回来。他说老大姐被敌人抓住了,她现在还躺在血泊中。

老大姐的牺牲是给妈妈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她陷入空前的失落而不可自拔。直到她老了还常念叨老大姐。

老大姐,妈妈一生都没忘记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