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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从韩国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奥巴马的演讲

2024年10月8日星期四,53岁的韩江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韩国作家和亚洲女性作家。

消息传来的当天,就有网友在微信群推送韩江的获奖作品 – 《素食者》(The Vegetarian)。据说,这是一本超现实主义颠覆性小说,而且早就被翻译成了中文。

韩国女作家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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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另有网友讲述他刚刚读完韩江的另一篇小说《少年来了》。他说,他在阅读时,”发现小说中一段文字描述的场景特别熟悉:韩国军队在高处的狙击手不断枪击那些试图冲出去救助已经被枪击倒地示威群众的救助人员。看到译后记,才知道这部小说的出版早于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两年,电影显然是借用了韩江书中的描写片断。“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为亚洲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高兴,特别是为一个韩国裔女作家获奖感到高兴。

韩江的文学成就不是孤立的。近十多年来,韩国文化非常繁荣,无论是在流行音乐、电影还是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国际性成就。

可能许多人还记得那首《江南Style》(Gangnam Style)吧!由韩国歌手Psy演唱的这首歌曲于2012年7月15日发布后,迅速风靡全球,成为第一支在YouTube上点击量突破10亿的音乐视频,也让被昵称为”鸟叔“的歌手PSY在国际上广为人知。

不过,鸟叔可不是草根出生,1977年出生在韩国首尔的他曾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和伯克利音乐学院,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呢。

鸟叔在《江南Style》演唱中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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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方面,韩国也创作有口皆碑的世界级作品。 韩国影片《寄生虫》在201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还在2020年获奥斯卡最佳电影奖,成为获得奥斯卡最高奖项的首部非英语电影,打破奥斯卡90年来的历史记录。同时,《寄生虫》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原最佳外语片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奖。

在2020年,《寄生虫》导演奉俊昊被列入时代杂志“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年度榜单和彭博社前”五十大人物“。

《寄生虫》导演奉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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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中,只有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2000年)在200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如今,又传来了韩国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韩国文化作品的世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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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网上可以阅读到韩江的《素食者》,但在阅读这部被誉为”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的作品之前,我第一时间翻阅了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纪念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讲话。

奥巴马是2013年7月27日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朝鲜战争将士国家纪念碑”(National Korean War Veterans Memorial发表这一演讲的。

我不记得为什么是在2021年10月14日在毛传媒发表了奥巴马总统演讲的中文版,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偶然读到奥巴马演讲的英文版或是中文版,被深深打动了。

三年过去,那种感动依旧还在。

奥巴马在演讲中说:“那些年轻男儿——有些还只是18、19、20岁的男孩子——离开他们所有心爱的人,去保卫一个他们不曾知道的国家和那里素未谋面的人。”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被俘军人是我们国家曾经培养出的最坚强的战士。”

”当5千万韩国人民生活在自由之中——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度,生活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与北韩的压迫和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时——那就是胜利,那就是你们的功绩。(When 50 million South Koreans live in freedom — a vibrant democrac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ie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repression and poverty of the North — that’s a victory; that’s your legacy.) ”

“自由是有代价的 (Freedom is not free)“, 韩国能有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的今天,离不开当年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所做出的巨大牺牲,36574名美国爱国将士在朝鲜战争中失去生命。

在朝鲜战争牺牲的军人中,还有45名新西兰军人。

我是在2006年10月8日才得知新西兰军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细节。

那天,我应邀到奥克兰北岸观看“南十字星韩国表演艺术团 (The Southern Cross Korean Performing Arts Group / SKPAG)”的演出。有十多名参加过韩战的老兵也应邀观看这场演出。演出开始前,艺术团公共关系负责人Michael Hamilton 介绍我同几位上过韩战战场的老兵交谈和拍照。

几位老兵告诉我说,当年一共有6000纽西兰士兵作为联合国派出的军队奔赴韩国战场,因为不是在前方一线作战,伤亡不是那么大,但是也有45名纽西兰士兵阵亡。这几位老兵当年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七八十岁了,但一个个看起来都精神矍鑠。

几位参加过韩战的新西兰老兵 (毛芃摄影)

从2006年到现在,18年过去了,我当年拍摄的这几位退伍老兵不知是否都还健在。

我想,如果得知韩国人又取得一项世界级的文化成就时,他们心里一定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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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获奖作家韩江:“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2024年10月8日周四,以超现实主义颠覆性小说《素食者》(The Vegetarian)而闻名的韩国作家韩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她是韩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

韩江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在韩国引起一片欢腾,并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作家和书迷的欢迎。
韩江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在韩国引起一片欢腾,并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作家和书迷的欢迎。 Ahn Young-Joon/Associated Press

该奖项主办方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奖原因是“她以带着炽烈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素食者》2007年在韩国出版,被翻译成英文后,该书获得了2016年国际布克奖。这本书讲述了一名抑郁的家庭主妇因停止吃肉震惊了家人的故事;后来她完全停止进食,渴望变成一株只靠阳光生活的树。波罗奇斯塔·卡普尔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中说,韩江“在韩国被誉为预言者,这不无道理”。

韩江获诺贝尔奖是一个惊喜。在获奖名单公布之前,博彩公司最看好的获奖者是以难以分类的小说见长的中国先锋作家残雪。但韩江获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作家和书迷的欢呼,在韩国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尹锡悦总统在声明中说:“这是韩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也是举国欢庆的时刻。”他在声明中指出,韩江有能力捕捉韩国近代史上的痛苦片段。韩国流行乐队防弹少年团(BTS)的成员也进行了庆祝,其中一名成员在韩江的照片旁边加了一个哭脸和一颗心的表情。

在韩国国内,一些人惊讶地得知是一位韩国作家获奖。“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首尔的上班族朴相仁(音)说。“没有人告诉我们,今年我们有一个很有希望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韩江的小说《不做告别》(We Do Not Part)将于明年1月在美国贺加斯出版社出版,她的翻译之一佩吉·阿尼亚·莫里斯说,韩江的开创性作品重塑了韩国的文学格局。

“韩江的作品激励了一代韩国作家,让他们在题材上更真实、更大胆,”莫里斯说。“一次又一次,她勇敢地面对审查和保全面子的文化,她每次都以更强大、更坚定的作品,挫败那些让她闭嘴的企图。”

韩江的英文译者之一佩吉·阿尼亚·莫里斯说,她的作品 “激励了一代韩国作家更加真实、更加大胆”。
韩江的英文译者之一佩吉·阿尼亚·莫里斯说,她的作品 “激励了一代韩国作家更加真实、更加大胆”。 Kim Kyung-Hoon/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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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53岁的韩江于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她的父亲也是一位小说家,但远没有她成功。一家人经济拮据,经常搬家。在2016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韩江表示,她那短暂的成长期“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太艰难了,但我还好,因为我被书围绕着。”

韩江九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到了首尔,几个月后发生了光州起义,政府军向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枪,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死亡。她在2016年的采访中说,这件事塑造了她对人类暴力能力的看法,它的幽灵一直困扰着她的写作。在她2014年的小说《少年来了》(Human Acts)中,一位作家目睹了警察对一群活动人士进行突查。

她还回忆起看到人们排队为在起义中受伤的人献血的画面。

“这就像两个无法解开的谜语,印在我的脑海里:人类怎么会如此残暴,人类又怎么会如此崇高?”她说。“当我写小说时,我发现自己总是回到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主题上来。”

小说家赫尔南·迪亚兹称赞韩江“格外善于倾听历史的传闻”,并说,她可以“触及塑造和伤害了整整几代人的创伤,而且她从来没有把她的小说变成单纯的说教工具”。

韩江在延世大学学习文学,最早出版的作品是诗歌。她的处女作《玄鹿》(Black Deer)出版于1998年,讲述了一个失踪女子的神秘故事。在2016年的采访中,韩江说,大约在那个时候,她萌生了想法,要创作关于一个女人变成一株植物的短篇小说,她最终把这个故事写成了《素食者》。

在处女作之后,她又写了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几部中篇小说、散文集和短篇小说集。她的其他小说包括同样获得国际布克奖提名的《白》(The White Book)和2023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希腊语时间》(Greek Lessons)。

在《希腊语时间》中,一个女人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试图通过学习古希腊语来恢复这种能力。伊德拉·诺维在为时报撰写的书评中称,这部小说“颂扬了可以在共享的语言中看到的那种难以形容的信任”。

“韩江是一个预言者,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韩江的北美出版商贺加斯的执行编辑帕里萨·易卜拉希米说,她指出,韩江的作品反映了“对女性内心生活的非凡洞察力”。

她说,韩江的作品如今在韩国备受推崇,但这花了一些时间,她的一些书最初不被人理解。韩江说,《素食者》被认为“非常极端和怪异”。

她在本国出版小说和诗歌20多年后才有了英文译本,当时黛博拉·史密斯翻译了《素食者》,只凭前10页就将它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商。

2016年,《素食者》英文版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推动了翻译更具实验性的小说的新浪潮,其中包括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作品。

“她的作品、译本以及作品获得的成功促使对韩国文学的翻译变得更前卫、更实验、更大胆,”居住在首尔的韩语翻译和作家安东·胡尔说。“她改变了关于韩国文学的对话。”

牛津大学文学教授安基·穆克吉说,近20年来,她“年复一年”地在课堂上教授韩江的作品。“她的作品始终带着政治性——无论是身体政治、性别政治,还是人与国家斗争的政治——但她的作品从未放弃文学想象力,”穆克吉说。“她的作品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俏皮、有趣、超现实的。”

诺贝尔奖是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是作家、诗人或剧作家事业的顶峰。过去的获奖者包括托尼·莫里森、哈罗德·品特和2016年的鲍勃·迪伦。除了能获得声望和销量的大幅提升,获奖者还能获得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的奖金。

虽然对于诺贝尔奖得主来说,韩江相对年轻,但她还是比1907年以41岁的年龄获奖的拉迪亚德·吉卜林要年长得多。

近年来,由于女性或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获奖者数量过少,文学院一直在努力增加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多样性。

自2020年以来,文学院将该奖授予了有色人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他的小说剖析了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以及两位女性——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和法国自传体作家安妮·埃诺克。

去年的获奖者是挪威作家兼剧作家乔恩·福瑟,他的小说以冗长的句子讲述,往往含有宗教色彩。

韩江是第18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授予120位作家。

一些学者和翻译认为,韩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女性,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许多最具开创性和挑衅性的当代韩国文学都由女性小说家创作,其中一些作家挑战并揭露了厌女症,以及韩国女性所承受的负担。然而,在媒体和文学界,年长的男性作家往往被视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竞争者。

莫里斯说:“多年来,关于如何让韩国获得文学奖的讨论似乎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答案可能是韩江,尽管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韩江之外,莫里斯还翻译了朴景利和李智敏等韩国女性的作品。“因此,看到一位女性成为结束韩国文学诺贝尔奖荒的人,这是一个惊喜,也是一种诗意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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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朗普国安顾问博尔顿:新西兰的反核政策是个错误

近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接受了新西兰电台RNZ的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Guyon Espiner)的专访。博尔顿表示,如果新西兰继续严格禁止核技术,将会面临危险。他说,新西兰坚定的反核政策是一个错误。

约翰·博尔顿接受了RNZ的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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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NZ 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Guyon Espiner) 最新的访谈节目中,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新西兰“应该认识到核武器和核能之间存在着差异 – 即使在海军战舰上也是如此。”

博尔顿说,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核灾难加强了新西兰的反核立场,但自那时以来,核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如果你想对核武器建立禁忌,好吧,我明白,但对于核能本身实施禁忌,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20 世纪 80 年代,博尔顿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当时新西兰在工党政府总理 David Lange的领导下,禁止核动力或核武装船只进入新西兰水域。

这一政策导致了新西兰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新西兰叫停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宣布美国不再承担对新西兰的安全保护义务。

John Key 2008年担任新西兰总理之后,新西兰同美国的历史裂痕逐渐得到弥补。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访,与时任新西兰外长外长Murray McCully签署了《惠灵顿宣言》;2012年,新西兰国防部长Jonathan Coleman 同美国国防部长Leon Panetta 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华盛顿宣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得到了恢复和深化,尽管新西兰的无核政策仍然保持不变。

约翰·博尔顿接受RNZ主持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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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表示,虽然他不同意新西兰的无核立场,但美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

博尔顿说,新西兰的无核政策并不妨碍新西兰对AUKUS协议产生兴趣,也不会影响新西兰同美国的密切关系。

AUKUS协议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边防务条约,于 2021 年9月推出,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AUKUS的第一支柱安排主要是美国同澳洲分享核潜艇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装备核动力潜艇舰队,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崛起。

新西兰的无核立场实际上阻止了其加入AUKUS联盟。虽然AUKUS 第二支柱的安排可能不涉及核潜艇,但新西兰加入第二支柱的进展仍处于早期阶段。

博尔顿接受RNZ采访时中说,展望未来,在这个日益危险的世界中,他“不希望看到新西兰被孤立,因为那样新西兰只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尽管它距离其他大陆非常遥远。”

博尔顿还说,他个人”希望新西兰也能加入AUKUS第一支柱。”

这张文件照片拍摄于 2018 年 4 月 9 日,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聆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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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是美国共和党的战略家,曾在里根、布什和特朗普政府任职。

他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是特朗普在任期间四位国家安全顾问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约为 18 个月;后来因外交政策分歧被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解雇。

博尔顿在接受新西兰电台盖恩·埃斯皮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特朗普。他说:“我认为他(特朗普)造成了很大损害,当然是损害了我们机构的信誉、损害了人们对美国体制和宪法的信心。我认为如果他连任,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博尔顿说:“很明显,他不适合当总统。他造成的损害将花费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修复。”

不过,博尔顿并没有跟随共和党的同僚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总统。

“我不会投票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应该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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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博士:华尔街经济学家罗奇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严重误判,中美已进入“新冷战”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 – 赵晓博士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是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也是中美经济关系领域的重要观察者。然而,他的观点和立场在过去几十年中频繁摇摆,令人质疑其稳定性和洞察力。他曾被认为是“中国的朋友”,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0年成立以来,他连续24年受邀参加。但在今年,他首次未能发言,因为他曾公开撰文指出“香港已经玩完了”,而这导致他自称的与北京和香港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融洽。

Stephen 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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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时期,罗奇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如今,他的观点逐渐转向悲观,但又未完全放弃对中国崛起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虽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但仍能化解问题,并在2030年代内与美国经济“趋同” 。他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恢复美中关系。然而,这一系列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本文将从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地缘政治局势三大方面,对罗奇的判断与建议进行评论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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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远比罗奇预估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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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承认中国正面临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困境的三大挑战之一(另两个是生产力不足和消费不足)。然而,他看到了问题,但显然远远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知名人口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远超罗奇的预测。易富贤指出,2050年中国总人口或将降至10亿左右,而在本世纪末可能进一步下降到3.2亿。这一预测远低于联合国和中国官方的数据,揭示了人口锐减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从最高占美国的81%滑落到现在的59%。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扭转,罗奇并未给出有效对策。劳动力持续萎缩、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将对养老金、社会保障体系及家庭结构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再多的生产力提升措施也难以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动力缺失。罗奇关于中国赶超美国的乐观预测在这一点上缺乏足够支撑。


二、改革开放的终结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局

罗奇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再平衡”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不仅人口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更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改革开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的死亡导致了外资及民营企业信心的全面崩溃,经济重心转向低效的国营企业,民间资本外流严重,而这一切正发生在要命的全球化倒退和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方位高度管控使创新和活力受到严重抑制,市场信心持续低迷,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加悲观。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结构性改革”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罗奇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奇迹的幻想显得过于天真,却未意识到这一模式已经彻底过去,现有的治理模式和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就连国际环境也已物是人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将在国家安全的主导下,难以避免地受到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治理模式的限制,这将深刻影响长期信心和消费预期。


三、中美关系回不到“再接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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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缓和美中关系,并借鉴“尼克松时刻”来打破僵局。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现实脱节。自2020年以来,美中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外交领域的全面对抗早已超出“接触”范畴,事实上进入了“新冷战”的全面竞争状态。罗奇所期待的“再接触政策”缺乏实施的条件与实际动力。

当前,美国政界两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几乎达成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已经从“竞争”转向“遏制”。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俄乌战争、中东冲突这两大热战的双重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美中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双边问题,而是深嵌在全球战略布局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罗奇企图恢复“再接触”政策的建议,哪怕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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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罗奇的判断过于乐观且脱离现实

罗奇试图为中国经济及美中关系寻找出路,但他的建议未能反映出中国深层次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他低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对经济结构性困境的认知缺乏深度,而对美中关系回归正常的期待则显得过于天真。这些因素都显示了他对中美局势的观察逐渐失去准确性。

可以说,罗奇的观点陷入了“不讨好中美双方”的尴尬境地。他对中国的批评无法切中要害,而对美国的期望又显得过于理想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复杂局势与中国内部的多重困境,他的“再接触政策”不过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愿景,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未来,中国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内部调整,而美中关系无论未来谁当总统,都会在竞争中持续紧张。罗奇的观点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不够深刻,他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低估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也高估了中美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最终,罗奇的建议更像是一种基于过时经验的自说自话,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事实改变,我的看法也改变。”但问题在于,他是否真正认清了当下的事实?认清事实并作出真正务实的判断,这才是罗奇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更多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


(赵晓博士曾任中国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现暂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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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2):硬基建边际效率下行,软基建畸形

这个专家写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全面,水平很高! – 飞雪

本篇经济评论围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展开,展示了作者通过对房地产、债务、外汇储备等关键经济指标的观察,成功预判危机的路径;评论强调了中国加入WTO后中低档制造业的竞争力及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提出供给侧改革不应忽略需求侧的重要性。作者还通过分析国际贸易战、新冠疫情后的经济下行,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强调软基建的重要性。因为软基建(住房、养老等)的投入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我关注沿海房地产与港澳台及东南亚经济金融互动,那时我先后到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香港等,抓住房地产产供销与债权债务流动情况,得以预判那时债务断链的影响以及其传导大致路线图。好在那时仅仅是局部危机,但是却让我体会到了泡沫化危机到底是个什么样。

2001年中国入世,起初我也担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到了2003年,我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注意到中国中低档制造业规模出口优势,接下来我也认为中国基建也要抓住时机。据此我预测中国外储迅速增加的利弊,按照那时的增速,我推算出2008北京奥运前后,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注1)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集中度过大、过快总会有剧烈失衡,对于秀水街经济体可能会是城乡二元经济某个环节断链,对于华尔街经济体可能会是虚拟经济某个局面断层。

那时我虽然肯定了会是美国房地产危机,但是没想到会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债危机。

2008危机之后,我综合城乡所有制、要素权益(注2)、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市民待遇之剪刀差(注3),推断其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广度和深度,会有一个二十年周期,于是推断会从房地产、外汇储备危机转移到产能全面过剩危机,因为其7年周期特征明显,而且在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之间倒转明显。

2015年8.11汇改(注4)前后的股灾、汇灾、债灾其实是相对容易被准确拿捏的。

三个七年,现在已经过去两个七年了。

好在我有很多专业简报放在一些历史的档案之中,让我以上和以下的叙述,显得不那么自吹自擂。

那时五大发展理念(注5)、新常态被诠释为供给侧改革,我意识到这个路径的主次不分可能的后果,相当于“半夜玩龙灯越玩越转去”。

供给侧为辅,需求侧为主,才是那时的王道。

也就是说,要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为主,第一步政府从投资硬基建转到投资软基建,而不是花拳绣腿减免农业税之类;第二步所有制、市场准入并轨,第三部要素权益、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并轨,即最终两腿都要有力、交叉协进才是最优选择。那时中国已是中等收入,政府角色要从拔高转到托底建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使其收入处于稳定状态。

在社会普遍贫穷的时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到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迅速转变为托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最优的扩中与拔高。(“扩中”就是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拔高”是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么做可以保障社会底层的福利和稳定;这种转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那时奥巴马的再平衡、出口倍增计划也多少延续了之前G2、G20(注6)合作之势。

可惜历史还是在这里拐了弯。

2017年特朗普执政,尤其是欧盟与美三零协议(注7)、日韩分别与美FTA升级后,我以为他们成功地祸水东引,中美提前博弈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博弈,而美欧、甚至美与日韩博弈都还是经济社会上的棋逢对手,彼此博弈还可以双赢多赢,而中美则一定是双输、多输。

所以那时我总是建议要抢先与之三零协议,在这些国家签订三零协议之后,我再建议中美完全可以超越之,因为中国百多年、尤其是七十年体制机制性积累的中低档制造业全面绝对产能过剩,确实需要持久深刻地外部开放方可渐进均衡之。

可惜对外简单迷信举国体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三个阶段间的天然逻辑;对内简单迷信不养懒汉惯性思维,却不知道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具有全世界最大的结构性失业、贫困问题,这天然需要制度化托底,否则始终难以完成扩中与拔高。

最早是从2003年开始,我基于中国内外顽强的二元经济现状,坚持认为要是不搞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则内部本身就又会来一个危机,要是再盲目地加大货币财税力度,而且还是投资、投资、再投资硬基建,等待中国的将会是内外市场都难可持续:对外会有一个产能过剩之死亡十字交叉,对内会有一个二元经济导致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极端背离,最终也会是一个死亡交叉。

2018-2020年两年贸易战、以及之后新冠中的各种混战,而现在正在兑现的经济社会下行,都让最坏的结果不期而遇、不幸而言中。

总结我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分析,新时代之初前总理李克强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前,我提出了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更早前,我希望四万亿救市是硬软两个基建并重,即硬的是铁工机,软的是教育、医疗。没想到新时代之后还是单方面的硬基建、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电动车之类,住房、养老类的软基建还是畸形,十多年过去了,消费能力终于严重不足。

当硬基建边际效率下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终于拖累了GDP,致使其螺旋式下行,让人好不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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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海外华人学者看中国经济症结(1):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市场经济


ChatGPT解读:

作者希望硬性基建(如铁路、工业设施)与软性基建(如教育、医疗)并重。然而现实中,硬基建被过度倾斜,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

作者认为,当硬性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设施等)的边际效率下降时,软基建的投入应该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注1: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

秀水街经济体、华尔街经济体被定义为工业化在起步到过半阶段之间、参与全球化不高或像中国这样改开刚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经济体,往往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港澳台欧美城市与中国城市之间架设前店后厂;国内需要秀水街市场代理,国外需求沃尔玛之类的超级商业企业代理,而华尔街经济体就在这些代理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经济之上的信息、知识、信用经济之虚拟经济优势,尽管如此,其与实体经济之间也是按照信用率区间周期性滚动运动来发生作用,即还是要信用平衡,否则也会发生泡沫化危机,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之间。- by 作者

注2:要素权益

指的是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等)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拥有者通过提供这些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要素权益反映了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价值和分配机制,通常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收益分配相关。

注3:剪刀差

“剪刀差”指的是在某些指标或数据之间出现的差距,特别是指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等。

注4:8.11汇改

指的是中国于2015年8月11日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调整,使其更市场化,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一政策导致人民币贬值,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中国及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5:五大发展理念

这是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发展战略,这些理念旨在引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应对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

  1. 创新(Innovation):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 协调(Coordination):促进区域发展和社会公平。
  3. 绿色(Green):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4. 开放(Open):推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合作。
  5. 共享(Sharing):强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注6:两国集团(G-2或G2)

两国集团概念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首次提出, 指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拟议的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20日—2017年1月20日)上任后,以此术语作为中美关系的中心,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认同。支持者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应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

这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七国集团(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日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沙乌地阿拉伯)、六个重要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南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两个区域组织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G20由世界上大多数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组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国际贸易的75%,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和以及世界土地面积的60%。

注7:三零协议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便宣布脱离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 –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但我还是建议参与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2018年7月,当美国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高额关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奔赴美国,在与特朗普深谈3个小时后,双方宣布美欧要建立“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除汽车行业外零补贴”的“三零”自贸区;之后WTO被事实上架空。

“三零”协议其实就是来自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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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侨领职责之我见:社区领袖理应在调解纠纷方面发挥更大

在当代华人社区,尤其是在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上,矛盾和纠纷的频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些矛盾有时会升级为相互谩骂,甚至进一步走向诉讼。然而,走法律途径是否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打官司固然是一种合法的途径,但从长远来看,它不仅消耗了时间和财力,还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需要探讨更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特别是在普通民事纠纷中,法律不应成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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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4日,姚冬蕾在她组织的选举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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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诉讼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解决方式。诉讼过程漫长复杂,涉及律师费、法院费用以及当事人自身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些相对较轻微的纠纷,如网络谩骂、观点冲突等,诉诸法律往往不符合成本效益。这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虽然能够得到处理,但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却可能造成纳税人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未达到严重的法律伤害时,动辄诉诸法院无异于小题大做,无法有效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诉讼的泛滥可能加剧社会对立情绪。比如,因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产生的网络骂战,如果每次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法庭将被淹没在大量琐碎的案件中,不仅浪费了法律资源,也破坏了社区的和谐氛围。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些纠纷,往往只能暂时平息表面的争端,但并不能真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反而可能导致矛盾更加激化。

因此,法律之外的调解成为了一种值得推广的纠纷解决方式。事实上,庭外调解是法律系统允许的手段之一,且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低成本的优势。社区领袖作为德高望重的人物,理应在调解纠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纠纷都发生在社区领导人所管理的微信群中,而这些侨领在平时的公开场合往往表现得风光无限,然而在社区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们是否真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区领袖不仅是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他们肩负着维护社区和谐的责任。新西兰有好几个大型华人联合会,在社区中拥有多个协会,当某个协会内部发生矛盾时,社区领袖理应站出来进行调解,而不是让矛盾发展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如果社区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缺位,任由矛盾发展严重再交给法院处理,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调解工作可以在初期就化解冲突,不仅能避免法律诉讼的高成本,还能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总而言之,面对社区中的矛盾和纠纷,诉讼不应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我们应当更多依赖社区中的调解机制,尤其是社区领袖的调解能力,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矛盾,以维护社会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对立与冲突。


(作者为奥克兰爱心协会会长,该协会包括奥克兰老年互助关爱协会和Howick 华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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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博士:从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看以色列定点斩首策略的道德合理性

  • 2024年10月3日,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宣布打死了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劳希·穆什塔哈以及另外两名高级成员。
  • 10月2日,在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栋住宅楼发起的定点打击中,有三人丧生,其中一人是此前遇袭身亡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的女婿。
  • 9月27日,以色列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并炸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纳斯鲁拉在以军27日袭击贝鲁特行动中丧生


从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看以色列最新的兵力、火力和指挥力的定点斩首策略。- 赵晓博士

引言

基督教是和平的宗教,但人的罪性必然导致战争。因此,基督徒需要从罪性的现实与理性的建构去更深层次地思考战争问题。基督教,也因此不致沦为愚昧、无脑的和平的宗教,而是基于圣经的真理,以实力求和平。

历史上,基督教公共神学发展出了一套体系性的正义战争理论,可以帮助信徒更好地看待战争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今天主流的“白左思维”的片面,更加客观、全面地去看待哈以冲突等现实中的战争。

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可以追溯至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早期教会神学家的教义,是一种对战争行为进行道德评估的规范框架。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战争的发动和进行符合道德标准,其评估标准通常包括以下几项:正义的理由(Just Cause)、正当的意图(Right Intention)、权威的宣战(Legitimate Authority)、最后的手段(Last Resort)、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分(Distinction)。

近年来尤其是最近以色列在恐怖组织真主党的军事打击中,采取了极具针对性和精准度的定点斩首策略。这种行动模式以兵力、火力和指挥力的三力打击为核心,旨在削弱恐怖组织的军事和战略能力。本文从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出发,分析以色列这一策略的道德合理性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一、正义的理由(Just Cause)

根据正义战争理论,一个战争行动必须具有正义的理由。这通常包括自卫、阻止他人遭受重大伤害或抵抗侵略行为。去年10月,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哈马斯对以色列悍然发动了恐怖主义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定点斩首行动是为了反恐,防止恐怖组织如真主党、哈马斯等对其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造成进一步的威胁。

自卫的正当性:以色列多年来面临来自邻国恐怖组织的袭击,包括跨境火箭攻击、绑架事件和针对平民的自杀式袭击。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真主党高层指挥官的斩首行动,显然是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民众生命的自卫权。

防止更大规模的暴力升级: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定点清除恐怖组织的指挥官,有助于削弱对方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避免局势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以色列通过精确的军事行动,确保对敌方指挥系统的干扰最小化了对无辜平民的伤害。

因此,从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的“正义理由”来看,以色列的斩首行动符合自卫和防止更大恶行的标准。


二、正当的意图(Right Intention)

正义战争理论要求战争行为必须有正当的意图,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而非复仇、侵略或扩展势力。以色列的定点斩首行动,目的在于消除恐怖威胁,而不是为了简单地消灭敌对势力或进行政治扩张,更不是要以恐怖行为针对于对方平民进行同等级报复。

防御性意图:以色列长期以来的防御策略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而不是扩张或占领。尽管这些斩首行动极具攻击性,但其背后的动机是通过削弱恐怖组织的指挥系统来防止未来更大规模的攻击,从而保障以色列平民的安全。

避免无辜者受害:以色列采取的精准打击策略,旨在仅针对敌方指挥官,而非无差别地攻击整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这种选择表明以色列希望将冲突的规模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避免对无辜平民造成更多的伤害。

因此,以色列的行动符合正义战争理论中的“正当意图”原则,旨在维护安全、恢复和平,而非出于报复或扩张主义。


三、权威的宣战(Legitimate Authority)

正义战争理论认为,战争的发动和进行必须由合法的权威机构作出。在民主国家,这通常指政府的合法授权。而在以色列,这些军事行动均由政府和国防军(IDF)最高指挥官批准,并在国内外的安全环境评估中得到了广泛认可。

合法的军事行动授权: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在其领土内和边境地区采取合法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所有行动均由合法权威——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决策层批准执行。

国际法的考量:尽管以色列的定点斩首行动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争议,但其合法性并未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构的全面否定。相反,许多国家将以色列的行动视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而非侵略行为。

因此,从“权威的宣战”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符合正义战争理论的要求。


四、最后的手段(Last Resort)

正义战争理论要求,战争行动必须是所有其他和平手段均告失败后的最后选择。对于以色列而言,针对真主党、哈马斯等恐怖组织高层的斩首行动是在外交、谈判、制裁和局部冲突无法消除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的最后手段。

外交手段的失效:以色列多次尝试通过外交手段与其敌对势力进行沟通,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然而,恐怖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并不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且往往会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

斩首行动是控制局势的有效手段:定点斩首避免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无差别轰炸,显示了以色列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最有效的策略,以最小的军事投入换取对敌方的最大震慑。

因此,定点斩首符合正义战争理论中“最后手段”的要求,是在所有其他非武力手段均已失败的前提下采取的必要行动。


五、比例性(Proportionality)

比例性原则要求战争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其预期的利益。以色列采取的定点斩首策略显然符合这一原则。

精准打击与有限伤害:以色列通过先进的情报技术和精确打击手段,确保每一次斩首行动都能最小化对平民的附带伤害。这种行动不仅避免了大量无辜人员的伤亡,也有效削弱了恐怖组织的战斗力。

避免全面战争的代价:通过定点斩首行动来破坏敌方的指挥体系,以色列能够避免发动全面战争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必要,从而减少整体冲突的烈度和规模。这在长期来看,可以节省大量生命和资源。

因此,从比例性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行动符合正义战争理论的要求。


六、非战斗人员的区分(Distinction)

正义战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以色列的定点斩首策略通过精确情报和高科技武器,能够有效区分目标,避免对平民造成无辜伤害。

技术手段确保精准度:以色列利用卫星、无人机和人力情报网等手段,确保每次行动的目标都是恐怖组织的核心人物,而非普通平民。这种策略在行动前后均进行了详细的情报验证,以最大程度上防止误伤。

有效降低平民伤亡:与大规模空袭不同,定点斩首避免了对平民密集区的无差别打击,显示了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对平民生命的尊重。
结论

以色列的定点斩首策略从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来看,符合自卫的正义理由、具有正当的意图,并通过合法权威执行。在所有其他手段都无效的情况下,以色列采取的精确军事行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并在尽可能减少平民伤亡的前提下,达成了对敌方的有效打击。

美国所领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被视为符合基督教正义战争的一个范例。而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可谓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范例。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这种以精准打击为核心的策略,显示了现代战争形态的转变,也为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和独裁政权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当然,未来在执行类似策略时,各国需要更加注意情报的准确性和国际法的约束,确保其行为真正符合正义战争理论的标准和原则。而基督徒则需要更精准地以圣经为准绳,对具体事件作出中肯且符合圣道的评判。


(赵晓博士曾任中国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现定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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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1):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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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从汇改、税改、呆坏账剥离后改制上市、房改到入世,作为一位海外华人,一路走来,开头感到内外蒸蒸日上,现在似乎每况愈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从大学到留学、从移民定居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目睹中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转轨到公有制市场经济,基本见证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从所有制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渐变过程,深刻地感受到中外接轨的普世意义。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放开商品经济到搞活商品经济,从承包制、抓大放小到企业不办社会、MBO收购、改制上市等,一步步转到市场经济上的时候,其间效率虽然提高了,然而行业、地区、层级都有相当的因贪腐和流失而加大的差异,有的还是制度性的,很多差异彼此纠结,至今都感到难以差序化(注释1)。

新时代十年尤其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反腐加强外,就是制度性堵漏同、调整失衡,比如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之类,对供给侧改革,包括三去一补一降、社融与P2P整顿、电商与支付机构清理、五险一金补齐、环保一票否决、教培规范、房住不炒等,伴随之的先后有六稳六保(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背后都有国企中心的影子。

2010年前后,我就观察到了国企国资的各种多进少出、甚至不出,这种变相的失去流动性等于中国市场经济无形之中暗设了一个黑洞,如同病人之所以长期衰弱,原来医生忽视了其背后还有一个流血伤口没有缝合。

在大数据的便利下,逐步加强了全面党、定于一尊、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固然不再政令不出中南海,但一些运动式治理与市场经济基于契约的细火慢炖还是有些出入。更主要的是行政主导的、公有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背后具有逆向选择最短测地线,即反向积数。种种现象,让人不免有些杞人忧天。


上面这段文字从多个层面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带来的问题,表达了作者作为海外华人的观察和思考。以下是内容的解释与总结:

1:早期的乐观与现今的失望:作者回顾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经济改革历程,起初作者对这一系列变革感到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蒸蒸日上。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作者感到现今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2: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文章提到,作者经历并见证了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有制形式从不平等向基本平等发展。改革的措施从放开商品经济、承包制,到企业改革、改制上市,逐步推进市场化。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由于贪腐、制度漏洞等原因,导致了地区、行业、层级之间的差距加大。

3:对改革过程的反思:作者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与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对比,认为渐进改革更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然而,作者提出如果能够在改革中引入“三公化”(公开、公平、公正)、专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不仅国内外会更容易接受,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会更具合理性和公平性。

4:新时代的改革与挑战:文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尝试扭转一些经济失衡和制度性漏洞的举措,特别是在反腐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对国企的调整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包括了“五大发展理念”、“三去一补一降”等策略,但作者观察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仍然存在“多进少出”的问题,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仿佛经济中潜藏着一个“黑洞”。

5: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问题:作者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为主,尤其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全面加强了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尽管政令执行力提高,但“运动式治理”(即临时性、大规模政策推动)与市场经济中基于契约的长期稳定发展模式存在矛盾。作者担心,这种以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加剧市场失衡,反映了他对未来的担忧。

6:隐忧与思考:整体上,作者表达了对中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一些隐忧,尤其是对行政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可能隐藏的长期风险和对经济活力的削弱。这种担忧类似于对一个有“流血伤口”的病人,医生可能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所在,造成了经济持续的虚弱。

    总结,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观察与反思,指出尽管渐进式改革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但贪腐、制度性问题、国企改革不彻底等现象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作者提倡在改革中引入更多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法治化原则,以应对这些挑战,并为经济体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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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最近献忠案的凶嫌大都是外地中年人

    9月30日星期一晚,上海鹿都国际购物广场沃尔玛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这使今年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持刀伤人事件再添了一个新例。

    犯罪嫌疑人林姓男子(37岁,下图) 被当场抓获。据上海警方初步侦查,该男子因“个人经济纠纷”前往上海泄愤,实施了上述针对无辜平民的犯罪行为。


    飞雪

    最近献忠案的凶嫌大都是外地中年人,可见中国对中年失败人群的兜底救济实在是有问题。

    米罗

    基本上没有任何救济,他们就是自生自灭的人矿。

    鹦鹉先生

    六亿农村人不计入失业人口,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他们没有拥有土地、宅基地房屋的产权,收入被恶性竞争压低到仅能温饱。他们是被社会体制剥削的人矿,也是中国城市人生活便利的牺牲品。

    当收入枯竭,不能果腹的时候,他们就要报复社会不公。政府继续漠视这些人,中国不仅不能进入发达国家,更可能走向拉美化 – 收入差别奇高,犯罪率奇高,黑帮毒贩盛行。

    飞雪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分配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制度美德,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像约翰·罗尔斯一样,把正义做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但是不正义的社会制度肯定是有重大缺失,走不远的。

    分配正义真是现在中国体制的最大结构性命门,没有之一。说是结构性命门,是因为如果没有落实人民主权,人人有选票,就没办法改变。

    自由人

    我许多亲戚都是农村人,除了三十年前考上大学的3-4个,没有人实现阶层跨越。户籍制其实就是农奴制。

    十年前考上大学的,现在送外卖。我如果是现在大学毕业,即使985,也没什么机会。大学扩招后,各级权贵子弟都有本科学历。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著有《正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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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政府总算有所行动:第四季度将就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立法

    新西兰司法部长Paul Goldsmith(保罗·戈德史密斯)表示,将很快宣布加强对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的刑事应对措施。

    也就是说,政府计划在2024年第四季度出台立法,打击外国干涉。

    司法部长Paul Gold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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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许多支持新西兰民主价值观的华人们的期待已久的愿望。在这方面,新西兰远远落在了五眼联盟其他伙伴的后面。

    据悉,上届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就开始着手对起诉外国代理人立法的研究,但没有实现立法。与此同时,新西兰国家安全机构对外国干涉的警告在成倍增加。

    司法部长戈德史密斯表示,在司法部的领导下,政府正在加强对外国干涉的刑事应对工作,而这一工作是由总理和内阁部协调的更广泛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最近,全国各族裔和宗教领袖在与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的会晤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1935年成立的新西兰华联总会(The 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最近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外国干涉正在影响我们的民主,我们现在应该像其他五眼联盟国家一样考虑实施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政府表示,一些少数民族社区“受到海外组织的负面影响和胁迫,这些组织试图以牺牲社区凝聚力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议程”。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SIS发布的年度安全环境威胁报告称,中国同一些国家在新西兰进行“恶意活动”以“改变新西兰的价值观和利益,使其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更为一致”。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对此表示不满,称这一说法不公平。

    今年(2024)6月13日,加拿大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根据该法案,加拿大将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处、扩大加拿大的情报收集权力、并引入新的刑事罪名,让犯下外国干预行为的人能受到法律惩罚。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已有类似立法。

    (毛传媒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