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投资新西兰的海外国家中，加拿大的投资最大，中国第二。
金融服务公司KPMG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在2013-2014年间，对新西兰的投资占据海外国家投资额的22%。
同期中国对新西兰的投资位居第二，占据海外总投资额的14%。
不过，KPMG的报告并不包括民宅投资。
排在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美国和澳洲，它们的投资额分别占据海外投资额的13%和11%。
2013-2014年间，美国是新西兰最大的土地购买国。
中国则是新西兰乳制品行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
KPMG 的报告 《外国在新西兰的直接投资：趋势和洞见》是该机构的第二份报告，报告内容依据的是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 在过去两年所做的决策。
OIO在过去两年批准的投资申请额总数为142亿。
KPMG 说，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国家的繁荣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环境平和同投资安全的标志。
（编译自RadioNZ）
新西兰交通局（NZ Transport Agency）表示，数据显示其员工在过去9个月乘公务汽车期间超速8，000多次，这一状况令人震惊。
新西兰先驱报发表漫画对此挖苦批评。漫画上，带有新西兰交通局标志的汽车因为超速翻车。
交通局执行总裁Geoff Dangerfield 说，该局员工已经为此接受训话。
Dangerfield 先生说，该局有大约50名工作人员超速数次。
他说，交通局已经同每一个超速工作人员进行了正式的谈话，但不会交由警察处理。
NZTA是政府负责推广道路安全的机构，该机构最著名的表演是“超速害死人（Speed Kills）”。
政府交通部长Simon Bridges 在一份声明中说，很遗憾负责道路安全的部门自己没有身先士卒做出榜样。
（作者： 毛 芃）
眼下的新西兰，是男人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新西兰阴盛阳衰，25-49岁年龄段人群中，每100名新西兰女性只有91名男性。
新西兰男人荒在OECD国家中属于最严重的。在英国，每100个女性有98名男性；在澳洲，每一名女性有一名男性；在加拿大，每100名女性中有101名男性。
澳大利亚人口统计学家Bernard Salt 说，在新西兰，一名34岁的女子想找到一个同龄男性配偶的机会如同一名85岁的女性寻找异性伴侣的机会一样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在30-34岁年龄段中，高学历女子远远多出高学历男子，每100名有大学文凭或是更高学历的男子中，就有155名有同样学历的女子。
新西兰男人荒的状况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苗头，逐渐演变成一种趋势。新西兰目前男人荒的状况甚至比1945年二战结束时还糟糕。新西兰在二战中失去了大量优秀男性，据史料记载，当年有14万新西兰军人参战， 有11，928军人在战争中牺牲。
专家们相信，寻找爱情的新西兰女性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够约会的男性在减少，现今的新西兰女子，不得不考虑“下嫁”（marrying down）问题。
奥克兰婚恋公司Two’s Company 老板Sasha Madarasz说，她的许多女客户都想寻找能与之匹配的专业人士。但她警告Kiwi女性说，如果坚持要求伴侣有同等学历，挑选范围会大大缩小。
她建议Kiwi女单身们以开放的心态享受约会，不要过于担忧男方的学历是否同自己相配。
不过，工党排名女议员Jacinda Ardern 不这么认为。她说女性不应该因为男人数量少而降低对” 白马王子 “的要求，因为这样不会有好果子。她说，两个人的匹配是伴侣关系融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
27 岁的Anne Kininmonth也不愿意降低对男友的标准。
Kininmonth 是 个外向、 有吸引力、收入良好的职业女性。她在东京和马拉西亚工作过四年，回国后，她发现要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男子非常难，她说她降低了标准，但罗曼史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惠灵顿作家 Hannah August 最近写了一本书，探讨新西兰的男人荒，书名是No Country for Old Maids? Talking About the Man Drought。
作者采访了22名单身女性，大部分都是三十来岁。一名叫八月的女子说，她不喜欢媒体对于单身女士的描述，因为那些描述给人造成两个错觉：要么你是在发狂地找男人，要么你是个事业狂，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从80年代开始，新西兰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增加了许多，但在这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是女生。
在新西兰的中学，女学生的成绩子总体比男生好。男女性别在学业成绩上的失衡问题其实15-20年前就已经被人注意到，那时就有人士批评新西兰的教育体系更有助于鼓励女学生取得成绩，然而这种说法遭到了教育研究机构的否认，也没有任何机构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毫不奇怪现在女性占据了新西兰高校毕业生的60%，30来岁的高学历女生找到同等教育水平的男子越来越难。
相比起女孩子，男孩子更有冒险和闯荡精神，就是进入了高校，也有一些中途缀学。
Leigh Hart 在电台担任评论员工作。他没有本科学历，不是他没有本事考上大学，而是他选择追求更多彩的生活。
Hart在坎特伯雷大学学习了18个月的人文科学之后，中断学业前往伦敦谋生。他先是做挖掘隧道的工作，后来花了6年时间参加一个摇滚乐队。
他说，他在课堂之外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学到的要多。
Hart现在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
他说，没有大学学历并没有阻止他同女性约会。他说，没有学历不应该被看成是寻找爱的障碍。
由于男人荒，新西兰的男人越来越走俏。
新西兰有这样一个真人秀约会恋爱节目《新西兰单身汉》（The Bachelor NZ）。在 这个节目中，21名貌美如花的女孩子为赢得单身汉Arthur Green先生的心而争奇斗艳、激烈竞争。
幸运的单身汉Arthur Green。
由于男人荒，单身的、有良好职业和收入的单身新西兰男人成了香饽饽。相比过去，他们有了更多的挑选余地。过去他们只需寻找外貌有吸引力的女孩子，现在，他们可以寻找有吸引力、受过良好教育还有不错收入的单身女子。这样，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他们的压力也减轻了。
因为女性多于男性，38岁的奥克兰商人Clint Morris比过去更有艳福。
他自己没有高学历，然而通过婚恋机构，他约会的对象有律师、医生，还有部门经理。
Morris 原先是个电工，他现在已经成功开创好几个生意。不过，他承认当他约会的对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发现他没有本科文凭最终会退缩。
他说，一开始，她们似乎都是要找个好男人，但很快你会发现她们挺挑剔，要求很高。不过，Morris对自己最终能找到一个梦中女郎很乐观，因为“可挑选的很多。”
不过，婚恋公司老板Callister还是 劝新西兰的男人们要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她说，接受教育少的人，收入相对较少，处于稳定伴侣关系的人较少；她说经济收入其实是影响伴侣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Callister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西兰体力工人收入很好，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提早离开中学去做管道工和技工的人，收入不如从前，日子并不那么容易。
张慧和金晓鸣夫妇来自上海，都是佛教徒，他们在奥克兰东部的Clevedon 小镇生活了十多年，在这个以白人为主的400多人的基督教社区，他们同基督教牧师查普曼夫妇结成好朋友，两种不同宗教情怀的人在一起携手合作，为增加当地社区同华人社区的文化理解和交往做了许多努力。
Clevedon小镇风光 （网络图片）
一方是佛教徒，一方是基督教徒。当佛陀和基督相遇，都发生了些什么？
近日，我驱车来到Clevedon小镇，对查普曼夫太太Heather 和张慧夫妇分头做了采访。
2002年3月，张慧和金晓鸣辞别上海、移民新西兰。一个月后，两个没做过生意的人在奥克兰东部的Clevedon小镇经营起一家蔬菜水果店。
在一个家家几乎都有菜园、果树的乡村小镇， 开蔬菜水果店显然不是有利可图的生计。
回忆起过去，曾经的语文老师张慧说：“当时我真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可不出一个月，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不要说组织价廉物美的货源，就是把蔬果的英文名字讲清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样的货如何上柜也是大有学问。我和晓鸣什么也不懂，眼睁睁地看着蔬果一筐一筐地烂掉，倒掉。”
就在他们艰难维系的时候，小店有天来了位客人，他介绍自己是镇上教堂的牧师马克•查普曼，邀请张慧夫妇去他家吃饭。
张慧说：“初来乍到的我，不敢拒绝马克的邀请，没想到就是这餐饭让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原来，做牧师几十年的查普曼牧师有个习惯，就是把到小镇谋生的外来人请到家中用餐，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特别是在逢年过节时。而在他家用餐，除了餐前祷告，他很少会提到与宗教有关的话题。
后来的日子，每个圣诞节，张慧和先生都是查普曼牧师家午餐桌前的客人。
张慧和马克·查普曼牧师
接触多了， 查普曼牧师对他人超越宗教的无私爱意和帮助深深感动了张慧夫妇，他们用查普曼牧师的名字“马克”给大儿子命名，还请他为他们的二儿子命名。
在Clevedon小镇10多年，张慧夫妇已习惯参加各种主流社区活动。当她在奥克兰南区Papatoetoe购物中心看到一些华裔老人孤寂地坐在那里消遣时光、因语言文化障碍不太敢去陌生地方时，她就想为他们做些事情，让他们同本地社会多些接触。
张慧和金晓鸣组织起“走遍奥克兰文化游”活动，带老人们参观博物馆、参观锡克教堂和藏式佛堂等。
渐渐地，张慧发现一些华裔老人把自己的精力放到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但并不总被下辈人理解和需要。她认为老人们需要超越对自己的定位，不要仅把自己当成爷爷或奶奶。
为了增加华裔移民对新西兰的了解和英文水平，张慧夫妇同热心的Kiwi 朋友们洽谈，组织了免费的“母语分享班”，请Kiwi人老师向华人移民免费教学。
张慧和金晓鸣夫妇自己出资租下奥克兰南区Youthline 的慈善机构做教室，周一和周四上午各安排两个小时课程。在这个“母语分享班”上，Kiwi老师不仅教授英文，还把自己的毕生的生活体验同华裔老人们分享。张慧说，渐渐地，这个母语分享班就像一个大家庭。
母语分享班老师在给学员们上小组课
母语分享班学员到Kiwi养老院慰问老人
在同华裔老人们的交往中，张慧发现他们不少人对西餐饮食和文化感兴趣，但对如何使用刀叉一窍不通，也不敢去西厅就餐。张慧同马克•查普曼牧师的太太Heather 谈起此事。正巧这之前不久，教堂收到一对匿名的基督徒夫妇捐款，建起了一个为社区提供帮助的家庭中心。Heather 于是请张慧把老人们带家庭中心来，她愿意为华人朋友介绍西餐礼仪并免费提供西餐。
马克•查普曼牧师的太太Heather （毛芃摄影）
消息从华文媒体一传出，报名电话络绎不绝。为满足需要，张慧和Heather一商量，把原本一次性的活动做成了常规活动。
每周招待十多个人吃次西餐，是件非常兴师动众的事情，因为正规西餐一顿要上好多道，十多个人的西餐，差不多要准备上一天。因为查普曼牧师是周一休息，于是就把西餐礼仪活动定在周二。这样，牧师夫妇每周一好在家中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华人朋友准备食品。后来，小镇上有更多的热心人加入到西餐文化游的义工队伍中来。
每次西餐礼仪活动之前，张慧要给每个人一一电话确认。由于Clevdon镇离奥克兰市还有一段距离，交通不便， 张慧、金晓鸣夫妇于是安排前来活动的华人在有公共汽车可经过的Papatoetoe图书馆门前集合，金晓明借用慈善机构狮子会的汽车，把他们接到小镇，活动结束之后，再把人们送回去。
张慧说，一顿简单的西餐，一堂最基础的礼仪课，华人来访者和Kiwi 接待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从陌生人变成了好朋友。
她说，华人朋友们有感于当地社区的热情和慷慨，提出带中餐同Kiwi 朋友分享以示谢意。于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成为华人朋友带中餐同Kiwi 朋友分享的日子。
带来自己做的丸子同Kiwi朋友们分享
华人朋友们不仅带来了中餐，还带来中国的书法文化、戏剧文化和音乐舞蹈。每一次相聚，成为大家都期待的事情。
华人书法家将书写的汉字送给Heather
张慧说：“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对面、手拉手地感受彼此的关爱，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就象中国的老人不知如何吃西餐一样，Kiwi 朋友们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的了解也很有限。看到他们彼此敞开胸襟，我们觉得很开心。”
前来参加西餐文化游的华人夫妇
2012年年底开始到现在，一向以单一欧裔文化著称的Clevendon小镇接待了大约1500名华人朋友们。这引起了奥克兰“长老教会”的的注意。 长老教会于是邀请查普曼夫妇和张慧以及另外一个华人义工Ginny出席，谈他们的心得。张慧说：“没想到有那么多洋人对我们的西餐礼仪活动感兴趣，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前来聆听。”
或许因为络绎不绝的华人朋友的到来，这个华人人数从未突破各位数的Clevedon小镇，破天荒地在前年和去年举办了亚洲文化节。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朋友们很严肃地探讨起外来移民问题。张慧夫妇和十几位华人朋友都被邀请参加了文化节活动。
现在，Clevedon镇子上的Kiwi们对中国文化并不陌生， 他们学打太极拳，学烧中国菜。一些对中国饮食感兴趣Kiwi 在厨艺不凡的金晓鸣指导下，能烧出糖醋排骨、宫保鸡丁、炒虾仁，有的还能在家中烧中国菜款待朋友。
金晓鸣在教镇子上的Kiwi们做中餐
Kiwi们同张慧金晓鸣夫妇学打太极拳
长期做社会公益活动离不开资金投入。张慧、金晓鸣夫妇花钱租场地举办免费英文学习班，自己出汽油费接送华人到Clevedon镇参加西餐礼仪活动。这也是笔不小的投入，他们如何能长期坚持呢? 为什么不考虑收些费用呢？
张慧说：“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不提钱的事情。
“很多东西是钱买不来的，如果一开始谈钱，可能就把人拒之门外了。
“钱也重要，但同爱比起来不是那么重要。
“华人的关爱基本上是局限在熟人和朋友之间，如果迈过这个坎，心胸会更开阔，幸福感会更强。
“我们常告诉那些满怀感激之心的老人们，希望他们打破小家庭的局限去关爱他人。
“其实，不自私也是蛮安全的，而且还更快乐！” 张慧说。
在Clevedon的一个农场采访张慧夫妇时，他们刚刚做完清洁工作回来。
经营了10年蔬菜水果店后，他们关掉了小店，改做清洁生意。因为他们想做一个时间灵活、方便参与社会公益的工作。现在，他们晚上给当地幼儿园做清洁，一周还有两个白天做清洁工作，张慧说，这基本上就够他们的生活和做社会公益。
张慧夫妇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但对两个儿子要求很高，去幼儿园做清洁都会都带着10岁的金旭和11岁的金舍一起去。
“有时候孩子偷懒，做事马虎，被批评了还掉眼泪。
张慧说：“要让孩子们人生走得更开阔、有宽广的胸怀能关爱足够多的人，光靠我们说不行，言传身教很重要。 ”
金旭（10岁）和金舍（11岁） / 毛芃摄影
张慧说，回上海探亲，亲友们得知他们做清洁工作，都很惊讶，她的婆婆甚至落下泪来。
“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啊，还主动问他们需不需要做清洁，对方一听赶紧摆手。” 张慧说道此处笑了起来。
“如果这些年在上海发展，经济上、所谓个人事业可能会比在这里好，不会做清洁工。但这要看你心里要什么，你希望找到幸福吗？我觉得自己现在过的很幸福。”
张慧金晓鸣夫妇居住的农场背后是一座大山，爬山，是一家人特别是两个孩子喜爱的活动。
张慧说，他们现在过的是隐居生活。
她的先生金晓鸣说，Clevedon小镇有典型的新西兰田园风光，他们喜欢这里宁静的生活。
张慧、金晓鸣夫妇一家 / 毛芃摄影
张慧说： “现代人被各种媒体信息所包围，人没有时间面对自己，没机会去实现一个不受外界牵挂的自我。
“现代人通过同他人的互动来定位自己成功或是不成功，当这个外在的东西拿去之后，还剩下什么？佛法告诉你，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自己。 当尘埃落定，你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人。 ”
在远离尘世的地方，他们夫妻俩有空就研读佛经。“学习不能停，否则生命的源头的水就没有了。”
“你们是佛教徒，但一直生活中基督教的圈子里，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宗教？”我问。
张慧告诉我一件有意思的事。一名华人教友有次忍不住问查普曼牧师太太Heather：“你们付出了那么多，他们（张慧和金晓鸣夫妇）依然没有信仰上帝，您不觉得可惜吗？”
“可惜什么？”
“因为没有皈依上帝，就不能得救，这不是很可惜吗？”
“当他们找到真爱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 Heather回答道。
“十年的相交，我们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所信仰的上帝，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 Heather说。
张慧说，“基督教讲究无条件的爱，佛教讲究慈悲和智慧。二者殊途同归，都走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都是同路人，不管佛教还是基督教，最后的落脚点都一定是爱心！”
马克•查普曼牧师夫妇
注：在采访中，查普曼律师的太太 Heather太太告诉我，一对热心的基督徒夫妇3年前匿名给长老会教堂捐款27万，头两年每年10万，第三年缺口的三万需要“家庭中心”自己去筹集。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年，因为如有华人机构或是个人捐款，可直接捐给该教堂或是一直组织西餐文化礼仪活动的“家庭中心”。
家庭中心的墙上挂着华人朋友送的中文条幅
（所有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马克•查普曼牧师太太Heather 提供）
每年的4月25日是澳新军团日，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
这一天，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重要日子。
1915年4月25日，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方澳纽军团在土耳其Gallipoli半岛登陆，遇到了土耳其部队的顽强抵抗, 原计划的速决战进行了八个月，交战双方损失惨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早已成为历史，当年澳、新士兵为之效忠和捐躯的大英帝国也已成为过往云烟。然而，Anzac 精神却越来越强烈地被澳、新两国民众所感知和认同。
虽然都不是为自己的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当年令两国损兵折将的惨烈战役，却成为两各国家民族情感产生的基石或催化剂。
更为特殊的是，每年的Anzad Day，当年交战的三方 – 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都会在土耳其Gallipoli半岛共同举行纪念活动。这种超越了过去战争分歧、共同纪念在战役中阵亡士兵的活动，是极为罕见的。
澳新军团 （Anzacs）的由来
一次大战中，为了母国大英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派出了士兵参战。 他们中许多人战前是农夫、面包师，有的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连参军都需要父母签字许可。他们在埃及露营扎寨接受训练， 然后组成澳新军团（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很快，这个军团就被人们简称为Anzacs。
1915年，在英国的指挥下，澳新军团被派遣攻占土耳其的Gallipoli半岛，意图作为先遣部队，为同盟国部队扫清通往黑海的道路。
那时同盟国的行动计划是佔领康斯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布尔。这是因为当时的奥塔曼(今土耳其)帝国站在德国一边。
澳新军团在1915年4月25日登陆﹐但遇到了土耳其部队的拼死抵抗。1915年年底，盟军被迫撤离。
这是一个三方都损失惨重的战役。在历时8个月的战争中，8500名新西兰参战士兵中有近5000人受伤，2721人阵亡，每四个登陆士兵中就有一个战死沙场。
Gallipoli 战役成为新西兰历史上伤亡比例最高、牺牲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澳大利亚有26，000名士兵受伤，8000人阵亡。土耳其阵亡的士兵则高达87，000人。
当年，新西兰士兵参加Gallipoli登陆战役的消息刚传来时，新西兰人非常兴奋，1915年4月30日全国还放半天假，以示庆祝。
然而，随着阵亡士兵名单源源不断从战场传来，新西兰人的兴奋之情渐渐消失了。
1916年8月，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强迫政府禁止将Anzac一词用于贸易和商业用途。
1921年，Anzac Day第一次被当作假日，酒店、商铺和银行这一天都要关闭，各种赛事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Anzac Day 成为人们悼念所有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新西兰士兵的日子。
新西兰共有10万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场“为终止所有的战争而进行的战争”中，有41317名士兵受伤，16692名士兵阵亡，伤亡率为58%。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新西兰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半数新西兰适龄男人都参加了战争。除却大量官兵伤亡，那些战场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因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而在退役后更愿意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这些都使得新西兰失去了许多有潜在能力的领袖人物。
一次大战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推动了新西兰女性对于社会工作的积极参与，这也促使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战后，新西兰几乎每个城镇都建立了战争纪念馆或是纪念碑，以纪念本地在战争中牺牲的官兵。
直到30年代，Anzac纪念日仪式才变得更加庄重和丰富，并作为一种传统延续到今天。
二战之后，Anzac Day扩展为包括对所有在战争中阵亡的官兵的纪念。
今天，Anzac Day不仅是纪念那些在Gallipoli倒下的士兵，也是纪念所有参加过战争和维和使命的新西兰军人。
自1990年起﹐许多新西兰人自发到土耳其Gallipoli海滩缅怀先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仪式。
到Gallipoli参加Anzac Day 纪念活动，已成为许多新西兰和澳洲青年人的精神朝圣之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增加民族认同、提升民族情感和滋养民族精神的好机会。
在Anzac Day，新西兰人一方面纪念那些在战场中牺牲的先辈，一方面纪念“忠诚、团结、勇气、自我牺牲精神和同伴之谊 ”– 这些新西兰人认为独特的民族价值。由于AnzacDay 在国人中所激发出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不少新西兰人呼吁让Anzac Day成为国庆日。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Gallipoli 战役那样，能在日后把当年交战的三方凝聚起来，一起悼念阵亡士兵。
每年的Anzac Day, 新西兰和澳洲的媒体都会刊登大量文章纪念Anzac Day, 并对其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2008年4月，澳洲《时代报》（The Age）发表的一篇社论，对于当年参战三方如今能在Gallipoli海滩共同举行纪念活动进行了很好的历史评析。
社论说：“对于澳新军团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士兵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同他们的祖国关系不大或是没有关系。然而，他们以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严格履行军人的职责。正是这种英雄主义气概赢得了后人们的尊重和钦佩。
“对于土耳其来说， Gallipoli战役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在过去的百年里，西方势力企图分割土耳其帝国。如果盟军在Gallipoli海滩登陆成功，土耳其将很快沦陷，随之而来的毫无疑问是民族的灾难。
“也许正是在这样绝境下，土耳其诞生了出色的军事天才- Mustafa Kemal Ataturk， 这位Gallipoli第一战区司令成为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和它的首任总统。
“没有Mustafa Kemal Ataturk的指挥，没有土耳其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大概不会有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在这场血腥的毫无意义的冲突中，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国家都在自己的士兵身上发现了深深蕴藏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气概。
“在Gallipoli战役中，野蛮、高贵、痛苦、悲惨和英雄主义精神相交织。
“也许正是这种史诗式的英雄主义，使Gallipoli战役成为历史上少见的能够把对立的参战国在战后联系在一起的战役。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24年国际社会签署《洛桑条约》承认了新土耳其的存在后，一种相互的尊敬和理解把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密联系起来。
“三个国家的人民纪念Gallipoli战役，不仅因为战场上阵亡的将士是各民族的骄傲，也因为这是对当年英勇的年轻人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付出的牺牲的尊重。”
每年的Anzac纪念日，无数新西兰人、澳洲人和土耳其人都要重温著名英国诗人Laurence Binyon (1869 – 1943)的诗篇 – 《致那些倒下的士兵》。
“他们将永远年轻，
不象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会衰老，
时光不会改变他们的容颜，
岁月也不再把他们侵扰。
每当夕阳西沉、旭日东升，
我们都会缅怀他们，把他们记牢。”
（作者：张慧）从朋友的葬礼出来，思绪一时还停留在“死亡”话题上。其实中国人是不喜欢这个话题的，不知道是蒲松林的《聊斋》看多了，还是传统的民间故事听多了，死亡直接接通的就是“阴曹地府”。一群人低着头垂泣，然后是一片死寂，阴森森的气氛让人坐不住，只想匆匆离去，留下亡者的照片孤零零地摆在那里。至于墓地更是非常不吉祥的地方，所以往往座落在人烟稀少的郊区，除了清明扫墓，大家轻易是绝对不会聚会其间的。
而新西兰的文化似乎截然不同。
和洋人朋友们谈起“亡者”，他们想到的大多是天堂，闭上眼睛仰着脖子向天国送上自己的思念。“墓地”作为通往天国的起点，自然就多了几分温馨。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墓地周围散步，甚至野餐。
移民新西兰十一年，一共参加过三个朋友的葬礼。
前两个都是洋人长辈的葬礼，这种非常西方的形式对于我的中国式认知是个很大的冲击。第一个葬礼是为了纪念一位九十四岁的kiwi老奶奶，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嬷嬷。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家，一生喜欢聚会。当进入九十高龄的那年，突然宣布自己今后的每个生日聚会都一律改成“追悼会”，这样可以让她在有生之年和大家一起回忆自己的一生。为了增加聚会的特色，嬷嬷还设定了聚会的主题，比如其中的一次，参加者必须盛装打扮回到三十年代。嬷嬷的墙上贴满了每次聚会的有趣照片。参加嬷嬷的“生前追悼会”也成了朋友们每年期盼的盛会。
特殊的嬷嬷总能把无穷的欢乐带给大家，她的葬礼自然也是与众不同的。先前的每次聚会都成了大家共同回忆的最珍贵的礼物。争先恐后上前发言的朋友们都沉浸在嬷嬷留给大家的欢笑之中，整个葬礼竟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因为她一生爱好聚会，作为对她的最后送别，大家决定一起为她干一杯。在对伟大嬷嬷的欢呼声中，亲朋好友们和着热泪高举酒杯一饮而尽。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头还是暖洋洋的，逝去的嬷嬷仿佛就在云端，慈祥地注视着我们。
第二次葬礼属于我们的洋人好朋友——爱嘉。爱嘉和丈夫汉斯是我蔬果店（几年前我们在clevedon开的小店）的老客户。他们总是那么优雅地出现在我面前，点上一杯咖啡在店里坐上半个小时。
爱嘉得了一种慢性疾病，活动能力会渐渐丧失。
“有一天当我失去了呼吸的能力，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她平静地看着我，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我只能沉默，因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幸好汉斯给我解了围，紧紧地他将爱嘉的小手握入掌心。
就这样，这对朋友不定期地走进我的生活。爱嘉日渐衰弱，活动能力每况日下。后来只剩下汉斯一个人匆匆地来，买一些蔬果后，又匆匆地离去。
爱嘉的葬礼也很特别。从开场的音乐到最后的道别，我们完全被汉斯的深情所包围。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汉斯当日的发言，那是一首送给爱嘉的诗。“她向我走来，给了我整个世界。今天她走出我的世界，去向远方。另一个世界有人高呼：看，她来了！”
丈夫的深情穿越了死亡，妻子成了爱的化身，穿梭在不同的世界里传播着爱。
葬礼后回到自己的小店，总觉得店门随时会被爱嘉推开，因为她仅仅是出访另一世界。
不久前参加了第三个葬礼，那是一位华人阿姨的葬礼。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塞，让充满活力的她来不及和家人朋友道别。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她的葬礼非常简短，没有中国式的号啕大哭，也没有西方式的欢声笑语。只让人觉得人生其实很短暂，生命其实很脆弱，一切随时都可以随风飘去一般。
原文写于2013年8月2日
作者： 张慧
第一次看到“明眸善睐”这个词语是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文章下面用小一号的字体进行了注释，意思是明亮的眼睛善于左右顾盼。此后每每看到那些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头脑里就会忍不住跳出这四个字来。
与这样的眼睛无缘，爸妈只给了我一对小眼睛。别人是目光如炬，而我进了高中就成了近视眼，无论怎样努力，透过镜片的只能是两道淡淡的目光。
移民来到新西兰，因为英语是我们的第二语言，所以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不得不借助更多的手舞足蹈眉来眼去。本来是想以此来填补语言的不足，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找到了一条交流的捷径。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把这种通过眼睛进行的交流称为“神交”。
在《圣经》里基督说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我们也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些话里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在我们探寻之前，不妨先好好注视一下自己的眼睛。事实上我们的眼睛是很有力量的。是爱是恨，怒发冲冠还是柔情满怀，所有的这些，通过我们的双眸，可以一览无余。面对谈话的对象，只要我们有一丝想要隐藏或想要逃避的心，就一定会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别处。实在无处可逃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的双眼蒙上一层冷漠的安全面纱，让您永远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看看我们的周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拥有了这样迷离的双眸。
蒙上纱的眼睛就很难胜任“窗户”或“明灯”之责了。因为这样的眼睛更像一盏熄灭的灯笼，大多数的时候是熄灭的，只是偶尔会亮几次。
之所以把眼睛视为我们身上的灯，是因为当我们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充满光明的。如果与真相无缘，那一刻我们的内心一定是一片黑暗。基督向我们揭示的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不受人欢迎的观点。他说当我们的眼睛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的心灯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那么您的眼睛健康吗？
和国内的无神论生活不同，很多朋友来到新西兰后都成为了教徒。那么这份宗教的虔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灯更加明亮一点呢？这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历练。很多朋友深爱着宗教所带来的荣誉感，却体会不到上帝的爱；认真执行着每一条教条，却无法体现无私的悲悯。这时候，所有的宗教知识成了那道蒙蔽双眼的面纱，让他们既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众生。这个时候我们内在的灯笼是黑漆漆的一片。
我们很容易抓住信仰体系的特权轻易地去评判他人的对错。道不同不相为谋，分裂就是这样开始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的宗教林立。可是上帝说：万民本是一体的。佛陀也说：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可惜只有健康的眼睛才能看到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后面完全相同的人性。
五月中旬，在洋人的社区Clevedon小镇，牧师马克决定进行一次特殊的周日礼拜，主题是亚洲文化。
“这里有很多亚洲人吗？”读完邀请信，我很好奇的看着马克。
“不多，刚刚好！”马克很神秘地对着我笑。
“亚洲文化可是历史悠久！你确定不需要帮忙？”我还是半信半疑。
“只懂一点点！不过已经够了！”马克依然信心满满的。
约上几位华人朋友我们参加了这个纯粹由洋人策划和组织的亚洲文化活动。没有载歌载舞的艺术表演，没有堆得满满的亚洲小吃，甚至连民族服装的痕迹都没有。应邀而来的亚洲朋友们一走进教堂，立刻就淹没在金发碧眼的人群里了。
在马克的带领下，大家脱下种族的差异，脱下文化的差异，当一切外在的隔阂都被脱尽的时候，当我们赤裸裸地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成了一个整体。
“教堂就是一群自由之人的聚集地，请让我们伸开双臂，欢迎亚洲朋友！”马克的开场白，立刻得到了全体信众的响应。教堂里的人潮翻动起来，每个人都以亚洲朋友为目标，迫不及待地向黑头发黑眼睛的朋友们送上一个个大大的拥抱。亚洲人被全体朋友们的欢笑和热情簇拥着，幸福无比！
此后，由不同的代表带领着大家，以亚洲的和平快乐为主题进行了一场特殊的祈祷。
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香港、印度、印尼。。。。。。一组组亚洲国家的名字被大家轻声念诵着。
伊朗、日本、韩国、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亚洲每一寸土地上的人们此刻都成了今天的中心。
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泰国、东帝汶。。。。。。我们祈祷世间灾难所带给人们的伤痛可以早日痊愈，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快乐幸福的新生活。
就这样在遥远的新西兰，在洋人的社区Clevedon ，一切的目光和心愿都投向亚洲，和上帝一起我们把亚洲的朋友们深情的揽在怀里，藏在心头。远在天边的亚洲，此刻简直就近在咫尺。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明眸善睐！
原文写于2013年5月26日
根据2010年一项测试社会诚信度的社会调查，西兰人在最诚实的国家中排名第三，不过这个诚实国家的人今天可能会被一名香港司机的诚实行为所感动。
昨晚大约10点半，一对新西兰伴侣在香港著名夜生活消遣地兰桂坊乘坐出租车，结果下车时将一个背包拉在车上。
这个包的主人显然显然是奥克兰人，还可能是东区的，因为包里有一个Howick中学的课程表，而这个课程表是一个名叫Dylan Turner的男生的。
这是背包中相机里的照片
这个背包里，还有一个佳能相机和两个镜头，还有一个小的数码相机。
出租车司机林先生的女儿Annabelle Lam 联系到新西兰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找到背包的主人。
林小姐说，她试图通过Facebook联系Dylan Turner，但是不成功。
您知道Dylan Turner吗？您的朋友或是孩子有在Howic高中吗？如果认识，请转告他这个消息。
如果您不认识，请帮助转发这个信息，让我们一起帮助热心的香港司机林先生和他的女儿林小姐找到Dylan Turner!
（作者：天舒）去过无数次新西兰的图书馆了，每次还都有很不一样的发现。
上周去奥克兰东区的Hightland Park 区的图书馆，我看到三个工作人员在整理书架，无意中就问了一句，：“有没有适合6岁阅读水平的书？（我的孩子小羽的阅读水平大约就在国外6岁孩子），一下子三个人都支楞起耳朵，其中两个人同时站起来想回答我的问题，我都有点懵了，难道她们是怕下岗才这么热情吗？我印象里在国内只有频临下岗的人才如此迫切地需要别人的需求。
结果一个类似亚裔的女人抢在前面，很可惜，即使是她也不能说汉语。不过她的热情依旧感染着我，她一边解释一边把我带到一个书架指给我看，上面很多品类。她说的大约意思我还能听懂，就是告诉我这里有很多系列的图书，其中一定有适合我孩子的，然后又抽出了好些书介绍给我，有各种卡通的，蜘蛛侠钢铁侠等她认为适合男孩子的。总之灌输了许多在图书馆如何找到适合孩子书的内容，时间很长，我都感觉不好意思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苍蝇闻到了肉味，哇，好容易来了一个想看书的，一下子叮了上去，她们怎么这么负责任呢？中国的图书馆不是要不就聊天要不就织毛衣吗？怎么搞的？
接着她又让我带着孩子来，她会介绍给他好看的书，然后给我推荐了几本ZAC的，果然这几本书小羽很爱看，可惜，周二我没时间把小羽带过去，周三她（名字叫玛格丽特）没上班。
到了周五我又去看到了她，她就问啥时候带孩子过来，我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周六吧，周六上午我就把小羽带过去，结果又是热情洋溢地大介绍，推荐了好几套她认为男孩子喜欢的书，有的书是系列的，如果你想看不同的结局，就按照书里的指点去不同的册子里面转，有的是整套的书有个大的主题，其中每册还有单独的故事等等。确实一点也不亚于电脑里的阅读。
国外书籍的水平远远要高于国内。无论是选材还是书籍的外在形式，我借故走开，也想让小羽自在一点，果然过了很久才告一段落。不过这还没完，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套配合书的有声文档，CD版的，可以在车内播放，她甚至都想了让我带着孩子出远门的时候在车里播放，解除孩子的单调感觉等，心思之细腻让人叹为观止。而且这也不是结束，她又启发我们到新西兰图书馆的网站上注册会员，手把手教会我们使用，同时告诉小羽里面有很多孩子的作业题目，点进去一看果然是，小羽学校留过的作业在上面都有配合的内容，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毛利人的历史等等。而且这些内容都不是特别复杂，非常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一个WEB上解决。如果想了解更多，还有针对TEEN年龄的和成年人的，内容逐渐增多。
出来后还一直叮嘱我，不要强迫孩子阅读，一定要按照孩子的兴趣，她的理念就是一定能够找到孩子感兴趣的东西！
真是很好，要是我小时候有这样的阅读环境，该是多幸福的事啊！
担任过9年新西兰总理的海伦·克拉克女士目前任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盛传她有意接替将于2016年底离任的韩国人潘基文担任下届联合国秘书长。
克拉克女士目前是联合国第三号人物，是联合国最有权势的女性。她能实现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夙愿吗？联合国能诞生一位女秘书长吗？担任联合国第一位女秘书长人会是新西兰人吗？种种答案取决于下届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是看重性别还是看重地域。
联合国秘书长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秘书长职务是193个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投票表决产生，但人选是联合国安理会推荐的，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对人选都拥有否决权。
联合国会员国以半官方的形式分成五个区域：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西欧和其他国家（WEOG）。按照传统上的做法，每个地区都能有代表轮流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每届任期五年，总共可任职两届。
按照这一区域轮流坐庄排序的做法，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应出自东欧。如果是这样，海伦·克拉克将同秘书长职务无缘。
但问题在于，东欧是否能推出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候选人，一个必须是欧洲、美国和俄罗斯都能接受的候选人。
就眼下的乌克兰危机来看，要找出一个各方都肯接受的东欧人做联合国秘书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现在预料东欧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还为时过早。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开始于2017年，东欧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
目前，斯洛文尼亚已经提名前总统达尼洛·蒂尔克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斯洛伐克提名该国外交部长米洛斯拉夫·拉杰克什。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位东欧女性竞争者，这包括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力鲍思凯特亚，还有保加利亚欧盟专员克里斯塔丽娜·乔治娃。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女性担任秘书长。如果联合国决心请一名女性来担任联合国最高职位，这可能非海伦·克拉克莫属。
去年11月，大赦国际组织和全球政策论坛这两个组织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写信，强调在联合国近70年历史中，“没有哪个女性曾担任过秘书长这个职位，或被认真考虑过担任这个职位”。
现在，让联合国出现一名女秘书长的呼声越来越大。海伦·克拉克自然是有意乘这股东风顺势而上。
2014年6月，克拉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 Hardtalk节目采访时表示，在寻求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事上她需要考虑三个主要问题：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是否将根据地区决定，联合国是否将遵循传统外交风格，现在是否是女性领导联合国的恰当时机。
她承认在秘书长人选问题讨论上，强调性别问题而非传统问题会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政府会支持克拉克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他也认为性别问题很重要，他说：“联合国是时候出一位女性秘书长了。如果克拉克能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新西兰将感到非常骄傲。”
分析人士说，如果没有新西兰的全力支持，海伦·克拉克是不会去竞选的。不过，新西兰的支持取决于东欧怎么做。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已经被广泛认为应是出自欧洲，新西兰也接受这一观点。所以，克拉克女士的机会取决于东欧是否能产生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候选人。
分析人士说，如果东欧不能找出一个有共识的候选人，海伦·克拉克几乎肯定会参加秘书长职务的竞选，并且会在竞选中一路领先。
目前，海伦·克拉克还没有正式宣布要竞选下届联合国秘书长职务。
对她来说，过早宣布没有意义， 因为通常第一个宣布参选的人都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引来广泛的议论和批评。
不过，国际知名的《外交杂志》说， 克拉克将继续进行“秘密竞选”。
对于海伦·克拉克来说，竞选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她有着天时地利的独特优势。
首先，克拉克女士从2009年起担任联合国开发署署长，现在是在第二届任期。她管理着位于全球177个国家的8000名雇员，掌管着58亿美金的预算。她无疑在这一岗位上展示了她的管理才干。
据报，克拉克最近采取的削减联合国发展基金成本的措施，对联合国中的主要西方援助国产生很大吸引力。
因着联合国开发署署长职务的便利，她或许根本用不着花大力气进行竞选，因为她时常都在同联合国各个国家的代表或是领袖接触，她的工作需要他们的支持。
海伦·克拉克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二点优势是，她会得到西方国家阵营的支持。
过去34年来，西欧和新西兰所属的其他国际组织都没有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而且，所有的联合国秘书长都出自北半球。
海伦·克拉克1950年出生于新西兰的汉弥尔顿市。她在1974年从奥克兰大学获得硕士荣誉学位。
海伦·克拉克随后在奥克兰大学教授政治学。1981年她作为工党议员候选人进入新西兰国会，开始了其不凡的政治生涯。
1999年，海伦·克拉克作为工党领袖带领工党赢得大选，成为新西兰第二位女总理，第一位民选女总理。其后，她两度带领工党赢得大选胜利。在任总理期间，她提高政府开支，推行无核政策，拒绝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工党2008年大选落败后，她辞去工党领袖职务。
2009年4月1日，海伦·克拉克担任联合国开发署署长。
这一职务是联合国第三重要职务，仅次于联合国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克拉克的这一任职是新西兰人自前工党总理麦克·摩尔1999年至2003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后，在国际上担任的最高职务。
克拉克说，她是在英国旅行时在报纸上得知联合国开发署署长职位空缺的消息。早就对在联合国任职有兴趣的她于是申请了这一职务，还为此飞到纽约面试。
NZ Herald说，这可能是克拉克女士40年来第一次进行工作面试。
新西兰总理、国家党领袖约翰·基在祝贺克拉克女士荣任联合国开发署署长时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光谱，但是从世界舞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差距并不大。”
约翰·基总理说：“这不仅是你个人值得骄傲的一天，也是所有新西兰人感到骄傲的一天。”
身为联合国最有权势的女性，海伦·克拉克曾对美国有限新闻网CNN说，除了三样事情，她什么都不怕。
世界上有哪三样事情能让这名新西兰女强人畏惧呢？——跳伞、蹦极跳和深海潜水。
（原文发表于2015年1月31日《新西兰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