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专 访 –
汪君尊律师
“ 在写遗嘱这种事情上没有什么好含蓄的。 因为你一旦过世，就没有发言权了，没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你一定要通过遗嘱把你最后的一点想法、一点私心、一点担心都写明白。 ” – 汪君尊
父母没有遗产继承权
配偶比子女优先继承遗产
遗产受益人一定要写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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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毛芃作品
深入报道，人物访谈， 时事评论、生活随笔
作者： 毛 芃
投资要谨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生活中，总是有人禁不住他人的花言巧语，脑子一热就拿出大把金钱进行所谓投资，事先不找律师、会计师咨询，最终发现被忽悠甚至是落入陷阱，不得不花钱打官司、要说法。
被忽悠上当的人各有不同，不过年轻留学生和对本地缺乏了解的有钱华人女性是容易成为被忽悠对象。
最佳，听汪君尊律师讲了这方面的几个案例故事，真是发人深省。
先说说两个留学生，他们都是拿父母亲的钱在新西兰做投资，结果被合作方欺骗。
01、留学生被忽悠投资移民公司
第一个案例中的年轻人读书成绩很好，家境富裕，留学中介没少赚他钱。年轻人的父母对中介十分信任，给孩子的钱都是汇给中介，由中介交给孩子。留学中介于是知道这个学生手上有不少钱，于是建议年轻人入股他的公司。
他对年轻人说，愿意给对方30%的公司股份，算是提供一个创业机会。
年轻人听了很乐意，二话不说就转了一大笔钱给了中介，成为这家中介公司30%的股东。
可是，这个小股东一分钱的红利都没拿到过。
入股后第一年分红的时候，中介告诉他：“公司业绩不错，但大学还没有把中介费转给我们，等钱到位了再说吧。”
年轻人觉得等等无所谓；可第二年中介又找其他理由没给他分红。
一来二去，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眼见拿红利无望，于是要求中介将他30%的股本退还给他。
然而，这个中介突然就消失了，原来的公司人去楼空，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年轻人焦虑之下找到了汪律师。
汪律师的皇家律师事务所经调查发现，这家规模不小的中介公司老板在年轻人注入了30%的股份后，背地又成立了一家与原公司名字相似的公司，公司Logo同原来的一样，主营业务被转到了新公司，老公司被架空，自然没有什么收入。
汪律师说：“这个中介蓄意让年轻人投钱，根本就没打算把未来的生意同对方人分享。”
汪律师帮这位年轻人打赢了官司。
不过，打官司很折腾人，耗心费神还不少花钱，这位才毕业的年轻人，从这场官司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汪律师说：“任何人在买生意或是入股前，都应该通过律师把买卖合同、分红计划这些规划好，做成一个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按月分红或是没有按照季度分红，那很快就会发现问题。而这个案子中的年轻人一直拖到四、五年后才发现情况不对劲，才来找律师。
02、留学生投资房地产拿不到分红
在这个案子中，主人公小留也是家里很有钱，有长辈朋友介绍他结识房地产开发商、参加项目投资。因为他是国际学生，按规定不能在新西兰经商做股东，他于是入了暗股，公司官方的股东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这个小留同学家资金雄厚，大笔金钱投入到房地产公司，公司用他的钱开发了不少项目，赚了很多钱。但多年来，公司找种种理由不给他分红。小留也是无奈之下找到汪律师。
由于小留名字从未列入公司股东名单，所以这场官司打得挺辛苦。
汪律师说：“虽然客户的名字没有在股东名单里，但法官从我们提供的证据中，可以看出投资项目很多都是他出的资，而且公司这些年一直把他当作股东对待，同他分享公司所有财务方面的信息。”
汪律师的律师行调查中还发现，这家公司不少钱被拨到合伙人个人名下，用来买了很多楼盘。因此，法官还“下令律师行将合伙人名下的房产和公司财产全部冻结，然后再来做清算。”
汪律师说：“我们有效控制和冻结了这些资产，确保了客户的权益得到保护。”
03、富婆被“情郎”骗投资
投资不谨慎而遭殃、最终要靠打官司解决问题的案例中，最富戏剧性的要数这个网恋女子遇到骗子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年Z太太，她定居新西兰时间不长，手头有点闲钱想做投资，正巧通过一个网站与某男子N陷入网恋。
N男子忽悠Z太太说可以帮她投资赚钱，还让Z太太借此考察他的实力、知道他有多么能干。
N告诉Z太太说，他是一个森林基金的管理人，这个森林基金回报率很高，能达到30%。N男子还真带着Z太太看了一大片森林。
于是，Z太太就傻傻地给了N男子一笔钱。之后，Z太太果然每个月都收到一些高额利息。
Z太太心花怒放，男朋友不仅长得帅，还能帮她赚钱。高兴之下，她又交给N男子一笔钱做投资。
那么，Z太太是怎么发现自己被骗了呢？
原来没过多久，说好的每月红利分配就无影无踪，几个月后总算有了一笔收入，但金额又不对。Z太太虽然不懂英文，但她注意到森林基金的汇款账号经常变化，Z太太起了疑心，感觉这不像是个正规基金在操作，于是就找汪律师的律师所进行调查。
果然，这个所谓的森林基金是子虚乌有，而N男子带Z太太看的森林，同他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Z太太一怒之下决定打官司，让那个爱情骗子、金钱骗子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麻烦在于Z太太的投资款都是当面点给N男子的现钞，她没有任何转账记录。
好在两人当初的微信聊天记录还都保留着，N男子在某次微信中明明白白地说Z太太的本金是多少，该月的红利是多少。
汪律师用这个证据迫使N男子承认了Z太太确实给过他大笔森林基金投资款，并迫使他退还了大部分本金给Z太太。
汪律师的提醒
汪律师说：“如果决定同他人合伙做生意，在投资或是入股前，一定要通过律师做好相关调查，而不是上来就交给人家一大笔钱，等发现拿不到分红才觉得奇怪，才想起来找律师。”
汪律师强调说：“生意合作中，一定要透过专业人士取得保护，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合作方；不要以为合作方是熟人、朋友，就听信对方的话， 因为合作方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利害关系。”
而在金钱利益面前，人性往往经不住考验。
汪律师说：“投资项目的落地，公司生意的调查， 还有同红利分配的业务调查，在新西兰都可以通过律师或会计师来落实。”
－人物专访 –
世界著名大提琴家王健
“ 为什么西方古典音乐长盛不衰，因为它们同人类最深邃的情感有关。” – 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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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演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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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音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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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在西方放映后引起轰动，它让世界看到中国文革后的百废待兴和其中蕴含的生机。影片19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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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气随之而来。因为这部影片，王健在热心的香港商人林寿荣先生的帮助下，16岁那年去耶鲁大学求学，后来进入世界知名的音乐学府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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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17岁尚在求学期间，就在经纪人公司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当年在著名的纽约卡内基音乐会厅里，就曾回荡过这位中国少年美妙的琴声。王健也成为第一位与代表着古典音乐最高水准的唱片公司-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的中国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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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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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至今，王健的演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在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的音乐厅演奏过，如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巴黎香榭丽舍大厅、卢浮宫、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和悉尼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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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王健合作过的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捷克爱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等全球几乎所有著名的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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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王健要在世界各地演出四、五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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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他来到奥克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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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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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听说您四岁就开始学琴，能否介绍一下小时候学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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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我是四岁开始跟我父亲学琴的，我很庆幸有一个很懂孩子心理的父亲，他知道小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长时间集中在一件事上，所以他只要求我每天练5分钟，但在这五分钟里一定要全神贯注地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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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学琴的时候没有像样的大提琴，父亲把一个中提琴绑上根筷子倒立在地上让我当大提琴练。后来我长大了些，父亲就画了一张大提琴的图纸，找了个木匠照虎画猫， 做出了一把琴，我就是拉着这把自制的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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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您在1979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演奏过大提琴，这部片子还在19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请问这件事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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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美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斯特恩带着一个摄制小组来中国，对中国进行文化探索，他们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拍摄了学习音乐的孩子，因为事先听说过我，就把我拍入镜头，影片结尾就是以我演奏大提琴来定格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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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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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香港大昌贸易公司总裁林寿荣先生看了这部影片，就主动写信同我联系，要资助我去美国学习。林先生非常热爱音乐，他还是个乐器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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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十年代中期16岁那年去的美国耶鲁大学。后来，又以全额奖学金进入朱利亚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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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不仅资助我去耶鲁学习，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把17世纪制作的名贵意大利琴送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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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对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肯如此热诚帮助，这种慷慨和善良让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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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国拍纪录片，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早就认识了我，他知道我到美国后，就介绍我认识音乐圈中的朋友，包括经纪人。我17岁时，也就是到美国的第二年，就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那时候，与马友友在同一家经纪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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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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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斯特恩也帮助过其他有音乐才华的美国之外的年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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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他是犹太人，他帮助过许多以色列的年轻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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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这些年来同世界上顶尖的交响乐团和指挥都有过合作，1995就签约代表着世界古典音乐顶级水平的德意志唱片公司（DG）；还数次获得过美国格莱美音乐奖提名，请问您下一步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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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演奏音乐不同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有一个又一个答案需要解答。演奏音乐是永远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中，同样的曲子，与不同的乐团合作会有不同的效果，就是同同一个乐团合作，每次的演出情况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演奏音乐的魔力所在，总是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能做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并且保持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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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一个华裔背景的音乐家来说，是什么使得您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上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受欢迎的大提琴家？相信就演奏技巧而言，优秀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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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演奏技巧高就像是一个人有很大的词汇量，但是单词量大，不一定就写得出好文章。西方古典音乐其实是用另一种语言、一种音乐的语言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来展现一种高深的精神境界。掌握了这种语言，你才能理解古典音乐表现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你的琴声再现你对它的感受和理解。所以，每个音乐家对于音乐作品的演绎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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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语言不同于小说语言，它没有语种的不同和国界的限制，因为人类说到底，可以在语言、肤色、文化、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但最深层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类的情感和人性，而这些已经被西方古典音乐家在几百年前通过他们的音乐表现到了极致；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古典音乐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们同人类最深邃的情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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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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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您录制过全套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您最欣赏巴赫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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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6首》是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古典音乐家中专门写大提琴曲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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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有崇高的一面，我喜欢巴赫，因为巴赫的音乐展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崇高、最圣洁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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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不同于流行音乐是为了让人娱乐、消遣。记得一次在中国接受采访，一个记者问我为何演出时那么严肃、没有笑容。唉，这样的问题真不好回答。首先，得明白古典音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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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家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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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您这些年常回中国演出，总体来说，您认为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在什么层面上？听众欣赏古典音乐的水平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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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同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比起来，中国的交响乐团还是有差距，但这些年来进步很快。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乐团去中国演出，看得多、听了多了，自然会受影响，有助于水平的提高；不像几十年前，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是件很了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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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严肃的音乐，音乐是为了娱乐。过去演京剧是在茶馆里，台上有说有唱，台下有吃有喝，高兴的时候还大声叫好。中国人喜欢热闹，缺乏“肃静”的的观念，只要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就少不了大声喧哗。这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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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但中国人现在普通缺乏对严肃认真的追求，人们过于浮躁，可能是过去多年艰难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以此麻痹自己。但是一个民族长期缺乏严肃认真的处世态度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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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大提琴家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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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中国许多父母都鼓励孩子学琴，新西兰的华人家庭也不例外，您对这些琴童的家长有什么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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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中国人的一大优点是上进心特别强，不好的一面就是喜欢不切实际地同人攀比。别人的孩子学琴，那我的孩子也得学，这可能会导致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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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只是单纯地希望孩子成名，那不如送孩子去好莱坞演电影；运气好了，也许会成为童星。你可能认为这种可能性太小，但实际上，指望孩子通过学琴成为大音乐家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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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有3千万琴童，全世界顶尖音乐家有多少？大提琴方面也就是15个左右，小提琴家也就是二、三十个， 钢琴方面也就是五、六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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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如果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提高自身修养那是很值得鼓励的。音乐会让人产生对美的追求，这个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对美有追求，那么就会注重生活质量，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这样的人会比较生动、优雅，有自信，对他人也会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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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鼓励孩子学习音乐是件好事，但是不要给孩子不切实际的压力。要明白学习音乐其实就是一种追求美的过程。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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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篇采访文章刊发于2010年4月23日的《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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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同王健先生有过面对面的采访，后来对有关他的演出和采访都会格外留意。王健近年接受中国作家许知远的那次采访比较有意思，他在采访中对自己和马友友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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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说，“马友友的音乐非常乐观，向上，很阳光，风趣，典雅，有格调，是绅士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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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自己的音乐时，王健说自己是“乡村型”，“令人揪心的东西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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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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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较其实相当有寓意，两位同为华裔的世界级名大提琴家，他们的身世、背景大不相同，一个童年时从巴黎到美国，一个少年时从上海到美国。他们的经历和对对艺术的思考、人生的思考都体现在他们的音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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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说过这样一句话说：“音乐是灵魂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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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5日，新西兰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此协议是东盟10国同与之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西兰、澳洲、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一个协议。
据估算，签署这一协议只能给新西兰年度GDP带来0.3%至 0.6%的增长，这是因为新西兰同这些国家原本就有自贸协议。新西兰当初参加一协议主要是为了印度，因为新西兰同印度没有自贸协议，但印度最后退出了。不过对新西兰来说，这个协议仍旧重要，因为能参与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还是有利于新西兰的出口和国家利益，毕竟这是一个涵盖世界30%的人口和约30%全球贸易量的协议。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高宏志博士对外商投资新西兰很有研究。新西兰签署RCEP协定对外资进入新西兰特别是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什么，高博士在采访中谈了他的看法。 – 毛芃
毛芃：新西兰11月中旬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请问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对新西兰意味着什么？
高博士：联合国一个机构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RCEP区域性贸易协议签订之后，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进入到RCEP国家，这也包括了新西兰。
中国一直想通过签署区域性自贸协定，让中国资金更方便进入其他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制度环境比较好的国家。
毛芃：为什么中国对投资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有兴趣？
高博士：世界银行每年都发布制度环境指数排名，新西兰制度环境、制度质量的排名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
中国一直都想有更多资金进入新西兰，这是因为那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及贸易环境。
新西兰的制度环境对知识产权和个人财产权保护得好，如果你有一笔钱，是不是更愿意把它放到新西兰以得到充分保护？
从另一方面讲，人民币不是自由流动的国际货币，刨除利率因素（比如人民币贬值），人民币不能无限制兑换成美元、英镑和欧元这类硬通货，你必须要经过审批，这就是个壁垒， 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壁垒。
如果没有能充分保护你的资金的国内环境，你自然会有资金逃离的冲动，这在学术上有一个术语，叫“制度逃离”。
毛芃：那是不是说，新西兰签署了这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只后，就对中国投资敞开了大门呢？
高博士：这至少给了中国政府和投资者一个砝码，中方会要求新西兰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给予更“公平”的待遇。
公平待遇怎么理解呢？举个例子，英国的资金要进入新西兰买牧场，中国的资金也要进入新西兰买牧场，大家买同样东西，纯粹从市场公平的角度来说，那就应该是谁出价高，就卖给谁，由价格来体现选择。然而实际上，价格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一个有趣现象是， 中美贸易战开打前，中国腾讯在奥克兰买了一个同互联网有关的企业，这算是中国的资金进入了ICT行业 – 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通讯领域。
中美贸易战之后，我们对新西兰外来投资办公室投资审批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没有一例中国资金进入IT通讯领域和金融领域。不过，中国和香港进入新西兰的投资总额并没有减少，只是投资领域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在乳制品领域。
毛芃：你的意思是说新西兰对中国的投资有某种担忧或不放心是吗？新西兰同中国在贸易上已经非常紧密，为什么在投资上要保持距离呢？
高博士：新西兰传统上的投资来源国，都是同新西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关系比较亲近的国家。最早的是英国，后来是澳大利亚。澳洲同新西兰很早就有了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新西兰的投资近年也在增加。
对新西兰政府来说，它要看你投资背后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政府审批外来投资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进来的钱有先天不足， 因为你的制度环境（比如对私有产权缺乏充分保护；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预）不够好。另外，对新西兰的政府来说，它要考虑你这个（来自中国的）钱是怎么赚来的，是否纳税了，是否有钻制度漏洞。但如果是从英国来的钱呢，就会觉得英国的制度环境比较透明，法律监管比较好，英国来的钱更容易看成是比较安全和干净的钱。
新西兰的社会清廉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的清廉度则在世界平均值以下。新西兰对中国投资担忧什么呢？担忧的你投资进来后会不会把腐败带进来；会不会把在中国被默认和接受的那种潜规则做事方式，如人情关系、政商关系带进来；会不会把一些从西方法律、伦理视角来看不正常的，与西方价值观相违背的东西带进来。
新西兰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很强调个人主义，例如大选投票给谁，是我的个人决定，哪怕先生或太太或父母都不能干预。
新西兰的政策是围绕新西兰的情境设计的，它即便有漏洞，也没多少人去钻；新西兰的政策质量因而比较高和有效。
如果中国的投资进来，必然会有一群人随着这个投资进入新西兰。这些人手里有钱，有钱的人手中就有power（权力）。在任何国家，掌握钱的人都是有权力的。
一旦有了power，但思维模式、做事方式与同当地人又不一样，投资人也许不腐败，也许不反对新西兰的价值观，但养成钻之多漏洞的习惯可能对新西兰的法制和商业环境带来冲击。钻法律漏洞的人多了，新西兰政策制度环境就会恶化，政策质量也就降低了。
新西兰对中国投资是有很多担忧，这个担忧是有其逻辑在里边的。
眼下，新西兰正在处于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毛芃：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说新西兰在平衡同中国关系上要很小心吗？
高博士：是的，其实不仅是新西兰，澳洲也处在与中国交往中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如何在与中国进行区域性经济整合与保持独立的价值观之间维系平衡。
新西兰的出口收入依赖于中国的购买，如果中国不购买，新西兰的出口就会大量减少；如果出口大量减少，外汇也会减少；而新西兰人习以为常的进口例如汽车和医疗仪器等，都需要外汇。
可另一方面，如果新西兰不能保有自己制度环境方面的优势，必然会和其他岛国一样，失去经济竞争力。
澳大利亚一位前总理曾说，澳洲同中国是商业伙伴关系。换句话说是就买卖关系，并非战略伙伴，也不是政治盟友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制度有距离。
看看今年澳洲为何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核心问题在于澳洲提出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澳洲从它的国家利益角度，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理解。因为不光是澳洲关注病毒起源问题，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关切。这么大的流行病，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不知道起源在哪里，那很难预防病毒传播的再度发生。可澳洲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中国能不接受呢？为什么要从动机的角度质疑澳洲、认为澳洲是在反中国？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到底出在哪里？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冲突，也是政治体制的冲突。
所以说，新西兰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新西兰这样的小国家来说，保持自主外交、维护和坚持自身价值观的同时维护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对新西兰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作者：毛芃
2020年11月12日，新西兰媒体刊文说，前总理John Key爵士认为拜登是个非常热情、明智、知识丰富、令人愉快的人。2016年，时任总理John Key接见了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拜登是来参加新西兰海军建军75周年庆典的；这是自1999年克林顿总统因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到访新西兰以来职位最高的美国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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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ey爵士表示，阿登总理会发现同拜登建立个人关系要比同川普建立个人关系容易得多。 他说，两国领袖之间如果个人关系好，对两国关系大有好处。John Key爵士预计拜登上台后会很快邀请阿登访美；而阿登过去三年从未获川普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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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阿登总理在推特发文恭贺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获胜”。11月23日，阿登同拜登通电话，两人讨论了气候变化、疫情和贸易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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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总理同拜登通电话笑逐颜开
高博士访谈：
为何新西兰前任和现任总理
都中意拜登
毛芃：无论是前总理John Key（约翰·基），还是现总理Arden (阿登)，他们都对拜登成为下届美国总统表现出了赞许。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解读他们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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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John Key同到访的拜登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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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供稿】
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表示：“如果提升最低工资不会减少工作机会、如果通过立法可以实现国家繁荣，那么左翼组织就应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22.10纽元以上。”
海伦·克拉克基金会（Helen Clark Foundation）和新西兰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呼吁增加最低小时工资，称这将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
工党和海伦·克拉克基金会声称提高最低工资是没有成本的，还认为通过制定新法律能提高生产率和发展经济。 果真如此的话，为何不将最低时薪提升到50纽元呢？
David Seymour说：“无论是基本经济理论还是实际经验都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即较高的最低工资会导致工作机会的减少。”
政府商业、创新和就业部给政府的建议是，推行生活工资（living wages）将减少30,000个工作岗位。
政府财政部也表示，提高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生产力、不会提升体工资水平也不会创造就业机会；而且，会损害新西兰的国际竞争力。
最低工资不可能成为生产力增长或工资逐步变化的驱动因素。
在极少数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所造成的就业损失能被就业收益所抵消，因为最低工资收入者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从而使得消费需求增加。但要做到这一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需要极大地提高，这在新西兰不太可能实现。
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有效地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反而会增加整体劳动力成本，这会降低新西兰的国际竞争力。
David Seymour指出： “工党和海伦·克拉克基金会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企业由于不堪劳动成本的增加而选择实行自动化或是缩小企业规模，这毫无疑问会减少就业机会。”
目前，新西兰的经济仍处于衰退中，上个季度全国有37,000人失业。
今年４月初，在经济步入衰退退、企业因为疫情而陷入停滞的当儿，政府将最低工资 提升到 $18.90 。
明年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是经济破坏行为。新西兰的中小企业将无法承受工党所施加的持续不断的劳动成本的增长。
行动党核心层有七位在进入国会前都是小企业主，行动党非常了解新西兰雇主所面临的挣扎。
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表示：“行动党的政策是将在12个月内将GST（商品和服务税）削减至10％，并暂停最低工资增长，以刺激消费并为企业主提供喘息机会。”
新西兰房地产市场火爆，引发政府关注，总理对房市价格急涨不满，反对党对政府的管理不满。毛传媒读者评论部的三木先生对此发表了看法，奥克兰的理查德和路人先生也都发表了意见。 – 毛传媒编辑部
三木：
昨傍晚放工回家路上听new talk ZB主持人在开放call-in讨论奥克兰房价，奥克房价在疫情之下仍然一飞冲天，反对党魁judith Collins抨击工党政府不作为、不加大释放土地资源，不减少审批成本，才是房价太高的原因。
总理Jacinda也说房价太高不能容忍，但拿不出具体办法，她上一任竞选时的kiwi build home政府建廉价房的计划政策，实施几年来，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
房价问题来了，政客只会空喊口号博取选民同情、媒体却都把责任推到房产投资者身上。New talk ZB的主持人，对房产投资者喊打喊杀，极力主张征收资本利得稅。
一个房产投资者打电话到电台说新西兰的房地产失控，不是新西兰地产投资者的罪过，在目前的高价危机下，地产投资出租屋主承担着租金收入不敷贷款的压力，日子并不好过。主持人反问：你用租房者的钱，帮你还自己的贷款，你还说日子不好过？
这就是左派的思维！
Richard
这事我是这么看，新西兰土地主要是私人所有，中央政府能做的有限，房价上涨主要是市场获利预期趋势。本世纪之前，新西兰房地产也涨但没有这么明显，这二十年两党轮流执政都疯长，原因不一定是全是刚需，是地产拉动GDP的思维模式占主导，是投资利益驱动。这是自由市场，不改变获利期望和货币放水，再多的土地释放，建再多的房屋，也依然会涨，中国满地的鬼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三木
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新西兰目前好像不明显吧！当然地产带动相关产业，这是经济联动规律，是在哪个国家都存在的。
投资利益驱动当然是原因，任何领域的经济发展，都必须依靠投资利益驱动，这并非只能是是地产业发展独有的因素。
尤其是奥克兰，住房需求超过供应，钢需房屋短缺，是不争的事实。
新西兰的住房市场，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止是一个国内市场, 不能以新西兰人的收入来衡量房屋价格。
不管你禁不禁止国际买家，巨量的海外新西兰人，都是国际买家的一部分。
工党的房屋思维是方向性错误。
资本利得稅不是没有合理性，而是要不影响市场的投资意愿，打击投资，就是断了经济发展的水源。
加大供应量，简化程序加快审批速度，降低行政审批费用，投放更多土地资源，这是唯一解决之道。
中国大陆地产的奇高，鬼城化，正是政府土地财政化的结果，就是政府把持土地资源，卖地发财，房价很大部分利润，被政府及与官勾结的一级开发商拿走。
新西兰要加大土地释放，简化审批费用程序，就是为了避免政府走到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那一步。
路人
由于其它行业都不景气，周围的华人朋友都直接间接投身房地产的产业链，参与在大地上分割盖房，多为密集独栋或联排房；近几个月大地房产的价格猛增。
华人社群在这方面的行动力很强，对特定房地产类别（区块）有很大影响。华人喜欢可以分割的大地旧房，可以再多盖以增值。
而回流的海外新西兰人买家和初次购房的刚需，使得其它类似的房产也得到支撑走高。
三木
房地产市场价格飞速增长，我看主要有下面三个原因。
- 银行利率低趋势，
- 政府为拯救疫情经济而超发货币、加大借债，使货币贬值超速，
- 资本为避险转入地产，奥克兰本身房屋供应短缺。
华人热衷投资房地产是真的，但还没有能够左右新西兰房价的能力。
路人
同意三木的这三点分析；华人资金集中投入大地房产，然后在联排和公寓期房阶段就出售，加速了资金周转；最近大地房产拍卖基本上是华人建商（及其背后华人资金）在争抢。
（行动党供稿）
10月17日大选，行动党获得8%的政党选票，赢得了10个国会席位，这是行动党者前所未有的竞选佳绩！在此，我们向所有行动党的支持者表示感谢，特别感谢新西兰华人社区的支持！
新团队任重道远
对行动党来说，2020年大选结果令人兴奋，但是对新西兰整个国家来说，这个大选结果并不理想。因为那些社会问题依旧存在，生产力持续低下， 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靠福利为生；新西兰99%的地方没有人居住，但建房子却有一堆官僚的繁文缛节要对付，比建房子本身还麻烦。
新的行动党团队将在国会复会后，就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给出我们的方案。
有反对意见、有建设性提议
行动党在国会将通过两个手段来起到对政府的问责、监督作用：一是提反对意见；二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我们如何能使得住房建设变得容易些 。
行动党将在权力制衡方面发挥大作用。
现在，全国还有50万张特殊选票在点算中，也许最终的结果出来后，行动党还会再增加一个国会席位也说不定。
行动党核心团队
行动党支持者大可相信自己选择了一个高质量的团队。有评论人士说，行动党团队大部分人都没有国会工作经验；不过，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有丰富的不同行业的工作经验，这对我们在国会代表和服务社会大众是非常宝贵的。
来认识一下行动党的核心团队成员吧。
David Seymour
与他领导的核心团队
1、David Seymour
David 是行动党领袖，许多人说他是国会中除了总理之外最好的议员。 David 进入国会的时候，行动党在国会只有一席之地。现在，行动党已有10个议员，成为国会第三大党。David 力推的充满人道精神和同情心的《生命终结选择法》会让很多新西兰人受益，他们将能带着尊严离开人世。
2、Brooke van Velden
Brooke 是行动党副党魁，经济学家，一个聪慧的自由派，不一个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千禧世代的一员。Brooke出身于一个小业主家庭，她将成为不可小觑的新西兰年轻一代的代言人。
3、Nicole McKee
新西兰持牌枪支社区的代言人，Nicole平和、理性，有充沛的活力，富有人格魅力。
4、Chris Baillie
Chris 曾经做过15年的警察，还在Nelson一家特殊学校担任过15年的教师。他有自己的小生意，雇了30个人，他还喜欢演奏爵士乐。
5、Simon Court
Simon是一个环境工程师，他知道什么样的创新政策对环境真正有好处。
6、James McDowall博士
32岁的博士，律师，古典自由派，擅长辩论，会讲粤语；2005年在大学校园读书时就是行动党支持者。
7、Karen Chhour
Karen的志向是为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她克服逆境拥有了自己挚爱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她的人生故事就是行动党价值观的体现。
8、Mark Cameron
Mark 真正代表着新西兰乡村的声音。他做了32年农场主，国会中没有哪个政党的国会议员在进入国会前每天早上要给奶牛挤奶。Mark将在国会中为所有农场主代言。
9、Toni Severin
Toni 是一个企业家，来自南岛，她和她的先生在全国三个城市经营生意，雇了25个人。她是行动党长期的支持者，深切了解什么样的政策能给企业带来活力。
10、Damien Smith
Damien有企业、投资和金融经验，他将是国会金融和开支委员会中知识最渊博的一位。
请继续支持行动党
让我们一起把新西兰建设得更好！
作者： 毛 芃
在上一篇为离婚不分财产给妻子，渣男做假证被律师揭穿 的采访故事中，汪律师讲了一个被告作假证的案例。
可是，有没有律师协助当事人作假呢？我追问汪律师。
汪律师想了一下，谈起一桩她经手律师参与作假的案子。
作假之后，律师代当事人还债
这是一个同赌博有关的案子。女当事人 Z 因为沾染赌博恶习，钱输的差不多了，就想把房子拿到银行做抵押，好贷上一大笔钱继续去赌。
用来抵押的房屋为Z女士和她的先生共同持有，按照规定，Z女士以自己名字贷款，她的先生必须做为担保人在贷款文件上签名。
可是，Z女士不敢让她在台湾的先生知道实情，便告诉做贷款文件的律师说，不用在意她先生怎么想，只要能搞定银行给她贷款就行。
这位律师明知他的职责是同Z女士的先生讨论房屋抵押贷款事宜，确认Z女士的先生同意担保。然而，这位律师为了满足女当事人的心愿，为了赚点便宜的服务费，在没有联络当事人的先生的情况下，帮她向银行做了虚假说明。
结果，纸包不住火，女当事人在东窗事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追究起来，才发现这位律师压根没有给 Z 女士的台湾先生打过电话，也没有发过任何文件给他，Z 女士的先生对房屋抵押贷款一无所知。
可是，这位律师坚持说自己给那位台湾先生打过电话。汪律师经仔细查证，发现他给的电话号码有误，根本不是那位先生的电话号码；另外，打电话的时间也有问题，律师声称打电话的那天，刚好那位先生不在台湾。
毫无疑问，这位律师违反职业操守，帮助客户作虚假说明。
鉴于这名律师的当事人 Z 女士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法官于是要求他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赔偿那位台湾先生因为他的过失而在房产方面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迷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就是好律师？
律师，这么光鲜受人尊重收入不菲的职业，为什么会有律师愿意帮助自己的客户作假？我问汪律师。
汪律师认为这同一些华人客户的“迷思”有关。
她说，在她20年的执业生涯中，发现一些华人客户在法律上的“迷思” – “他们不了解法律的神圣性，不晓得律师的职业功能，以为厉害的律师是能帮他/她把黑的说成白的，甚至能不惜代价协助客户做不真实的说明、做虚假文件。”
汪律师说，有些华人觉得律师的功能就是帮他们把很麻烦的涉及法律的问题回避掉，减少当事人的合规成本。
“然而，这绝对不是律师的工作，这也不是律师的职业功能，＂汪律师的声音有些激动。
汪律师说：“新西兰几年前引入《反洗钱法》之后，律师、房屋买卖中介和银行都要对客户资金来源做些额外的要求和调查；很多客户就认为哪个律师能让我不要搞这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是好律师、就是有能力的律师。
“其实这个观念同法律观念恰恰相反。有这种想法的人要记住，如果有专业人士、专业律师愿意为你铤而走险、用违法的方式回避法律要求，到头来风险还是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反洗钱法》出来之后，一些客户因为没法儿解释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学历是怎么来的，没办法解释自己的工作经历或是银行流水是不是真实的，于是就找律师或是外汇公司经理或是移民中介，要求这些机构的专业人士帮他把相关文件“搞定”。
现实中，作假后能侥幸蒙混过关的确实大有人在，但不可能人人作假都安然无事。
汪律师说：“一些当事人在东窗事发后，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帮他做文件的专业人士身上，说‘这不是我弄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帮我弄的’。
“然而，法官是不会接受这种解释的。”
汪律师说：“如果律师或是移民中介或是外汇公司的管理人员用不尽合法甚至是完全违法的手段帮助当事人做了与事实不符的说明，当事人因此受益，获得了签证或是转款，或是得到不该有的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又对有关机构造成误导，当事人可能会面临种种法律后果，例如签证被吊销。”
缺乏诚信会殃及下一代汪律师说：“在新西兰，律师一旦被发现默认客户作假、纵容客户作假、甚至帮客户作假，那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很可能会被断送。”
有些华人为了多贷款买物业、快速致富，就要求律师帮助做一些与实际不相符的文件。结果骗局被戳破后，律师不但自己的执照被吊销，有的还被捉去蹲监狱。而开金融公司的老板如果帮助客户做不尽合法的文件，有可能会遭到起诉。
汪律师说：“ 在法律的任何环节上，一旦一个人被认为有欺骗、欺诈行为，就很难再得到信任。”
例如，有人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把自己的收入做得高高的，扩大自己名下的财产价值，但是到了离婚要分财产的时候，又说不这些财产不是自己的，都是父母的。在法官看来，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都是诚信有问题，个人品行有问题。
汪律师说：“我看到很多打民事官司的华人案子，因为当事人之前曾经在签证或移民经历、学历经历上作假，在配偶关系开始时间或是结束时间上作假，或是在家人身体状况上作假，之后如果再遇到其他财产官司的话，对方律师就会把这些作假的事情抖落出来，指你诚信基础有问题，会不择手段去说谎。”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更相信哪一方的证词呢，答案不言而喻。
汪律师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作假一定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巨大。不管是律师、会计师，金融公司的经理、贷款经纪人还是移民公司顾问，如果为了满足客户不正当要求在法律文件上做不诚实的说明，就算帮客户赢得了眼前利益，但可能会赔上客户一辈子的诚信，而最后为此承担代价和后果的人， 很可能是我们华人在新西兰的下一代。
这是因为每个法律欺诈案子被公开后，大家记得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名字，而是华人的面孔。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对华人族群产生一个“缺乏诚信”的集体印象 。如果一个族群被贴上这样的标签，那它的下一代在这个社会能受到尊重和信任吗？
作者： 毛 芃
2020年，注定不平凡的一年。2020年的新西兰大选，刷新了人们对新西兰民主选举的认识。
10月17大选日当晚， 执政的工党赢得国会120个席位中的64席，可以在不需要同其他小党结盟的情况下独自执政。这是自1996年新西兰实施MMP混合比例选举制度以来，首次有政党获得半数以上国会席位。
创造历史的不仅是工党，还有行动党。行动党获得8%的选票，赢得10个国会席位，成为国会第三大政党，这是该党自1996年参选以来的最好成绩。
大选前岌岌可危的绿党也号称创造了历史，因为绿党不仅赢得了奥克兰中心区席位，还赢得7.6%的得票率。
选举总是有输赢，赢家赢的有多光鲜，输家就输的有多惨淡。
最大的输家自然是国家党，英文媒体用“血洗”这样的词来形容国家党惨败于工党。大选之后，国家党上届议员中有19人丢掉了这份高薪体面的工作。
在上届政府担任副总理和外长的Winston Peters大选后也将在国会消失，随之一起离开的还有在上届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和其他部长职务的几位前新西兰优先党议员。
大选之后的新西兰国会，三分之一将是新面孔。
01、工党：历史性胜利
工党今年大选取得了碾压性胜利，创下49.1%得票率，从国家党手中夺下15个选区席位，并且赢得南岛所有选区。这是工党过去50年来最好的选举战绩。
在全国人口最多的奥克兰市，不少选区也由蓝变红；例如前国家党副党魁Paula Bennett 在 Upper Harbour 的选区，再例如奥克兰北岸 Northcote选区。
按照工党领袖Jacinda Ardren的说法，新西兰人对工党的支持遍及城市和乡村，工党不仅赢得了有希望获胜的选区，还赢得原本没希望获胜的选区。
现在令人关注的是下届政府的构成。能够独自执政的工党，是选择独自执政还是选择与绿党和毛利党组成联合政府呢？
19日周一，阿登同绿党联合领袖James Shaw会面。不过，她拒绝透露是否会同绿党合作。
她说，以前“政府中有很多不同意见”，使得做事情的脚步放慢，工党现在得到选民授权可以独自执政。
上届工党政府中有新西兰优先党和绿党，阿登可能是指优先党阻碍了工党一些政策的实施。
工党领袖阿登强调说，工党将成为所有新西兰人的政党。
毛传媒时评人三木先生说：“这意味着下届工党政府可能走中间路线，甚至经济政策向右转。因为面对经济衰退危机，只有采用偏右的自由经济政策，才能快速走出困境。”
下一届工党政府怎么构成，会不会同同绿党和毛利党合作，值得关注。
在今年大选中，毛利党候选人Rawiri Waititi出人意料地从工党候选人手中夺下Waiariki选区，使得毛利党在国会拥有了一席之地得以重返国会。
02：国家党：毁灭性失败
大选日之夜，国家党获得632,000张选票，比起三年前的998,000张少了366,000张。也就是说，将近百万的前国家党选民中，有约三分之一抛弃了国家党。
这次大选，国家党得票率仅26.8％，仅好过2002年的20.9％的得票率。
虽然选前民调显示国家党获胜无望，但与工党差距如此之大还是令人震惊。毕竟大选前一天的民调还显示国家党支持率有31%。
就连国家党领袖Judith Collins 所在的 Papakura选区，工党得票率都高过了国家党。作为党魁，不能说服本选区的选民支持自己领导的政党，这是有些尴尬。
国家党副党魁Gerry Brownlee则丢掉了自己从1996年就一直担任的选区议员席位，Brownlee还是国家党的竞选经理。
大选日当晚，看到大势已去，Collins立即给工党领袖阿登打电话表示了祝贺。
国家党输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7月中旬才担任国家党领袖的Judith Collins一脸倦容。她说：“我做了我能做到的一切。”
Collins说，整个国家党都要好好反省，不仅是反省今年的工作，过去三年来的表现都要反省。她还建议对候选人的挑选程序进行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奥克兰东区Pakurangua和北岸的Northcote都有很多华人居住，但这两个区的工党得票率都超过了国家党。
一个引入瞩目的问题是Judith Collins 的去留。大选惨败，她还能在党魁位置上呆下去吗？不过Collins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离职。
Collins在大选之夜对支持者的讲话中说道：“今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不过三年转瞬即逝。我对所有人说：’我们会回来的’。”
但是，带领国家党返回国会的是谁呢？会是Collins吗？
过去这半年，国家党走马灯似地换领袖，从Simon Bridges 到 Todd Mallard, 再到 Judith Collins。而那个前纽航CEO Chris Luxon已经赢得了奥克兰的Botany选区，从他宣布代表国家党参选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揣测他的志向是领导国家党。
03 、行动党：从一个到十个
行动党是2020年大选的赢家：8%的支持率，10个国会席位，这样的成绩只怕行动党自己都没料到。在行动党竞选宣传单上，只印了包括党领袖David Seymour在内的8位候选人的头像。
就是在今年6月， 1 News Colmar Brunton的 民调显示行动党支持率还只有 3%。
行动党成立于1996年，10个人一起进国会，这还是行动党历史上头一遭，以前最多是9个。而且从2011年起，行动党在国会仅一个席位。今年大选后，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身后将有一个真正的核心团队。
不过，David Seymour 10月18日接受Newshub Nation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他对这次大选结果感到“苦乐参半（bittersweet）“ ，还说”对新西兰来说不是好消息“。
原来，Seymour担忧新西兰未来三年仍在工党领导之下，生产力低下、住房问题、教育质量问题、精神健康等眼下棘手的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他是信不过工党的执政能力。
Seymour表示，他和他的团队要服务好民众，做好民意代表；作为反对党，要起到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作用。
据New Zealand Herald报道，行动党大选前支持率的上升同Seymour在国会疫情应对委员会（ Epidemic Response Committee）的表现分不开。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和批评政府在疫情处理方面的工作，对政府进行问责并提出建设性意见。Seymour是这个11人委员会中的一个，他被视为问责很有效的成员。
在10月18日的Newshub Nation 节目中，David Seymour 被时评人士誉为上一届国会中除了Jacinda Ardern 之外表现最好的国会议员。
作为立法者，Seymour在国会中只身站出来反对工党政府的《枪支改革法案》，他对《生命终结选择法案》的积极推动，为他赢得不少尊重和支持。
行动党今年大选也赢得不少华人的支持，David Seymour特别向华人社区表示感谢。
04 、绿党：胜利出乎意料
绿党在大选投票日当晚赢得了7.6%的支持率，还赢得了奥克兰中心区的席位，这是绿党自从1999年以来首次获得选区席位。
难怪绿党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兴奋地说“我们创造了历史”。
在大选前的几次奥克兰中心选区民调中，绿党候选人 Chlöe Swarbrick的支持率都排在工党和国家党的竞争者之后。但26岁的Chlöe Swarbrick最终获胜，这让绿党支持者欣喜若狂。
绿党1999年进入国会，在上届工党政府中，绿党同新西兰优先党一道成为工党执政小伙伴。今年大选后，绿党无疑仍想进入政府。
绿党竞选纲领其中一条是引入“财富税”以增加税收，不过工党一再表示不会接受“财富税”。
绿党注重社会平等、注重环境保护，主张通过提升福利和对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来减少不平等；绿党还积极推动新西兰在2050年之前成为实现“碳中和”的国家。
05、新西兰优先党：这次是真的谢幕吗？
新西兰优先党在今年大选中没赢得选区，政党票也只获得2.7%，远不到5%的进国会门槛。未来三年，新西兰人将看不到那个说话不饶人、犀利但不失风趣的Winston Peters出现在国会，看不到他挖苦其他政治人物、看不到他同记者耍嘴皮。
新西兰总理、工党领袖Ardern 对从政36年的彼得斯给予高度赞誉，她说，彼得斯给新西兰创造了“巨大政治遗产”。
新西兰时评人士说，温斯顿·彼得斯将是新西兰最令人难忘的政治人物。彼得斯是MMP选举制度下著名的“王位制造者”，他曾以小党领袖身份，三次同大党组成联合政府，两次担任过新西兰副总理。
有意思的是，新西兰优先党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反对党，因为每逢同执政党结盟，优先党就会在下次选举中被选民抛弃，无缘重返国会。而且，就算在联合政府内，优先党领袖彼得斯似乎也还是个麻烦多多的刺头儿；他三次进入政府，两次任期未满就被撵了出来。
作为小党领袖，彼得斯的权力在2017年大选后达到顶峰。他领导的新西兰优先党与工党合作，他除了担任副总理，还担任了外交和外贸部长。任期内，他增加国防军费开支，与其他“五眼国”伙伴在国际事务上保持一致；同时，他还发挥制衡作用，扼杀了工党力推的资本利得税。
毛传媒时评人士朱迪女士说：“上届政府中，阿登的三年的执政应该是受到Peters的辅助和影响，这对她的成长是有益的。现在Peters的离去，对她是个考验。”
在10月17日大选之夜，彼得斯在Russell对上百名支持者发表了“简短，温和、有力的讲话”。
彼得斯说：“选举事关民主和民众的愿望，我们永远都不应停止对民众的信任，在国会为民众服务是殊荣。”
“对于那些今晚取得选举成功的人，我们表示祝贺和良好祝愿。”
他说：“27年来，有一个政党一直在质疑和挑战当局；今晚，这种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被需要。”
此话让人想起彼得斯2008年大选后的败选讲话，他说：“这不是终点。”
在新西兰，任凭哪个资深评论员都不敢说彼得斯“玩完“了，因为他在政坛销声匿迹三年后总会出其不意地高调返回。
但这一次，他是真的说再见吗？毕竟是75岁的老人家了。四十年的公共生涯之后，这是彼得斯最后的告别吗？
在新西兰，通常在政府内部任过高官的人在退出政界后，会被安排做外交官。因此，彼得斯未来成为驻美或是驻英大使也说不定呢。
2020 大 选 小 结
1、新政府的组成
阿登总理宣布新一届政府需要两、三周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因为还有很多特别选票等待点算。
新一届政府中，部长的任命是个看点。正如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所说的那样，工党缺乏人才，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由一人兼任就可知道工党人才荒，何况新西兰优先党的退出让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样重要的部长职务空缺。
工党政府会不会给绿党部长职务呢，这取决于双方是否会结盟组成政府。
毛传媒读者七月博士说，她“希望阿登姐莫要辜负了原来国家党支持者的策略性投票。” 七月说的是大选前，不少国家党支持者因看到国家党获胜无望，于是决定策略性地把政党票投给工党，好让工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这样不必同绿党合作就能执政，至少在政策上不至于太左。
2、年轻一代崛起
2020年大选，年轻政治人物的表现很耀眼。再次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的Jacinda Ardern刚40；另一位出彩的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1983年出生；而在奥克兰中心选区获胜的绿党国会议员Chlöe Swarbrick才26岁。
3、华人议员只一个
今年大选后的新西兰国会，只有一位华人议员 – 工党的陈耐锶靠党内第38位的排名进入国会。26岁的陈耐锶同时参加了在Botany选区的竞选，同国家党候选人、前纽航CEO的Christopher Luxon 一争高下。她在Botany这个国家党票仓赢得了一万多张选票，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国家党这次没有华人进入国会。据天维网报道，已经退出政坛的前国家党议员杨健博士表示，如果华人无法进入国会，对整个华人群体都是很大的损失。
从常理来说，华人议员对华人背景和习俗更了解，对华社存在的问题和华人的需求也更清楚。因此，国会中有更多华人代表当然是好事。不过，华人议员必须是华人社区的正面形象代表，华人议员在观念上首先要符合新西兰的价值观，如果不是这样，那才会真正给华人群体造成损失。也希望各个政党在挑选华人议员候选人的时候能多方听取社区意见，真正挑选出华社信得过的人。
新西兰著名学者、华人移民史专家叶宋曼瑛博士曾经指出，华人国会议员“宁缺毋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