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编辑推荐

作者：毛 芃

近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接受了新西兰电台RNZ的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Guyon Espiner）的专访。博尔顿表示，如果新西兰继续严格禁止核技术，将会面临危险。他说，新西兰坚定的反核政策是一个错误。

约翰·博尔顿接受了RNZ的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专访

–

在RNZ 主持人盖恩·埃斯皮纳（Guyon Espiner） 最新的访谈节目中，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新西兰“应该认识到核武器和核能之间存在着差异 – 即使在海军战舰上也是如此。”

博尔顿说，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核灾难加强了新西兰的反核立场，但自那时以来，核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如果你想对核武器建立禁忌，好吧，我明白，但对于核能本身实施禁忌，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20 世纪 80 年代，博尔顿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当时新西兰在工党政府总理 David Lange的领导下，禁止核动力或核武装船只进入新西兰水域。

这一政策导致了新西兰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新西兰叫停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宣布美国不再承担对新西兰的安全保护义务。

John Key 2008年担任新西兰总理之后，新西兰同美国的历史裂痕逐渐得到弥补。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访，与时任新西兰外长外长Murray McCully签署了《惠灵顿宣言》；2012年，新西兰国防部长Jonathan Coleman 同美国国防部长Leon Panetta 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华盛顿宣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得到了恢复和深化，尽管新西兰的无核政策仍然保持不变。

约翰·博尔顿接受RNZ主持人采访

·

博尔顿表示，虽然他不同意新西兰的无核立场，但美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

博尔顿说，新西兰的无核政策并不妨碍新西兰对AUKUS协议产生兴趣，也不会影响新西兰同美国的密切关系。

AUKUS协议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边防务条约，于 2021 年9月推出，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AUKUS的第一支柱安排主要是美国同澳洲分享核潜艇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装备核动力潜艇舰队，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崛起。

新西兰的无核立场实际上阻止了其加入AUKUS联盟。虽然AUKUS 第二支柱的安排可能不涉及核潜艇，但新西兰加入第二支柱的进展仍处于早期阶段。

博尔顿接受RNZ采访时中说，展望未来，在这个日益危险的世界中，他“不希望看到新西兰被孤立，因为那样新西兰只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尽管它距离其他大陆非常遥远。”

博尔顿还说，他个人”希望新西兰也能加入AUKUS第一支柱。”

这张文件照片拍摄于 2018 年 4 月 9 日，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聆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讲话。

–

博尔顿是美国共和党的战略家，曾在里根、布什和特朗普政府任职。

他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是特朗普在任期间四位国家安全顾问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约为 18 个月；后来因外交政策分歧被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解雇。

博尔顿在接受新西兰电台盖恩·埃斯皮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特朗普。他说：“我认为他（特朗普）造成了很大损害，当然是损害了我们机构的信誉、损害了人们对美国体制和宪法的信心。我认为如果他连任，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博尔顿说：“很明显，他不适合当总统。他造成的损害将花费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修复。”

不过，博尔顿并没有跟随共和党的同僚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总统。

“我不会投票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应该当总统。”

---

---

作者：（新西兰）赵晓博士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 – 赵晓博士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是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也是中美经济关系领域的重要观察者。然而，他的观点和立场在过去几十年中频繁摇摆，令人质疑其稳定性和洞察力。他曾被认为是“中国的朋友”，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0年成立以来，他连续24年受邀参加。但在今年，他首次未能发言，因为他曾公开撰文指出“香港已经玩完了”，而这导致他自称的与北京和香港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融洽。

Stephen Roach

–

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时期，罗奇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如今，他的观点逐渐转向悲观，但又未完全放弃对中国崛起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虽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但仍能化解问题，并在2030年代内与美国经济“趋同” 。他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恢复美中关系。然而，这一系列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本文将从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地缘政治局势三大方面，对罗奇的判断与建议进行评论和剖析。

–

一、人口老龄化远比罗奇预估的严重

–

罗奇承认中国正面临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困境的三大挑战之一（另两个是生产力不足和消费不足）。然而，他看到了问题，但显然远远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知名人口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远超罗奇的预测。易富贤指出，2050年中国总人口或将降至10亿左右，而在本世纪末可能进一步下降到3.2亿。这一预测远低于联合国和中国官方的数据，揭示了人口锐减将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从最高占美国的81%滑落到现在的59%。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扭转，罗奇并未给出有效对策。劳动力持续萎缩、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将对养老金、社会保障体系及家庭结构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环境下，即便再多的生产力提升措施也难以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动力缺失。罗奇关于中国赶超美国的乐观预测在这一点上缺乏足够支撑。

---

二、改革开放的终结与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局

罗奇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再平衡”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不仅人口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更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改革开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的死亡导致了外资及民营企业信心的全面崩溃，经济重心转向低效的国营企业，民间资本外流严重，而这一切正发生在要命的全球化倒退和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

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中。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方位高度管控使创新和活力受到严重抑制，市场信心持续低迷，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加悲观。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结构性改革”都难以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罗奇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奇迹的幻想显得过于天真，却未意识到这一模式已经彻底过去，现有的治理模式和环境与过去截然不同，就连国际环境也已物是人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将在国家安全的主导下，难以避免地受到高度集权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治理模式的限制，这将深刻影响长期信心和消费预期。

---

三、中美关系回不到“再接触”阶段

–

罗奇主张通过“再接触政策”来缓和美中关系，并借鉴“尼克松时刻”来打破僵局。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现实脱节。自2020年以来，美中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外交领域的全面对抗早已超出“接触”范畴，事实上进入了“新冷战”的全面竞争状态。罗奇所期待的“再接触政策”缺乏实施的条件与实际动力。

当前，美国政界两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几乎达成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已经从“竞争”转向“遏制”。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俄乌战争、中东冲突这两大热战的双重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美中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双边问题，而是深嵌在全球战略布局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罗奇企图恢复“再接触”政策的建议，哪怕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几无可能。

–

结论：罗奇的判断过于乐观且脱离现实

罗奇试图为中国经济及美中关系寻找出路，但他的建议未能反映出中国深层次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他低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对经济结构性困境的认知缺乏深度，而对美中关系回归正常的期待则显得过于天真。这些因素都显示了他对中美局势的观察逐渐失去准确性。

可以说，罗奇的观点陷入了“不讨好中美双方”的尴尬境地。他对中国的批评无法切中要害，而对美国的期望又显得过于理想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复杂局势与中国内部的多重困境，他的“再接触政策”不过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愿景，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未来，中国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内部调整，而美中关系无论未来谁当总统，都会在竞争中持续紧张。罗奇的观点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显然也是不够深刻，他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低估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也高估了中美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最终，罗奇的建议更像是一种基于过时经验的自说自话，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正如他自己所言：“当事实改变，我的看法也改变。”但问题在于，他是否真正认清了当下的事实？认清事实并作出真正务实的判断，这才是罗奇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更多中国经济研究学者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

---

（赵晓博士曾任中国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现暂居新西兰）

---

作者：凹凸

近日，毛传媒收到一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来稿。因为原文较长，为阅读方便，特分几部分发表，每一部分还添加了ChatGPT的解读，供读者朋友参考。 – 编辑

这个专家写得非常好，讲得非常全面，水平很高！ – 飞雪

【经济评论】海外专家看中国经济症结（1）

本篇经济评论围绕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展开，展示了作者通过对房地产、债务、外汇储备等关键经济指标的观察，成功预判危机的路径；评论强调了中国加入WTO后中低档制造业的竞争力及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提出供给侧改革不应忽略需求侧的重要性。作者还通过分析国际贸易战、新冠疫情后的经济下行，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强调软基建的重要性。因为软基建（住房、养老等）的投入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我关注沿海房地产与港澳台及东南亚经济金融互动，那时我先后到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香港等，抓住房地产产供销与债权债务流动情况，得以预判那时债务断链的影响以及其传导大致路线图。好在那时仅仅是局部危机，但是却让我体会到了泡沫化危机到底是个什么样。

2001年中国入世，起初我也担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到了2003年，我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注意到中国中低档制造业规模出口优势，接下来我也认为中国基建也要抓住时机。据此我预测中国外储迅速增加的利弊，按照那时的增速，我推算出2008北京奥运前后，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注1）会爆发金融危机。因为集中度过大、过快总会有剧烈失衡，对于秀水街经济体可能会是城乡二元经济某个环节断链，对于华尔街经济体可能会是虚拟经济某个局面断层。

那时我虽然肯定了会是美国房地产危机，但是没想到会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债危机。

2008危机之后，我综合城乡所有制、要素权益（注2）、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市民待遇之剪刀差（注3），推断其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广度和深度，会有一个二十年周期，于是推断会从房地产、外汇储备危机转移到产能全面过剩危机，因为其7年周期特征明显，而且在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之间倒转明显。

2015年8.11汇改（注4）前后的股灾、汇灾、债灾其实是相对容易被准确拿捏的。

三个七年，现在已经过去两个七年了。

好在我有很多专业简报放在一些历史的档案之中，让我以上和以下的叙述，显得不那么自吹自擂。

那时五大发展理念（注5）、新常态被诠释为供给侧改革，我意识到这个路径的主次不分可能的后果，相当于“半夜玩龙灯越玩越转去”。

供给侧为辅，需求侧为主，才是那时的王道。

也就是说，要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为主，第一步政府从投资硬基建转到投资软基建，而不是花拳绣腿减免农业税之类；第二步所有制、市场准入并轨，第三部要素权益、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并轨，即最终两腿都要有力、交叉协进才是最优选择。那时中国已是中等收入，政府角色要从拔高转到托底建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使其收入处于稳定状态。

在社会普遍贫穷的时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到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迅速转变为托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则是最优的扩中与拔高。（“扩中”就是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拔高”是提升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么做可以保障社会底层的福利和稳定；这种转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那时奥巴马的再平衡、出口倍增计划也多少延续了之前G2、G20（注6）合作之势。

可惜历史还是在这里拐了弯。

2017年特朗普执政，尤其是欧盟与美三零协议（注7）、日韩分别与美FTA升级后，我以为他们成功地祸水东引，中美提前博弈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博弈，而美欧、甚至美与日韩博弈都还是经济社会上的棋逢对手，彼此博弈还可以双赢多赢，而中美则一定是双输、多输。

所以那时我总是建议要抢先与之三零协议，在这些国家签订三零协议之后，我再建议中美完全可以超越之，因为中国百多年、尤其是七十年体制机制性积累的中低档制造业全面绝对产能过剩，确实需要持久深刻地外部开放方可渐进均衡之。

可惜对外简单迷信举国体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三个阶段间的天然逻辑；对内简单迷信不养懒汉惯性思维，却不知道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具有全世界最大的结构性失业、贫困问题，这天然需要制度化托底，否则始终难以完成扩中与拔高。

最早是从2003年开始，我基于中国内外顽强的二元经济现状，坚持认为要是不搞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则内部本身就又会来一个危机，要是再盲目地加大货币财税力度，而且还是投资、投资、再投资硬基建，等待中国的将会是内外市场都难可持续：对外会有一个产能过剩之死亡十字交叉，对内会有一个二元经济导致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极端背离，最终也会是一个死亡交叉。

2018-2020年两年贸易战、以及之后新冠中的各种混战，而现在正在兑现的经济社会下行，都让最坏的结果不期而遇、不幸而言中。

总结我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分析，新时代之初前总理李克强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前，我提出了中小企业、三农、社保、金融现代化；更早前，我希望四万亿救市是硬软两个基建并重，即硬的是铁工机，软的是教育、医疗。没想到新时代之后还是单方面的硬基建、充电桩、大数据中心、电动车之类，住房、养老类的软基建还是畸形，十多年过去了，消费能力终于严重不足。

当硬基建边际效率下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终于拖累了GDP，致使其螺旋式下行，让人好不痛心。

–

【经济评论】海外华人学者看中国经济症结（1）：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市场经济

---

ChatGPT解读：

作者希望硬性基建（如铁路、工业设施）与软性基建（如教育、医疗）并重。然而现实中，硬基建被过度倾斜，而软基建（住房、养老等）发展滞后，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

作者认为，当硬性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设施等）的边际效率下降时，软基建的投入应该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能够促进长期的消费增长、改善社会福祉，并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

注1：秀水街经济体与华尔街经济体：

秀水街经济体、华尔街经济体被定义为工业化在起步到过半阶段之间、参与全球化不高或像中国这样改开刚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经济体，往往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港澳台欧美城市与中国城市之间架设前店后厂；国内需要秀水街市场代理，国外需求沃尔玛之类的超级商业企业代理，而华尔街经济体就在这些代理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经济之上的信息、知识、信用经济之虚拟经济优势，尽管如此，其与实体经济之间也是按照信用率区间周期性滚动运动来发生作用，即还是要信用平衡，否则也会发生泡沫化危机，不是秀水街经济体就是华尔街经济体之间。- by 作者

注2：要素权益

指的是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等）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拥有者通过提供这些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要素权益反映了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价值和分配机制，通常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收益分配相关。

注3：剪刀差

“剪刀差”指的是在某些指标或数据之间出现的差距，特别是指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等。

注4：8.11汇改

指的是中国于2015年8月11日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调整，使其更市场化，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一政策导致人民币贬值，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中国及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5：五大发展理念

这是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发展战略，这些理念旨在引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应对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

1. 创新（Innovation）：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 协调（Coordination）：促进区域发展和社会公平。
3. 绿色（Green）：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4. 开放（Open）：推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合作。
5. 共享（Sharing）：强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

注6：两国集团（G-2或G2）

两国集团概念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5年首次提出, 指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拟议的一个非正式特殊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20日—2017年1月20日）上任后，以此术语作为中美关系的中心，外交政策专家开始对此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和认同。支持者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应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二十国集团（G20）

这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七国集团（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义大利、日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沙乌地阿拉伯）、六个重要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南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及两个区域组织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G20由世界上大多数实力最强的经济体组成，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国际贸易的75%，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和以及世界土地面积的60%。

注7：三零协议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便宣布脱离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 –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但我还是建议参与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2018年7月，当美国要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高额关税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奔赴美国，在与特朗普深谈3个小时后，双方宣布美欧要建立“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除汽车行业外零补贴”的“三零”自贸区；之后WTO被事实上架空。

“三零”协议其实就是来自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

---

作者：姚冬蕾

在当代华人社区，尤其是在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上，矛盾和纠纷的频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些矛盾有时会升级为相互谩骂，甚至进一步走向诉讼。然而，走法律途径是否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打官司固然是一种合法的途径，但从长远来看，它不仅消耗了时间和财力，还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需要探讨更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特别是在普通民事纠纷中，法律不应成为首选。

–

2023年9月14日，姚冬蕾在她组织的选举论坛

–

首先，诉讼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解决方式。诉讼过程漫长复杂，涉及律师费、法院费用以及当事人自身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些相对较轻微的纠纷，如网络谩骂、观点冲突等，诉诸法律往往不符合成本效益。这类纠纷在法律层面上虽然能够得到处理，但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却可能造成纳税人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未达到严重的法律伤害时，动辄诉诸法院无异于小题大做，无法有效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诉讼的泛滥可能加剧社会对立情绪。比如，因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产生的网络骂战，如果每次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法庭将被淹没在大量琐碎的案件中，不仅浪费了法律资源，也破坏了社区的和谐氛围。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些纠纷，往往只能暂时平息表面的争端，但并不能真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反而可能导致矛盾更加激化。

因此，法律之外的调解成为了一种值得推广的纠纷解决方式。事实上，庭外调解是法律系统允许的手段之一，且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低成本的优势。社区领袖作为德高望重的人物，理应在调解纠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纠纷都发生在社区领导人所管理的微信群中，而这些侨领在平时的公开场合往往表现得风光无限，然而在社区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们是否真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区领袖不仅是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他们肩负着维护社区和谐的责任。新西兰有好几个大型华人联合会，在社区中拥有多个协会，当某个协会内部发生矛盾时，社区领袖理应站出来进行调解，而不是让矛盾发展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如果社区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缺位，任由矛盾发展严重再交给法院处理，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调解工作可以在初期就化解冲突，不仅能避免法律诉讼的高成本，还能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总而言之，面对社区中的矛盾和纠纷，诉讼不应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我们应当更多依赖社区中的调解机制，尤其是社区领袖的调解能力，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矛盾，以维护社会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对立与冲突。

---

（作者为奥克兰爱心协会会长，该协会包括奥克兰老年互助关爱协会和Howick 华人协会）

---

作者：凹凸

（近日，毛传媒收到一位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来稿。因为原文较长，为阅读方便，特分几部分发表。 – 编辑）

–

中国经济从汇改、税改、呆坏账剥离后改制上市、房改到入世，作为一位海外华人，一路走来，开头感到内外蒸蒸日上，现在似乎每况愈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从大学到留学、从移民定居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目睹中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转轨到公有制市场经济，基本见证了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从所有制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渐变过程，深刻地感受到中外接轨的普世意义。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放开商品经济到搞活商品经济，从承包制、抓大放小到企业不办社会、MBO收购、改制上市等，一步步转到市场经济上的时候，其间效率虽然提高了，然而行业、地区、层级都有相当的因贪腐和流失而加大的差异，有的还是制度性的，很多差异彼此纠结，至今都感到难以差序化（注释1）。

新时代十年尤其想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反腐加强外，就是制度性堵漏同、调整失衡，比如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之类，对供给侧改革，包括三去一补一降、社融与P2P整顿、电商与支付机构清理、五险一金补齐、环保一票否决、教培规范、房住不炒等，伴随之的先后有六稳六保（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背后都有国企中心的影子。

2010年前后，我就观察到了国企国资的各种多进少出、甚至不出，这种变相的失去流动性等于中国市场经济无形之中暗设了一个黑洞，如同病人之所以长期衰弱，原来医生忽视了其背后还有一个流血伤口没有缝合。

在大数据的便利下，逐步加强了全面党、定于一尊、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固然不再政令不出中南海，但一些运动式治理与市场经济基于契约的细火慢炖还是有些出入。更主要的是行政主导的、公有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背后具有逆向选择最短测地线，即反向积数。种种现象，让人不免有些杞人忧天。

---

ChatGPT的解读

上面这段文字从多个层面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带来的问题，表达了作者作为海外华人的观察和思考。以下是内容的解释与总结：

1：早期的乐观与现今的失望：作者回顾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经济改革历程，起初作者对这一系列变革感到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蒸蒸日上。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作者感到现今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2：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文章提到，作者经历并见证了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公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有制形式从不平等向基本平等发展。改革的措施从放开商品经济、承包制，到企业改革、改制上市，逐步推进市场化。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由于贪腐、制度漏洞等原因，导致了地区、行业、层级之间的差距加大。

3：对改革过程的反思：作者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与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进行对比，认为渐进改革更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然而，作者提出如果能够在改革中引入“三公化”（公开、公平、公正）、专业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不仅国内外会更容易接受，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会更具合理性和公平性。

4：新时代的改革与挑战：文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中尝试扭转一些经济失衡和制度性漏洞的举措，特别是在反腐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对国企的调整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包括了“五大发展理念”、“三去一补一降”等策略，但作者观察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仍然存在“多进少出”的问题，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仿佛经济中潜藏着一个“黑洞”。

5：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问题：作者指出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为主，尤其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全面加强了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尽管政令执行力提高，但“运动式治理”（即临时性、大规模政策推动）与市场经济中基于契约的长期稳定发展模式存在矛盾。作者担心，这种以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加剧市场失衡，反映了他对未来的担忧。

6：隐忧与思考：整体上，作者表达了对中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一些隐忧，尤其是对行政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可能隐藏的长期风险和对经济活力的削弱。这种担忧类似于对一个有“流血伤口”的病人，医生可能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所在，造成了经济持续的虚弱。

总结，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观察与反思，指出尽管渐进式改革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但贪腐、制度性问题、国企改革不彻底等现象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隐患。作者提倡在改革中引入更多的透明性、公平性和法治化原则，以应对这些挑战，并为经济体制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是本文的第一部分)

---

作者：Russell Shaw

–

当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喜欢在我们家的车道上跑来跑去，直到摔倒。他摔倒后会转头看我，看自己是否受伤。如果我表现出担忧或者发出惊呼声，他就会哭。如果我保持镇定，他就会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跑。意识到我能如此强烈地影响他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启示。这个小小的人依赖我来理解这个世界——不仅是系鞋带或背诵字母表，更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

多年后，当他上初中的时候，这一课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有一天晚上，他在做作业时告诉我，有一个同学对他不友好。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给那个同学的父母发邮件，打电话给学校，要求采取行动。（考虑到我是校长，打电话给老师有些复杂。）但我没有立刻反应，而是停下来问：“那一定很难受吧？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决定暂时不跟他玩了，”我的儿子回答道，“我打算午饭时间去踢足球。”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说完，他便继续做作业去了。

这些看似普通的育儿时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真相：有时候，父母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

任何年龄的父母都能回想起第一次抱着孩子的感觉，心里想着，哦，你在这里，我要负责照顾你。而且他们会告诉你，没有任何一种育儿建议可以完全为你准备好这个既新奇又令人敬畏的责任。育儿既充满喜悦又充满挑战，有时候还让人感到压力。事实上，最近的一份美国卫生署报告指出，育儿对人们的心理健康有害。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导致育儿环境不利的因素——从社交媒体的复杂性到对孩子安全的担忧。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投资托儿服务和联邦带薪家庭假期。

毫无疑问，许多美国父母急需更多的支持。然而，卫生署忽略了一个每个父母都能掌控的重要策略：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我们育儿的方式是否让孩子和我们自己都感到更加艰难？如果我们少做一些，是否会为孩子和父母带来更好的结果？

我在学校工作了30年，观察到成千上万的父母与教育工作者和孩子互动。我经常看到父母“过度功能化”——剥夺了孩子通过挣扎和坚持不懈获得信心的机会，同时也让自己感到筋疲力尽。虽然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存在，但它现在变得更加严重。大多数美国人现在认为年轻一代不会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他们看到的是更少的资源——无论是大学录取、工作还是住房的竞争加剧。父母正在拼命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生物学上本能地想要防止孩子遭受痛苦，看到他们挣扎会让人心碎。父母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为孩子清除障碍，这些障碍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巨大的，但对我们来说却很容易解决。这种冲动引发了流行文化中的一些“推动型”育儿风格的神话，包括“直升机父母”，他们飞来飞去救孩子于危机之中；还有“铲雪车父母”，他们铲平孩子路上的一切障碍。一个习惯了父母为他出面干预的年轻人会开始相信自己无法独立解决问题，从而加剧焦虑和依赖感。

我想为“灯塔型父母”辩护，这个词是儿科医生肯尼斯·金斯堡等人提出的。灯塔型父母像一座稳固可靠的灯塔，提供安全感和清晰度，但不会控制孩子旅程的每个方面。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回家后感到学校的负担很重，并为一项即将到期的大型小组项目感到沮丧，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做“所有的工作”。“过度功能化”的父母已经准备好了各种下一步计划：“为什么不给其他组员分配他们各自需要做的事情呢？”“你应该把你的名字写在所有你做的部分旁边，这样老师会给你记功。”“我要给老师发邮件，让她知道你做了所有的工作。”

这些策略可能解决了表面问题，但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它们还无意间向孩子传达了需要父母介入的信息。有时候孩子需要的只是被认可：“哇，这听起来真的很重。”“我能看出来你非常努力。” “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做？”

像帮助水手避开岩石的灯塔一样，灯塔型父母为孩子提供明确的界限和情感支持，同时允许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他们表明他们信任孩子能够独立应对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学习什么时候退后，让他们自己找到出路。

父母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学会用倾听代替解决问题的冲动。解决问题的心态专注于快速解决问题，消除或控制情绪或不适；倾听则是允许情绪存在，而不急于解决问题。倾听教会孩子韧性，它传达了你对孩子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信心，无论这些挑战多么棘手。

随着孩子成长，父母的角色必须从“老板”转变为“顾问”。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几乎为他们做出所有的决定，从吃什么到什么时候睡觉（理论上）。一点一点地，我们拆掉支架，创造出能够独立行走的成年人，他们已经内化了我们的价值观，并有能力在世界上体现这些价值观。至少，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如果孩子们从未有机会独立站立，我们就有可能让他们以后崩溃。他们必须经历挣扎、犯错误，并从中学习，才能成长。事实上，学习任何技能——无论是编程、绘画、运动——都需要反复失误才能掌握。然而，在一个受稀缺性观念驱动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吸收这样一个信息：错误是永久的，没有任何价值。太多的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有一份完美无瑕的成绩单，为了追求这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们牺牲了成长的机会。

对承认错误的回避在学生纪律问题上尤为明显。青少年跨越界限是成长的一部分。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会收到关于他们过错的反馈，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内化这些反馈，最终将期望的价值观变成自己的。当一个青少年抄袭论文或在舞会上喝醉，学校的回应中一部分是纪律——这是一种提供反馈的方式。

在当下，学生们不会感谢我们施加惩罚。我还从没听过一个被停学的学生说：“谢谢你帮我学到了一个将在大学及以后有用的教训。”相反，他们会说：“这不公平”或者“其他孩子也在这样做”。这是父母需要与学校并肩作战的时候，传达明确一致的信息，支持孩子的成长。但父母通常更担心孩子未来的大学申请，而不是让孩子内化有价值的教训。当父母试图为孩子控制结果时，他们是在用短期的胜利换取长期的成长——他们是在用大学的车贴交换一个快乐、适应良好的35岁成年人。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黛安娜·鲍姆林德描述了三种育儿风格，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四种：专制型、宽容型、不关心型和权威型。

专制型父母为孩子做出所有决定，几乎不留商量的余地。宽容型父母避免冲突，设立很少的界限，导致孩子在纪律和专注方面存在问题。不关心型父母与孩子疏离，提供最少的支持或结构。权威型父母在设定清晰期望的同时愿意倾听。权威型父母是灯塔型父母。他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但对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实施方式持开放态度；他们在结构和自主性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权威型育儿方式能带来最好的结果，往往培养出快乐且有能力的成年人。尽管这一框架看似简单甚至直观，但很多父母仍难以做到。

所有父母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况下都会表现出专制、宽容、不关心或权威的育儿风格，具体取决于情境和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变化。但记住将育儿放在长远的角度看，专注于长期结果而不是短期的胜利，可以减少育儿中的压力，同时也能为孩子带来更好的结果。

是的，育儿会有压力。但当我们相信孩子能独立航行——我们作为稳固且支持的引导者——我们不仅减轻了自己的负担，还赋予了他们茁壮成长的能力。

（转自大西洋杂志，由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林晓东推荐）

---

作者：远航人 / 编辑： 毛 芃

9月27日周五，日本前国防部长石破茂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这意味着石破茂将在10月1日接替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

67岁的石破茂和63岁的经济安保部长高市早苗，在星期三（9月27日）下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首轮投票晋级决选。这是日本首次有女性候选人进入自民党总裁选举决选，而且高市早苗在首轮投票的得票最多。可惜功亏一篑，日本还是没有迎来首位女首相。

高市早苗和石破茂

–

奥克兰网友一树山表示：”高市早苗是唯一的女性候选人，惜败于石破茂。日本还没做好准备迎接一位女首相。”

日本虽然是男权社会，但毕竟有了三任女外长（外务大臣），还有过两位女防长（防务大臣）。

1953年出生的上川阳子是继田中真纪子、川口顺子后的第三位日本女性外务大臣

–

早年的印象中，日本女性结婚后都不再外出工作，只在家里相夫教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口百惠。不过时代在变，此次日本大选，女首相几乎是呼之欲出。

对于日本女性参政，我请奥克兰的朋友“远航人”聊聊他的看法。远航人曾在日本生活、工作近二十年，对日本文化的细微之处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

日本至今也无法接受女天皇

作者：远航人

正如一树山君所言， 日本社会政经界还没有做好接受一个日本女首相的准备。

尽管日本皇室很亲近英国王室，对近二十年来英王室为适应时代变化而改变、进化很大甚为关注，现任天皇好象还留学过英国，也对日本皇室作了些微的改进，但与英王室相比不可相提并论。

英国早就有女王了，而日本至今也无法接受女天皇。

由于现任天皇只有女儿，所以由谁来继位在日本是个相对要迫切解决的政治难题。可能除了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可接受外，其他中右和极右党派基本上不支持接受女天皇。

天皇一家喜迎新年。德仁天皇（中）、雅子皇后（左）、爱子公主（右）。2023年1月1日（图片：宫内厅）

–

虽然在女首相的问题上并没有象女天皇那么敏感与态度鲜明，没有任何党派公开反对女士出任首相 ，但日本毕竟还是一个精神层面与政治文化上男权意识为社会主流的国家，传统精神文化基础极强。

在此次高市早苗参选首相之前很多年，日本政坛有一位令人瞩目的大姐大 – 小池百合子（现任东京市长）。她开罗大学毕业，精通阿拉伯语及阿拉伯文化 ，入职媒体人，曾是当年著名的美女主播。后来，她转行入投入政坛，曾出任首任日本女国防部长（防卫省长官），这在美欧国家可能不稀奇，但在东方传统文化国家则就称得上是石破天惊了。

小池百合子

小池百合子虽然是一个政治光谱偏中右的强势女士，她倒是女天皇论的支持者。

小池百合子出任国防部长这一典型的男人传统领地一号首长后，也想改造一番国防部，但遭到男人职业军官或明或暗的强烈集体抵制，她的命令几乎在防卫省推行不了，由于势单力薄，最后只过了短短几个月就辞任了。她后来参与竞选大东京都知事（市长），成功当选并连任至今。

东京的GDP和财政收入几乎占比日本全国百分之四十多，可以说东京知事拥有的行政财政权力仅次于日本首相，这个行政首长的职位是很多日本从政男人所向往的，小池女士能击败不少男性竞争者而连任，足见她的能力与政绩和市民支持度了。

连日本政界媒体界都有很多人予测小池将会成为日本首任女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但不知为何小池多年来只专注于东京市长的工作，而没有参选首相的行动。

高市早苗资历比小池浅一些，但政治立场比小池更激进，是极右派，她主张修宪删除第九条，即恢复国家战争交战权，主张首相可参拜合祀了东条英机等十四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她对华政治态度也很强硬，所以颇受有广大强烈独立意识的年青国民层的欢迎支持。尽管如此，传统日本中右政治大佬们还是不愿接纳她成日本女首相。

---

网友评论：

太阳林：高市早苗太右了，多少还是让美国人会有些当心。人们也当心如果她当选首相，不利于美日韩之间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