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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唐依法庭是怎么回事?为何行动党计划解散该法庭

作者:毛 芃

2026年9月10日周四,新西兰行动党(ACT)宣布了一项新政策:那就是逐步解散怀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

这一政策的核心提议是:

  • 将怀唐伊法庭的工作重心限定在完成最后十余项历史性的《怀唐伊条约》索赔和解案子上;
  • 取消怀唐伊法庭对现行政府政策进行评判的权力;
  • 历史性索赔和解案子处理完毕后,逐步终结怀唐伊法庭的运作。

行动党(ACT)认为,怀唐伊法庭法庭具有激进倾向,偏离其最初设立的目的,已从解决历史错案演变成一个与民选政府和国会并行的“政策机构”,不仅评判政府的日常政策,还提出替代性政策方案,干扰民选政府和国会的政治决策。

行动党还批评其他政党回避事关新西兰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问题的辩论。

行动党一直批评 Te Pāti Māori(毛利党)和工党推动“共同治理”(co-governance)与分裂主义(separatism)。

另外,行动党主张所有新西兰人应拥有相同的基本权利,所有人适用于同一套法律体系(One law for all),不应当因祖先身份或族裔不同而有所差异。

行动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直接向选民宣传相关政策,并为此发起政治筹款。

行动党为何提出关闭怀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的主张?行动党为何认为该法庭具有激进倾向?这得从怀唐伊法庭的起源讲起。

首先要说明的是,怀唐伊法庭 – Waitangi Tribunal – 并非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法庭,它是新西兰国会在1975年通过法律建立的一个常设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它的作用是进行事实调查、举行聆讯(hearings)、听取证据并作出事实认定,然后判断王室(Crown)的法律、政策、行为或不作为是否符合《怀唐伊条约》的原则(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 1975年,怀唐伊法庭设立

1840年, 《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签署。此后一个多世纪,毛利人不断发起请愿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怀唐依条约的承诺没有得到履行。

到了1970年代,工党政府推动国会通过 《1975年怀唐伊条约法》(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并正式建立了怀唐伊法庭( Waitangi Tribunal )。

不过,1975年的怀唐伊法庭所掌握的权力比今日小得多。

怀唐伊法庭的最初职责是调查 1975年10月10日之后的王室(Crown ,即《怀唐伊条约》中代表国家的一方)是否有违反 《怀唐伊条约原则》(Treaty principles)的行为。

换句话说,怀唐伊法庭最初职能并不涉及1840年至1975年这一时间段,不涉及这一百多年间毛利人与王室之间积累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

二、1985年,怀唐伊法庭的管辖权变化

1985年,怀唐伊法庭成立的第10年,其管辖权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这也是怀唐伊法庭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1985年,同样是在工党执政期间,新西兰国会修改《怀唐伊条约法》,赋予怀唐伊法庭追溯管辖权(retrospective jurisdiction),将其管辖范围一直追溯到1840年2月6日——《怀唐伊条约》首次签署的日子。

这意味着,怀唐伊法庭从此可以调查王室(Crown)自《怀唐伊条约》签署以来(Crown),在法律、政策等方面的行为或不作为是否与《怀唐伊条约》的原则相一致,以及这是否对毛利申诉人造成了不利影响。

此后,大量涉及土地没收、土地交易、毛利资源及毛利传统权利等历史不公问题的申诉,开始提交怀唐伊法庭调查。

根据怀唐伊法庭2025年发布的一份回顾报告,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申诉方平均每年提交的申诉只有大约3项。但怀唐伊法庭1985年获得追溯管辖权后,接获的申诉数量大幅增加。到2008年历史性申诉截止前的一段时期,平均每年收到的申诉约有66项

怀唐伊法庭后来调查的问题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毛利语、渔业、无线电频谱、淡水、前滩和海床(foreshore and seabed)、毛利人健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等。

怀唐伊法庭1985年以后开始对历史性的《怀唐伊条约》申诉展开调查,为后来王室(Crown)与毛利部族(iwi)及次部族(hapū)之间进行《怀唐伊条约》和解谈判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怀唐伊法庭也逐渐成为《怀唐伊条约》和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2006年,国会为提交历史性《怀唐伊条约》申诉设定最后期限

2006年,新西兰国会为提交新的历史性《怀唐伊条约》申诉设定了最后期限。

当时仍是工党执政。国会通过《2006年怀唐伊条约修正法》(Treaty of Waitangi Amendment Act 2006),规定新的历史性的《怀唐伊条约》申诉(historical Treaty claims)必须在 2008年9月1日或之前提交。自2008年9月2日起,怀唐伊法庭不再接受新的历史性申诉。

怀唐伊法庭的资料显示,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又有大约 930项申诉集中提交,使注册申诉总数达到约 1,840项。

四、 历史性申诉接近尾声

从2008年到2026年,时间过去了18年,需要怀唐依法庭调查处理的历史性申诉已逐渐接近尾声。怀唐伊法庭的工作重点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2008年的截止日期只是停止接受新的历史性申诉。但怀唐伊法庭的工作职能中,仍然具有处理“当代申诉”(contemporary claims)的内容。于是,从2015年前后开始,专题调查(Kaupapa inquiries)逐渐成为怀唐伊法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专题调查越来越多地涉及近期或现行的政府政策和行为,涉及领域包括医疗卫生、住房与无家可归问题、司法、教育、公民身份、社会服务等。

行动党承认怀唐伊法庭在处理历史不公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认为随着历史性的《怀唐伊条约》申诉与和解工作完成后,该机构就应该解散;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永久性机构存在,更不应该继续介入和评判当下政府的政策。

在行动党看来,“怀唐伊法庭主要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渡性机构;历史任务完成后,机构也应该解散。”

当然,行动党的政策是否能成为可执行的国家律法。要取决于行动党是否能在11月份的新西兰大选中成为下届政府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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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为何要逐步关停“怀唐伊法庭”

2026年9月10日周四,新西兰行动党(ACT)宣布将逐步解散具有激进倾向的怀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

ACT将把该法庭的工作重点限定在完成最后十余项尚未解决的历史性《怀唐伊条约》和解上,取消其对现行政府政策进行评判的权力,并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后逐步解散该法庭的运作。

当初创立怀唐伊法庭的人,恐怕已经认不出今日的这个机构了。 当初设立怀唐伊法庭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与民选政府和国会并行的决策机构,去质疑民选政府、介入日常的政治决策,更不是为了推动新西兰在种族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行动党坚信,每一位新西兰人都应享有由相同基本权利,并受到同一法律保护。一些政党在《怀唐伊条约原则法案》问题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避这场关乎我们国家认同的重要辩论,唯有行动党挺身捍卫平等权利。

其他政党则试图将新西兰拉向相反的方向——即走向分裂主义。

毛利党(Te Pāti Māori)希望将怀唐伊法庭那些带有激进色彩的建议变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并设立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条约专员”(Treaty Commissioner),使其有权否决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工党若无毛利党的支持便无法执政。

就在不到两周前,前工党政府毛利发展部长威利·杰克逊(Willie Jackson )在 TVNZ的Q+A 节目中表示:“显然,共同治理(co-governance)会让人们感到不安,所以我们或许该给它换个名字。”

他非但没有认识到这些理念对于那些使我们国家伟大的价值观多么有害,反而变本加厉,声称下一次要做好宣传工作。然而,无论如何包装,一个按种族划分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怀唐伊法庭的越界之举已一再升级,是时候叫停了。

怀唐伊法庭在处理真正的历史不公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室(Crown)曾经造成不公,也曾侵犯财产权。这些历史错误应该得到妥善解决。

不过,今天的怀唐伊法庭已经演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机构。

通过紧急调查(urgent inquiries)以及“专题调查”(kaupapa inquiries),它现在会对政府的一般政策问题作出评判,提出替代性的政策方案,并试图影响本应由民选政府和国会作出的决定。

它已经介入公民身份、选举法、公共部门薪酬、医疗卫生、儿童福利、资源管理、政府传播,甚至立法设计本身。

当行动党(ACT)议员凯伦·楚尔(Karen Chhour)推动废除《Oranga Tamariki Act》第 7AA 条,以确保儿童安全永远优先于族裔因素时,怀唐伊法庭试图扩大对民主议会影响力的意图便暴露无遗。他们竭尽全力试图阻挠这一进程,甚至史无前例地企图传唤议员凯伦·楚尔到法庭出庭。

行动党表示受够了。

接下来媒体恐怕又要“大惊失色”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几天的事态发展。

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位所谓“《怀唐伊条约》专家”都会被推上前台。那些早已过气、却认为民主制度需要增设一层“非民选监督机制”的大学学者,也会摇身一变,被奉为新西兰宪政问题的最高权威。

我们将听到各种论调,称这项政策危险、激进、具有分裂性且鲁莽草率;仿佛一旦由议会设立的一个机构由议会进行变更,天就会塌下来。

与此同时,你却很难听到对ACT实际提案的公正客观的解读。

我们并非要否定正当的历史诉求,也无意掩盖历史上曾发生的不公。我们的主张是:这些诉求应得到妥善处理,当代的政策应由民选政府与议会来决定;一旦怀唐伊法庭的历史性工作完成,就应结束运作。

这算不上什么激进之举。不过,我们明白,不能指望媒体能公正地阐释ACT的政策。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直接向新西兰民众阐明立场。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市政厅集会上座无虚席,因为人们希望在没有媒体过滤的情况下直接听到我们的观点。

听众们希望提出问题、提出质疑、亲耳听取我们的声音,从而做出决定:新西兰究竟是应继续沿着永久分裂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回归平等公民权和所有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one law for all) 。

所有人适用同一法律体系, 其含义非常明确:如果政府非法侵占你的财产、侵害你的权利或行事越权,你就有权挑战政府;无论你的祖先是在800年前、180年前还是去年抵达这片土地,都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您的权利应源于您作为新西兰人的身份。

正因如此,行动党已宣布将加强《新西兰权利法案》》(New Zealand Bill of Rights Act)中的财产权保障。应对权利薄弱的良方,是增强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建立一套基于血统、永久与现有制度平行的另一套政治权利体系。

随着2040年的临近,我们应当完成剩余的历史和解工作,承认确实发生过历史不公,然后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向前——所有人遵守同一套法律,共同走向同一个未来。

如果你希望 ACT 继续推动这些主张,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

每一笔捐款都能帮助我们在全国举办更多座谈会、设置更多 ACT 竞选标牌,直接接触更多新西兰人。

你愿意今天就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捐款吗?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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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新移民政策:对“永久居民”提出实际居住要求,五年内至少住满两年

(行动党供稿)

行动党(ACT Pary)移民事务发言人 Parmjeet Parmar 博士表示:“行动党将通过对永久居民 (Permanent Residents/PR 引入实际居住要求,使新西兰的移民制度恢复平衡,确保永久居民签证持有人对我们的国家有真正的承诺。”

“我们现行移民政策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永久居民(PR ) 实际上并不需要永久居住在新西兰。

“新西兰是也应该是一个欢迎移民的国家,但永久居留权所赋予的权利,必须体现在与我们国家真实而持久的联系上。

“行动党提议变革新西兰的居留制度,在我们的政策下,现行的永久居民签证(Permanent Resident Visa)类别将被取消,现行的居民签证(Resident Visa)制度将被修改,所有居民签证持有者都将获得为期 5 年的出入新西兰的旅行条件,以取代目前的 初始2 年旅行条件限制。

“为了维持这一旅行条件,居民签证持有人必须在任何连续5年期内,在新西兰的居住时间至少累计730天(2年)。这730天不需要连续计算,目前永久居民(PR)所享有的无限期且无条件的离境和再入境权利将被取消

“这是为确保那些想以新西兰居民身份自由往返新西兰的人,必须持续展现出与我们国家的实质性关联。

“对于那些受雇于新西兰雇主并在海外工作的人员、随行家属、在海外服役的军人、配偶为新西兰公民的人士,以及其他具备令人信服的人道主义理由者,都将设有豁免条款。

“这一拟议的模式将使新西兰更好地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等拥有类似移民制度的国家接轨。在这些国家,永久居留权要求通过实际居住或实质性关联,保持与该国的持续联系。

“这也为一个问题提供了更清晰的答案:永久居留权与公民身份之间有什么区别?

“目前,这两者在日常权利方面几乎完全相同。通过引入标准的旅行条件,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区别,也给永久居民一个成为公民的理由。

“这一变化是为了确保永久居留权能够体现出对新西兰真实且持续的承诺。

“要释放新西兰的潜力,需要在权利和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行动党(ACT)的方案鼓励那些选择将新西兰作为永久家园的移民继续在这里积极生活并做出贡献,同时确保所有纳税人享有公平的制度。”

另外,已经取得永久居民签证(PR)的人士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行动党的新移民政策实施,新规定将不具追溯力,只适用于新制度生效后获得新西兰居民签证(Resident Visa)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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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议员Todd Stephenson:民主韧性与自由的重要性

——在“捍卫民主与自由、反制外国干涉”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各位演讲者,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朋友们:

首先再次感谢塔斯曼联盟主办这场重要的研讨会,并让我们今天齐聚一堂。

对于不认识我的朋友——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少——我是托德·斯蒂芬森,新西兰行动党的一名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虽然我未必像今天其他演讲者那样资历深厚,但我很高兴能为这一重要讨论贡献自己的声音。

我也要向我的议会同事海伦·怀特致意。海伦和我将向议会同事们通报本次活动及其讨论内容,其中包括今晚我将会见的新西兰副总理戴维·西摩阁下。

副总理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目前行动党四位国会议员都曾访问过那座美丽的岛屿。

我居住在皇后镇,这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我出生并成长于南地,在但尼丁完成大学学业。我成长于20世纪80至90年代——那是新西兰经历深刻经济自由化与社会改革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逐步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减少。我们在生产、消费以及商业运作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

更重要的是,作为贸易国家,我们进一步融入世界——取消进口许可,大幅降低关税,废除补贴。与此同时,还实施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资产出售以及国家体制结构调整。

在社会领域,也发生了重要改革:同性恋合法化、《怀唐伊条约法庭》职权扩展、新西兰无核政策,以及——对行动党成立至关重要的——混合比例代表制(MMP)选举制度的确立。

当然,人们可以对这些改革持不同看法。但对我而言,关键在于:在成长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新西兰人如何通过民主投票实现变革。这让我深刻理解民主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当今世界民主国家数量远少于非民主国家。这正是举办今次活动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探讨如何维护民主及其核心价值。

新西兰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国家之一,但我们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我坚定信奉个人自由、机会平等与有限政府原则——这些正是行动党的核心理念,也吸引我投身政治。

事实上,行动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作为个体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生命的所有权,并应当有权按照自己的判断自由行动,只要他们尊重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一理念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权利之上,包括:

  • 言论与意见自由
  • 结社与集会自由
  • 投票与参与政府的权利
  • 免受歧视与法律面前平等
  • 公正审判与正当程序权利
  • 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
  • 新闻自由与获取信息的权利

作为国会议员,我每天都必须思考这些权利,而言论自由对我尤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威权政权通过干涉、胁迫与虚假信息积极破坏开放社会。在这种背景下,自由表达并非奢侈,而是民主社会识别、讨论并抵御威胁的关键机制。

民主韧性,是指一个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内部分裂和颠覆企图时,仍能坚守核心价值的能力。健全制度、法治、透明治理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都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对言论自由的有力保护,这些都无法有效运作。

我曾因在议会邀请一些争议性演讲者而受到批评。但我深知,言论自由确保少数群体能够发声,为其重要议题进行倡议,它是保护少数群体的关键权利。作为议员,我经常为他人提供表达观点的平台,即使我未必认同他们的立场。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氧气:它让思想自由竞争,揭露谎言,监督权力,并推动创新与进步。

为什么言论自由在反制外国干涉中如此重要?因为威权行为体——尤其是中共政权——依赖压制异议来维持控制。他们将这些手段输出海外:恐吓侨民社区、向学界与媒体施压、传播虚假信息,并通过统战工作影响制度。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无法公开讨论这些威胁、点名其性质或组织应对。公开辩论使我们能够揭露统战活动、网络入侵、经济胁迫以及渗透政治、大学与公民社会的行为。

我们也必须持续审视新西兰自身的防护机制。作为司法委员会成员,我曾深入参与《刑法(反制外国干涉)修正案》的审议。该法案去年通过,这是议会迟来的重要举措。

今天我们还听取了PILLAR提出的《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建议,我一定会将这一想法带回议会讨论。

当我们发现本地的异常现象时,也必须直言不讳。

近期媒体广泛报道黎智英在香港被囚事件。新西兰媒体,包括国家广播电台,都进行了报道。然而我获悉,RNZ中文平台并未提及此事。这是刻意审查,还是相关人员出于自身及家人安全的担忧?

我认为,RNZ需要审视其中文新闻服务的独立性,同时也要保障员工安全。

新西兰拥有捍卫自由的光荣传统——从战争贡献到太平洋伙伴关系皆是如此。我们支持一支现代化国防力量,强化与台湾关系,并对外国干涉保持警惕。

朋友们,民主韧性要求我们积极捍卫那些习以为常的权利。

通过捍卫言论自由与人权、推动跨党派与国际合作,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审查,我们才能建立威权干涉无法征服的社会

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坚韧的未来。

谢谢大家。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Speech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afeguar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fellow speakers, and friends of freedom.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the Tasman Union for hosting this important symposium and bringing everyone together today.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me – and I’m sure that’s quite a few – I’m Todd Stephenson, a first-term ACT New Zealand Member of Parliament. While I don’t feel as qualified as many of the other speakers you’ve heard today, I’m very happy to add my voice to this important discussion. 

I’d like to acknowledge my fellow Parliamentary colleague, Helen White. Helen and I will ensure our colleagues know about this event and what was discussed. That will include New Zealand’s Deputy Prime Minister, Hon David Seymour, whom I’ll be with this evening.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is a strong supporter of Taiwan, and four of the current ACT MPs have visited that beautiful island. 

I live in Queenstown. It’s a lovely place to call hom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land and attended university in Dunedin. I grew up in the 1980s and 1990s – a time when New Zealand was going through a great deal of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social reform.

Over this period, our economy was opened up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educed. We gained more economic freedoms in what we could produce and buy, and in how we conducted business. 

Importantly, we further opened to the world as a trading nation – removing import licences, slashing tariffs, and eliminating subsidies. There were labour market reforms, asset sales, and other change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te. 

There were also important social reforms: homosexual law reform, changes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Waitangi Tribunal, New Zealand’s anti-nuclear policy, and – ke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CT – the adoption of the 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voting system. 

We can, of cours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se changes. That i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for me is that, growing up,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New Zealanders could exerci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 to vote for change. I came to appreciate for myself just how important democracy is. 

Sadly, we live in a world today where democratic countries are vastly outnumbered by non-democratic ones. That’s why events like this are so important – to discuss and debate how we safeguard democracy and its accompanying values. 

While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world’s longest continuous democracies, we cannot take that for granted. I am deeply 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s of personal freedom, opportunity, and limited government that define our party and attracted me to politics.

In fact, one of the core principles of ACT as a political party is this: “That it is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s individuals that they are the owners of their own lives and must be free to ac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judgments so long as they accept and respect the like freedom of others.” 

That sentence is underpinned by the important rights in a liberal democracy, including: 

  •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free speech) 
  •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 The right to vote and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 Freedom from 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and due process 
  •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s a Parliamentarian, it is important that I think about these rights – and others – every day. Free speech is one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e.

In a world wher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ctively seek to undermine open societies through interference, coercion, and disinformation, the ability to speak freely is not merely a luxury it is the essential mechanism that enables democracies to detect, debate, and defend against such threats. 

Democratic resilience is the capacity of a society to withstand external pressures, internal divisions, and attempts at subversion while preserving its core values. Strong institutions, the rule of law, transparent governance, and alliances with like-minded nations all contribute. But none of these can function effectively without robust protection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ve faced criticism for hosting speakers others don’t agree with at Parliament. What I recognise is that freedom of speech has ensured, over the years, that minorities have been able to speak and advocate about issues important to them. It is a key right that protects minorities. As a Parliamentarian, I often give others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views, even if I might not hold the same position.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oxygen of democracy: it allows ideas to compete openly, exposes falsehoods, holds power to account, and fosters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Why does freedom of speech matter so much in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uthoritarian actors – particularly from regimes li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rely on silencing dissent to maintain control. They export these tactics: intimidating diaspora communities, pressuring academics and media,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and seeking to influence institutions through united front operations.

Without freedom of speech, we cannot openly discuss these threats, name them, or mobilise responses. Open debate allows us to expose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cyber intrusions, economic coercion, and attempts to infiltrate politics, universities, and civil society. 

We must also continue to look at our protections within New Zealand. As a member of the Justice Select Committee, I wa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e review of the Crimes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mendment Act, which passed last year. These changes had been proposed for many years, and it was pleasing to see Parliament finally address them. 

Today we also heard from PILLAR about their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Bill. I’ll certainly be taking this idea back for discussion with my colleagues. 

We also need to call out other local curiosities when we see them.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media coverage about Jimmy Lai’s imprisonment in Hong Kong. New Zealand media, including Radio New Zealand, have carried the story – which you could say reflects badly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I’ve been told that Radio New Zealand’s dedicated Chinese portal has not mentioned the story. Is this deliberate censorship, or are those staff involved in the portal worried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I’d suggest Radio New Zealand needs to examine the integrity of its Chinese news service while also ensuring the safety of its staff. 

New Zealand has a proud tradition of defending freedoms – from our wartime contributions to our Pacific partnerships. We support a modern defence force focused on alliances, stronger ties with Taiwan, and vigilance against foreign influence. Friends, democratic resilience demands the active defence of the rights we take for granted.

By champion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related human rights, fostering cross-par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rejecting censorship in all its forms, we build societies that authoritarian interference cannot conquer. 

Let’s commit to a freer, more resilient future together.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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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作品

【行动党】行动党已经为乌克兰人募集了8万多纽元

(行动党供稿)

“行动党已经为乌克兰人募集了8万多纽元,在10月19日的募款活动上我们募集了4万多纽元,” 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说。

“行动党举办的两次筹款活动都非常成功。 看到人们为乌克兰人慷慨解囊,真是令人振奋。

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

“10月19日筹集的资金将通过 www.buy4aukrainian.org 购买保暖衣物,因为乌克兰正进入冬季之际。为乌克兰人购买衣物是我的一位朋友 Maria Semykoz 提出的倡议。

“这次筹款活动上,与会者很幸运地听到新西兰非凡的人道主义者欧文·波马纳 (Owen Pomana) 的视频讲话,远在乌克兰的他谈到在前线担任牧师所面临的各自挑战;乌克兰议员 Maryan Zablotsky也发表了视频讲话,他非常感谢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对乌克兰人的支持。

“行动党一直引领同乌克兰人有关的议题。2019年,行动党发起请愿,呼吁移民部长做出特别决定,让在奥克兰开餐厅六年但移民申请被拒的一家乌克兰人留在新西兰。今年,行动党通过两次私人筹款活动,为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人筹集了80,000多纽元。行动党还呼吁政府向乌克兰运送新西兰国防军的标枪反坦克导弹。

“行动党之所以组织这些筹款活动,是因为我们认为新西兰应当在乌克兰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开发的乌克兰支持追踪数据显示,新西兰政府对乌克兰的贡献几乎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现代国家。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新西兰位于世界的另一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或不应该为乌克兰做出贡献。行动党与乌克兰和本地的乌克兰社区站在一起,坚决反对邪恶的普京战争以及所有类似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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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调:两大党支持率下跌行动党上升,国家党同行动党可联合执政

最新公布的 1 News / Kantar 政治民调显示,国家党支持率降至 37%,但仍领先支持率为 33% 的工党。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面临领导层动荡的绿党获得了 9% 的支持率,行动党获得了 11% 的支持率,国会外的新西兰优先党(NZ First)也获得了 3% 的支持率,毛利党支持率为 2% 。

如果将此次民调结果换算成国会席位,意味着国家党和行动党有足够的席位来组建下一届政府。

National Party: 48

Labour Party: 44

ACT Party: 14

Green Party: 11

Te Pāti Māori: 3

TOTAL: 120

5 月底之前的结果相比,国家党和工党支持率都有所下降,行动党支持率则上升了3个百分点。

在“最受青睐的总理”任选中,现任总理Ardern 支持率最高,为 33% ;国家党领袖Luxon 支持率为 25% ,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支持率为5%。

Jacinda Ardern: 30% (down 3)

Christopher Luxon: 22% (down 3)

David Seymour: 5% (up 2)

Winston Peters: 2% (up 1)

(绿党) Chlöe Swarbrick: 1% (down 1)

Don’t know: 31% (up 3)

None/refused: 4% (up 2)

值得注意的是,有31%的被访者说他们心里还没有主意,这一数字增加了3%。另外还有4%的选民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此次民调进行时间在 2022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共调查了1023 名合格选民。误差率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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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不肯为乌克兰提供标枪飞弹,新西兰仍是西方最薄弱的一环

“整个新西兰对乌克兰的支持还不如甲骨文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拉里·埃里森对乌克兰的支持多,我们仍就是西方最薄弱的环节,”行动党领袖David Seymour说。

“政府宣布援助俄罗斯 500 万纽元是可悲的。国防部长、空军元帅凯文·肖特告诉媒体说,给乌克兰什么,他们就要什么。

“乌克兰迫切需要的是武器援助,我们却给500万纽元,我们的一座桥还未开建就花了十倍以上的钱。

““阿登不给乌克兰提供标枪飞弹(Javelin missiles),还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说,更换标枪飞弹需要三年时间;但其他国家正在用新型萨博下一代轻型反坦克武器(Saab Next Generation Light Anti Tank Weapons)来更新他们的军用库存,订购这些新式武器的时间要短得多。

“乌克兰的情况非常危急,乌克兰人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他们需要武器支援,政府的决定极其令人失望。

“新西兰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证明我们不是西方最薄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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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作品

行动党议员提议案,大学校园言论自由必须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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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供稿)

行动党议员 James McDowall博士要求保护校园言论自由的议案将很快在国会辩论,该议案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保护校园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价值观,教育(言论自由)修正案 / The Educa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mendment Bill 是 James McDowall 博士的个人提案,不久前被抽中;这一议案将确保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大学接受纳税人资助的前提是允许校园里自由和公开探讨各种观点。

James McDowall博士

James McDowall博士说:“大学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学校以对学生的健康和安全负有义务、特别是以学生的精神健康为理由,来拒绝给演讲者提供平台和取消可能被视为有争议或冒犯性的活动。

“培养学生讨论和辩论各种观点的能力,是大学教育使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纳税人不希望看到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拒绝向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演讲者提供平台来阻碍言论自由。

1989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89)和1990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Act 1990)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遵守这些要求目前并不是大学获得资助的前提条件。

“眼下,新西兰高等教育机构如果在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抑制言论自由,基本上不会承担任何后果。”

例如,梅西大学最近公布的言论自由政策称“对学生造成精神伤害”可以是取消演讲或取消校方认为有争议的活动的原因。

James McDowall博士说:“作为由纳税人资助的机构,校方管理层不应找理由将他们的世界观强加给学生。

“我提出的法案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保护言论自由、包括发布行为准则,规定学生和教职员工维护言论自由应遵循的程序,并确保这些行为准则得到遵守。

“根据 《2015 年工作场所安全法》( Safety at Work Act 2015) ,高等教育机构不得用消除或尽量减少对学生、员工或访客造成潜在的精神伤害做借口而不履行确保大学言论自由的职责。

“高等教育机构如果不遵守保护言论自由的要求,将没有资格获得资助,资助可能被暂停、取消或是收回。”

James McDowall博士说:“国会将很快辩论我提出这项法案,我已经写信给议会各党派的议员,请求他们做正确的事,在国会辩论时支持我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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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近三分之一的官僚收入为六位数,比去年多了32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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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供稿)

“公共服务委员会发布的新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今年收入六位数的公务员增加了 3,246 人,”行动的领袖David Seymour 说。

“2020 年,15,055 名官僚的收入超过 100,000纽元;到了 2021 年,这一数字升至 18,301,一年内增加了 3,246名。

“今年早些时候,Jacinda Ardern总理和公共服务部长Chris Hipkins 表示公共部门将勒紧裤腰带,他们还声称会冻结工资。

“但这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实际情况是,公共服务部门的臃肿进一步扩大,而普通新西兰人的生活更为艰难。

“工党喜欢花别人的钱。但在疫情大流行和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下,现在不是时候给公共服务领域的官员增加薪酬。

“虽然工资上涨的速度是通货膨胀的一半,但企业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封锁中挣扎,只能依靠现金储备和工资补贴来维持。而惠灵顿的官僚们却能安安稳稳地在家工作,每两周领取一次高薪。

“新西兰人期待更好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提高官僚们的薪酬。

“新西兰的中产阶级正在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挤压,汽油、租金和日常生活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家庭必须根据自己的预算做出艰难的开支决定。

“很明显,政府部门并没有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收益;它们没有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务,也没有变得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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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今年只同农业团体会晤过三次,工党应正视农场主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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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供稿)

“行动党正在倾听新西兰乡村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行动党所有10 名国会议员周末在全国各地参与了乡村农民们的抗议活动,以示我们对农民们的支持,”行动党初级产业发言人Mark Cameron 说。

然而在2021年,Jacinda Ardern总理同新西兰农场主的行业领袖人物仅会晤过三次。

Mark Cameron今天在国会质询时间里问总理是否会晤过Groundswell 组织的代表,Groundswell 代表着成千上万的普通新西兰农民,他们对政府强加给农民们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和繁文缛节非常关注,他们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抗议活动。

总理的回答是,她同农业团体保持着“最经常性”的接触。但行动党发现,总理自今年一月以来,同农业团体的接触只有三次。

“这就是总理说的经常性接触?总理实在是忽视了我们的初级产业,”Mark Cameron 说。


Mark Cameron

“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新西兰初级产业为新西兰的GDP贡献了210亿纽元。 

“农场主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疫情大流行,但他们却面临着诸多对农业发展不利的政策和法规,还遭到政府部长的攻击;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的尊重。

“上周四,工党议员Stuart Nash在代表农业部长Damien O’Connor在国会发言时,拒绝回答一个简单问题,即政府是否同 Groundswell组织的成员会晤。

“纳什暗示政府不与 Groundswell 组织会面的原因在于它是‘种族主义和反疫苗的混合体’。”

行动党初级产业发言人Mark Cameron 要求Nash为他的这一说法道歉。

Mark Cameron说:“Nash可能有兴趣查看新西兰乡村地区疫苗接种的统计数据;尽管农民们居住的地方都比较偏远,但他们属于新西兰首针疫苗接种率最高群体的一部分。

请看新西兰乡村地区的疫苗接种率统计:

Riverview: 91.4%

Omata: 92.1%

Mangaonuku 93.5%

Haast 90.3%

Clutha Valley 91.4%

Sanson 91% 

Mark Cameron 说:“新西兰的农民在新冠疫情期间努力工作,保证了国家的经济持续运转。然而,新西兰乡村所得的回报却是政府制定的一项又一项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无论是淡水法规、冬季放牧规定还是活畜出口禁令,无论是SNZ (Significant Natural Areas)土地环保计划、土著生物多样性计划还是对乡村农民普遍使用的轻型卡车(utes) 征税,政府的这些法规对新西兰农业发展造成了严重打击。

“Stuart Nash作为一个选区国会议员,他应该更加清楚对农业、园艺和葡萄栽培对自己的选区有多么重要。 

“但是,Nash对新西兰乡村表现出彻头彻尾的蔑视,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像他这样鄙视乡村纳税人,他就像工党评判其他人那样对农民带着成见。

“Stuart Nash将乡村组织Groundswell 的成员描述为种族主义和反对打疫苗,这反映出了工党对农民的真实态度。

“行动党 一直呼吁政府同Groundswell的成员进行会面,就他们关注的淡水法规、零碳法、SNZ、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进行商谈。”

从政前身为奶牛农场主的Mark Cameron 说,“新西兰的乡村地区应该得到工党议员的善待, Jacinda Ardern 承诺她是为所有新西兰人执政,工党政府应该是一个仁慈的政府;如果阿登是认真的,她应该要Nash向新西兰农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