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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社评:澳有关部门到底要把中澳关系引向何方?

近段时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部门对中国的一些操作令人侧目。今年5月,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发布“透明度通知”,宣称总部在悉尼的一个华人团体“与外国政府相关”,暗戳戳地引导澳大利亚人同这个华人团体保持距离。

6月,澳大利亚有关机构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发布会播放视频,以个别人涉嫌“外国干涉罪”影射中国。澳大利亚还参与“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联合发布所谓“安全提醒”,污蔑中方窃取情报。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近期多位持合法签证赴澳的中国公民,包括科研人员甚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遭到澳大利亚有关部门的无端盘查滋扰。

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本来无可厚非,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他们的这些操作显然大有把中国视为“威胁”、把中国人视为“间谍”严加防范的势头,这就令中国老百姓感到困惑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始终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国社会对澳大利亚的普遍认知是,这是一个有矿的发达国家,一个有不少华侨华人开基立业的地方。中国人可能会想去旅游、留学、工作,但应该没有中国人想要“入侵”澳大利亚,也没有中国人想要“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

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搞的这些小动作,令人联想起前几年中澳关系那段不愉快的历史。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曲折发展。当时,澳大利亚在全球率先禁用华为、中兴产品,悍然撤销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同中方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以莫须有的名义搜查中国媒体驻澳大利亚记者,无理干扰打压中国对澳投资和两国正常人文交流,造成双边关系断崖式下跌。

2022年大选后,澳大利亚新政府用了半个任期的时间才使双边关系恢复正常,澳大利亚牛肉、葡萄酒、龙虾等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但同十多年前那个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积极同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澳大利亚相比,如今的澳大利亚显然保守得多,中澳关系的氛围也已不复当年的“黄金时代”了。这也让许多曾经为中澳关系付出艰苦努力的两国有识之士感叹,搞坏中澳关系只需几件事,修复它却可能需要很多年。

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一些人对2017年以后的那段历史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澳大利亚有关部门的表现就是例证。前段时间,受中东局势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燃油供应紧缺。据了解,应澳方请求,中方在自身能源供应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向澳大利亚出口了多批成品油。澳方对中方的善意也表达了感谢。这种情形下,澳大利亚有关部门的表现就显得很刺眼了。

应该说,澳大利亚的地缘环境在全世界都是令人称羡的。除了二战时的日本,没有谁会觊觎它。除非澳大利亚主动把自己绑在跟中国作对的战车上,没有中国人会把澳大利亚视为敌人。对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来说,聚焦中国可能是政治上“安全和正确”的选择。但他们实际上很清楚,谁才是那个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深度影响澳大利亚却又不能对它说不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确面临一些“威胁”、被一些国家“干涉”,但它们绝对不来自中国。频繁操弄所谓中国“威胁”、触碰中方的红线底线,只会损害澳大利亚自己的利益,也只会导致那些真正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的问题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滋生蔓延。

根在西方却又地处亚太,澳大利亚应该在增进东西方了解和合作上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打着维护“印太”和平稳定的旗号试图“制衡”中国发展。实际上,澳大利亚国内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澳应加强作为中等强国的政策独立性。希望澳大利亚有关部门能够把纳税人的钱用在真正该用的地方,多做有利于增进澳大利亚民众对华了解、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事。否则,殷鉴不远,不要撞了南墙才想起来回头。

(《环球时报》6月23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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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调: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院的最新民调-世界观调查(How do Australians feel about the world in 2026?)显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仅有3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地行事”,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信任度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28%。



这意味着,尽管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疑虑仍然高于对美国的疑虑,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任差距几乎完全消失。

这与202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信任中国。

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的民调结果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只有45%的受访者(比2025年少了7%)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同时,5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从现在起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事务中优先稳定与中国的关系。

60%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在中国对台湾展开封锁时,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应该与美军一起协助台湾。54%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与盟国一道,阻止中国使用武力。此外,62%(比2025年少了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军事威胁。

澳洲人对特朗普的态度

只有2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国际事务中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该民调历史上对历任美国总统信任度最低的一次,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信任的澳大利亚人比例(20%)几乎相同。

洛伊研究院该民调作者查尔斯·莱昂斯-琼斯(Charles Lyons-Jones)表示,澳大利亚人“强烈反感特朗普主义及其政策议程”。

他说:“澳大利亚人一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例如向丹麦施压,要求其放弃[对格林兰岛]主权控制权。”

“他们不赞成利用关税胁迫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的目标。”

尽管民众对美国和特朗普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急于放弃美澳联盟,73%的受访者表示,美澳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

这一比例较2024年认为美澳联盟对国家安全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比例(83%)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2007年小布什执政时期伊拉克战争期间创下的63%的历史最低纪录。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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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英国两男子最高获刑10年

66岁的袁松彪(Chung Biu Yuen,音译)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星期四被判监八年。图为袁松彪5月6日在伦敦出庭作证。 (路透社)

66岁的袁松彪(Chung Biu Yuen,音译)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星期四被判监八年。图为袁松彪5月6日在伦敦出庭作证。 (路透社)

两名男子因被裁定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监视居住在英国的民主运动人士,被判处最高长达10年的监禁。

综合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伦敦一名法官星期四(6月18日)以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判处66岁的袁松彪(Chung Biu Yuen,音译)八年监禁。

41岁的卫志良(Chi Leung Wai,音译)则因相同罪名,外加在担任英国边防部队官员期间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指控,一共获刑十年。

41岁的卫志良(Chi Leung Wai,音译)星期四被指控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外加担任英国边防部队官员期间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一共获刑十年。(路透社)
41岁的卫志良(Chi Leung Wai,音译)星期四被指控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外加担任英国边防部队官员期间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一共获刑十年。(路透社)

审理此案的格鲁布(Cheema-Grubb)法官在法庭上说,两人的行为是“蓄意、协同且严重的”,涉及“影子警务行动”。她指出,他们造成了“真实而重大”的伤害,使被针对的目标陷入恐惧与痛苦之中。

根据法庭文件,被判刑的两人拥有中英双重国籍。

检察官指出,曾在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担任办公经理的袁松彪,接受了香港当局的指示,指派卫志良和私家侦探特里基特(Matthew Trickett)对居住在英国的异见人士进行间谍活动与监视。证据显示,袁松彪为这些任务向卫志良和特里基特支付了报酬。

检察官指控,卫志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访问英国内政部的计算机系统,为联系人追踪目标人物的下落

2024年,这三名男子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被起诉。然而在被控一周后,特里基特被发现死于伦敦郊外的一个公园内,死因疑似自杀。

伦敦反恐警察部门负责人、指挥官弗拉纳根(Helen Flanagan)表示:“这起案件应对任何可能从事私人调查工作的人起到严厉的警示作用:你必须非常确定,自己所做的一切绝非是在为外国政府效力。”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伊格尔(Angela Eagle)说,政府“将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针对任何危及我国人民安全的行为采取行动”,这其中包括香港警方发布通缉令和悬赏金的行为。

判决下达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此前,在陪审团于5月7日裁定两人有罪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曾发表声明称,此案是一场旨在为潜藏在英国的反华分子撑腰打气的“政治操弄”。

香港政府发言人则称,相关定罪涉及“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抹黑”,并指责英方基于“无端指控”发起该案,“滥用法律和操纵司法程序以确保定罪”。

间谍指控屡次导致英中关系紧张。最近,英国警方逮捕了三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工党国会议员的丈夫,理由是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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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显示美国将在澳洲建立战备武器库

法新社引述招标文件及对美军官员的采访后证实,美国军方正计划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为其海军陆战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备武器库,地点位于大多数中国导弹射程之外。

分析人士称,这是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澳大利亚建立此类武器库,也正值美国希望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的战略位置以应对中国迅速增强的军力之际。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冷战期间就已开始在全球预置军事物资——包括部署在船只上的浮动仓储以及挪威洞穴中的储备,用于存放武器、弹药和车辆,以支持部队持续作战。

预计亚太地区首个陆上库存将于今年在菲律宾启用,地点靠近南海潜在冲突热点区域。

A small group of US Marines crouching or standing in a row in red dirt, holding rifles.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冷战期间就已开始在全球预置军事物资。 (ABC News: Michael Franchi)

美国海军本月公布的招标文件显示,澳大利亚库存项目的规划工作已相当成熟,并已拨款3000万美元,在维州东南部建设仓库和办公设施,用于“关键前沿补给”。

招标文件显示,这些物资将先存放在墨尔本,随后将转移至维州东北部班迪亚纳(Bandiana)的一处澳大利亚军事基地内的美国仓库,这个仓库将于明年建设。

由于澳大利亚不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这一安排相当敏感。澳大利亚虽与美国结有安全同盟,但仅允许美军以轮换形式驻扎在本国防务基地。

这份招标文件还显示,美国海军正与一家全球防务承包商合作,计划雇用约110名工程师、机械师以及物资和安全专家来管理这些储备。

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在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活动通过维持随时可发放的装备和物资,支持全球一体化保障,以满足印太地区的行动和演习需求。”

该发言人拒绝对合同细节或兵力规划假设发表评论,但表示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处于“高度备战状态”。

他补充说,该设施的合同安排和运营将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密切协调。

“这些活动提升了响应能力,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的互操作性,并支持印太地区的各类任务。”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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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智库:中国对澳洲直接打击威胁日增

(法新社雪梨14日电) 澳洲智库罗伊研究院6月14日发布报告警告,中国已有能力对澳洲进行直接飞弹打击,且随着北京不断增备远程极音速武器及在南海筑岛,相关威胁正持续升高。

罗伊研究院(Lowy Institute)在报告中说,尽管澳洲目前面临的主要中国风险,是其有能力切断海底通讯电缆、发动网路攻击及阻断海上贸易,但「直接打击的威胁确实存在,且威胁程度愈来愈大」

报告指出,这类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从舰艇和潜舰发射飞弹,以及可从中国本土发射到澳洲大陆的新型中程弹道飞弹东风-27。

美国军方去年12月表示,东风-27的射程有5000到8000公里

罗伊研究院表示,东风-27可能成为搭载常规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而随着其服役数量不断增加,未来10年中国对澳洲的打击能力将增强。

报告还说,中国若在南海打造的人工岛上部署中程弹道飞弹东风-26,射程也可达到澳洲北部。

(图为东风-26中程弹道飞弹)

此外,中国若部署长程的载人或无人轰炸机,或是在靠近澳洲的太平洋岛屿上部署轰炸机或飞弹,对澳洲的威胁将「大幅升高」。

罗伊研究院国际安全计画主任罗杰文(Sam Roggeveen)对法新社表示:「我认为解放军的成长是苏联解体后澳洲安全面临的最重要事件,澳洲有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在更多认知下的讨论。」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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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被美国五角大楼列入黑名单, 指其协助中国军方

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互联网搜索服务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列入其认为正在协助北京方面军事活动的公司名单,此举可能加剧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这份名单本身并不直接对相关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新规,五角大楼在未来数年内将被禁止与名单上的企业签署合同或进行采购。

被列入名单也被视为向五角大楼的承包商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释放信号,表明美方对这些企业的安全与合作风险评估立场。

这份新名单取代了2025年初的名单,涵盖了中国众多顶尖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对提升北京的军事和工业实力至关重要,反映出在两国激烈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华盛顿方面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周一发布的名单上还新增添了中国顶尖内存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CXMT)和扬子微电子(YMTC)这两家公司。

其他新增企业包括生物技术公司无锡药明康德、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公司速腾聚创(RoboSense Technology),以及中国领先的人形和四足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Unitree)。

6月1日,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曾表示,计划与宇树合作,为研究人员制造机器人。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北京方面反对“制定歧视性名单来打压中国企业”,并称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大使馆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应停止这种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且非歧视性的环境。”

部分企业已被移出名单,包括中国国有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旗下的两家实体——中海油中国有限公司和中海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然而,中海油子公司中国蓝化有限公司被列入名单,且美国商务部的文件中指出,中海油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

企业有时会被移出名单,并非因为美国认定其与中国军方没有关联,而是因为它们不再在美国运营,或者因为该实体的名称发生了变更。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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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准向新西兰出售价值15亿美元的海上军事直升机

(图为“海鹰”海上直升机)

—美国批准向新西兰出售价值15亿美元(约合26亿新西兰元)的五架“海鹰”海上直升机。新西兰已承诺将其军费开支增加近一倍,以提升其国防能力。

美国国务院周五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新西兰政府出售MH-60R多用途直升机及相关设备。”

去年(2025年)8月,前国防部长朱迪思·柯林斯和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公布了购买五架MH-60R“海鹰”直升机以替换现有海上机队的计划

这种近20米长的“海鹰”直升机需要三名机组人员,最高时速可达333公里/小时,最大航程963公里,最大有效载荷1500公斤。

它们配备Mk54反潜鱼雷、AGM-114“地狱火”空对地导弹、机组人员操作的机枪以及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

柯林斯当时表示,这些直升机将“确保新西兰拥有一支关键的作战能力强、互操作性高且可靠的机队”,“海鹰”直升机用途广泛,能够增强新西兰的作战和威慑能力。

“MH-60R海鹰直升机非常适合新西兰的需求,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打造一支更加一体化的澳新军团的目标。”

柯林斯还表示,海鹰直升机是“迄今为止最佳的选择”,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已经装备了该型直升机,而且它将提升新西兰海军的“杀伤力和防御能力”。

在当今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距离已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为新西兰提供保护,而国防并非可以束之高阁,直到需要时才启用。”

美国国务院周五在美国发表声明称:“拟议的军售将通过增强新西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提高其应对当前和未来战争威胁的能力。”

声明还补充道:“新西兰将利用增强后的能力来加强其国土防御。”

美国国务院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批准向新西兰出售价值6900万美元(约合1.19亿新西兰元)的MK 54鱼雷。

美国国务院已将拟议的军售计划通知国会,该计划仍需获得立法者的批准。

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一直在敦促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增加军费开支。新西兰是邻国澳大利亚的亲密盟友,在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新西兰正越来越多地在东亚地区部署兵力,以支持西方及其伙伴国家的军队。

此次采购是新西兰政府2025年国防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四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90亿新西兰元(50亿美元),并在八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近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5月份,惠灵顿拨款15.8亿新西兰元(9.16亿美元)用于国防建设,以升级新西兰的国防力量。

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6月6日周六表示,在“新西兰国防力量30年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致力于提高国防开支。

“我们已经从一个相对友好的环境过渡到一个更具全球战略竞争性的环境。因此,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是完全合理的。”

卢克森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发表电视讲话时说道。他当时正在昆士兰州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举行年度双边会晤。

(毛传媒根据路透社消息1News消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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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前言论自由联盟CEO Jonathan Ayling: 我们的公共空间不容出售

(本文是一位政策顾问,他也是前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CEO,他每周四在NZ Herald发表评论文章,本文是他今年2月19日专栏文章 ( 的中文翻译版)

在我 1 月 29 日的专栏《台湾与中国:言论是前线》中,我曾写道:“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说出真相的能力,即使这会带来后果。民主优于独裁,自由优于压迫。台湾不属于中国。”

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发表正式声明,并联系我的编辑,要求《新西兰先驱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而不是“误导公众或损人不利己”。声明还称:“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是非分明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这种虚伪的愤怒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新西兰前驻华大使卡尔·沃克(2009–2015)转发了这份声明,特别强调其中关于“责任”的说法,并将我的专栏斥为“反华”。

这是否说明新西兰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害怕惹怒北京”的心理所扭曲?抑或是这种对中国的迎合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Listener” 杂志的常驻专栏作家、前法官大卫·哈维博士在回应中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并识别任何外国势力,尤其是中国,对我们国内主权的干预。若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民主制度将被侵蚀,滑向一个奥威尔式的‘集体思维’与‘遵循党路线’的环境。

这正是塔斯曼同盟(新西兰)本周六在奥克兰举办国际研讨会所要直面的议题。该活动与新西兰价值联盟以及自由言论联盟等民间团体联合举办,演讲嘉宾包括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妮-玛丽·布雷迪教授、《Stuff》记者Paula Penfold、PILLAR NZ 联合创始人尼克·汉尼,以及来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包括海伦·怀特和托德·斯蒂芬森。

这场研讨会本身,就是新西兰开始警醒于外国干预逐渐被“正常化”的一个信号。

会议的一项议程将讨论拟议中的《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这项立法旨在提高透明度,要求披露在外国政府指示下在新西兰开展的活动。它将与 2025 年通过的《刑事法(反制外国干预)修正案》形成互补,使新西兰更接近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做法。

研讨会还将讨论另一个新西兰人更应了解的问题:中共在新西兰大学中的影响力和进入渠道,包括通过与奥克兰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坎特伯雷大学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

在海外,新西兰已明显落后于盟友。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孔子学院数量从一百多所降至不足五所。欧洲国家如瑞典已关闭全部孔子学院及中学层面的“孔子课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仍有部分存在,但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西澳大学等已悄然选择不再续约,州和联邦政府也表达了对外国影响的担忧。

在英国,是否应要求大学披露外国政府资金的争论重新升温。《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军情五处(MI5)已向大学发布指导,警告来自“敌对国家”的干预风险,明确点名中国,并提醒注意其试图影响对“敏感议题”的教学与研究,例如天安门事件、维吾尔人遭受的压迫、西藏问题,以及显然的台湾议题。

新西兰从与中国人民的贸易中受益良多,这种关系应当继续。但我们的公共空间不容出售。

现在是新西兰更严肃看待国家主权的时候了,更重要的是,要珍视支撑主权的价值。我在大学学习过中文,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如今不得不承认,我可能已不再安全地前往那里。这一简单事实,难道不已说明这个政权的本质吗?

我刻意使用“政权”一词,因为真正需要被挑战的正是它。新西兰人无须害怕或反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干预他国、压迫本国人民的霸凌者,它公然无视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并试图将其红线向外延伸。

新西兰无法单独改变这一现实。但我们可以,也必须,守护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共空间。我们有责任捍卫新西兰人的权利——无论中共的意愿如何。若我们连专栏作家、记者、学者、研究人员、政治人物以及非政府组织领袖表达一个最基本主张的权利都无法捍卫——即人们享有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权利——那么我们其实已经选择了臣属地位,而非公民身份。

本周六(2月21日)在奥克兰举行的研讨会,正是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开始认真看待这一威胁的证明。下一步,是要把这种严肃认识转化为政策与立场。透明度法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影响力往往滋生于灰色地带。大学和公共机构应被要求披露与外国国家相关的资金来源、合作关系以及指令背景,让公民能够在阳光下加以判断。但披露仅仅是起点,更深层的任务是重建公民信心——一种平静而坚定的信念:自由社会不会接受一党制国家来指示什么才是“负责任”的言论。

如果我们守不住这条底线,终有一天会发现,主权并不是在某一次重大事件中失去的,而是在无数次自我审查中一点点流失的。面对这些威胁保持沉默,我们或许仍然拥有国旗与议会,但我们的公共空间,早已属于他人。


Our Public Square Is Not for Sale

In my column on 29 January, Taiwan and China: Speech is the front line, I concluded: “We must recover the ability to say what is true, even if it carries consequences. Democracy is better than dictatorship. Freedom is better than oppression.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In response, the Chinese Embassy issued an official statement and contacted my editor, calling on The Herald to act as a “responsible media outlet”, rather than “mislead the public or do harm to others without benefitting itself”. It added: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but a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rinciple and a clear issue of right and wrong.”

Such faux outrag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not surprising. What was surprising was that Carl Worker, New Zealand’s former ambassador to China (2009 to 2015), retweeted the statement, highlighted its call to “responsibility”, and dismissed my column as “China bashing”.

Does this show how far New Zealand has already been bent by fear of displeasing Beijing, or how normalised deference has become?

Former Judge Dr David Harvey, a regular columnist for The Listener, warned in response: “We must be vigilant to identify interference with our domestic sovereignty by any foreign power and especially the PRC.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the erosion of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o an Orwellian environment of Groupthink and adherence to ‘The Party Line.’”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 Tasman Union (NZ) seeks to confront this Saturday a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Auckland. Hosted alongside the New Zealand Values Alliance,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groups such as the Free Speech Union, it will feature speakers including prominent China expert Professor Anne-Marie Brady, Stuff journalist Paula Penfold, PILLAR NZ co-founder Nick Hanne, and MPs from across Parliament, including Helen White and Todd Stephenson.

This symposium is a sign that New Zealand is waking up to the slow normalisation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Part of its programme will consider a proposed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Bill, drafted legislation intended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around activities in New Zealand carried out at the direction of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complement the Crimes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mendment Act 2025, and move New Zealand closer to approaches adopted in comparable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Australia.

Another issue the symposium will address, and more Kiwis should understand, is the influence and acces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intains within New Zealand’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 partnerships at Auckland University, Victoria University, and Canterbury University.

Overseas, New Zealand is out of step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iden presidency,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ent from over 100 to fewer than five. Likewise, European nations like Sweden have shut all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rooms (the high school level equivalent). While several still function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universities like the universities of Melbourne,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and Western Australia have each quietly opted to not renew contracts, with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expressing concern regarding foreign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bate has revived over whether universities should be required to disclose foreign government funding. The Times has reported on MI5 guidance warning universities about interference from “hostile states”, naming China explicitly, and cautioning about attempts to shape teaching on “sensitive subjects” and certain research. Think Tiananmen Square, the oppression of Uyghurs, Tibet, and, evidently, Taiwan.

New Zealand benefits from trad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long may that continue. But our public square is not for sale.

It is time New Zealand took sovereignty more seriously,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 values that underpin it. I studied Chinese at university and have visited China on several occasions. It saddens me to admit it may now be unsafe for me to visit again. Does that basic admission not tell us almost everything we need to know about this regime?

I say “regime” deliberately, because that is what should be challenged. New Zealanders have nothing to fear, or oppose, in Chinese culture or in Chinese people.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n interfering, oppressive bully, a state that has shown blatant disregard for the basic rights and dignity of its own people, and that seeks to extend its red lines outward.

New Zealand cannot change that reality alone. But we can, and must, protect our own public square. We have a duty to defend the rights of Kiwis, the wishes of the CCP be damned. If we cannot defend the right of columnists, journalists, academics, researchers, politicians, and NGO leaders to state the basic claim that people have a right to civil, 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