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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毛 芃

华人在新西兰投资的新闻源源不断，最新的消息是女博士邓冬梅成功收购位于奥克兰市中心的酒店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2016年4月8日晚，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典礼在该酒店举行。参加典礼的有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商务领事陈京、南航新西兰公司总经理马志刚，新西兰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校友会会长黄伟雄、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葛益萍、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黄自立等。

邓冬梅博士（中）同参加开业典礼的嘉宾合影

建于1928年的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是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店，最初由慈善组织救世军所拥有，用于圣经学校学生们的宿舍。在酒店的历史上，曾被叫做 Peole’s Palace 和 Railton Hotel。

 酒店总经理David McKay Tharp 介绍酒店情况

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总经理David McKay Tharp向众人介绍了酒店的历史和现状。他说，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属经济型酒店，拥有122个房间，最多能容纳254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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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京先生在致辞

在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的典礼上，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商务领事陈京先生发表了祝词。他说，新西兰旅游业增长迅速，很高兴看到华人企业家带着资金和经营、管理才干投资新西兰的旅游业。他说，经营酒店不仅要有商业责任，还有社会责任。他希望酒店在新任董事长领导下，合法经营、注重社区发展、注重环境保护、关注慈善事业，争取长远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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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雄先生在致辞

新西兰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新西兰校友会会长黄伟雄先生在祝词中说：“广州同奥克兰是姐妹城市，广州人敢为天下先，邓博士是直接在奥克兰投资酒店的广州民营女企业家第一人。”

黄伟雄介绍说，邓冬梅博士在中山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在暨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赞扬邓博士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中山大学新西兰校友会的骄傲。

黄伟雄说，邓博士的投资项目是中大校友会两年前接待来访的中山大学负责人之后落实的项目。

这次庆典仪式也是中山大学校友会为校友邓冬梅博士专程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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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mi Lee Ross先生在致辞

新西兰国家党国会议员Jemi Lee Ross 也应邀参加了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的重新开业典礼。他在祝词中说：“新西兰是流淌着牛奶和蜜的地方，很高兴看到每年都有不少华商投资新西兰，这对新西兰经济发展很有益，我对此表示感谢。”

Ross 先生赞扬邓冬梅博士投资旅游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说：“新西兰旅游业比任何行业发展都快，去年旅游业增长率为31%，中国游客年增长率为63%。”

Ross说：“每位新西兰总理当选时，都会选择一个他们认为对新西兰很重要的部长职务。John Key 担任总理时，选择的就是做旅游部长，因为他认为旅游业对新西兰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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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刚先生在致辞

应邀在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重新开业典礼上发言的还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西兰公司总经理马志刚。马总说，他很高兴看到华商投资新西兰酒店，看到投资人来自广州更是高兴，因为南航总部就在广州。

马总说，中国同新西兰这几年空中交通发展迅猛，南航在2011年开通了到奥克兰的航线，国航和东航在2015年也开通了奥克兰航线。

“中新两国人员的交往非常密切，中国航企对新西兰旅游市场贡献非常大，John  Key总理在许多场合都对此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马总说：“南航去年运送29.5万乘客到新西兰，今年人数可能达到30万。然而，新西兰旅游基础设施不足，酒店床位供不应求。”

马总强调：“要满足更多中国游客到新西兰旅游的愿望，机位很重要，床位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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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刚代表南航向邓冬梅博士赠送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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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新西兰分行行长、中国商会会长王磊因在惠灵顿有公务不能前来参加酒店的重新开业典礼，他委托南航的马志刚总经理代表中国商会祝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有个光明的未来。

典礼上，中山大学新西兰企业家校友联谊会宣布聘请邓冬梅博士担任副会长，会长伍勇向她颁发了聘书，并代表联谊会向邓博士赠送了礼物。

伍勇（左二）向邓博士颁发聘书

 

伍勇（左二）向邓博士赠送礼品

邓冬梅博士在酒店重新开张典礼上盛情感谢了所有给予过她帮助的人，她表示会继续保持酒店原有的风格，同现有团队把酒店做的更好。最后，众人共同举杯，祝愿Kiwi International Hotel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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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邓冬梅博士

典礼结束后，新任Kiwi International Hotel 董事长邓冬梅博士接受了本记者采访。

邓冬梅博士在被问到为何投资酒店时回答说，她把购买酒店、经营酒店“当作融入新西兰社会、同当地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

记者问邓博士之前是否在中国经营过酒店业，邓博士说没有，但是她对在新西兰经营酒店信心十足。她说她是学管理的，过去一直都在从事管理工作；她认为企业的管理都是相通的。

邓博士说，她是2016 4月1日正式接手酒店，她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融入了现有的酒店管理团队。

她说，酒店现在的总经理已经在店里工作了10年，经验丰富，会继续留任，所有酒店工作人员也都会留任。她说，几天前她同店里一名1949年出生、现在已经67岁的老员工攀谈，对这名老员工身上体现的工作精神和态度非常敬佩。

邓冬梅博士说，酒店现在的入住率在90%以上，客人来自世界各地，大都是自己上网订酒店的游客，很少团体订购。邓博士说她一点都不担心入住率，也不打算更改现有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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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仪式的嘉宾同邓冬梅博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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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反腐的本质是权力腐败

作者：云峰侠客

改开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支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先锋队，涣散成私欲泛滥、追逐利益的政治团体，从上到下腐败成风，一身正气的好人成为了“稀缺物种”。腐败已经严重败坏了中共的形象，腐败已为全社会所痛恨！

于是，反腐成为要务，反腐深得民心。所以，王青天成为打虎英雄，王氏反腐赢得掌声一片。

云峰对岐山同志一直十分“关爱”。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不久，俺就以一篇《警惕王岐山 当心雷翻天》为岐山同志喝彩，深层揭示王氏打虎的原理图。随着打虎推进，俺又以《王氏反腐 赢得了4种人的掌声》和《王岐山的打虎还能走多远》二文，对王氏反腐的性质予以友情剖析。

十九大日益临近，为王大人能更上一层楼，有必要再次为王氏反腐歌功颂德并添砖加瓦。想必各位看官已经察觉，近日官媒私媒都在争先恐后为王大人树碑立传。作为王青天的铁杆粉丝，为王大人评功摆好自当仁不让。

仔细梳理王岐山三年多来的反腐历程，会发现二个字十分耀眼——权力，这是王氏反腐的关键词。

为权力而反腐

如前所述，中共的腐败引致民怨，为保住执政权必须反腐。但如果打着反腐旗号，为保护特定政治势力，对不同理念者、政治对手、不听话者、站错队的，进行定点清除，这就让反腐变了味。

三年前，当云峰提出王氏打虎是选择性反腐时，认同的人并不多。如今，子弹已经飞了这么久，该看清楚的想必都看清楚了。

二十年前有人说，拉出10个当官的一起枪毙，顶多错杀1个，而如今有人说，10个当官的，随便拉出1个枪毙，绝不会错杀。这就是当下中国官场的写照。

三年来，王氏打虎硕果累累，貌似战果辉煌。但请诸位仔细了，不要只看打了谁，要换个角度，看谁没有被打，您就会有所领悟。

如前所述，如今的官员，屁股干净的没几个，一抓一个准。但抓谁不抓谁，个中的学问和奥秘，你懂的。

为保住权位和权力，定点清除障碍，而对更大的老虎巨贪网开一面，这样的反腐再吹得天花乱坠，依然是为权力而反腐，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

用权力来反腐

王氏打虎以来，几个黑衣人押解某个官员的画面频频见诸媒体，不免令人想起厂卫，想起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甚至想起党卫军。

如今的中纪委法力无边，随时可以限制作为公民的官员的人身自由，想抓谁就抓谁，想关谁就关谁，抓谁关谁只需某人一声令下。

被抓者毫无申辩机会，说你有罪就有罪。一旦被黑衣人带走，立马嗝儿屁着凉，下半辈子报销了。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电视认罪，更是彰显了权力机构的一手遮天。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当下，这种未审先判的乱象，让有关部门的权力泛滥，近乎无法无天。

反腐也要依法，党纪不能违宪。用组织手段代替法律行为，用权力羁押代替行政执法，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

说到底，为权力而反腐、用权力来反腐，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权力腐败。

王岐山的权力腐败，眼下无人敢反，无人能反，因为王岐山手握重器—公权力和国家机器。想当年刘瑾和贝利亚权力浩大，结果又怎样呢？历史有时真的很幽默。

用腐败来反腐败，不知后人将如何评说。。。

2016年4月8日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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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三）

作者： 李蕴

春寒料峭，黄河渡口挤满了等待过河的部队。缺少粮食弹药，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细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妈妈和她的战友又冷又饿，在雨中打着哆嗦。忽然妈妈发现前面有一副担架抬了过来，她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她想都没想冲到担架边。

“朱总司令，朱总……”

正在发高烧的朱德睁开眼睛,  他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冻得缩成一团的女战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鲁艺大学生。

“朱总司令，我们这是上哪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延安？我们是不是失败了？革命能成功吗？我们能坚持吗？”

“谁说革命会失败？这只是战略转移，小鬼，相信党中央，我们一定胜利。”

又要集合出发了，妈妈在人群中默默寻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个告诉E君，延安能胜利，这是朱德说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她还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没见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收复了延安，妈妈跟着“鲁艺”剧团回到了原驻地。

那天部队领导开会说，“鲁艺”集体创作了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马上排练，由妈妈主演白毛女。

《白毛女》讲的是穷人家女儿喜儿被抢到地主黄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进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树皮和庙里的供品充饥，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头发变白，由人变成了“鬼”。解放了，喜儿被救回来，从此由“鬼”变成了人。

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白天排戏晚上演戏，有时间还去炊事班帮助烧柴，洗土豆。她的话越来越少，歌声却越唱越响。后方的王坤、前方的妈妈把《白毛女》演得热火朝天，妈妈也越唱越红。

为了排好这出重头，戏剧团新派来一位导演。妈妈听说他专门学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很有学问。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镜，举止斯文，说话文雅，平时讲课深入浅出，白天领大家排戏晚上伏案写作。

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妈妈大十多岁，在排《白毛女》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

等我长成大人后，爸爸曾对我说，当时妈妈不但戏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轻漂亮又很单纯。

妈妈对我说，当时她还没有从E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许新的感情能代替过去，找一个岁数大点的也许是个依靠。

妈妈怀上我后还在演《白毛女》。有一次，演地主黄士仁的演员不小心一脚真踢到了妈妈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台上是起不来。其实，当时为了演戏妈妈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么蹦、怎么跳我就是不出来。一直到她随爸爸去了北京，妈妈挺着大肚子还去天安门观看了“开国大典”。

有一天，妈妈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医院。一位领导告诉她，是E君患了绝症住在医院快不行了，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想见见妈妈。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不知道是怎样走进病房的。她天天想见E君，可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只记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声大哭，后来她非常后悔，因为重病的人是不能这样激动的。她更后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记不得E君都说什么了。

是妈妈真记不得了、还是E君的话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妈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刚解放，中国电影急待振兴，爸爸被组织上送去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创作学习班，妈妈跟着爸爸在电影局任办公室秘书。在延安就一直从事歌剧戏剧创作的爸爸，开始走进他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电影世界”。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医院。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出世的时候，妈妈的难产险些要了我俩的命。

关于我的出生，妈妈不知道给我唠叨了多少遍。那时孩子生不下来，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头的铁栏杆都拽弯了，医生护士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

医生要等在门外的爸爸签字，问爸爸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爸爸哭丧着脸说“大人孩子都要”，这句话让妈妈终生没忘。后来医院终于请来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从痛苦的母体中拉了出来。经过大流血的妈妈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说是林巧稚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两年以后，妈妈又怀上了弟弟。还是剖腹产，还是大流血，还是林巧稚大夫上阵。弟弟总算活出来了，林巧稚果断给妈妈做了绝育。她说若再生就没命了。

在电影局陪着首长已经看了上千部国内外电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学习班结束后，他带着妈妈雄心勃勃地奔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可是大家都想做导演没有人写剧本呀，于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朝鲜去了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迹，希望他能搞一个电影出来。

妈妈也陪同去了，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山头上，他们手捏着被炮弹炸成的山石粉末，电影《上甘岭》的构思在爸爸心中开始成熟。

回到长影，爸爸开始了《上甘岭》的剧本写作，妈妈被分配在演员剧团。由于两次大手术使她的身体很难恢复，少有了延安时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给她的那块丝绒缎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袄，没想到第一天穿到剧团引起议论。接着是开党小组会，批评她穿这样的衣服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这件小棉袄妈妈一共就穿了几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还放在我的柜子里。大会小会的轮番批评更使她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觉，结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迟到早退。于是又开党小组会，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加“自由主义”。妈妈再次大会检查小会检讨，写了检查再犯、犯了错误再检查，没完没了的折腾导致情绪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闹。

平时话就不多说话、声又不大的爸爸文质彬彬，生来不会吵架，他总是非常理智地和妈妈讲道理。可是跟几乎疯狂的妈妈有什么道理可讲，换来的是妈妈更加病态的无理取闹。

1952年，爸爸正在紧张地写《上甘岭》剧本，妈妈冲进来抓起剧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抡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扫帚扫，还不许让碎玻璃有声，否则就是两个耳光子搧到我的脸上。

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小白楼是专门供编剧作家写剧本的地方。有一次妈妈又打我，我吓得跑到正在开会的爸爸的办公室，一把推开门扑到爸爸身上，吓得混身发抖。幸好有开会的叔叔阿姨好说歹说算是把妈妈劝住了。

妈妈把她内心的郁闷和痛苦都发泄在爸爸身上，这对爸爸是不公平的。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没找到答案。

记得有一天半夜妈妈回来，一怒之下将我像擒小鸡似的从被窩里抓出来，我最痛苦的是我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挨一顿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说。从此，妈妈在我心里简直是一个吓人的妖魔，我害怕她，想起来就恐惧。以后我愈加自卑，因为有这样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说、不敢动。

妈妈对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骂，高兴了抱过来亲一亲，不高兴了不知为什么就一个耳光抡过去。弟弟真的是在妈妈的巴掌下长大的，也就是从这时起，弟弟的心离妈妈越来越远。

毛传媒将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红文章回忆了延安时代中国第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一名漂亮倔强的女演员在革命大潮中的一生，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先生说：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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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二）

李 蕴 

妈妈所在的部队是120师。师长是贺龙。

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E君了，妈妈头不梳、脸不洗，天天躲在窑洞里哭，哭完了开始吃黑豆。那时延安粮食极缺，好长一段时间主食就是黑豆,  每天一个鸡蛋也不发了。妈妈吃完了黑豆上台就唱，下台后就开始拉肚。几天下来，人瘦得皮包骨。

一次偶然的机会，妈妈遇到了E君报社的一位同事。那个人告诉她，E君被组织上判给别人了。妈妈听不明白，那人说，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看上E君了，非要和E君好，于是天天找她爸爸闹。那位首长被女儿闹得没办法，只好去找贺龙。贺龙决定：以不影响中央首长工作为由，把E君判给了那位首长的女儿。

“那E君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服从组织分配”。

妈妈如疯了般挣脱老大姐和女学员们的阻拦，独自冲进了一个部队领导的窑洞。她一边哭一边喊，凭什么把他俩分开。她大吵大闹，无法无天，领导气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说：“这是部队不是妓院，哪能容得你这么不知羞耻。” 领导还说：“别忘了你是共产党员，还有没有组织纪律？”说着就让人把妈妈拖出了窑洞。

妈妈不知道，这时由中央决定的由康生具体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妈妈被点了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整风会上作检讨，回答各种问题，然后要写书面材料，从家庭出身开始交待。妈妈说不清父亲和家里人的事情，于是批判会一次次开，检查一次次写。妈妈被定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可她到头来也没搞清倒底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不久，老大姐和她在部队任领导职务的丈夫也被打成了“特务”。

以后我在有关资料上看到，这次延安整风运动有一半以上人被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搞了两年整风抓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中央党校抓了250人，毛说应该是350人，边区抓了7000人，毛说应该是10000人。结果，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多万特务大兵。

年轻的妈妈不懂这些，她只是想E君。

正在受审的老大姐来劝妈妈，妈妈倒在她怀里，泪水伴着一句句哽咽。妈妈说她没有别的希望，只想再见一次E君。老大姐摇着头说，不能再见了，这是组织决定。

老大姐说组织就是党，一切都要听党的。妈妈很困惑，她是党员却不知道党在哪里，党是什么样的。老大姐说：”有的时候，组织可能会不了解你，甚至怀疑你，只要你坚信组织，一切都会解决的。”

妈妈被开除了八路军。

不到二十岁的妈妈离开了部队，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E君这时候在哪里。她知道太原是回不去的，父亲已经去世，继母是不愿让她回家的，她只能呆在延安。

她走到一个老乡家，老乡认识她是演《兄妹开荒》的妹妹，有着银铃般的嗓音。老乡收留了她，她天天帮老乡家挖土豆，背柴火。她觉得土豆比黑豆要好吃些。她一边挖土豆一边想E君，一边想E君一边掉眼泪。

终于有一天，老大姐拿着一个包袱急匆匆来找她，告诉她延安整风结束又开始“纠偏”，她的“特务”身份已经得到甄别，妈妈也作为被纠偏对象可以重新回部队。妈妈听后扑在老大姐怀里大哭，她说她就是想见E君。

老大姐说绝对不可，听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就要结婚了，丈夫就是E君。

“那E君他同意了？”

“这是组织决定，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敢说，妈妈后来犯精神分裂，受刺激的根子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症，可是纵看妈妈的一生，延安时期的生活才是导致她一生痛苦的根子。因为那时候她太年轻了。

经常听到有些妈妈的老战友批评妈妈不坚强——一个年轻又单纯的女孩子，又能要求她怎样坚强呢？

可怜的妈妈。

可惜了解到这一切，已是在我二十多岁以后的事了。

老大姐打开了她身背的包袱，帮妈妈穿上了延安的军装。妈妈机械地任老大姐摆布，她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穿军装的兴奋。

回到部队后，妈妈又写了好几次检查，总算把那一页翻了过去。

妈妈又开始演戏了，她的歌声又响在各个部队的舞台上。

几个星期后，学院接到通知，要戏剧班的女学员去参加周末舞会，一大帮女学员嘻嘻哈哈地到了延安小礼堂。

三把二胡、一架洋琴、一支笛子，还有一支唢呐，为平时演出用的小乐队这时成了舞会的伴奏。当首长们走进礼堂时，音乐响起来了，女学员们一个个紧张得崩紧了脸。老大姐这时走到妈妈身边，往前一指说，那位首长先下场，你去请。

“他是谁”？

“朱德”。

妈妈想都没想立即执行命令，在全场的注视下大步走到朱德面前，立正，敬了个军礼。朱德微笑着拉起妈妈的手，妈妈随着他挪动起步子，舞会就这样开始了。

晚上回到窖洞，妈妈的脸还热得发烫。老大姐帮妈妈铺被子，说了句：“你今天很漂亮。”

时间到了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了。当时中央指示要找个嗓音好的女同志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喊出去，于是部队领导就选定了妈妈。

妈妈知道那些广播器材是周恩来从敌占区搞过来的，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念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延安沸腾了好几天。晚上，大家把破布緾在木棍上洒上煤油高举着火把，沿着宝塔山弯曲的小路，拉起一条长长的火龙。有敲洗脸盆的，有扭大秧歌的， 就是没人去想抗日战争是怎样胜利的、日本鬼子是怎样投降的。

1947年，蒋介石调精兵强将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成千上万的部队向黄河边集结。

妈妈的演出也停止了，大家随着部队转移。部队派了几个战士保护多是女兵的文艺兵撤退。老大姐还是忙前忙后的招呼着这帮娃娃兵。道路泥泞，又要爬山，加上乐器和各种家什，文艺兵慢慢和大部队脱节了。

有人突然发现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大家顿时慌了手脚。老大姐果断命令她自己和几个拿枪的战士留下掩护，其他人向山下撤退。

女兵们都知道老大姐这时已怀孕，说什么也不让老大姐留下。妈妈抱着一棵树就是不走，任凭老大姐怎么说也不撒手。最后老大姐掏出枪对着自己的头说，你们要是不走我就死在这里。妈妈拽着老大姐的胳膊痛不欲生，最终被战友们拉走了。

她们躲进一个山洞，很快听见山下有人唱歌，是老大姐的声音，为了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是一阵枪声。直到天黑下来，才等到一个负伤的战士撤回来。他说老大姐被敌人抓住了，她现在还躺在血泊中。

老大姐的牺牲是给妈妈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她陷入空前的失落而不可自拔。直到她老了还常念叨老大姐。

老大姐，妈妈一生都没忘记她。

（待续）

从今天开始，毛传媒将分八次连续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担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下面这段话，出自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穆讯先生。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一）

我的妈妈从小就爱唱歌。她唱了一辈子。

妈妈十四岁时应该说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她长得好看，聪慧活泼，天生一副好嗓子，就跟着红军去打鬼子，于是到了延安。不久就成了部队的主要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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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出身在山西太原。我小时候她总说，她的妈妈也长得漂亮，不但写得一手好字，刺绣也是远近有名。她的爸爸长得英俊魁梧，在政府里做事，她是家里的“掌中宝”。

可是就在她的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肺病早早去世了。她的爸爸于是很快为她找了个继母。她觉得继母不但没她妈妈好看，而且为她爸爸生了个弟弟，对她越来越不好，于是她有了要离开这个家的念头。正好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太原，她跑去亮开嗓子就唱，部队就把她带走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和姥爷，连妈妈以后也再没见过她的父亲。据说姥爷曾经到部队去找过她，说她太小了不能参军，可她回家后又跑回部队。一位文艺队的领导吃惊地看着眼前浑身是土的女孩说，这丫儿可是有个性。

延安，这是妈妈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决定命运的地方。她觉得最美的是位于西边的凤凰山麓和东南方向的宝塔山。那个长方形条石砌成的城墙作为屏障证明了延安自古就是打仗的边塞要地。当然不久城墙就被战士们拆了去修礼堂，延安的大小礼堂有五、六个。妈妈最喜欢那条由北向南静静流淌的清澈的延河水，大家天天用延河水洗脸，然后提一桶水给炊事班送去。开始妈妈被分配到抗大学习，她穿上部队从国民党那领来的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军帽。她还学会了打草鞋，裹綁腿，每天除了学文化，就是立正敬礼，跑步练操。

妈妈在女兵班认识的第一位班长，比她要大十几岁，大家都称她“老大姐”。老大姐最大，妈妈最小，所以妈妈格外受到老大姐照顾。看到妈妈的军服太长，老大姐给她缝进去一大块；看到妈妈还拖着山西带来的两根小辫，老大姐给她剪成短发；看到妈妈总爱把两鬓的短发掖到耳后，老大姐就把自己的一个榆木小镜子送给她。妈妈在部队找到了家的感觉，她说老大姐很像她的妈妈。

因为妈妈嗓子好，很快又被送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一边学习一边演戏。老大姐对她说，进了大学就是大学生了，不能老是活蹦乱跳。

以后，妈妈知道鲁艺的校长是毛泽东，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常去给他们讲课。

不久，妈妈她们开始排戏了，她很快成了“女一号”，“女一号”每演一场就能得到一个煮鸡蛋。在战争时期演出最常发生的事是“导演”根据抗战形势经常在演员临上台了还在改歌词，妈妈总是一转眼就把新词背下来上台就演因此深受大家喜爱。

在妈妈八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她自己写的一份简历，当时她在延安主演的小戏剧小歌剧不下三十多出。

妈妈是演《兄妹开荒》“走红”的。

《兄妹开荒》演的是兄妹俩人响应“大生产”和“学文化”号召一边锄地一边学认字。

两人一边唱一边扭相互考看谁认的字多，整个表演把学文化的意义宣传得通俗易懂。妈妈只要把嗓子一亮，立即获得满堂喝彩。从此妈妈有点骄傲了，早晨不愿起晚上常迟到。部队纪律是很严的，因此妈妈常受到批评。

有一天妈妈又要上台了，这时老大姐急急忙忙对着她耳朵说，毛主席今天来看演出。妈妈还没反过神来后台音乐响了，她挎着个篮子就上场，一边唱一边用眼睛往台下瞄。她看到毛主席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因为眼睛走神，结果词唱错了，台走错了……

后台导演急得捶足顿脚，老大姐安抚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妈妈接受了严厉的批评，她把在延安学会的所有的字都用上写了平生第一份“检查”。

随着前方战事越来越紧张，为了给战士们鼓劲，妈妈她们的学习时间越来越少，演出越来越多。她天天晚上上台，和大家一样用碳灰画眼睛和眉毛，用庄稼糜子碾碎了抹成红脸蛋。妈妈总是一边化妆一边背导演改的词，她的妆也总是比人家画得好看。

妈妈不但戏演得好，还天天跟在老大姐身后，不是种地就是纺线。她开始学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再累再苦早上按时起，集合不迟到。演戏不马虎，劳动不落后。她好长时间没有写“检查”，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一年后，老大姐做介绍人，妈妈成了全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不久，妈妈发现每天晚上总有一个男人靠着小礼堂门口看她演出。他个子高高的，表情温和肃静，文质彬彬，聚精会神。

那天妈妈和老大姐还有几个女学员到操场散步，看到十多个男兵在打篮球。篮球架是用老乡家夹木杖的棍子支起的，让村里的铁匠弯了两个铁圈。当时妈妈看到其中有一个大个子跳得非常高，他每次投篮即使球没进也带起一片叫好声。妈妈此时屏住了呼吸，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大个子，他姿势矫健，英俊威武，跳起来再落地时显得动作潇洒干净利索，不大的球场成了他展示身姿和球技的好平台。妈妈认出来了，他就是天天来看她演出的那个男人。

后来妈妈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从上海那边来延安的大学生，当时任延安一张报纸的负责人，他让妈妈管他叫“E君”。

E君天天按时来看妈妈演出，如果有一天没来妈妈就焦虑不安。后来每天演出完后E君都留在门口，等妈妈卸了妆两人一同去散步。

自从认识了E君，妈妈只记得宝塔山上的塔楼披着霞光非常美丽，窑洞微弱的光也变得明亮。妈妈对我说E君特别喜欢到河边走走，所以延河水最能证明她和E君的相爱。

五十年后我去过延安采访，好奇心驱使我先去看延河。浑浊的延河水几乎成了“黄河”，河面狭小，河床布满黄泥。想起当年在这里谈恋爱的妈妈心里倍感酸楚。当年妈妈爱听E君说话，他讲历史故事，讲名人回忆，讲文学，也讲他的报纸。他很少讲战争，讲苦难。

认识E君以后妈妈变得平静了，矜持了，可也经常被E君的话逗得前仰后合。E君送给妈妈一块丝绒缎子布料，他说是从上海带来的家人让他留着做被面。妈妈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布料，细心珍藏起来。有一次E君说他喜欢听妈妈唱歌，于是妈妈向着河水唱起“延安颂”。

我记得妈妈八十多岁了还唱这支歌，前面四句她总是唱得很深情：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妈妈和E君的相爱很快在部队传开了。有一天老大姐匆匆赶来把妈妈叫到外面，她从来没有那么严肃过。她说妈妈不能再和E君来往，这是组织决定。

“可是我们没有影响战斗”。

“这是纪律”！

妈妈赶紧找到E君，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E君只说了一句：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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