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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吐槽白岩松先生几句。

 
白生开头就说中国没有死亡教育，可白生也没说出哪国有死亡教育，难不成蒙古国有死亡教育吗？蒙古族有进行死亡教育吗？也许我孤陋寡闻，知道的请给俺启蒙则个。

1、死亡终究到来

 
白生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长度还有何质量？”

 
白生这话的逻辑问题多了去了。首先，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存在的，生命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了有认识的人而存在；第二，人生是只有有牵挂才有质量吗？没有牵挂不也是人生吗？关键还是人生的态度。有的人只牵挂吃饱穿暖，这样的人生质量如何评价呢？有的人也有各种牵绊，但由于一些原因而死去，又该如何评价其人生呢？有的人舍生取义，生命虽然短暂，人生也有牵挂，但能因为有牵挂而不作为么？第三，如何定义人生的长度和质量，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白生只在这里泛泛而论，没有什么意义。

 
2、汉族死亡观的变迁

 
白生说“我是从草原来的蒙古族人，在我的潜意识和心里，一直非常不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

 
白生这话说得贼没水准。首先，白生您这里强调您是蒙古人的这个梗有何意义呢？您是想把蒙古族人和汉族人进行区隔吗？难不成蒙古族人的死亡观就是普世价值吗？您不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又如何呢？难道有谁强逼蒙古族人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了吗？有吗？谁？谁？这世界民族多了去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的民族死亡实行天葬，有的民族还将死亡之人制成木乃伊，这些您都认同吗？您不认同怎么办？难不成您还想要改造世界，改造他们？

 
白生还抨击汉民族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更是荒唐。活着，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讲，是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对造物者的敬畏，根本就没什么错。您白哥不认同，那您白哥打算宁可好死也不赖活吗？您就没有牵挂吗？

 
3、如何面对告别者

 
白生也不是医生，却要告诉医生该怎么做，是不是有点扯？抢救生命，这是对生命的尊重。至于对病患该抢救到什么程度，病人自己有时都不能决定，这里还牵涉到法律、伦理等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在白生所在国家里没有人有权力协助他人死亡，医生不行，白生也不行，乱来将会被追责的。

 
4、莫讳谈死亡

 
没有人讳谈死亡。谈论死亡也要分场合和地点，也要尊重谈话人的习惯和习俗。您白哥愿意谈死亡，我尊重您的谈话权利，但您也不能在什么地方都谈吧？您是媒体人，若您在您现在的节目里谈死亡，您就不担心节目收视率会降么？您不会是个二愣子，逮谁就跟谁谈死亡吧。

 
最后白生还说“医生的挑战是巨大的，需要我们把医学更多地当做科学。讨论死亡是一个开头，要做很多的事情，否则我们谁也受不了这种庞大的医疗资源的浪费。”不得不说，白哥还真是有浪漫的气质，看那话说的，没点浪漫色彩的人还真说不出来。

只是有点疑问，只有医生的挑战是巨大的吗？哪个行业挑战不巨大？拾荒者也还觉得破烂越来越不好捡了呢。就算医生挑战巨大，他们各种收入也不错呀。把医学当科学，您这不废话嘛，学医的都比学其他科学的年限要长耶，这点还用您说？

 
“否则我们谁也受不了这种庞大的医疗资源的浪费”。这句话我严重的不同意。医疗资源怎么就浪费了？又有哪个人是不该救的？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本来存在的价值就是服务于人，就算是犯罪之人需要也是要给予救护的。白生难不成连这个道理都没搞懂吗？如果没搞懂道理还乱讲话。是不是有点令人厌恶？

白岩松：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作者：云峰侠客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实力日益壮大举世瞩目。虽然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经过几十的发展，都会更加富裕和现代化，但改革开放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改开最大的特色在于，将政府聚焦于经济发展，将民众专注于经济利益。

在肯定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的改开成就，是用一系列的牺牲和代价换来的。

靠三大牺牲换来的，即：牺牲人民利益、牺牲环境利益、牺牲自然资源

改开使国库迅速充盈，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但这一切是牺牲了多少人民群众的利益换来的呢？改开将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费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的“严重负担”，一股脑地甩掉了。从此，政府变得轻松自在，国库的钱越来越多，而广大民众的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将曾经的制度优越性彻底抛弃。改开前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政府和人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改开后的政府，一切以经济利益为重，卸下包袱抛下人民，手头宽裕地大把花钱，可谓胜之不武。

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华丽数字，也是用巨大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改开以来，全国上下急功近利搞发展，地方政府重效益轻管理，导致中国许多地方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等各类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有报告指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之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70%的土地受到水污染，而仅仅空气污染一项，每年就导致全国有35.8万人死亡。

GDP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代价，是牺牲自然资源。改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以建设和增长为第一要务，长期忽视自然资源的保护。

数据显示，近30年来全国有243个面积在1千平方米以上的湖泊干枯死亡。全国水土流失严重，仅黄河流域年土壤流失量就达16亿吨，长江流域达24亿吨，多地出现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等自然灾难。全国各地过度开采能源和矿产，特别是超采地下水问题泛滥，全国有60多个城市，从几十到几百米的地下都被抽空了，导致地层沉降、危及居住。仅苏州一地，几十年来整个城市的累计沉降已大于60米，堪称遗害子孙。

靠二大毁灭换来的，即：毁灭社会公平、毁灭社会互信

邓大人有2句经典名言，第一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总设计师的设计下，一些人迅速地富裕起来，甚至富可敌国。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利用权势和背景发财，有多少人利用中饱私囊、化公为私，有多少人靠腐败和不法手段发家致富，全社会有目共睹。

在一些人迅速致富的同时，改开中的“国企改制”，则一下子“改”出了5500万失业工人，“农村圈地运动”又“圈”出了4000多万的“三无农民”，造成了新的社会贫困群体。

中国社科院2008年公布数据，称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成为了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海内外的哗然，中国官方从此再也不敢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指标。

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八十年代农村开始的改革还可以说是双赢的话，现在的改革，则已经是到了一部分人的获利，必然要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地步了。”

可以说，总设计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美好愿望，以毁灭社会公平的代价圆满实现。这样的“先富”，即使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公平正义的新社会，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

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则是邓大人的第二句经典名言。

在总设计师的号召下，人性自私的闸门被彻底打开，为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整个社会进入了笑贫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的狂欢之中。于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上瞒下横行。从商业到医疗，从政府到媒体，社会互信的链条逐渐断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互信被破坏，甚至亲人之间、朋友之间，也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中国社科院2013年报告显示，中国社会信任度已跌破警戒线，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有64%的民众认为现今的中国社会缺乏信任感，中国社会已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为了抓住老鼠而不择手段，让中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建中国社会的互信机制，或许需要耗费几代人。

靠一个欺骗换来的，即：欺骗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

改开之初，邓大人和他的同志们，为广大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老百姓怀着对共产党的热爱和信任，相信只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也会跟着富裕起来。但许多人不仅没有盼来这一天，反而在改开的大潮中被下岗、被失业、被贫困。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属于国家集体的产业，一夜之间变成了某些人的私有财产，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老板、资本家、大财主。

革命先辈创建的党的威望和组织架构，在改开中被彻底地消费。一些人用欺骗诱惑和政府命令，强行推进所谓的改革，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为特色资本集团保驾护航。这样的改开，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践踏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更是借共产党的手，灭了共产党自己。贪污腐败在党员队伍中迅速蔓延，共产党的组织机体从此走向堕落，更让许多民众对党失去了信任。

综合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亮瞎世界”，甚至超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根本在于中国特色改开使用了非常手段，而这些手段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愿意采用的。靠“三牺牲二毁灭一欺骗”换来的改开成果，是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想也不敢想，也根本无法推行的。

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政治机制，感谢中国共产党培育的中国人民，让充满着原罪的中国特色改开，得以在这片淳朴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充满着风险和阻力。改开之初，阻力主要来自于上层，来自于旧的思想观念。而当下的改开阻力，则更多地来自于基层民众，来自于残酷的现实和幡然醒悟。

如果说改开伊始，大多数人还看不清楚改开的本质，大家都是摸着石头瞎走，近40年过去了，该看清楚的能看清楚的基本都清楚了。

如果再不对改开进行彻底修正，中国的改革将逐渐失去社会支持，并丧失继续深化的动力。靠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以丧失社会公正和互信为代价，用谎言欺骗和强权推行的特色改开，最终将不得不走进死胡同！

2016年6月6日

   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五十周年

作者：（奥克兰）穆 迅     

五、六辆解放牌军用大卡车蒙着积满灰尘的绿帆布在石子环山路上摇摇晃晃爬行。天空晴朗，飘着数朵轻轻的白云。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感觉云彩就在我身边滑过。放眼过去，远山层层叠叠却不用仰视。川南的山，大到令我惊奇，汽车爬了一整上午还在吭哧吭哧地不停往上拱，似乎永远望不到顶。

“这山怎么这样高、这样大？”我转头问一路沉默的小战士司机。

“早呢。”他含含糊糊地咕噜一声，仍旧专心盯着前方。

汽车一个转弯，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蓝天下满眼竟是梯田！黑色的田埂像墨色的线条随意宛转交叉，忽上忽下，忽前忽后，沿着山脊起落飞舞，将整座整座大山画成条条美丽的曲线。被田埂分割的秧田充满了水，静静的，平平的，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纵横相连，延绵数里。

秧田在墨绿的山林衬托下，映着天光闪闪发亮，就像千千万万面明镜镶嵌在高高的大山里，宛如天上的梯田。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川南人呕心沥血的生存杰作。

川南梯田

车子再往上开，天空渐渐阴了起来。大山也荒凉许多，平缓许多，树木消失，仅剩下贴地的野草。奇景又出现，起伏的草原密密疏疏散点着灰白的团形物，我开始认为是绵羊，却又生疑：诺大的荒山怎么会有人居住？

车子开近才发觉原来是一簇簇滚圆的山石，像一群群绵羊聚集在一起，间或零散“数只”星星点点洒落在“羊群”周围，方圆十里同一景色。

川南云海

美啊，我不禁赞叹起来，一个上午的爬山竟然有两次艳遇，我不得不说川南的大山真美啊。她美得震撼，美得神奇。她大气又不失华丽，她被精雕细琢却又不失原始的自然。名山胜水尽人皆知，而她却像在人头纷杂的农贸市场中，蓦然回首，撞见了一位略施粉黛的美丽乡村姑娘。

汽车仍旧努力上爬，天色愈加阴暗，已分不清是云还是雾，天地几乎染成一片。灰蒙吞噬了万物与生灵，眼前只看得见泥泞的山路和路旁仅剩的黄泥山壁。偶尔几棵被湿水浸黑的枯树枝站列在崖边，狰狞地枝楞着扎向天空。车队穿过隘口终于开到了目的地——一个不知名的劳改基地。

老刘和大李从另两辆军车上跳下来。毕竟他们年长，早已预先穿好军大衣。而我凭着年轻火壮单衣单裤硬顶着冷气的袭击，呼哈呼哈尾随着他们寻找劳改办公室。此地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你所触摸到的物件还有包裹你周围的空气都是湿漉漉的，永远散发着一股股霉味。只有办公室里生着的炭火盆总算给人一种安慰。

老刘递上北京XXX专案组的介绍信。“哦！你们是中央来的，快请坐！请坐！”基地革委会负责人看过介绍信忙不迭地招待。

“我们想找一个叫潘觉新的，1935年他是国民党苏州看守所的小头头。”大李解释我们不远万里来此地的任务。

“对，我们这里有这个人，不过……”负责人面露难色：“就这一间办公室。你们可不可以到他的宿舍问话？”

潘觉新倒是住单间，号称的宿舍只有一张铺，地是湿的，所有的摆件也都是潮呼呼的发粘，称不上床的“铺”横盖着一条“被子”，厚厚的破烂到已分不清什么是棉絮什么是被罩，也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墙是裸砖垒就，勉强算是一间屋。潘觉新从工作作坊回来，穿着和他的“被子”一样的“棉袄”毕恭毕敬坐在铺上。皱巴巴的脸真的辩不清他的年龄。谁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位竟是曾经养尊处优、威风一时的国民党监狱官。

问话完毕，我们有空闲在基地转一圈，这是座位于深山老林里的硫磺提炼厂，仅有一条路通往山外。据说每天有十五顿硫磺由解放军卡车运出。大山靠硫磺厂一侧的整座山坡树叶被硫磺熏得枯黄一片。生物且如此，那活在这里的人呢？

任务完成，搭车出山，走了另条路。由于是下山，解放牌卡车顿时活泼起来，在弯曲的公路上扭来扭去像是跳秧歌舞，天也逐渐晴朗无云。快接近平原时，太阳炙热烤人，没多久便晒干了全身的潮气，心情也不禁爽快许多。路边的松树林中渐渐显露出人工的痕迹，是梯田？又不像。怎么有一堆堆坟头？

“那就是坟头。”开车的解放军大哥回答：“等会儿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呢。”

果然，车子翻过一条山脊，哇！老天爷！就像来时突然撞见天上梯田后的惊奇一样，我又睁大了眼睛——满座山坡整整齐齐层层排列全是崭新的坟头！从公路的下方一直挤到山顶无一空隙全是标准划一的坟墓！山坳当中一条花岗岩台阶从山下跨过公路笔直通向山顶。而在山顶的最高处一座巨大的红卫兵塑像耸立在蓝天下，那红卫兵右手捧着红宝书，左手高举火炬，背后是漫卷西风的红旗。

“这是……”望着这密密麻麻的坟头我一时没转过弯来。

“红卫兵烈士陵园。”解放军大哥解释道：“所有的坟头都是在一场武斗中死的，像打仗一样。”

“这么多？！”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睁大眼有点不敢相信。

“这还是打赢一派的，输的对立面尸首都不知道扔在哪里呢。”解放军大哥咂咂嘴叹息道。

“果然是真枪实弹的打吗？”我还是不大敢相信。

“要是只用刀棍，能死这么多人？看见那两条河了吗？”解放军大哥指了指挡风玻璃前方。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车头的下方两条河流正好汇聚在此，将一座小城镇一分为二。

“再看两河当中夹着的三角洲。”大哥进一步指明：“原来有座桥连通城市与三角洲，武斗就是在那儿发生的，那座桥也在战斗中打没了。”

许是触景生情，解放军大哥的话匣子打开了。经他的描述，我知道了这场武斗的详细经过：三角洲原本无人居住，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国家大兴三线建设。这个无人知晓的小城市突然热闹起来，一座生产枪炮的军工厂在三角洲破土而出。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春风”吹到这个小城。城市居民照例分成两派，一派以原居民为主，一派以军工厂职工为主。军工厂派仗着自产枪炮拒不臣服，原居民派视军工厂派为眼中钉，欲铲除而后快。无奈三角洲与城市仅有一桥相连，易守难攻。所幸当地军区背后支持原居民派，枪炮自然也有了来源。

双方怒目相对，火花一碰，一场桥头堡的争夺战终于打响。一方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据关死守，一方喊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沉寂了二十年的枪声又回荡在江面上，那声音清脆了许多，更像喜庆时的成串鞭炮，不过射在人身上一样的鲜血飞迸，一样的魂断桥头。

战斗是如何惨烈已无人知晓，恐怕只有现场参战的鬼魂们清楚。反正被围的孤立无援的军工厂派最后撑不住，倒了下来。桥被攻破，杀红眼的原居民派涌了进去……

四川重庆红卫兵墓地

眼前的坟堆就是胜利一方的“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树碑立传，原本是革命的光荣传统。花大力气，洒大钱修“烈士陵园”无非想告诉后代，你们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只是眼前的“烈士陵园”能说明这个问题吗？

你的敌人是谁？你为什么去死？为什么非得用刀枪生死对决？

就像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发生时血脉偾张，过后却倍感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滑稽可笑。武斗，杀人，在那号称最大“民主”、最大“自由”的文革时代可以毫无约束、毫无道理地发泄。

人们灵魂深处的邪恶经革命理论华丽包装正当地爆发出来。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还是带着眼泪的滑稽戏？！

汽车穿过花岗岩铺就的石阶车道时，我无意向下看了一眼。“烈士陵园”的脚下还有一个墓地纪念碑，比红卫兵塑像矮小简陋许多，像是砖砌，外表的白粉斑驳。

“那是什么？”我问。

“那是解放战争烈士纪念碑。”解放军大哥回答。

我顿时语塞，两眼俯视着“解放战争纪念碑”久久没有离开。造孽啊，什么缘由将这两座纪念碑连在了一起？一座巍峨，一座寒酸，历史在嘲笑谁？

（作者穆迅先生是新西兰华文协会副会长，图片均来自网络）

媽媽的身體越來越不好，好像所有的零部件一齊開始老化。因為媽媽的醫療關係在長春，我們只好又推著輪椅登上回長春的飛機。每次離開北京媽媽的心情都不好，我安慰她說，只要住完院打完針我們馬上回北京。媽媽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從不失言。就這樣長春北京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中央決定發給所有在世的抗戰老兵一枚鍍金的”“英雄紀念章”和一個證書。省文聯來車把媽媽請去，為她佩戴了紀念章，還請省裡最優秀的攝影師為她照了像。單位把像片放大鑲上相框掛在媽媽房間裡，媽媽左看右看舒坦極了。

可是到2010那一年，媽媽沒有力氣再去北京了。

平時我安排阿姨從早到晚處理媽媽的內務，包括她所有的飲食起居。我負責外務，跑醫院，找大夫，開藥，買東西。只要媽媽想要的，我就想盡辦法去找，可是到最後，媽媽衰弱得已經不知道想要什麼，每天就是在苦熬已經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

媽媽最重的病是心臟和哮喘，怎麼治都不見效。再加上神經衰弱睡不好吃不下，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我急得一籌莫展。突然有人告訴我在扶餘縣有個老中醫治哮喘很有名，換吃中藥也許能“柳暗花明”。我毫不猶豫背上包就走。那是東北的十冬臘月，寒風刺得我臉鑽心的疼，手和兩腳幾乎凍僵。我不顧一切拼命趕路，只希望媽媽能多活一天少受點罪。因為我一直忘不掉她那雙眼睛，那雙渴望活下去，渴望再跟我一起唱歌的眼睛。我先是坐火車，然後坐公共汽車，接著坐小麵包車，然後坐三輪車，最後坐上私人的“屁驢子”（摩托車）……再步行好長一段路，才找到那位有名的中醫老先生。我對他說見到你真不容易我把所有車品種都快坐全了。

等我趕回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沒顧得吃飯就給媽媽熬中藥。我沒熬過藥，笨手笨腳總算把湯藥端給媽媽。誰知媽媽剛喝兩口就往外吐，不小心又把藥打翻在地，於是我再熬。

媽媽在最後的時間基本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時她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想他的兒子——我的弟弟。她天天催我給弟弟打電話說要見他。掐指一算媽媽已有三十多年沒見到弟弟了，更要命的是她始終不清楚為什麼弟弟不來認她這個母親。再說弟弟已經去世我如果露了風聲都能要了媽媽的命。

我只好騙她說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忙得趕不回來！於是媽媽一遍遍在地圖上找加拿大的位置。時間久了加拿大也不管用了媽媽說他可以飛回來呀。這件事真的是把我難住了。正發愁時弟妹突然來找我辦事，她是長影的副導演一直忙著在拍戲，我靈機一動忽然一個主意冒出來。

我對弟妹說今天我是導演你做演員我告訴你咋辦你就咋辦。我讓她明天到醫院就說代表弟弟來看媽媽，說弟弟在加拿大確實回不來。我拿出一張銀行卡給弟妹，讓她交給媽媽就說這是弟弟給媽媽的二萬元錢讓她治病，等有機會他一定儘快回來看媽媽。臨走時我還吩咐別說錯了是加拿大別說成美國。

第二天弟妹買了好大的一籃子鮮花和那麼多的水果點心來病房看媽媽。她完全按照我說的坐在病床邊跟媽媽娓娓道來。媽媽激動得沒完沒了地問這問那，就好像是弟弟坐在身邊。我在一邊提心吊膽生怕弟妹說走了嘴。好在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媽媽非常滿足，她把那張銀行卡小心地放進貼身口袋裡。

媽媽從來沒用過卡但她知道卡就是錢。只有我知道這是一張空卡。正好那天晚上要出院因花籃太大我說不拿了，媽媽大叫著說那是弟弟的花籃一定要帶著。回家後她情緒特別好，還趴在窗上對外面的鄰居說他的兒子不久要回來看他，還給她錢了她不知有多高興。從那以後媽媽幾乎天天自言自語，說她有兩個孩子，有兩個孩子管她了。

後來我一直慶倖我自己，在媽媽走之前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

不久媽媽又住進醫院。省文聯的領導又來看望她。媽媽這回講出了一句她心裡想了好久的話,她要在她死後交給組織一萬元黨費。

文聯領導非常意外，他們可能很感動，可是也有說不出來的話，媽媽此時早已不是黨員了呀。

領導說不用想得太多，好好養病。

媽媽說一定要交黨費。

領導走後，我趴在媽媽耳邊說，媽媽你還是黨員嗎？

“會解決的我打了報告了”。她還是那麼自信。

當又一次從醫院住院回家時，媽媽已經邁不動步，是文聯的領導把她背上樓梯的。媽媽坐在沙發上大口喘著粗氣，然後她說了一句話：沒有我的女兒我活不到今天。

這是媽媽向組織說的最後一句話。

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堅持不久了，在稍微有點力氣時，自己竟站起來打開櫃子，向我交待她留下的東西——一尺多厚的她的手稿，一厚達黃舊的老影集;一些衣物。還有兩個存摺，幾萬元錢，這是她的全部積蓄。我注意到她沒有把“弟弟”的銀行卡給我，還放在她貼身的口袋裡，她是想把兒子的溫暖一直帶到永遠。

媽媽又上床睡去了，這一睡就再沒有醒過來。我叫急救車把媽媽又送到醫院。

醫生跟我商量媽媽的治療方案，我說只有一個原則不管用什麼法只要病人不痛苦就行。醫生說還是要打點滴但腳會腫，生物製品所有這種藥但還有必要買嗎？我二話沒說跑去好遠捧回兩大瓶藥。我心裡知道其實這些藥已經沒用了，可我還是要買，我的幻覺中這次媽媽還能出院跟我回家。

昏迷中的媽媽對疼痛沒有感覺了。醫生說如果想延長生命可以從口中下管子到內臟再維持，這等於又要延續媽媽的痛苦，我說，不用了。

半夜十二點，外面下著大雪，家裡人都睡了，只有文聯的一位領導和阿姨陪著我，一起將媽媽安置在火葬場。我給新西蘭的女兒發了個短信，因為這邊是五點。我說，姥姥走了。

那一年媽媽84歲。

媽媽走後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後悔。

我後悔平時工作太忙本可以拿出更多的時間陪她。她的脆弱使她變得格外懼怕孤獨；

我後悔因為每年過春節我都陪媽媽只有那一年我把她自己留在北京我去和家人團聚，其實她還能過幾個春節呢？

我更後悔因為裡外太忙我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現在我開始學做飯可媽媽永遠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丈夫也後悔平時她看我在媽媽那忙他就沒再多關心一些；

女兒也後悔說姥姥對北京看不夠就想上街可那時她沒有車現在有車了可她沒法帶著姥姥去逛街了……

所有的後悔告訴我，活著應該珍惜現在。

一年後，中國文聯為全國延安“魯藝”的老戰士發了一本《榮譽證書》，證書上寫著好大的媽媽的名字。領導說，可惜晚了一點，你媽媽沒看到。

我打開媽媽的影集，裡面多是媽媽在延安的照片，相紙很舊，像片很小，可是媽媽頭戴軍帽腰紮皮帶神采奕奕。

我打開媽媽的手稿，這是她年輕時練習寫作時留下的，從來沒發表過。我發現這裡有老大姐的故事。

一天我去辦媽媽遺留的事，公證處要看媽媽的檔案，於是我來到媽媽的單位省文聯。組織部負責人對我很客氣，他把媽媽的檔案袋打開讓我自己找有關內容。我沒想到，這裡裝的全是媽媽在各個時期寫的檢查，紙很黃很粗很薄，要十分小心才能輕輕揭開。有好幾份是她的家庭出身的交待，光是在延安談戀愛的檢查就有七、八份；還有在長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討論會記錄……哦，媽媽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寫的所有檢查在檔案袋裡跟了她一輩子。

我沒說什麼，把檔案合上。

走出大門，雪花輕輕飄在我滾燙的臉上。我真想仰天對媽媽說，媽媽，現在你不用再寫檢查了。

只有一件事我還沒辦。媽媽生前要求把她葬在北京，她說她喜歡北京，那裡的好多延安老同志都葬在那。可是我將來不一定住在北京呀？我還要陪她呀？究竟讓她葬在哪呢？我沒想好。

（完）

（原文2012. 7月11日发表在新西兰同人网）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

一條不可忽略的誡命

作者：（周斌牧師）

有一种爱，它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这種愛叫母愛，最象徵基督的愛！ 孝敬父母，似乎是个久违的话题，也似乎是个老掉牙的话题。孝敬父母是人类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也是人最容易遗忘和忽略的环节。

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都散發著極濃厚的孝道觀念。“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美德，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最朴素的价值观念，是最直观的“民族风”，最浓厚的“中国味”，最珍贵的“传家宝”。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经感慨地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

中國人對基督教有一個最大的誤解是，認為基督教信上帝不要祖宗，基督教不講孝道只講聖道，只講聖經沒有孝經。其實，基督教是所有信仰中最講孝道的。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20：12）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5：16）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1-2）

為什麽中國人會誤解基督教信仰不講孝道，問題不是出在基督教信仰，問題是出在孝道文化被道教和佛教綁架和滲透之後，偏離了中華文化孝道的精神所在。“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語）中國文化傳統兩千年來，漸漸把孝敬父母的重點放在父母的葬與祭上面，而忽略了生事之以禮的原本重點。 孝敬不是死后才要做的，而是生前要做的。

“若寡婦中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喜悅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前5：4-8）

亲情是一个人善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这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屬靈，不奉養父母的人，你不是屬靈，你是屬零，不孝之子豈可成為討神喜悅的上帝之子？連自己父母都不孝的人，不可想像，能成為好基督徒？連看得見身邊的親人都不愛，談何愛看不見的上帝？不孝敬的人，已經違背了真道，不配成為上帝的兒女。

很多事與物，不要等待到失去時那就來不及了。來不及的愛 ，來不及表達的歉意 ，來不及挽回的錯誤 來不及實現的諾言，來不及送出的祝福 ，來不及離別前最後的擁抱…….我們總有太多的來不及。 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吹落了思鄉的塵 ，卻吹不走額頭的紋 ，走完了天下的路 ，卻忘不了回家的路 。妈妈在世，家乡是我的老家，妈妈没了，家乡就只能叫做故乡了，梦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回去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讓我們海外華人基督徒，在母親節，勿忘母親，常回家看看，多請父母來走走，報答親恩！

（5/5/2016）

作者的母亲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

妈妈在北京住得很愉快。北京有很多她在延安的老战友，他们时常通电话聊养病，聊子女。后来妈妈嫌我太忙自己在家没意思，她用电话竟在北京的香山找到了一个敬老院。我说在家里有阿姨照顾到敬老院一个护士照顾一堆人，可她就是要去，说那里人多不寂寞。

我想想也对，寂寞孤独是老年人最忌的。于是我们大包小裹的直奔香山，妈妈又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正如她所说，这里背靠山，面临河，空气好水好不说，一人一个房间还自带厕所，每天有热水可以洗澡。食堂的饭也不错还可以点菜。若有小病可在小卫生所拿药且有人送饭，大病院里负责送医院。院子里还有个图书室，报纸杂志应有尽有。老人闲着除了晒太阳就是打麻将，有一位老人每次看到妈妈就问她的名字，妈妈说他已经问了无数遍她也回答无数遍了。

我放心地走了，香山在北京的最西边我家在最东边，每周末我去看她一次。妈妈说她最不适应的是每天一大早院里就催大家起床去爬山，她因为吃安眠药没有一次能按时起来。我笑说没关系这里不是在延安不用写检查，妈妈哈哈大笑。看到妈妈精神状态一次比一次好我真是要感谢上帝了。

又一次去香山妈妈跟我发牢骚说院里庆“十.一”组织大合唱竟然把她开除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些老头老太太音调太低把歌都唱成低八度，妈妈按原调唱结果显得太突出指挥把她“开”了。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妈妈你是专业水平是个别的，所以只能开你，妈妈一想也对又眉开眼笑了。

又一次去香山竟然出了轰动全院的“大事”，妈妈谈恋爱了。院里有一位老先生八十多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当了“右派”。他妻子早早去世他也怕寂寞便要求子女把他送到敬老院。他个子挺高，腰板很直，走路迈大步，脸上笑吟吟。一头银发加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不大总是慢条斯里。他是听到妈妈的歌声注意到妈妈的，后来就主动到妈妈房间听她唱歌，后来每天中午晚上两人都端着饭一起到妈妈房间吃，后来他们一天都离不开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几十年一直靠阿姨侍候的妈妈现在居然自己给老先生洗衣服，她还拄着拐到附近的商店给老先生买了两件T恤衫。看到他们在一起又说又笑我惊奇得不知说什么好。敬老院院长高兴得对我说这已经是第三对了，她说男女老人走到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一个星期天我和丈夫女儿到香山请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吃到高兴时老先生又请妈妈唱支歌。妈妈放下筷子立即“引吭高歌”，一曲《夕阳红》让老先生如醉如痴。

回家时丈夫对我说这回好了，老太太有了精神依托就不会累你一个人了。我没说什么心里隐隐地有什么预感，也只能等着一切顺其自然吧。

果然事情发生了，那天一大早院长打来电话说妈妈昨晚一直在闹。我二话没说穿衣坐车直奔香山。原来妈妈和老先生经院长批准住到一个房间，妈妈不知道老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声很响，老先生也不知道妈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结果几晚上下来妈妈连续失眠，成天昏头昏脑最后终于爆发。

妈妈见到我又哭又闹非要我送她回家。我看出她在极力控制可还是向老先生发了脾气。老先生不知如何是好跟在我们身后一步不离。直到我答应回家妈妈才安静下来。

一切如初。北京家里的宁静让妈妈有所恢复。那天她说，她要见老先生。

乘我不在，妈妈想办法与老先生联系上了。两个人又像孩子似的高兴得不行。老先生催她快回敬老院，妈妈答应一定会回去。于是，我和妈妈的谈判又开始了。

几十年来所有跟妈妈的谈判基本都是我服从她，这回我只好又同意将她送回去。

又是一次从北京最东边向最西边折腾。

妈妈和老先生再次相聚。他们多开心呀，老先生又听到了妈妈的歌声，所有的老人和院长护士都向两人送来祝福。那一天阳光明媚二人上街买了不少糖果发给大家，说这就是喜糖了。我也被这“夕阳红”的灿烂感动着，我在心里默念，妈妈呀妈妈，你可千万别犯病，只要你能正常的生活，你就能得到幸福。

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院长的电话又来了，说这次比上次更严重，妈妈的腿摔骨折了。

我又一次从北京最东边跑向最西边，直奔香山。

这次是因为妈妈受凉感冒，晚上又没有睡好，白天昏昏沉沉在楼梯上摔倒的，而且又摔在了那条本来受伤的腿上。更糟的是老先生给她端来了食堂的饭菜，她却控制不住又向老先生大发脾气。不出所料，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要回家。

我在想，临走前我必须跟老先生谈一次。怎么谈呢？

敬老院的前厅很大，四周摆了一圈沙发椅，是用来给老人白天上课用的。我和老先生面对面坐着，我看出了他的不安和焦虑。

“是这样”，我说，“您不知道，我妈妈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所以不小心就容易出事。出了事她就很暴燥，怪我事先没有告诉您”。

“没关系的，我以后会照顾好她的”。老先生急忙说。

我摇了摇头。我劝老先生说，她的病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下次再因为什么事发作，让您老受到伤害，这对您是不公平的。不如趁早分开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我知道我这时的理智是非常无情的。老先生一听说妈妈要离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哽咽地求我能不能不让妈妈走，他一遍遍地说他会给妈妈送饭送菜，会帮助她洗衣服。他把他的爱，他的喜欢，以及他的伤心和孤独用他的泪水全部向我倾泄出来。

我还是摇着头，把我的电话留给了他。老先生拿到电话号，好像觉得还有希望，终于同意了我的劝说。他一直把我们送上车，也一直在流泪。

我坚信，我不会把妈妈的麻烦留给眼前这位善良的老人的。在这个世界上，妈妈的一切，有我一个人承担，已经够了。

这一回妈妈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天中央台播放我制作的关于“西部歌王”王洛宾的纪录片《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让妈妈跟我一起看。我是唱着王洛宾的歌长大的，这部片子我拍了整整两年，获了大奖，应该是我的得意之作。

妈妈看得非常投入，片中王洛宾的歌她几乎都会唱。看完她说，刚解放时她在北京开一个文艺创作会议，她认识了王洛宾。

“啊”? 我惊奇得不行。

妈妈说开会期间她心情不好，晚上没事在一起闲聊。王洛宾向她讲了自己爱情的遭遇，她也把E君的故事讲给对方听。每次一提到E君她就哭，那时她二十多岁，老爱哭。

没想到两天后王洛宾送给她一首歌。

“啊”？我又大吃一惊。我问，还记得这支歌吗？

妈妈轻声唱起王洛宾为她写的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竟一点没忘。

亲爱的朋友，莫要把泪流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也有幸福也有愁

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寻求

只要你骄傲地仰起头，苦水也会化为美酒

妈妈说她拿到歌谱当时就唱给王洛宾听。

我让妈妈把歌词写给我，这一天是2008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