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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救人英雄张先生的困惑

今天早上,我收到张先生的来信 —— 就是在2024年6月28日奥克兰东区公交车袭击事件中,英勇救下16岁华裔男生的那位英雄。

然而,让张老先生深感忧虑和失望的是,事情过去将近17个月,案件仍然似乎毫无进展。

张先生告诉我,事发后的第三天,警方来到他家中,取走了他当天所穿的衣服——羊毛外套、衬衫、裤子和鞋子——作为证据。

直到现在,这些物品仍未归还。

张先生还说,2025年3月,警方再次上门,提醒他不要离开新西兰,因为他是案件中的关键证人,庭审可能会在7月举行。

因此,尽管他在中国有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但张先生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新西兰。

如今已是2025年11月下旬,张先生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法院的通知,也没有收到警方的消息更新,更不了解案件的任何进展。

张先生满怀忧虑地问:“我现在可以离开新西兰吗?法庭处理这个案子了吗?Jason 的情况怎么样?孩子掉的五颗牙是否已经修复?行凶者是否已被追究责任?”

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

真诚希望新西兰警方能够尽快给予张先生正式的答复。

张先生在75岁高龄时,为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挺身而出。如今他76岁了。这样一位勇者理应得到尊重、善待!

张先生之所以联系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位报道这一事件并采访他、遇害男孩及其父母的记者。

张先生和Jason (毛芃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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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言论自由联盟”不间断的支持——这对我意义重大!

感谢”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这篇发在脸书的帖子,特别是支持者们的留言,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继6月份在奥克兰法庭出庭应对肖志鸿(魔王)针对我的官司之后,10月23日和11月3日又两次在奥克兰地区法庭出庭,应对富强对我提起的诽谤诉讼。代理律师托马斯·纽曼先生预计判决将在大约一个月内作出。

富强是今年7月将我告上奥克兰地区法庭,说我7月7日发的文章 – 评论:用中国的政治话术打击候选人是在输出极权逻辑,污染民主土壤 – 诽谤了他。

富强是新西兰华人联合会(NZ Chinese Union Association Incorportate)和新西兰华人协会反贪办公室(Chinese Assocation Anti-Corruption of NZ Incorporated) 的注册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蛮横,甚至扬言要起诉律师,遭到法官的警告和制止。

富强在法庭上承认他提起了八起诉讼,其中七起针对华裔女性,其中包括姚冬蕾与戴在和,她们两人去年4月与我同Stuff记者Paula Penfold在一个活动之后合影。

富强自Stuff网站去年六月播出纪录片 The Long Game(漫长博弈)后就开始针对我持续进行网络欺凌、骚扰和恐吓。 他因我在毛传媒新闻网站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对我提起了两起诽谤诉讼——一起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另一起在奥克兰高等法院。

在地方法院针对戴在和(第一被告)和我提起的诉讼中,他索赔34.9万新西兰元。在高等法院针对我的诉讼中,他要求我准备50万新西兰元给他。 显然,富强是在滥用法律资源,将诉讼程序武器化,以压制批评性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

虽然新西兰是个民主自由国家,但是在华人社区做媒体、讲真话非常不易。因此,衷心感谢言论自由联盟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支持者的善意与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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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随笔】Kiwi笑谈新西兰中国银行广告:唯一敢用白人夫妻形象做广告的银行

新西兰中国银行的广告引发了Kiwi们的兴趣,有人戏称:“这是新西兰唯一一家敢用一对白人夫妻形象做广告的银行。”

这一说法恐怕是针对ASB银行的广告中的一对不同族裔夫妇;该广告非常成功,被誉为新西兰广告中最受欢迎的夫妻形象(New Zealand’s most loved advertising couple。)

也许,中国银行是想通过广告凸显自己已融入新西兰社会,并不仅仅是服务于华人客户;或许,这个外来户压根不在乎新西兰的政治正确😂。


新西兰税局大动作:直接从两类人的银行账号扣钱 / 出手整治僵尸公司。杨兰兰案导致澳洲媒体给华人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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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理发店听到的故事:一个男人三进店门索要Pie

上个周末,我去理发。在理发店等候的过程中,听到一位正坐理发椅上被修剪头发的女士讲起她最近工作中遇到的一件事—— 故事太令人不安,以至于我一直无法忘怀。

这位华人女子在奥克兰南区一家食品店做售货员。有一天,一个男人走进店里,张口就要一个免费的派。她拒绝了——语气礼貌,态度坚定。那男人一言不发,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要求一位正在买派的印度顾客把派给他,那位顾客也拒绝了。男人再次离开,脸上满是恼怒。

可不久之后,他第三次走进店里——这次,他怒气冲冲。
男子死死盯着那位女售货员,坚持要白给他一个派。那男人的神情凶狠,语气咄咄逼人。女服务员有些害怕——如果再拒绝,会不会招来暴力?
于是,她默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派,递给那位男子。

男子接过派,转头就走了。
后来,售货员把这件事告诉了店老板。老板摇了摇头,说:“你不该那样做。他可能还会回来——而下一次,他可能不是只要一个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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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离实现梦想仅有一步只遥

不久前,接到TVNZ 的Sunday节目组总制片人Hunter Wells 先生发来的好消息。

我在2008年10月参与制作的电视新闻调查节目“Bad Milk” 获得2009 Qantas Film & TV Awards最佳weekly时事类报道节目(Best Current Affairs Reporting for a weekly programme)的提名;同时,还获得一个更有分量的提名 – 最佳年度新闻调查节目(Investigation of the Year)的提名。每项类别的提名都有三个。也就是说,这个节目至少是过去一年新西兰同类电视节目中的前三名。

对Sunday节目组来说,一个节目获得两项提名也是不多见的。难怪 Hunter Wells先生说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很兴奋。即便不能获奖,获得提名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他还说,我在这个节目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要向我恭贺。

Qantas 媒体大奖是新西兰媒体从业人员的奥斯卡奖,分为平面媒体类和电视媒体两类,每年各颁奖一次,媒体和媒体工作者都以获得Qantas奖项为荣。每年的颁奖大会都很隆重,记者们都会盛装出席,这是辛苦一年的媒体工作者们的大联欢,大Party。

去年 10月,为拍摄新西兰恒天然奶制品公司入股的三鹿集团奶粉出事的节目(Fontera 持有43%的股份),我作为节目的制片人之一和Sunday节目组的人员到中国了一个星期,一周跑了四个城市,每天都是在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经历了很多起伏。一个星期,感觉就像一个月那样漫长。直到今天,当初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历历在目,那些事情都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

想起2007年年末的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在奥克兰Mission Bay 一个临海的咖啡馆二楼露天咖啡座,我同一个即将去中国创业的朋友聊天,朋友谈了他的未来计划,然后突然问我今后有什么人生目标。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得Qantas 媒体大奖。

说完,我先笑了 – 有些不好意思。

这时,海面上波光粼粼,几只皮划艇和小帆船在海面上荡漾,几只海鸟欢叫着从我们的身旁翩翩掠过。

作为一个在新西兰工作的媒体人,我自然知道获得Qantas奖项是每个记者的心愿。可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记者,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移民,要想获得Qantas大奖,不亚于是痴人说梦。

不过,既然是问我人生目标,那跟问我梦想差不多。所以,自己朋友面前,说说梦话无妨。

话说过了,我也几乎忘掉了。

没有想到,突然之间,我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

用句英文说,I am almost there !

兴奋、欣慰,种种美好的感情涌上心头。

我在想,也许那几只海鸟是上帝的天使,在那个明媚的夏日时光,当它们从晴光潋滟的海面上翱翔到我身边时,碰巧听到了我的“梦话”?

颁奖盛典就在这个周末举行,无论获奖与否,我的心中都会充满喜悦和感激。

(2009年9月4日)


【注】:“Bad Milk” 获得2009 Qantas Film & TV Awards最佳weekly时事类报道节目(Best Current Affairs Reporting for a weekly programme),记得时任总理 John Key爵士也出席了颁奖礼。我还说了几句获奖感言,具体说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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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镜头下的人物】两位“胖”姑娘

作者: 毛 芃

【胖姑娘】2013年夏,在奥克兰市中心Victoria Park 的一个美食展上,看到两个打扮成胖姑娘的可爱女孩。见到我拍摄,她们立即做出“剪刀手”手势,仔细一看,她们脸上还画着雀斑。

说这些,是因为今早推特上看到英国《卫报》一个14岁女孩的来信,她说她父母嫌她太丑,还说“后悔生了她”,因为她太胖。女孩说她在学校被同学瞧不起,在家又被父母说难听话,经常一个人躲屋里哭。唉,可怜的姑娘。

回头再看,这两个装扮成胖姑娘的新西兰女孩还是蛮有勇气的,因为她们挑战了人们的庸常的审美观。其实,女孩子无论是瘦还是胖,只要性格好都是很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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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鸿:韩国人为什么不怕金正恩?

面对金正恩惊神破胆的狂言和核弹,首尔人脸不变色心不跳。原来,日常生活中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威胁:车!

你一定找不到太多这样的地方了。下雨天,陌生人会走过来送你一把伞;或者十字路口,身边的女人伸长手臂、用自己的伞给你遮雨。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善良,我已经亲历过两次了。我曾经在走在街上,突遇大雨,既没伞、也没雨衣,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给我保护……

真好,点滴善良,改变我一天的心情。允许我多愁善感一下吧,就好比说,不管天气怎样,我的心中总是充满阳光。

在首尔,这样阳光的时刻非常多。一次我把相机丢在体育馆,回去找,发现已经有人交给接待处。我还曾见过,在酒吧,有人把鼓囊囊的钱包放在椅子上占座儿、自己去上洗手间。在你生活的地方,你在餐馆这样试试,你的钱包能坚持多久呢?

这是一个充满信任、而不是恐惧的城市,虽然朝鲜集结的炮兵不过只有50英里(80公里)远。这个威胁,大概每六星期左右我们都会被提醒一次:民防演习。警报大作,一些人会跑去躲避,不过大多数情况,我们还是坐在桌前纹丝不动。

但是,就算搞演习,也没有真正害怕的感觉;金正恩时不常威胁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我们也是当做耳旁风。

上一次朝鲜核试验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但是,那天晚上,首尔和其他任何一个周末一样,仍然是杯光酒影、歌舞升平。上班族一醉方休,面对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威胁泰然自若。没有人抢购罐头,只有人抢喝烧酒。

在民防演习中,一个假定场景是一群武装分子向重要建筑物发动攻击,浓烟滚滚,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来……

这并不是过于虚幻的想象。从我住的公寓可以眺望韩国总统府。1968年,就在我家那栋楼的窗外,一群伪装的朝鲜军人试图暗杀韩国总统,被识破。双方开枪对攻,还投掷手榴弹,朝鲜人民军124部队的31名特种兵溃逃,大多数被追缴,丧命在首尔的群山和森林中。

2012年首尔的这场民防演习模拟毒气弹攻击

没错,那确实是将近50年前的事了,但是,许多人还没有忘记。并不是朝鲜的威胁太渺茫、根本没有可信度,只不过,韩国人并不真的相信金正恩会发动攻击。金正恩肯定知道,反击将是迅速的、猛烈的,可能对他会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在首尔的人都继续从容不迫,即便是在民防演习期间。实际上,演习也是这座繁忙的都市中一段平静的插曲。大约20分钟的时间,车流停止了。在我看来,这真没有增加了危险感,反倒是提升了安全感。

你看,这其实是暂时摆脱了韩国的疯狂司机!对他们来说,红灯和路人都是隐形的。韩国车里有电视,出租车司机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向你冲过来,犹如不制导的导弹。

韩国交通为什么这么疯狂?也有一些理论。一位学者断定,这是因为韩国是个难民社会,1953年内战才结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所以,韩国人仍然永远往前冲,生怕自己被拉下。

当然,这只是理论。

首尔的车流。比金正恩更迫在眉睫的威胁?

原来我在首尔骑自行车,后来放弃了。我和公共汽车叫板,不好意思,司机赢了。我服输,但那场失败仍然让我痛心。

首尔的公交车司机应该可以成为出色的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他们如同飞鱼导带一样驾车飞往车站,我们这些可怜的乘客死死揪着扶手……

金正恩导弹越做越有进步,每次放飞的距离越来越远,核试验的威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不管合不合逻辑,我还是更害怕首尔的公车司机,而不是平壤的那个暴君。我不知道,这会坚持多久。

(源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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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2005年三八节接受《人在他乡》电台节目采访,同方华谈移民心路历程

前言
在奥克兰做记者十多年,我采访过很多人,也接受过本地中、英文电台、电视台的采访。11年前的今天 – 200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我在华人电台AM936接受了《人在他乡》节目主持人方华先生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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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直播节目,方华事先给我发来采访提纲,我怕聊着聊着跑题,就事先写下对每个问题的大致回复。如果不是前段收拾东西偶然在文件夹里看到这份文稿,我都忘记自己还曾经说过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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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大陆移民来到新西兰生活,都会有一个酸甜苦辣的适应过程,我也不例外。趁今天(2016)三八节,我把当年的被采访稿拿出来,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11年前对移民历程的感悟。那时,我是《中文先驱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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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电台

2005年接受方华采访 / 摄影:方华

 

方华

方华2015年在新西兰第七届读书文化节上 

 摄影:毛芃


方华访谈

 

1来新西兰的这些年中,最喜欢新西兰什么?

答:喜欢两样,一是自然环境,二是这里的民风。

新西兰不仅山清水秀,人与自然也非常亲近。到海滩漫步、到丛林徒步,都近在咫尺,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和谐。

新西兰民风淳朴、百姓友善,见面认不认识都打招呼,看到陌生人遇到困难,也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亲身经历。

记得有句话说,人如果远离自然,人性就难以保全。新西兰民风的健康、淳朴或许同他们与大自然的亲密、和谐有关。

 

2第一次踏上新西兰是什么心情?

答:在新西兰过的第一天,其实只有半天。因为是北京时间早上在奥克兰落地,新西兰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我在Rotorua的朋友来接机,把我们一家拉到那个小城市。因为是8月份,这里是冬天,到达Rotorua的时候,天都黑了,满天的星光,街上非常安静,好像是到了乡下。晚上睡在朋友家的地铺上,心里很茫然,觉得前途漫漫,心里特别没有底,突然怀疑来新西兰是不是个正确的选择。

不过,这种怀疑的念头也就在这头一个晚上存在过。第二天是周末,阳光明媚,朋友开车带我们到Rotorua湖边玩。大家都知道那个湖有多么漂亮,湖水里有那么多黑天鹅,湖边是Rotorua的博物馆,那所建筑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世界。因为是周末,湖边有跳蚤市场,还有个舞台,台上有人戴着西部牛仔帽、弹着吉他唱歌。那种环境和气氛一下感染了我,心情一下舒畅起来。

IMG_2238_LRotorua 湖 (网络图片)


457842-2228-34Rotorua 博物馆 (网络图片)

然后,朋友带我们去看为我们租好的房子。客厅里有房地产公司赠送的小礼物–一个崭新的水桶、一块崭新的洗碗毛巾,还有一个精美的小贺卡,贺卡写着温馨、祝福的话。享受到这么好的服务,真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心情就更好了。

 

最初几个月是如何度过的?是否有记忆深刻的事情?

答:我当初的计划是要到大学读书。大学是来年二、三月份开学。我就利用来Rotorua这几个月的机会熟悉当地环境,锻炼英文,当然也得打工赚钱。因为那是一个旅游城市,工作很好找。我先是在一家旅馆做Cleaner,这是一份on  Call 工作,就是旅馆客人多、人手不够的时候,老板会提前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上班。然后朋友介绍我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在一家专门做海外游客生意的礼品店做服务员。很快,又有了第三份工作,是在Rotorua的一个专门接待游客、介绍新西兰农场生活的旅游农庄爱歌顿(Argrodome)做同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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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人在进行各种农场生活表演的时候,我做同声翻译,华人游客戴着耳机听讲解。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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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羊毛表演 (网络图片)

 

记忆深刻的事?那得是新西兰人对生活的态度。

爱歌顿农场老板的叔叔是个70多岁的老人家,每天都是乐呵呵地忙碌着。当时农场里刚刚建好蹦极跳跳台,他自告奋勇,第一个往下跳。

还有一个洋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双眼几乎失明,每周还让朋友带着去游泳,她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花园里姹紫嫣红,80岁的时候,还一个人独自去欧洲旅行。

我的一个同事来自斐济,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手脚麻利,在旅馆做了三年的清洁工,很喜欢这份工作。她的丈夫在一家酒店做厨师。

她请我去她家玩,看她院子里的李子树,看她给孩子买的二手钢琴。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说小时候在斐济家里穷,都是睡地板,没有想到在新西兰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还带我去教堂,两个孩子也都是很快活的样子。

慢慢地,我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新西兰的生活,更接近生活的本质,生活本应当是简单、快乐的、独立的。

 

4、生活中是否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事情?

答:好像没有。这可能同我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外语系、学习英美语言和文学有关吧,对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比较了解、也比较认同。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直在学习,把人家的观念运用到实际中。

例如,西方文化对小孩子很尊重。洋人朋友来我家,会弯下身子同我三、四岁的小孩子打招呼、握手,就像对待大人一样,不像我们华人,摸下孩子的脑瓜,揪下孩子脸蛋,拿孩子当小玩意。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冲击力的。后来我想,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言传身教,你不用对小孩子说什么,他看到别人怎么对待他,就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别人。

 

5:如何接近和理解移民保持原有文化?

答: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原居地的文化已经融入到你的血液中,那是你的根,你想甩都甩不掉。我觉得对第一代移民来说,更要紧的是如何接受新家园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原有的文化观念和新有的文化观念中取得一个平衡,积极乐观地生活,对新国家有所贡献。

 

6:当你的价值观不被认可,是否有烦恼?

答:价值观是否被认可,我想这同你在哪儿是没有关系的。在国内,你的价值观也未必会被同事或领导接受;你内心的看法也未必会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致。

我想不少人出国,其实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选择。在新西兰,个人的权益是得到尊重的。你可以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但你不会因此而遇到麻烦,当然前提是不能违法。

 

7:哪段时间是移民生活中最苦和黑暗的日子?

答:我想我是挺幸运的,我从未感到苦和黑暗。如果说哪一天最难受,那就应该是来新西兰的头一个晚上,心里很不踏实。但第二天我的心情就很好了。我想我应该是个乐观的人。我的先生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对生活的态度给我很大影响。

 

8:是否经常想起原居地的生活?为什么?

答:是会经常想起原居地的生活,主要是想念国内的亲朋好友,怀念过去那些快乐时光。像今天是三八节,我就特别想念国内的女同事,我知道她们今天一定又集体去哪儿旅游去了。因为每年三八节,公司都会为女同胞举办特别的活动,最起码也是大吃大喝一顿。不过,今天三八节你请我上电台做节目,这真是非常好的节日礼物,非常感谢你。

 

9:在新西兰,你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高兴的事情是我现在依旧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写作,现在《中文先驱报》做记者,头天晚上写的稿子第二天就能见报,还是头版头条,还时不时从读者那里得到不错的反馈,这让我很满足。

另外,我一直都很喜欢教师工作,那我现在还在一家高校兼职教中文,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非常可爱,每次上课同学生们交流都很开心。

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不够用。晚上舍不得睡,早上又舍不得起。

 

10:在新西兰,做什么最享受?

对我来说,同好朋友们在一起说笑、聊天,吃喝是很享受的事情。

不过,生活中令人享受的事情其实很多,像现在同你一起做节目,我也很享受。

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给人带来快乐,关键是你能发现和体会。

 

11:用一句来总结移民生活,哪句最贴切?

答:来新西兰来对了!移民新西兰,你能有更多的生活选择,生命无形中好像被延长了。另外,对西方文化有了亲身体验,你可以用一种不同以往的目光来看呆中国文化、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你的人生体验因而更加丰富。

 

12:如何评价移民生活的得失?

答:我相信人生有得便有失。上帝是公平的,不可能把什么好事情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所以,关键看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我觉得人生不能太斤斤计较、患得患失,那样浪费时间,给自己弄得不愉快,生活也不会因此就往好处走。

 

13:最想对亲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家里有先生和一个8岁的男孩。我非常、非常感激我的先生这些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

当初我报考奥克兰大学媒体专业时,周围的朋友都不以然。2000年前后,很多新移民进学校读书,在选专业的时候都会同今后就业挂钩。那时候,男生学电脑、女生学会计很流行。像我这样凭自己兴趣去选择专业似乎是太奢侈了,但是我的先生支持我的选择,虽然他也不知道学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会怎样。

在随后两年的的读书期间,他为家庭付出了许多,因为我喜欢读书又勤奋用功,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周末还经常泡图书馆。他全职工作、赚钱养家,花许多时间照顾家庭、特别是照顾孩子。我很感激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相信他此刻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本文是2005年3月8日做客方华主持的936电台访谈节目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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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我的2015(2):与前但尼丁市长Peter Chen的合影

作者: 毛 芃

2015年6月6日,我见到前但尼丁的华裔市长Peter Chen。Peter 很诙谐、友善,爱说笑。他曾经担任过两任6年但尼丁市长。我问他竞选的时候,华裔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多还是消极的影响多,毕竟那是一个非常白人化的城市,早期苏格兰人建立的城市。他说好处更多,因为在一群白人候选人中,他一个“ yellow man ”很醒目。

这位前但尼丁市长说当地人思想很开放,在他之前,但尼丁有一位印度裔女市长,连任了三届共9 年。但尼丁有一个美丽的中国花园,那可是Peter 的骄傲!

Peter告诉我,他现在已经退休,是新西兰国旗方案小组的成员。

(那时候,前总理John Key领导的政府琢磨着更换有米字符(大英帝国象征)的国旗,不过新西兰人最终没答应。)

张老师

但尼丁的人普遍很友善,1998年慶祝建城150週年,我特別從台灣運來裝裱好的50幅攝影作品,在圖書館展覽一週參與慶祝活動,那時的市長確實是一位優雅的印度裔女士,陳市長的當選再度展現了但尼丁人的寬厚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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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镜头下的人物】2009年,薛乃印案宣判后奥克兰高院外的记者们和薛的律师

2009年7月31日,杀妻弃子的薛乃印在奥克兰高院被判处终身监禁,至少12年不得假释。

我作为《华页》的记者,聆听了那次判决。法庭上坐满了记者。

判决结束后,薛乃印从侧门离开法庭,我因为正好坐在靠近侧门门口的地方,薛经过时还冲我点头,神色轻松;也许是案子总算有了了解,有些如释重负吧。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未同他有过任何交往,也没有打过招呼。他或许认识我,或许只是因为看到华人面孔而向我点头。

走出奥克兰高院,看到外面已经站满了记者,他们是在等候律师出来并进行采访。

这是惯例,每逢高院审了社会关注的大案子后, 法庭外就是这样,等候采访当事人律师的记者排成一圈。

薛乃印的杀妻案当年的确轰动一时,我在现场还看到凤凰卫视的记者。

高院外等候采访的记者们 (毛芃摄影)

薛乃印的律师 Chris Comeskey 终于走出高院大门,记者们一拥而上,对他进行采访。(毛芃摄影)

先前的审讯中,因为薛乃印拒绝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刘安安,Comeskey律师曾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疑问,即受害人刘安安是否并非被薛乃印用领带勒死,而是自己在用领带“自慰窒息(auto-erotic asphyxiation)“的性行为中意外身亡。

不过,病理学家 Timothy Koelmeyer在法庭上说:”被勒住脖子失去意识的人需要持续受到压力才会死亡, 而失去意识的人很难自行施加这种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Chris Comeskey 律师后来因为酒后驾车和逃税等行为被吊销律师执照。2015年,他申请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时,隐瞒了他在新西兰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的事实。在被发现后,澳洲法院下令将其从澳大利亚律师名册中除名,并责令其支付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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