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这篇文章是前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冯蕴珂（珂珂）女士2012年3月写的，文章谈到一个敏感的话题- 对贫穷学生的助养。
2011年，我小姨助养的一位贫困学生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了。
本来，小姨只打算通过“希望工程” 助养这位同学至初中毕业，但这位同学很努力地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小姨义无反顾地答应了继续助养。几年后，他又考上北京医科大学。
这个消息让小姨很高兴，但是助养大学生费用不菲，小姨自己觉得吃力了, 于是我们的家人都加入了支援，想帮助这位有为的年轻人顺利完成学业。
几年后，得知这位努力读书的同学从医科大学毕业时，我们很为他高兴，都翘首企盼他早日成才，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我们为他能很好地完成学业而自豪。
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优秀的同学毕业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不要说在北京找不到，就是回到了他的省城也无法找到工作！
正当我们十分费解的时候，小姨告诉了我们她的“重大发现＂。原来，我们这些助养者不知道的是，这位同学除了接受助养外，还在学校申请了大学的学生贷款。而大学有规定，在没还清贷款之前，毕业证会被学校扣留。没有毕业证书的医科学生，自然是找不到工作了。
我们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去申请学生贷款。
在我们看来，我们的助养款项虽然不能让这位同学过奢华生活，但学费、生活温饱及适当的应酬娱乐，应该是没太大问题。我们家中也有读医科的表妹，助养的一切花费都是按表妹的读书生活费用计算出来的。一开始，我们还想是不是这位同学的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但小姨说每年都能收到他父母的信和捎来的土特产，他们应该与我们一样对于其从学校借贷款的事毫不知情。
这贫穷上进的孩子来到北京以后，怎们会花这么多的钱？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本来大家还想查出真像，可小姨突然被查出患了肺癌，家中一片慌乱，大家对助养生这件事渐渐淡忘了。
小姨的病情刚刚稳定，就又牵挂起这位被她助养了近17年的学生：他还清了贷款没有？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是否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出乎意外的是，他像是人间蒸发了，离开了学校，手机也停用了。小姨很为这位同学担忧，几经周折联系到他的父母，才知道这位年轻人早已离别了治病救人的医生生涯，转而去药厂作药品销售员了。此举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可以尽早脱贫致富。
可是，他既没有为父母打算过，对助养了他17年在重病中仍牵挂他的小姨一次也没有联络过，将以前的岁月痕迹剥离得干干淨淨。
小姨感到十分的无奈。
小姨当初助养他时，并没有想得到任何回报。只是助养了17年，觉得自己好像多了个孩子、多了份牵挂、多了份担忧。年轻人的冷漠，让病中的小姨无限伤感。17年的金钱付出是可数的，但并不短暂的17年的关爱、17年的责任、17年的牵挂，真的如流水一样吗？
这名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连亲生父母都漠视，又怎会记得他以前的助养者？
助养，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助养人和被助养人之间仅仅是金钱关系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友情、有没有亲情？
有谁在刚参加 “希望工程＂的助养计划时，会想过回报？大家都是想承担一些社会义务、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多接受些教育才参与的。将心比心，如果每个被助养的个案都如小姨遭遇的结果，还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吗？
不是所有捐助人的钱都是不劳而获的，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是富裕的，也不是所有人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如小姨一样的捐助者，是在自己节衣缩食的情况下的爱心付出，受惠者如果怀着“不拿白不拿＂的心态，没有丝毫感恩，只能让爱心捐助者们寒心。
我们的社会在教导年轻人“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教他们珍惜情谊、学会感恩呢?
珂珂，本文作者（林太摄影）
靠压榨员工，靠抄袭，是不可能成就世界第一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奴隶是没有创新能力的。
人口红利在基建和制造业给中国带来世界工厂的名声，工程师的人口红利配合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则相当可观地激发了创新能力。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和低成本（相对中国的薪资就算高薪了）是西方同业无法比拟的。
幸亏中国一方面有大量底层出身需要卖命奋斗一段时间的年轻人，同时又有大市场和政府支持，公司因此可以赚到钱。
企业都是有原罪的，因为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没有华为和中兴公司员工的努力，中国的电话初装费还是一万人民币：七国八制的国外电信设备商没少在中国赚钱。
作为基层骨干员工，华为十年前就给我们办理了APEC卡，出入环太平洋国家无需签证，走APEC通道，这都是工作需要。
跟伊朗的事情，我们跟项目不相关的人员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也不能瞎说。
我先后在香港，韩国，南美，澳洲和新西兰工作或者长期出差，看到不同国家的客户和竞争对手。总体看，我们比对手和客户更高效，往往都是我们促使客户推动项目进展，然后客户再去推动竞争对手，说华为都已经这样了你们也要这样……。
近几年，华为在消费产品上涉足最终消费者，打了不少爱国牌。以前做网络侧产品的时候，老百姓基本都不知道华为是干啥的。
所谓监控国民的帮凶，其实是在责怪生产菜刀的。
对于华为来说，首先会推动先富的员工文明起来一点，再推动家属，再推动供应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其实早年在华为内部，去发达国家出差的员工就被告知要养成给小费的习惯，公司还专门为此发过文件。
华为不会阻拦员工辞职，在市场经济下公司和员工是双向选择。愿意奋斗的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不愿意的离开 – 比如我本人。
华为外派员工在发达国家最多只能常驻3-5年，劳资双方的利益最终还是冲突的。有条件如我，就选择了离开。我辞职的时候，一周内就收到了全部的离职补贴和股票分红等等。华为很仁义，我遇到的大部分离职员工都对华为心存感激。我们还有华退会（退休），华友会（离职）等各种组织，与华为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君子断交不出恶声，始终对前东家心怀感激。很多同事不舍得华为的高薪和整个平台提供的对创造职业生涯巅峰的追求，仍在奋斗中。
话题是，可以共同向上帝祈祷什么。是否可以为个人的私利祈祷、是否可以为政治目的祈祷。例如，是否可以为买下一所中意的房子、为自己的生意成功共同祈祷？是否可以为某政党选举获胜共同祈祷？是否可以为中国的一代一路国策公开祈祷。
夏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
通常，基督徒祷告不太会牵涉政治，也尽量避免为经济问题问上帝。
祷告是人与神的对话，祈祷之前得先扣心自问，自己祷告的内容是否是神所喜悦。
向上帝祷告不是拜佛，祷告同求菩萨保佑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能为一己私利而求神。
确实有教会的基督徒在要买卖房之前都要到教会让弟兄们共祷。我相信上帝不会对此喜悦的。
基督徒也不应该在新西兰的大选投票前为国家党或工党祷告，但我们会为新西兰的领导者祷告，祈求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管理好国家，但基督徒不会求神给谁权力。
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一带一路不单纯是个经济合作也有政治因素影响，把中国政策和影响力交给新西兰教会的基督徒祷告本身很可笑。
我以为，新西兰的基督徒可以祈祷上帝保佑中国，为中国人们的福祉祝福祷告，不为其他，只为上帝的福音，神爱世人。
有基督徒说耶稣都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求神，神是否答应、应许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理解，如果哪位基督徒愿意自己私下这么祷告其实本无可非议，但如果牧师带领会众为个人私利祷告、为政党祷告，这就是个问题了。
哪怕一个基督徒华人教会里的会众都是国家党粉丝，牧师也不可带领大家在大选前为国家党祷告。
信仰是个很私人的精神旅程，对一个祈求一生顺利、平安和富有的人来说，上帝保佑不会为你的世俗添砖加瓦，信仰只会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经历挫折和失败时，给你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Chris：现代的基督徒，更多将上帝当朋友。
我想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明白上帝的心意，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如果教会不警醒，很难避免成为某政治势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