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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罚孩子是犯罪吗? – 请您用选票回答!

从7月31日起,新西兰的合资格选民都接到了一封由选举办公室、司法部联合寄出的全民公投选票,选票内容很简单,就是要求选民对下述问题作出“是(Yes)”和“不是(No)”的选择:

“在新西兰,父母出于惩教善意掌罚孩子是否应被视为犯罪行为?(Should a smack as part of good parental correction be a criminal offence in New Zealand?)”

公投选票要求在8月21日之前寄出,您的选票寄出去了吗?

为什么进行全民公投?

 

这次全民公投主要针对的是国会在2007年通过的反掌罚法。这项由绿党议员Sue Bradford女士提出的禁止出于惩教目的体罚孩子的法案从提出到在国会通过,一直引起很大争议。

之所以要对这一条法律进行公投,是因为两年前,一位居住在南奥克兰地区的名叫Sheryl Savill 的女士发起了一项签名请愿运动。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父母出于惩教善意掌罚孩子是否应被视为犯罪行为?” 这一问题进行公投。全新西兰有多达31万人在这个请愿书上签了名。
根据新西兰1993年通过的公投法,这一签名数量已达到公投所要求的标准,而且比规定标准还多出25,000个。由此可见,新西兰人对于家长拥有自行管束、教育孩子的权力多么看重。

据报道,这项公投活动耗资900万新币。

这项法案虽然是由绿党议员提出,但是对于禁止体罚孩子的呼声在新西兰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一些儿童服务机构如Barnardos, Plunket 和儿童专员从2001年起就开始呼吁禁止掌罚孩子。1997年一个名为EPOCH (End Physic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 禁止体罚孩子)的游说组织在新西兰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废除刑事犯罪法(Crimes Act)第59条,因为这条法律允许家长使用“合理”力度惩罚孩子,一些家长因此利用这条法律来为自己掌罚孩子、用木棒或是其他东西殴打孩子开脱。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近年发表过一份报告,对新西兰还没有对宽恕虐待儿童的法律做出改变深感关切。

身为绿党儿童事务发言人的Bradford女士在提出反掌罚法法案时说,免除遭受暴力和虐待是每个孩子不可剥夺的权力,她说提出这个法案也是为了同联合国的要求保持一致。

 

体罚儿童现象已经在减少

 

研究显示,新西兰家长越来越倾向用正面鼓励而不是训斥、体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怀卡托大学心理学家Jane 和Jim Ritchie夫妇从1963年到1997年持续对汉密尔顿地区4岁儿童的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从60年代到90年代,四分之三的家长对孩子的惩罚手段就是简单的训斥、咆哮;有一半的家长至少每周打一次孩子。

《周末先驱报》( Weekend Herald)今年7月对200名4岁儿童家长(100位母亲和100位父亲) 所做的民调显示,现在只有9%的母亲和8%的父亲每周至少打孩子一次。

不过,调查也发现,仍有三分之二的父母亲至少会偶尔掌罚孩子。

过往民调显示,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倾向于用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孩子的良好行为,60年代采用这种做法的父母有57%,如今已经达到95%。

1997年的调查发现,只有9%的家长从不掌罚孩子。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3%。
对于犯错误的孩子,许多家长现在采取让孩子进到自己房间不许出来的做法进行惩罚。

《周末先驱报》的调查还显示,有85.4%的被访者计划对公投选票中的问题说“不”。

华社对公投问题和反掌罚法的讨论

这两天,本记者请华社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和读者对公投问题和反掌罚法发表意见。

简绍武: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信奉的都是“棍棒下出孝子”。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在作法上适应社会的要求,更多地从正面教育孩子,给孩子更多的爱心。

现在发生在新西兰的情况是,一些被虐待甚至是被虐待致死的孩子都是一两岁的小孩,这是个别族裔的家长在酗酒或是吸毒之后,拿孩子来发泄。这是虐待,不属于“掌罚”。现在的反掌罚法对这样的父母起不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反而剥夺了一些好家长管教孩子的权力。我认为,在孩子犯错的情况下,只要不是恶意地、暴力地殴打孩子,而是打几下屁股,是可以接受的。

 

南太井蛙说:

反掌罚法案始於綠党的提出,反映了該党矯枉過正的風格。作為一种社會主張宣傳之并無不妥,錯就錯在因為緣党助工党執政的政治交易,導致這么一個法案獲得國會表決通過并立法,成為國民反感及拒絕的一項法律!

如今又要為此而公投,浪費公帑且不說,一旦被否掉,無形中抬起左腳之后又放下,再抬起右腳,原地踏步,白費心思,又何必呢?!

 

阿爽说:

教導子女是門大學問﹑也是愛的藝術。管教無方﹑缺乏理性的父母難以勝任。姑息縱容只是溺愛﹐嚴苛打罵卻是虐待。培育孩子要用愛用心﹐絕非拳頭與暴力。很多職業都有專門培訓﹐當好父母更需要學習。讓所有夫婦在生育子女前先預習如何當好父母。

 

立言说:

我对公投问题的回答是:No。

圣经箴言书上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关于儿童教育,打是管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孩子设立一个界限——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是管教的必要手段,这也是上帝赋予父母的权利,因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而管教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责打使孩子真正懂得什么是权威以及挑战权威必须付出的代价,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较容易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益处的。不然很容易流于纵容和溺爱。

中国俗语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社会伦理,将孩子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责打还有迫使孩子就范,屈从于父母的绝对权威的目的。与圣经上的道理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是为了避免虐待儿童,尽可以出台相应的法律条款,而一概禁止父母体罚孩子,未免是如愚妇般将孩子与洗澡水一并泼出去了。
王小选说:

我已经投了票,我是坚决反对这个反掌罚法。道理很简单,家长应该有管教孩子的权力,而这条法律会把负责任的好家长变成罪犯。打个比方说: 菜刀能杀人,难道因此就不让家家户户用菜刀了? 对于个别人虐待、殴打孩子导致孩子受到伤害或是死亡,我们已有相应的法律可以对他们进行制裁。别说虐待殴打孩子,就是殴打成年人也不对。我认为反掌罚法的存在根本没有必要,不管制定这条法律的用意有多好,它所产生的副作用远远超过它所起到的益处。

 

陈工程师:

我很少体罚孩子,但孩子如果确实在某些方面表现不好,适当的体罚还是能起到作用。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他不会理解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所以有时必须采取强制手段,让他记住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行为不能接受。

 

朱辉说:

我们家共有四张选票,我们四个人的意见都一至,都是鲜明地反对反掌罚法。这个法不能禁止针对孩子的家庭暴力,该虐待孩子的人照样虐待。但是这个法律却把善良的有爱心的家长们给约束住了。打比方说,如果孩子表现不好,做爸爸的踢了孩子屁股一脚,第二天孩子对老师说屁股被爸爸踢疼了,不能上体育课,老师就把警察给找来了,然后警察就进行鉴别,看是属于犯罪行为,还是属于正常的管教。万一要是把这位父亲拘留15天,出来以后他还敢管教孩子吗?孩子如果不懂事,那不是在家成了爷、更不服从大人的管教了吗? 所以说,这完全是个无聊的法律,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浪费社会资源。本来警力就紧张,现在还得来管这些打孩子屁股的事,这不是给警察添乱吗?

 

卓香说: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和我先生都参加了公投,一人投了反对票,一人投了赞成票。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夫妻一个在孩子面前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我先生从不打骂孩子,他成天忙工作,我是个全职主妇,每天是我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小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怎么说都不改能不着急吗?有时候给小孩子讲道理没有用,打一巴掌反倒能起作用,他/她知道再这么做就会挨打。Smacking(掌罚)不同于abuse (虐待),反掌罚法的初衷是想制止那些虐待孩子的行为,但实际上,那些虐待孩子的现象照样存在,反掌罚法倒是管住了那些出于爱心严格管教孩子们的家长。

 

注:这次公投是非捆绑式公投,意思是说,即便大多数选民投反对票,政府还是可以不用对法律做出改变。不过,全面公投结果会向国会的民意代表们发出一个强烈讯息,即新西兰民众对反掌罚法的态度。

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民意,所以,千万不要浪费对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表达意见的机会。

 

 

(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16日《华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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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采访经历

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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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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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逾期滞留者为孩子们的国籍问题大伤脑筋

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20日本周一出版的《新西兰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剥夺新西兰出生儿童的国籍》 (China strips NZ-born children of citizenship)的文章。这篇由该报记者Lincoln Tan 撰写的文章引用案例说明一些逾期滞留的中国人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虽然有新西兰国籍,但孩子返回中国后,其国籍被中国政府剥夺。

 

据政府劳工部提供的信息,新西兰大约有15,500人非法滞留者。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为人父母者、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这些有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当中有多少已经离开新西兰也是未知数。

 

两国国籍法不同导致尴尬出现

在国籍问题上遭遇麻烦的孩子多半出生在2006年1月1日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出生在新西兰的孩子,不论父母是何国籍,孩子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国籍。

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新西兰出生的婴儿须在父母双方有一方为新西兰公民的情况下才可取得新西兰国籍。

而根据中国国籍法,逾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籍父母即便其子女出生在国外并拥有外国国籍,这些孩子仍被视为中国公民。

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同时,中国国籍法“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上述《新西兰先驱报》文章提到了两户中国逾期滞留人士的孩子。从这两家孩子的遭遇可以看到新、中两国因国籍法的不同给逾期滞留者家庭造成的困境。

 

Eason Diao:可能随父母被遣返的NZ小公民

 

今年2月份,移民局官员强行闯入一户逾期滞留者家庭并强行给这家5岁孩子Eason Diao 拍照,此事想必还有读者记得。

Eason Diao

 

Eason Diao 的父母亲都是逾期滞留者。他的父亲, Chuanjin Diao和母亲Xianglan Hao 2001年从中国进入新西兰,他们的签证过期后都没有续签。

 

新西兰移民局指Chuanjin Diao用虚假文件得到商务签证。移民局认为Eason的父母都在现行政策下并不符合在新西兰的居留许可标准。1月15日,Eason的父亲因为逾期滞留被关入奥克兰Mt Eden 监狱。

 

Eason 出生在2006年之前,他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移民局官员被指是在遭到Easong母亲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进入Eason家, 把Eason推到墙边给他照了像,以便为他准备去中国的旅行文件,好让他同将被遣返的父母一同回中国。

 

移民局官员还被指让Eason的母亲在一封信上签字,信的内容是说她想带Eason回中国学习3个月的中文。

 

Eason是新西兰公民,他本可以用新西兰护照申请中国签证。但因其父母为逾期滞留者,他的新西兰国籍因此不被中国承认。Eason要去中国,必须得到中方驻外使馆或领馆发放的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他对新西兰移民官的做法感到不快。于是向警方提交一个报告,指控移民局官员“非法闯入、进行突袭和欺诈性行动”。

 

新西兰移民局负责人Andrew Annakin对此事表态说:“外国人的孩子有了新西兰国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给其父母带来在新西兰停留或是居住的权力。”但是承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的发言人说,部长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责成属下对此事做出全面报告。

 

本周一,这个案子在奥克兰高级法院开庭审理,四个星期后才会有结果。

 

本记者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采访了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领事官员解释说: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五条,如果父母双方或者有一方是中国公民,其出生在海外的子女被视为中国公民。但是如果在新西兰定居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有PR(新西兰永久居民权),孩子一出生时就有新西兰国籍,中国承认其新西兰身份。

 

该官员说,在新西兰逾期滞留的中国公民如果想回国,领事馆可为其发放返回中国的旅行证件。逾期滞留者的孩子若回中国,领事馆也是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来办理。

 

Eric Wu:被阻沈阳机场无法持NZ护照返回

 

Eric Xibo Wu的父母也是逾期滞留人士。5岁的Eric很小的时候被送回中国同他的爷爷奶奶生活,那时他还没有新西兰护照,是用中国方面颁发的旅行证件去中国的。他去年得到了新西兰护照,因其旅行证件已过期,他在离境时使用了新西兰护照,结果在沈阳机场受阻。

 

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对此解释说:Eric是使用中国旅行文件进入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Eric必须持有效的中国旅行证件离开中国,不能用新西兰护照。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也是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Delamere先生去年12月3日向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写信,表达他对新西兰小公民无法持新西兰护照离开中国一事的关注。

 

2009年1月19日,Delamere先生接到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的回信。Delamere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出示了部长先生的回信全文。

 

McCully部长在信中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中国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就Eric事件进行了联系。”

 

“公安局的说法是Eric家需要给Eric申报户口或是居留许可,然后申请中国护照。一旦Eric有了中国护照,他就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签证,这样他就能返回新西兰。”

 

外交部长在信上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同Eric的爷爷奶奶保持固定的接触,并告诉他们需要办理哪些事情。 ”

 

Delamere先生对此批评说, 要求一个新西兰公民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荒谬可笑的” 。他质疑新西兰政府为何不能为帮助像Eric这样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他说:“根据1977年国籍法,任何人采取任何步骤否认或是取消一个像Eric这样新西兰小公民的国籍是非法的。”

 

不过,负责移民事务的劳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新西兰法律不妨碍新西兰公民使用新西兰护照返回新西兰。 但新西兰移民局无法对其他国家对出境法律条文的规定做评论。”

 

前移民部长:是NZ政府剥夺这些孩子的国籍

 

前移民部长、移民顾问Tuariki Delamere先生因为正好是Eason Diao家和Eric Xibo Wu家的移民顾问,本记者对他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进行了采访。

 

Delamere先生他表示对Lincoln Tan 文章的标题“完全不能接受”。他说,“剥夺新西兰人国籍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新西兰政府”。

 

Delamere先生说:新西兰移民局明明知道Eason Diao有新西兰护照,却要通过中国方面给他办理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他说:“一旦这些孩子返回中国,他们的新西兰护照不会被中国承认,如果他们想要返回新西兰,他们会被要求申请中国护照。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新西兰国籍,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Delamere先生指出, Lincoln Tan文章给人的印象是逾期滞留人士孩子的国籍问题只是影响到了中国的逾期滞留者,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萨摩、汤加、南韩、印尼、斐济等国的逾期滞留人士。

 

“悲哀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大声抗议、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做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

 

Delamere先生对本记者说:他并非是要为那些逾期滞留者争取权益,他是为了那些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新西兰人,他们值得享有他们作为新西兰人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被父母抚养长大,接受与新西兰水平相称的教育的和健康医疗,享有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当然,还包括在新西兰被抚养长大的权力。

 

他说,他无意批评中国的国籍法,也不认为中国国籍法有什么错。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籍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有两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权利体系。 毫无疑问新西兰移民局有权把那些身为父母的逾期滞留者驱逐出境。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那些身为新西兰公民的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权利。这些孩子生活在新西兰的权力同移民局要把他们的父母驱逐出境的的权力相冲突, 这导致这些家庭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Delamere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一方向另一方让步。是新西兰移民局让步还是让这些孩子在新西兰成为孤儿?或是把这些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道送回原居地?Delamere先生说他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把孩子们的权益和福祉放在首位。

 

因为新西兰中国两国国籍制度的不同,一些逾期滞留者的孩子在身份问题上遭遇的尴尬事件显然还会增加。 Tuariki Delamere先生说他手头现在有20多个这类案例。 按他的说法,被迫放弃新西兰国籍的华人儿童 “可能有数千个(could be in the thousands)”。

 

(原文发表于2009年新西兰《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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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女爵”荣誉称号卷土重来新西兰

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5日,新西兰总理John Key宣布新西兰将恢复传统的爵士授勋体制。即用Knight 和 Dame Grand Companion同 Knight 和 Dame Companion  这两个荣誉头衔替代2000年5月设置的 Principal 和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 也就是说,从今年6月份开始,获得最高等级勋章的杰出人士将重新被称为Sir(男爵)和Dame(女爵)。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来,引起新西兰社会的广泛关注。

 

授勋体系历史映照国家政体的变化

每年的新年和6月份的女王生日,新西兰都会向一批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各行各业人士颁奖授勋。新西兰荣誉授勋体系的历史映照了国家政体的变迁 – 从英皇室直辖的殖民地到自治,从自治到完全独立的君主政体。从1848年到1975年,新西兰的荣誉授勋体系一直都是照搬英国的相应授勋体系。从1975年到1996年,这一体系改为英国传统授勋体系和新西兰本土的授勋体系并存。到1996年5月6日,新西兰的授勋体系引入“新西兰勋章制”(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同时取消了几项不同的英国勋章制,至此,新西兰授勋体系完全本土化了。

2000年5月,当时的工党政府对新西兰的荣誉授勋体制做出进一步改进,取消了最高级别的“男爵”和“女爵”荣誉头衔,代之以“Principal and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

工党政府当时的决定引起了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做法是让新西兰向共和体制转变的一个步骤;还有批评人士认为新的荣誉头衔会使民众在理解上困惑。

总理 John Key说,他很高兴新西兰能够恢复男爵/女爵这种荣誉称号,因为这样的称号更能体现对杰出人物对新西兰所做贡献的承认。

John Key 说,他认为这个决定对新西兰独特的荣誉授勋体制来说是最好的。

恢复爵位授勋将在今年6月英女王生日进行的授勋荣誉颁奖时生效,其余的荣誉颁奖没有变化。

John Key总理说,他是在2008年年末访问白金汉宫时征得英国女王同意恢复爵位授勋。

工党领袖 Phil Goff 对此持批评态度。他对电视3台说,新西兰已经从过时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勋位荣誉体制中走了出来,恢复传统的爵士荣誉称号没有体现出新西兰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绿党联合领袖 Jeanette Fitzsimons 女士说,新西兰的荣誉体制应该独立,我们应当把那些有杰出成就的新西兰人作为新西兰人来颂扬,而不应该同英帝国的过去有什么牵连。

John  Key总理说,他不相信爵位荣誉制度会妨碍新西兰向共和政体的转变。

总理发言人否认恢复传统的荣誉爵位会把新西兰带回走殖民地老路。“我个人的观点是新西兰不可避免有一天会成为共和国,但这不在本届政府的工作日程上。”

“政府作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相信恢复爵位荣誉是庆贺一个人终身成就的有效标志。”

对于绿党联合领袖批评政府应该专注于对付目前的经济危机,总理发言人说,政府是把精力集中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但这不意味着就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他们会更改荣誉头衔吗?

2000年至2008年,新西兰一共有85位人士荣获与爵位相对称的新西兰最高荣誉称号,现在他们可以选择更改头衔,使用“男爵”或“女爵”称号。

这些人士当中包括前总理Jenny Shipley、全黑队著名橄榄球运动员Colin Meads、Warehouse创始人Stephen Tindall、Fonterra 乳制品公司主席Henry Van Der Heyden、毛利作家Patricia Grace、伟大的帆船手Russell Coutts。

这些人士当中,还有前检察总长、国会议长Margaret Wilson女士,她曾经帮助工党政府废除了爵位称号,不过她现在倒是有机会被授予“女爵”(Dame)的称号了。

不过,那些已经过世的人们就不能更换名誉头衔了。然而,他们的遗孀可以接受“夫人”(Lady)的称号。

前惠灵顿市长 Michael Fowler 爵士认为恢复爵位头衔真是太好了。他说:过去10年的荣誉授勋体制没有给以那些获得最高荣誉的人士授予爵位,这很让人失望,因为这没有给那些为新西兰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士以足够的承认。

不过,这85位人士是否愿意接受“爵士”和“夫人”这一传统的最高荣誉称号呢? 新西兰主流媒体迫不急待地对他们进行了追踪采访。

也许来得太突然,也许对接受这样一个传统荣誉称号感到有些害羞,大部分被访者都说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显然有一些人士倾向选择“爵士“或“夫人”的称号。

全黑队橄榄球运动员、 “Distinguished Companion“获得者 Colin Meads对电视3台说,他不清楚拥有 “爵士”这样的头衔对他来说是否合适。他认为所有的朋友可能会拿这个同他开玩笑,他说要同他的太太商量一下。

航空先驱Oswald George James的儿子说,他的父亲一定会对更改荣誉称号“欣喜若狂”。

他说,他父亲对工党政府剥夺了自己享有“爵士”称号非常生气。

还有几位人士承认勋爵称号有助于提高在国外的影响力。获得过 “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的Peter Gluckman教授是新西兰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做过许多工作。他指出有爵士称号对于在海外工作时获得承认、 增加竞争力很有价值。

前新西兰无板篮球教练Lois Muir也获得过 “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她说,让人们有所选择是件好事,她会好好考虑。

她还说她丈夫对她没有被授予“女爵”称号感到失望。

获得过“Distinguished Companion” 称号和奥林匹克金牌的Peter Snell可能会选择“爵士”称号。他太太说,爵士称号给人的感觉是更加获得承认。

对更改荣誉称号,“Principal Companion”获得者、维多利亚大学化学和物理学院院长 Paul Callaghan教授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说对恢复“爵士”荣誉称号没意见,对先前的的荣誉体制也没有意见。

当然也有不喜欢变化的。毛利学者Ranginui Walker博士获得过“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他表示不喜欢爵位称号,因为以前获得过这一荣誉的不少人是富商,他感觉爵位被“玷污”了。然而,他不排除自己会选择更改荣誉头衔。

86岁的前基督城著名的Villa Maria 高中校长Sister Pauline O’Regan表示坚决拒绝更换荣誉头衔。她说她不敢相信政府在眼下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心思规定更换荣誉头衔。

Sister O’Regan 是在2001年因对教育和社区的服务而获得“Distinguished Companion荣誉称号的。

获得过皇家荣誉奖励的华人

新西兰皇家荣誉授勋体系包括几个不同的奖励级别,级别最高的为The Order of New Zealand (新西兰勋章),下面依次有:

  •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新西兰荣誉勋章)
  • The Queen’s Service Order and Medal(女王服务勋章)
  • Gallantry and bravery awards,(勇气勋章)
  • The New Zealand Antarctic Medal(新西兰南极勋章)
  • The New Zeal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Decoration(新西兰杰出服务奖章)。

新西兰华裔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不乏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者。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土生土长的华人和华人移民获得各种各样的授勋奖励。

在奥克兰华人社区中,近年因为服务社区而获得女王服务勋章(Queen’s Service Medal / Q.S.M.)的人士有人们所熟悉的李衍玲女士(2003年)、吴偉棠(2004年)、 冼锦燕女士( 2004年)、阮黎少芬女士(2006年)、林爽女士(2006年)、李影梅(2007年)、 王玲娟女士(2008年)和Jessica Phuang (2008年)。

这一奖项是为了表彰对于社区的义务服务和公主人

陈霭筠先生、黄伟德先生、蔡林南先生、陳仕強和另外一个建筑师分别获得过级别较高的M.N.Z.M.(Member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华人当中获得过皇家荣誉颁奖级别最高的人士是奥克兰大学著名学者叶宋曼英博士和梁以伦医生。他们二位分别在1996年和2000年获得过O.N.Z.M(Officer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荣誉称号。

据本记者掌握的资料,在这次有机会更改荣誉称号的85名曾在过去10年获得过Principal and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荣誉称号的人士中,没有华裔。

2018 新年,奥大学者叶宋曼瑛教授荣获CNZM (Companion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原文发表于2009年4月7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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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警方赴中国调查刘阳案情

据英文媒体报道,新西兰官方对刘阳可能存在的移民欺诈调查可能导致刘被起诉或是失去公民身份或是居留权。不过在新西兰,取消一个人的公民权要比取消一个人的永久居留权要困难得多。

因为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阎永明今年8月在新西兰获得公民身份。目前,新西兰警方已派员赴中国展开对阎永明的调查。同时,新西兰国内也在对阎永明可能涉及的欺诈和洗钱行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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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透露的消息,化名为刘阳的阎永明已成为警方亚洲罪案调查科的调查对象。
据《周末先驱报》报道,刘阳是靠新西兰政府部长级人物的特权获得新西兰公民权的。
虽然有内政部官员的反对,虽然有国际刑警发布的刘阳是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物的通知,刘阳还是在今年8月份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而且,不似普通公众需参加由市长组织的集体宣誓入籍仪式,刘阳是在国会毛利事务特别委员会办公室举行的一个私人入籍宣誓仪式上成为新西兰公民的,入籍仪式由工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Dover Samuels先生主持。
据《周末先驱报》11月1日报道,有三位政府部长涉及到刘阳的案子中,他们分别是内政部长Rick Barker、内政部副部长Shane Jones 和前移民部长David Cunliffe。
在新西兰,通常是由内政部长握有批准公民身份的大权,但是因为利益冲突,Barker先生授权给内政部副部长Jones 先生来处理刘阳的公民申请。总理海伦·克拉克说,内政部长的妻子和刘阳的妻子是朋友。
刘阳的公民身份申请由内政部副部长Shane Jones批准。
刘阳是在2002年1月份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的。他在2005年5月申请公民身份,直到今年8月才获得批准。刘阳的妻子是新西兰公民,他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新西兰。
刘阳同新西兰政界人士交往活跃。工党议员Dover Samuels是刘阳的朋友。他曾为刘洋做说客,包括给内政部长Barker先生写信,支持刘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
Samuels先生说,刘阳在新西兰从没犯过法,他可以担保刘是一个“好人”;他说中国政府通缉刘是出于政治动机。Samuels先生相信他的朋友逃出中国是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如果把刘洋遣返回国,刘一定会遇到危险。
“他支持民主,也是***功的支持者,他在纽约抗议过中国政体。他们现在想抓他。” Samuels先生说。
奥克兰***功的一位发言人说,刘阳“多年来”是***功的支持者,并且在一些活动上做过发言。
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消息,工党和国家党都承认在2005年大选前分别收到过刘阳捐赠的5000元新币。国家党领袖John Key说,他在一些社交活动聚会上见过刘阳三次,但他成为反对党领袖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刘阳。
国家党国会议员Pansy Wong 女士也曾为刘阳申请公民身份写过支持信函。不过,John Key 和Pansy Wong 都表示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对刘阳的指控。
根据一份由内政部泄漏给新西兰《调查杂志》的文件,五个月前,移民局官员就相信刘阳有多达五本不同身份的护照,他们开始关注起刘的真实身份。
根据澳洲官方提供的资料,阎永明曾经到过澳洲几次,第一次是用阎永明的名字,以后是用刘阳的名字。
去年,澳洲联邦检察官将337万澳元(380 万新元)交还给中国,这笔被冻结的巨款存在“刘阳”名下,但是由阎永民来经营。
他在2006年11月被控使用虚假姓名经营银行账户,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下令没收刘的这笔巨款。
英文媒体报道说,刘阳长期在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城酒店包房,而且是天空城赌城的豪客。
据英文媒体报道,新西兰官方对刘阳可能存在的移民欺诈调查可能导致刘被起诉或是失去公民身份或是居留权。不过在新西兰,取消一个人的公民权要比取消一个人的永久居留权要困难得多。
(原文发表于2008年11月1日奥克兰180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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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创作上做一个世界公民 – 与中国音乐家高平博士的对话

作者:毛 芃

首届奥克兰国际钢琴音乐节于2006年6月25 日在奥克兰Epsom的Raye Freedman 艺术中心拉开了帷幕,将持续到本周日7月2日结束。本届钢琴音乐节上,来自纽西兰 、澳大利亚、俄罗斯、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台湾等地的具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家们一共举行八场钢琴独奏音乐会( 包括双人钢琴弹奏)。音乐会期间,这些钢琴大师们还会为来自本地和海外的年轻 音乐学生上二十多节大师课。
在这些杰出的钢琴家演奏家中,来自纽西兰肯特伯雷大学音乐学院的高平博士因其
是唯一的一位在纽西兰本土工作的有中国大陆背景的钢琴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月29日晚,本报记者在聆听了高平先生的独奏音乐会后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和钢琴家进行了采访。

向肖斯塔科维奇致敬
高 平博士在这次钢琴独奏会上重点演奏了伟大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1906-1975)的作品 – “24 首前奏曲,作品第36 号”。高平对记者说,肖斯塔科维奇是他最为景仰的音乐家之一,今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诞辰一百周年,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对来纪念这位对他个人的艺术创作产生重 要影响的作曲家。

为什么会对肖斯塔科维奇如此挚爱?高平博士解释说,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有成就的音乐家之一,其作 品音乐语言复杂、大胆且具有现代音乐特征。由于过去中国大陆社会体制的原因,中国的音乐教育受苏联的音乐教育影响较大。因为高平博士的父亲高为杰先生是中 国知名的作曲家且在音乐学院任教,高平有幸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并对其有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小时候自己就觉得肖斯塔科维奇 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加深,他对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对这位天才作曲家的景仰有增无减。

追求个人风格的第六代音乐家

出 生音乐世家的高平博士在 1990年20 岁的时候就从中国远赴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深造,专修钢琴。但是,他对作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其实他在八九岁时就开始尝试作曲了。高平博士在 七、八年前开始进行曲目创作。最终以作曲研究在 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近年来,高平博士在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国家的音乐厅都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从表现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国王 与夜莺》到以当代中国都市为题材的《匿吻》,创作内容相当广阔,其作品风格和演奏技巧都 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和各国听众的赞赏。

在 本次钢琴音乐节上,高平博士演奏了两首自创作品 – 《匿吻 – 为弹唱钢琴家而作》和《两首苏联爱情歌曲 – 为弹唱钢琴家而作》。在头一首曲子的演奏中,高平博士在丰富多变的音乐节奏和旋律外时不时加入自己的哼唱、口哨甚至一句四川方言”要得” ,同时,高平博士还别致地将传统的键盘乐器钢琴变成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在恰当的时候或是有节奏地拍打钢琴琴体或是起身拨动钢琴的琴弦。 这些不同寻常的声音同从他手指间快速流淌出的多彩的音符相得益彰,产生了别具一格的音乐效果,丰富的音色和从中体现出的幽默感把中国当代都市的喧闹和活力 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曲演罢,听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采声。

在第二首自创曲目的演奏中,高平博士又一次展示了这种前卫的具有生动 剧场效果的演奏风格。在这首有机地结合了苏联歌曲《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的曲目中,高平博士再次加入自己的歌 声和口哨声,生动地表现出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苏联歌曲在中国几代人中的风靡现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苏联歌曲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象征着他们对 美好理想充满憧憬和追求的纯真年代。难怪一曲弹罢,听众席上许多华人听众为之 动情不已。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风格时,高平博士笑称自己属 于”第六代”。原来,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起,不仅在影坛上出现了以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等为大众所熟知的”第五代”导演,同一时期在美术界和音乐界也都 出现了以表现文化寻根、反思中国文化和历史等宏大主题的作品,也都出现了类似”第五代”电影导演的顶尖艺术人材,比如有着音乐界”第五代”雅称的就有谭 盾、瞿小松、何训田和叶小刚等著名作曲家。同样,在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巨变的时候,中国影坛出现了贾樟克、王小帅等以表现当代社会现状、关注个 体经历和困惑的第六代电影导演,而乐坛上的”第六代”也顺势出现了。与贾樟克同年出生的高平博士说,他的作品《匿吻 – 为弹唱钢琴家而作》就是从贾樟克的电影《世界》中吸取的灵感。

中国文化和世界公民
对 20岁就赴美国深造、这些年来一直驰骋在西方乐坛和讲坛的的高平博士来说,中国文化背景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高平博士说,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中 国古典诗词、古典文学的熏陶对他的艺术审美感受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在乐曲创作时常常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营养,有关中国的一切都可能能成为他创作灵感的 源泉。的确,高平博士在独奏音乐会上演奏他父亲高为杰先生的作品《冬雪》时,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古老东方意境展现得栩栩如生。

虽 然对西方古典音乐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高平博士谈起中国古典音乐仍然充满了感情。他说,西方古典音乐在几百年前就有完善的记谱系统,而中国古典音乐却是靠 一辈辈艺人口口相传,因而更具民间性。他说,中国古典音乐往往注重刻画个人心灵对生活的反思和感受,强调的个人人格的修养,在风格上讲究虚拟、暗示。虽然 很多古代作品已经失传了,但我们仍可以从古典诗词中对当时的中国音乐窥见一般。 比如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中就有”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这种表现音乐美的著名诗句。

然而,高平博士说,他不会把自己的艺术 创作局限在中国题材的表现上,他不会让中国文化成为他创作的包袱,他更愿意具有一个世界公民的眼光,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上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 创作。高平博士在这次钢琴独奏会上演奏的另外一首曲目《 Freedom for Speech 》(为了言论自由)就是根据美国诗人的一首作品”Prayer’s Mask:”( 祈祷者的面具) 创作的。

古典艺术不能媚俗
西 方古典音乐虽然长盛不衰,但也常常是曲高和寡。高雅艺术是否应该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接受和欣赏而向大众艺术靠拢?高平博士对此的看法是,听众有权利欣赏到最 有艺术价值的音乐,为迁就大众的艺术口味而向听众提供廉价的注重感官娱乐的东西是错误的。他说,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少有闲暇享受艺术, 能坐下来静心聆听古典音乐更是不容易。即便如此,古典音乐家们也不能为迎合大众而降低艺术标准,因为这也是对听众的轻视和愚弄。

高平博士还说,在音乐会上演奏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深厚传统。但其实, 古典音乐创作的这根线根本就没有断过而且也处在演变之中,不少当代音乐家们都有很出色的作品问世,同古典音乐大师们相比,当代音乐家们的作品更具有时代感,更具前 卫艺术风格。实际上,当代音乐家的作品也都会时不时地出现在各种音乐会上。

高平博士 2004年 10月来到肯特伯雷大学音乐学院任教。他说他 2002 年头一次来纽西兰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家。记者注意到高平博士在演出时戴着一个毛利艺术风格的项链。高平解释说,他很喜欢这个象个鱼钩一样的毛利项链,每 次演出前都会戴在胸前,把它当作一个吉祥物。 他说,他希望自己能长久在纽西兰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为音乐人才的培养而努力。

目前,高平博士创作和演奏的音乐作品已经被世界著名的古典唱片公司 Naxocha唱片公司和Starling 唱片公司及纽西兰的Waiteata唱片公司所收录。

2006年6月30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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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梅西大学学生刊物用毛泽东穿连衣裙做封面惹恼中国留学生

作者  毛 芃 

梅西大学学生刊物 Chaff 2006年5月的一期封面使用的是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的照片,不过封面上毛泽东的头像却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接到一个穿白色吊带裙、带项链的女性身体上。该期刊物一面市,即刻在梅西大学的部分华人学生中引起强烈不满。

梅西大学大约有 1,000多名华人留学生,他们每年交纳 20,000多元的费用,其中包括资助校刊的费用。印有丑化毛泽东照片的校刊出版后,梅西大学大约有 50多名华人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外举行了抗议,有学生将 Chaff事件同前些时候西方国家的反穆斯林漫画联系起来。有中国学生说,毛泽东是新中国之父,还有中国学生表示,毛泽东是中国人的精神领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留学生更是要求停止发行剩余的印有丑化毛泽东封面的校刊。

此事在华人社区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Chaff事件的确能让人们联想到许多,引起人们对一些沉重的社会话题诸如种族歧视、对毛泽东的评价、言论自由等的思考,也让华人再次领教到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灵撞击。


对政治人物的感受不同

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杨健博士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表示,梅西大学 Chaff 杂志封面事件是一个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典型例子。

杨博士说,中国人和西方人传统上对待政治家的态度很不一样,西方人除非是对那些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政治人物非常敬重外,对政治人物基本上是抱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所看重和强调的是 individualism 即个体和个体主义。

这两天新西兰主流媒体刊登的一个关于”哪些人最值得信赖”的民调倒是可以验证杨博士的上述说法。在这个年度调查里,政治人物连续第六年被排在最让人不信任的职业从业者一列。

杨博士说,在东方文化里,个人是集体、国家的一部分,东方人对集体领导很敬重。从中文”国家”这个词汇里就看出在华人的观念里,国就是家的延伸,那么国家领袖也被看成一家之主,而讲究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化一向推崇对权威、对家长的敬畏意识。所以,在西方国家里经常出现的领袖人物被嘲讽和挖苦的事情,在东方国家很少出现。


对毛泽东认识不同

杨博士认为,梅西大学 Chaff 风波也说明中国人和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上差距巨大。

杨博士说,这些年来西方出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在很多西方人眼里,毛泽东是个独裁者,西方人对毛的劣迹了解很多,对中国人如何看待毛泽东缺乏认识。他说,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观念,很难接受外人对自己家里的事说三道四。不少中国人虽不认同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但到了国外之后会觉得毛泽东是中国人,看到毛被丑化就觉得象是自己的家人被丑化,会产生强烈抵触情绪。而这一点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杨健博士说他相信 Chaff刊登丑化毛的封面本义并非是故意丑化华人。他说,中国学生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反应完全不是 Paul Holmes所谓的中国学生缺乏幽默感的问题。他说,这一事件凸显了华人文化和纽西兰文化的差异和双方缺乏沟通和了解,如果 Chaff对毛泽东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一些了解,这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出现。

一名华人学生在接受英文媒体采访时说, “对我们来说,毛泽东就象耶稣基督一样。”  不少华人可能不难理解毛泽东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但是许多西方人压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中国人至今仍旧崇拜毛泽东,在毛泽东统治中国期间有4000 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毛泽东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暴君。

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女作家莫志明也弄不明白,她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候问“马克思不是说宗教是麻痹人们精神的鸦片吗?中国对年轻人不是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吗?怎么中国学生会对毛泽东产生宗教般的崇拜?” 莫志明的结论是中国学生对毛泽东的真实历史缺乏了解。

西方人习惯于对权威的置疑和挑战,他们把在自己的媒体上挖苦、丑化政治人物当平常事,更何况是他们眼中的暴君 。有中国学生在校刊事件发生后要求校刊道歉,有本地Kiwi 在网上留言,不解地发问说:“这(道歉)不是相当于因为批评斯大林要向俄罗斯人道歉、因为批评希特勒要向德国人道歉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本地一高校从事媒体教学工作的博士告诉本记者,近些年在西方关于毛泽东的漫画其实已经很多。国际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Geremie Barme所写的一本名为 Shades of Mao 的专著中就有不少毛泽东的漫画,漫画作者张宏图还是个华人,毕业于中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所创作的《最后的盛宴》(下图)等一些有关毛的漫画在国际间引起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关注。



有关言论自由

梅西大学校刊事件又一次引发众人对新闻媒体自由的讨论。一些华人认为,媒体在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应该有自我道德约束,不应伤害他人的自尊和情感。而 Chaff 刊登丑化毛的封面伤害了不少华人的感情, Chaff应该向华人做出道歉。

然而, Chaff 已经发表公开信,表示不会道歉,其列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述,而不是一个种族问题。”

这句话清晰地反映出,不能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底线之一。也许不少读者记得纽西兰著名新闻主持人Paul Holmes 因为在节目中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黑人)使用种族性语言而被迫道歉,而 2004年Unitec 校刊因发表攻击亚裔人打油诗(文中出现”F…ing Asians”)而在亚裔学生的强烈抗议下被迫道歉。

本地主流媒体显然不认为 Chaff 事件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认为是留学生对本地文化缺乏了解的结果。近日新西兰电台 RNZ对此事的讨论中,一发言者说 ,这件事显示出华人学生太与社会隔绝了(” too isolated”) 。

本地一位 Kiwi人士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纽西兰文化的繁荣离不开 讽刺、挖苦和嘲弄,Chaff 丑化毛泽东的照片同那些愚蠢的种族主义攻击毫无关系。

这位 Kiwi人士还说,在纽西兰没有人有权利能要求自己不受冒犯。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幽默和讽刺作品,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言论自由。但是,他认为梅西大学的华人学生们有权力不去交纳的高昂学费资助这本冒犯他们的学生刊物。

一位在纽西兰生活多年的陈姓华人工程师同本报记者说,我们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 Chaff事件,纽西兰是民主国家,学校刊物有发表他们观点的自由,对发表内容不喜欢的华人学生也有抗议的自由,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他说,这件事情的根底其实是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言论自由与是否是真理无关,也同被评价人物是谁无关,对政治人物更应该没有禁忌。


事件凸显弱势群体地位

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Paul Clark教授就梅西大学校刊事件接受本记者采访时说,这一事件揭示出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中国学生非常看重本地人对他们的态度,而校刊事件正好触动了许多中国学生的这根神经。


Paul Clark教授


梅西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说,在北帕(梅西大学所在地)的许多中国学生都曾在大街上都遭到过当地人的辱骂,而校刊刊登的辱毛封面使他们本能地联想到种族歧视。

本地出生的华人女作家莫志明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她说,华人学生对Chaff 事件所表现出的激烈反应是华人在本地缺乏安全感、被社会边缘化的具体表现。她说,许多华人移民留学生都是近年才到纽西兰,对本地社会文化、习俗缺乏了解,而本地社会也对他们缺乏了解,双方语言、文化上的隔阂容易 使双方产生误解,而亚裔在纽西兰是最容易遭受种族主义攻击的族群,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往往神经敏感、容易受到伤害。

本地一位华人时事人士对本记者说,Kiwi 喜欢玩幽默是真,但是华人作为弱势群体承受能力难免脆弱,很难玩得起幽默。他打比方说,就象坐轿子的人同抬轿子的人玩幽默,抬轿子的人能笑得起来吗?


以民主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本地高校从事媒体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博士对本记者说,大学生刊物的特性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也是年轻人的特点;华人新移民和留学生在本地生活难免会感受到文化冲击带来的阵痛和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痛苦。他认为不管事情处于何种状态,作为华人最好的做法是平和理性地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处理问题,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主流社会轻看了我们。

这位博士说,纽西兰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比如我们华人学生可以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让对方了解尊重自己的想法。

这位媒体学博士认为华人要真正融合到纽西兰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很不容易,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他认为华人要想在本地和谐地与其它族群共存,应当努力有意识地对本地文化习俗加以了解,把眼界放得开阔一些。

女作家莫志明说,华人学生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习一定会遇到许多问题,受到许多委屈。她建议华人学生们要建立真正能为自己说话维护权益的组织,通过这样的组织发出的声音会更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因为这也是纽西兰的政治文化。她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增加华人社区同主流社会的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今后大家都能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

(原文写于2006年5月26日,发表于新西兰《中文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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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CCET成立四周年,李衍玲讲华人环保故事

作者:毛 芃

【原文写于2006年4月13日,发表在《中文先驱报》】

在奥克兰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的华人组织中, “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 Chines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Trust )以其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鲜明宗旨和在华人社区积极推广环保意识的热忱和努力而独树一帜。而今天- 2006年4月13日 – 正是”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 (CCET)欢庆成立四周年的日子。

同往年一样, CCET 的生日庆典带有浓厚的环保色彩,举行的地点一定是在露天绿色的环境中。继在Motutapu 岛、北岸的North Head 和奥克兰动物园举行过前三次生日庆典活动后,今年四周年的生日庆典举办地点是奥克兰的植物园 (Botanic Gardens )。奥克兰植物园院长Jack Hobbs 先生已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届时,这位园林大师和花卉摄影家将会带领大家参观植物园的亚热带植物园区、濒危植物园、儿童植物园。此处之外,CCET 的组织者还会为大家安排各种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拿自家花园地上长出的有害植物换取一株本地原生植物。


纽西兰 : 世界地理的博物馆

新西兰美景

众所周知,纽西兰以其天然、优美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纽西兰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在 268 ,67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得天独厚地拥有丰富的地理风貌和景观。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纽西兰誉为世界地理的博物馆,从海岸﹑湖泊、河流到山脉、森林﹑草原再到 高原、冰河、峡谷,人们在纽西兰几乎可以看到地球上所有的地理景观。同时,纽西兰又有活的冰河期前植物园的美称,这是因为纽西兰在 13亿年前就开始同欧亚大陆分离,许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绝迹的动植物,在这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

90 年代以来,大批移民进入纽西兰。许多人选择移民纽西兰, 与能在这里享受优美的自然风光不无关系。但是, 人口的快速增長和越来越趨明顯的多元文化差異對維护纽西兰的美好生態和一些尤需保護的環境構成了很大壓力。事實上 , 許多沿海地區的貝殼類 , 和海港內的魚群 . 數量巳處於很低的水平。


成立 CCET:  李衍玲功不可没

2002 年 4 月13 日,以香港移民李衍玲女士为首的一班同为新移民也同为爱好環保的人士为了” 要提高華人的環保意識 ,、 認識與愛護紐西蘭的動植物以及其獨特的生態”而成立了” 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 (CCET) ,李衍玲女士担任了主席。

李衍玲女士是华人环保教育基金的创始人,大家喜欢喊她三家姐

问起李衍玲女士当初成立 CCET的来龙去脉时,她对我说,她一向热爱旅游,曾出版过几部旅游方面的专著。她在纽西兰旅游时,所到之处都能强烈地感受到纽西兰人对自然环境的珍视和热爱。为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她同纽西兰的环境资源保护部门有了接触。没想到 2001 年2 月,奥克兰环保署的Linda Bercusson 女士请她召集一些华人参加 “Wetland Day “三十周年纪念,她一口气找了三十多人参加。同年五月,她又应邀召集华人参加新西兰环保署组织的植树活动。结果一百多名华人在 两个半钟头种树4000 多棵,创了环保署种树活动的记录。

在这之后,李衍玲女士感到有必要在华人中成立一个长期推广和致力环保活动的组织,于是就在参加过前两次环保活动的华人中邀请了几个志同道合者共同成立起 ” 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把环保活动当成一项事业做了起来。

成为CCET首届信托人的有:主席李衍玲、副主席陈林思敏、财务顾问陈铨铭、负责设计推广的王小选(CCET 标识即由王小选设计)、负责义工统筹的林睿泰、负责通讯宣传的周永杰、教育顾问林爽、网路主管萧传兴。 这些信托人当中,萧传兴来自台湾、王小选来自大陆,其他几位都来自香港。

2002 年 4 月,CCET成立,Logo由王小选(右一)设计,这是首届信托人合影, 中间的是新西兰环保部门 Asian Awareness Program 项目的负责人Linda Bercusson
首届CCET8名信托人与CCET成立见证人叶宋曼瑛合影(2002年4月)

CCET 荣获全国环保大奖

CCET 的环保大旗打起之后,立即在华社展开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环保活动,比如种树、远足旅行了解野生植物、举行 海洋生态讲座、同环保署和农林部联合组织”聪明狗助环保”活动,向华人宣传和介绍环境科学普及知识。此外,他们还印发各种宣传册,为华人了解环保法律提供帮助 。这些活动不但在华社引起很大反响,也获得了主流社会的瞩目和承认。

2003 年6 月5 日,在”世界环境保护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成立仅一年多的”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击败众多对手荣获中央政府颁发的”绿丝带奖” (Green Ribbon Award),同时也获得大奥克兰地区政府颁发的”保护环境特别奖” (E-Asard) 。为了庆祝这一荣誉的获得,奥克兰环保理事会(Auckland Conservation Board )特别邀请CCET 执行委员共同午膳,奥克兰环保署还在中文报章上刊登半版庆贺广告。

李衍玲女士在 CCET 当年 7月份发布的《会员通讯》上撰文说,”我最盼望的还是让主流社会知道,乱抛垃圾、拣拾超额海产的华人只是少数,在这些少数不法者的背后,其实,有很大数目的华人,是在默默的为保护纽西兰 环境而努力!”


华人需要提高环保意识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李衍玲女士说,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常常会有矛盾。华人移民大多来自自城市,对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兴趣,对纽西兰人有时候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的做法可能很难理解。她举例说,有中国公司要购买纽西兰西海岸的黑沙,但是纽西兰的环保部门却不同意,因为这会造成海床塌陷,损害海床。在爱护环境的纽西兰人眼里,不是经济发展不重要,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加重要。

在同李衍玲女士的交谈中,记者提到纽西兰驻加拿大高级公署专员Graham Kelly 2005年在加拿大参议院举行的有关渔业捕捞配额制度听证会上谈到纽西兰亚裔新移民过量捕捞纽西兰的海滩海产资源一事。

对此李衍玲女士说,对亚裔移民进行种族攻击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扪心自问华人在环保问题做得如何呢?我们去海摊钓鱼、拾贝是否是严格按照规定行事呢?

她说,由于工作的关系,她有时会听到渔农处官员对不守规矩华人的批评。比如鱼农处官员查到违规钓鱼或是拾贝的华人时,有的华人就假装听不懂英文一走了之。这种情况多了鱼农处官员就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于是他们就会在违规者开车欲上路时突然强行拔掉车子钥匙,这时候开初不会讲英文的人就会用英文讲话了。

由于不少违规华人给鱼农处官员假的地址和电话,鱼农处官员有时候就可能会采取对违规人拍照留底的方法。而这又会引起一些违规者的惊慌和不满。

李衍玲女士说,出了问题不要先埋怨政府官员的处理手段,要想想是不是我们自己做事先坏了规矩,如果人家遭欺骗的次数多了,自然会失去对你的信任,并且会采取强硬的对付方法。

李 衍玲女士说,  相比较起纽西兰人强烈的环抱意识, 我们许多华人的环保意识还有待于提高。她说,不喜欢华人移民的思想狭隘的KIWI确实存在,但是对我们来说,守法做事最重要。

由于李衍玲女士在推动华人环保活动方面的贡献,她于 2003年年底荣获”女王服务勋章”( Queens’s Service Medal )。从李衍玲女士的获奖中我们可以看出纽西兰政府对环保活动的高度重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华人进行环保活动的期待和肯定。


减少废物和垃圾

CCET 主席两年一换,李衍玲女士现已不担任主席一职。现任CCET 主席是陈林思敏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中,陈林思敏女士介绍说他们过去一年来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减少废物垃圾的活动上,这一活动是同大奥克兰地区政府联合举行的。CCET 为此印刷了中文宣传册,还在中文电台和报纸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同时还派送了上千个垃圾袋,并开展了如何堆肥的讲座。

陈林思敏女士说,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是一件长期的工作,需要不间断的一点一滴的向人们灌输环保理念。她希望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自然地想到这么做是否对环境有坏处。现在”华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有会员八百多人,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加入到 CCET 的会员队伍中来,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参加CCET 今后组织的各种环保活动。

结束语

在庆祝”華人環保教育信托基金”成立四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仅向为纽西兰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CCET 队伍中的各位信托人和骨干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谢意。愿我们大家让能象他们那样,努力提升华人社会的环保形象,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享有纽西兰自然优美的风光。

(2006年4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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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作品

谭盾和《茶》:2006年惠灵顿国际艺术节的亮点

作者: 毛 芃

2006年新西兰国际艺术节从2月24日起开始举行,今年国际艺术节的各类节目丰富多彩,而最突出的亮点是著名美籍华人艺术家谭盾先生亲自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出他创作的现代歌剧《茶》。2月25日星期六晚,在庆祝谭盾歌剧在新西兰首演的酒会上,本记者采访了谭盾。

新西兰国际艺术节是本国最大的艺术盛事。自1986年开始的国际艺术节每两年一次在首都惠灵顿举行。艺术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表演他们具有国际水准的歌剧、戏剧、舞蹈、音乐,同时艺术节还会安排一些免费的艺术展览活动、文学活动和视觉艺术活动。

今年的国际艺术节将持续近一个月,到3月19日结束。

谭盾:新西兰人对他不陌生

许多华人对谭盾并不陌生,他曾因创作《卧虎藏龙》电影音乐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他还在两年前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配过乐。

对谭盾来说,新西兰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早在1988年,谭盾就首次踏上新西兰的土地,在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进行了六个星期的音乐讲学和研究工作。在上一届即 2004年国际艺术节上,谭盾曾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出了交响音乐会《地图》。他在这场艺术节音乐类项目的压轴音乐会上,前卫性地在音乐中采用大自然的声响,这给惠灵顿的音乐爱好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深受西方音乐家好评的《茶》

谭盾创作的歌剧《茶》通过追述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和中国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引出中国唐代公主兰与来唐学习茶道的日本王子之间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中国公主被迫在自己亲弟弟和恋人之间做选择,她为阻挡两人之间的格斗而身亡,日本王子随后也出家做了和尚,但是他在几十年的孤独中都一直深深怀恋着中国公主。

《茶》于2002年在日本东京 Suntory Hall首次上演。2003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上演。2004年在法国里昂上演,作为法国庆祝中国文化年的一个重点节目。在这之后,《茶》又在德国歌剧院登场。

《茶》自上演后有两个版本-东京版本和里昂版本。这次在惠灵顿上演的是法国里昂版本,舞台总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均由来自里昂歌剧院的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小组负责。

本届国际艺术节开幕的第二天, 也就是2月25日上星期六,《茶》作为重头戏在惠灵顿Michael Fowler Centre隆重上演。

象谭盾以往的标志性音乐一样,歌剧《茶》充满了谭盾音乐所特有的大自然的声响- 水的声音、纸的声音、石头的声音,无形之中给这出现代歌剧增添了诗意、神秘和东方特色。

歌剧一开始,三个身穿丝质古装长裙的年轻姑娘用舞蹈的动作弹奏着谭盾发明的水琴,边弹边缓缓走上舞台。环绕着舞台摆放着三个透明的玻璃水缸,三个姑娘随后随着音乐的节奏优美地用双手时而拍动水面,时而用手把水捧起来让它们缓缓流淌下来,随着音乐旋律的加强,她们会将水猛烈向上泼动让水飞溅下来。

菱形设计的舞台后面,三幅巨大的白色纸张象瀑布般从舞台顶部垂落下来,这三幅白纸其实也是乐器。随着剧情的发展,三个年轻的女子打击乐手或是敲打这特制的白纸,或是来回晃动着纸张,制造出风的声音。

新西兰交响乐团演出中也扮演着特别的角色,乐队成员们没有象往常演出时那样遁入舞台前的乐池里,而是非常醒目地坐在舞台前面,成为歌剧演出的一部分。在舞台上出现用纸张晃动发出的风声时,乐团的成员们也用手来掀动乐谱加以配合。

谭盾的歌剧《茶》不仅有丰富的、独特的音乐元素,也让西方普通大众对悠久的中华文化多了一份感性的接触。对西方人而言,茶正是他们对东方文化最初始的接触。而《茶》这部蕴含多层寓意的歌剧,通过对爱、死亡和宗教等主题的探讨,体现出中国茶经与茶道中蕴含着无数哲理和生活智慧。《茶》以一句“茶是灵魂的镜子”作为结束语。

《茶》在西方世界上演后得到很高评价。《歌剧》杂志 发表评论文章说,“也许自普契尼和伯恩斯坦之后,再没有人为歌唱家写如此优美的音乐了。” 还有评论家在《歌剧》杂志上撰文说,《茶》将一段爱情故事展示得那么优美,比较起来,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世界似乎显得粗糙和不够从容。

《茶》在新西兰受追捧

谭盾此次在新西兰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得到了新西兰艺术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新西兰国际艺术节主任Carla van Zon说,《茶》是本届新西兰 国际艺术节音乐类节目中的扛鼎之作。

新西兰国际艺术节在介绍这一现代歌剧的文章中说:“谭盾作为作曲家的独创性在这出歌剧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示,他音乐中非常规性的声响所带来的震撼力会给观众带来新奇和愉快的感受。”

《新西兰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说,《茶》蕴含着最精致的文化和哲学寓言。

惠灵顿大报Dominion Post 发表有关《茶》的评论文章时说,谭盾可能是今年艺术节最耀眼的音乐艺术家。

采访谭盾

从2月24日国际艺术节开幕到次日《茶》在惠灵顿上演,谭盾接受了新西兰各类媒体采访共46次。

2月25日(星期六)晚,在庆祝谭盾歌剧在新西兰首演的酒会上,本报记者抓紧时机采访了谭盾。问起他为何会想到用大自然的声音来丰富音乐的表现力,他说他是湖南人,湖南是蔡伦的故乡,他对纸很早就有兴趣。从89年起就开始尝试把纸当乐器使用。而对水的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小时候喜欢在河水里游泳,也常常听到家乡的妇女们在浏阳河畔洗衣、洗菜和玩水的声音。他说,他之所以决定用水当制作乐器的材料并演奏水乐,除了出于对家乡生活的怀念外,更主要的是想唤醒大家对身边最司空见惯、最容易忽视的东西的关注。

不过,谭盾强调说,形式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音乐本身要有灵魂,要有内在的东西。

纽西兰音乐学院副教授 John Body 在看完歌剧演唱后接受了本记者的采访。他说谭盾的《茶》非常娴熟地将西方歌剧的传统(演唱风格和对交响乐的运用)同中国文化传统(动人的爱情故事和故事背后体现的哲学)以及新的、实验性的音响 (纸声、水声和石头声)结合在一起。他相信很少有作曲家能够象谭盾在《茶》中所表现的那样将这些元素有效地、令人信服地结合起来。

John Body 副教授还对谭盾的指挥也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观看谭盾的指挥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他的指挥动作同他作品中体现的精神非常合拍。

华人作曲家和钢琴家、目前在肯特伯雷大学音乐学院任教的高平先生对本记者说,歌剧《茶》的音乐和歌词非常富有诗意,视觉效果也非常优美。这些都是谭盾近年来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高先生还说,谭盾在管弦乐作曲上非常富有想象力。

这出长达两小时的歌剧几乎全用英语演唱,歌剧中的全部主要演员由华人歌唱家担任,这5位歌唱家都是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目前在世界各主要歌剧院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们分别是李秀英、傅海静、莫华伦、Dong-Jian Gong和Ning Liang。

据了解,谭盾下一部的电影音乐将是为冯小刚的《夜宴》配乐。同时,他也将张艺谋合作创作歌剧《秦始皇》。

谭盾生于1957年,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80年代出国深造。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奥克兰亚信金融卓越基金会对谭盾的这次音乐演唱做了大量的幕后支持工作,该基金会对上届(2004年)新西兰国际艺术节的谭盾音乐会也进行了同样的幕后支持,亚信金融卓越基金会还赞助了谭盾2005年在中国举行的音乐作品《地图》的巡回演出。同时,亚信金融卓越基金会还赞助过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和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以及在中国举办的新西兰电影节。

原文写于200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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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奇葩》: 从戈壁女知青到新西兰女作家

《戈壁奇葩》是新西兰华裔女作家刘维隽女士创作的一本讲述华人女性在困境面前永不低头的故事。

作者:  毛  芃

2004年9月,纽西兰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了一部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戈壁奇葩》。这本书的作者名叫Weijun Collins (刘维隽),她现定居在奥克兰北岸。

《戈壁奇葩》是一本自传性文学作品﹐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悲惨遭遇。这本书在类型和风格上和近年来在西方非常流行,和畅销的中国女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鸿》 ( Wild Swans) 、《上海生死劫》和《落叶》 ( Falling Leaves)  等书籍属于同一类形。

刘维隽的故事对许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是不陌生的。

年轻时的刘维隽女士

她出生在中国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十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被打成共产党的敌人﹐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就永远失踪了。

父亲的遭遇使得当时年仅十来岁的刘维隽感到羞辱﹐她想自己要是能够出生在工人或是农民家庭该多好。

失去父亲之后﹐刘维隽和她的母亲及一个兄弟被迫迁徙到一个贫困的乡村地区。她在那里艰难地进行著她的学业﹐但是最终没有躲过一劫。因为她父亲的 “罪行”,也因为天真无邪的天性往往给她惹来麻烦﹐她在21岁的时候被放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 103团13队﹐在戈壁滩上开始了长达10年的苦难生活。

戈壁滩的生活条件艰苦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住在从地上挖出的地窑子裡面﹐几乎没有什麽吃的﹐沙漠的天气要麽非常寒冷要麽非常炎热。冬天平均气温是零下36度﹐最寒冷时气温能达到零下45度。可是天再冷也得工作。极度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她几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对生活的希望使她顽强地活了下来。

那个年代的人们是没有什麽精神生活的。

刘维隽爱读书﹐可是她的仅有的书都被红卫兵给烧了。不过她后来奇迹般地找到一本英文教材﹐于是想方设法偷偷地自学英语。1975年﹐刘维隽在戈壁滩呆了十年之后终于离开了那裡。经过数不清的週折之后﹐她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一所工厂的附属学校当上了一名英语老师。

虽然生活艰难﹐Weijun个人感情生活却充满了色彩﹐她的第一位丈夫是她少年时候的恋人﹐后来她又爱上了一个比她小将近20岁的男人﹐不用说﹐这段恋爱历尽了波折。

1995年﹐51岁的刘维隽移民到了纽西兰﹐后来同奥克兰大学一个教授结了婚﹐开始过上了从前所梦想的幸福美满生活。

英文撰写的《沙漠玫瑰》向西方读者描述了毛泽东统治下的文革时期裡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书中揭露了人性在那个黑暗的年月如何被扭曲﹐对你进行疯狂迫害的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和昔日的朋友。同时这本书也歌颂了存在人性中的真诚﹑善良和乐观精神。

刊登在New Zealand Herald上的一篇书评说﹐《沙漠玫瑰》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刘维隽天真无邪的性格令我们动容﹐而她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更令人们深深钦佩。

刘维隽的一生的确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接受我的採访时﹐刘维隽讲述了她后来如何移民纽西兰的经历。

其实﹐Weijun1986年的时候就来到过纽西兰﹐在这裡学习了一年英语。她之所以能够来到纽西兰﹐这其中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1980年﹐刘维隽从乌鲁木齐调回离青岛市不太远的一个地方。1986年﹐她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崂山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叫做Bruce Renton的纽西兰老人。

Renton先生迷了路,当地的农民就把他带到刘维隽那里,因为她当时是个英文老师,热心的农民认为刘维隽一定能帮到他。维隽用自己不是太灵光的英语耐心向Renton先生解释,连比划带写,后来和当地农民一起把他送回了他住的宾馆。

刘维隽的善良和热情令Renton先生很是感动,次年他又来到中国找到维隽﹐邀请她来纽西兰学习一年的英语。

说起来﹐Renton先生也不是寻常人士﹐他的内弟是当时的纽西兰外交部长。

 Renton先生怀揣著外交部长的亲笔邀请信﹐顺利地帮助刘维隽办妥了来纽西兰的学习手续。

在纽西兰学习的一年里,刘维隽起早贪黑地学英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字典,到处同人交谈,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遇到不会说的话就向本地人求教。经过一年的刻苦用功,她的英文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1987年回国以后﹐她进入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当上了英文老师。

不用说, 刘维隽同Renton先生早已经成了好朋友。Renton先生以后每年都要到中国度假,在维隽家里住上一段时间。90年代适逢中国大搞经济建设﹐到处招商引资。青岛当地一家工厂打上了与中国人友好的Renton先生的主意。他们劝说Renton先生投资,善良的Renton先生轻信了厂方的诺言,不顾维隽的阻拦,回新西兰后立即给那家工厂帐户打入四万美金。结果不幸发生了维隽担心的事情。

那家厂子拿了钱后就变了挂,说好的新项目也不搞,钱也不还。远在纽西兰的Renton先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不方便一遍遍跑中国,就把要帐的事情委託给了维隽。

刘维隽看到Renton先生的善良和对中国的友好被人利用非常愤怒,发誓一定要把账要回来。她不知道跑了多少次﹐看磨嘴皮子没办法﹐她乾脆在该工厂绝食。该工厂知道了Renton先生的内弟是外交部长,怕事情闹大引起外交事端,把四万美金退还给了Renton先生。

在我的请求下,维隽还讲述了她生命中富于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她说她头一次结婚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裡都是同丈夫两人分居。她在戈壁沙漠﹐丈夫在山东﹐每年两人只有15天的团聚时间﹐夫妻二人的关係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他们在有了两个女儿后离了婚。

刘维隽告诉我,她后来在新疆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她遇见了一个小她将近20岁的小伙子,小伙子非常爱她,她也非常喜爱小伙子的纯洁和英俊。两人不顾世俗的阻拦陷入了爱河。维隽1987年从纽西兰学完英语回到中国后就同这个小伙子结了婚,后来还把他从新疆调动到山东。但是后来个小伙子又有了其它情人。小伙子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中国男人几千年来都纳妾养小老婆的,然而对爱情抱有理想主意态度的维隽绝对不能接受在爱情上被欺骗,她毅然同这个小伙子分了手。因为她的大女儿在1991年来到纽西兰﹐她于是在1995年再度来到纽西兰,同女儿生活在一起。

刘维隽 在接受新西兰《新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描述她那段惊世爱情的。

“在那时却绝无仅有,是大逆不道,是惹人笑骂的。但我很认真也很痴心,抱定了决心,为了爱不惜牺牲一切。因为他的确给了我真挚的爱。你知道,三字经说得好:”人之初,性本善”, 未受世俗影响的人性是可以十分美好善良的。我所体验的正是那种美伦美奂的纯真之情。虽然我很明白中国的世俗社会容不下我们,但为了真正的爱,什麽恶势力我 也不怕。我打算把这份爱放在内心,永不变心。

柏拉图的精神之恋对我很合适。我在山乡和老母、孩子过著寂寞的生活,唯一的安慰就是他的来信。后来由于他人从 中作祟,他的信我也收不到了。即使这样,我也从未动摇自己对爱的信念。

“我在孤独中生活了六年,想念他的时候,就拿出他的信读一读,就又恢复了对人生的热爱。我想:毕竟我尝受过幸福。突然间,生活给了我回报,叫我有了出国的机会。我在新西兰时,他向我提出了结婚的愿望。那时他的户口和工作关係都在新疆。你想我能拒绝他吗?在这之前,我过的是所谓两地分居的畸形生活,是那个荒诞年月的特殊产物,长达十七年,我空守一纸结婚证书,一年十二个月有十一个半月孑然一身,因为政府规定夫妻探亲假一年只有十五天。

“我孤苦无依,除了工作的辛劳外,还要一人负担全部家务劳 动。黄昏的时候,百鸟归巢,行人返家,我面对孤灯一盏,苦苦熬著一个又一个凄凉悲哀的黑夜。我的年轻恋人像一缕阳光洒进了我黯淡无望的生活,有言道”爱情是尊重的别名”,他的爱赋予了我尊重,我变自信了,我的生活变了样。而在这之前,我作为”黑五类”子女,到处是歧视和冷落,自尊心受到无情践踏。当时我从新西兰回国就是奔他而去的。新西兰的阳光虽然灿烂,比不上爱的光辉能照亮心灵、鼓舞意志。”

当我问起刘维隽如何同她现在的先生结识﹐她幸福地介绍说她的先生Collins是奥克兰大学工程学院的教授﹐是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2003年还因为在工程学的出色研究而在伦敦接受了国际工程学会的金奖。

维隽说她同Collins先生是在商场购物时候认识的。后来就经常有联係﹐两个人因为都十分爱好西方古典文学﹐一来二去的有了感情。因为Collins先生的妻子在他们两个认识的两年前因乳腺癌症而过世﹐他们两个就走到了一起﹐现在生活得很美满。Collins先生还带著维隽到许多国家旅游。

刘维隽还自豪地说她的两个女儿。两人现在都已经从奥克兰大学毕业﹐大女儿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公司﹐二女儿学的是电脑专业﹐现在悉尼工作。

我同刘维隽谈到了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来自中国大陆女作家在海外创作出版的几本自传体小说,如郑念在美国写的《上海生死劫》和张戎在英国写的家族史小说《 鸿》,并问她的作品同这些书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维隽说,她很推崇《鸿》这部作品。她说她自己的作品同他人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自己的书中不仅仅是诉说文革带来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她描述了自己如何自强不息在困境中保持坚强不屈的精神、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说,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各种苦难和困境,她写这本书是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启发那些受到苦难折磨的人一定要坚强,只要坚强就能从苦难中走出来,黑暗过去是曙光。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争取到幸福。

刘维隽說,如果她能做到,別人也一定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