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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每年3月前后，是全新西兰各高校开学的日子，也是大量中国留学生开始他们在新西兰求学、追求梦想的日子。脱离熟悉的环境，远离家人朋友，独自来到语言文化陌生的地方，年轻学子们其实有许多难题要面对。

留学生活不都是浪漫的日子， 新西兰并不是世外桃源，如何在独立的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这是留学生们需要正视的。

其实，在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留学环境、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方面，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奥克兰领事馆的官员们做过不少切实工作。前两天，我还因一个留学生案子同大使馆的教育参赞联络，亲身体验到他们对留学生安全的重视。

2010年3月3日，我应邀参加在AUT（奥克兰理工大学）举办的一个留学生安全教育座谈会，教育领事高宇航先生同警方华裔联络官 Jessica Phuang 的讲话内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所讲述的案例、他们提出忠告和建议，相信对所有的留学生们来说都很有价值。

以下内容是根据高宇航先生和杰西卡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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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勿作假，作假被抓后果严重

新西兰是一个高度的法制国家，留学生一定要了解、遵守新西兰的法律、法规，遵守新西兰的文化习俗。 一些在中国看来可能不那么严重的事情，在新西兰就可能是违法的，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在新西兰的高校，写论文时抄袭他人文章、或是采用他人观点不注明出处、来源，会受到相应处罚。

在新西兰，文件造假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Manukau 法庭曾经宣判过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伪造文件团伙。该团伙在网络上发布消息，称任何文件包括留学回国证明都能伪造。被抓获后，法庭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详尽调查，光是宣判就用了三个钟头。一位仅仅是参与递送假文件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判刑6年。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中国女学生因为不想上课而冒充医生开病假条的事。这种伪造公文行为在新西兰最高可被判刑7年。这一事件最后以造假中国女生向新西兰癌症基金捐款3000元了结。

留学生不要对学校和中介提一些不正当要求，比如花钱购买假签证、假出勤率、假成绩、假证书等，避免给中介公司或个人以及学校违规、违法经营创造可乘之机，因为这样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二、 不贪小利，谨慎交友

在生活、择校上不贪小利，不相互借钱，交友尤其要谨慎。 过往就有中国留学生因为交友不慎而酿惨剧。

2006年4月，年仅19岁的中国留学生万彪被他的“朋友”绑架、杀害，尸体被塞进一个箱子中丢进Waitemata港口。两名杀人凶手Cui Xiangxin 和Li Zheng也都是中国学生，都只有22岁，他们被判终身监禁，至少18年半不得保释。

左起:  Li Zheng 和 Cui Xiangxin  （被判谋杀罪成立，至少服刑18年半不得假释）

还有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也因交友不慎丢掉性命。她因为同男朋友Wen Hui Cui分手，于2003年4月在北岸市被Wen Hui Cui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位在场的中国学生。23岁Wen Hui Cui自己也是留学生，他被判至少19年不得出狱。

Wen Hui Cui 犯案时23岁

2009年8月27日，《新西兰先驱报》公布了一份新西兰最坏罪犯 （NZ’s worst criminals）的名单。名单上，就有上述这三名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名单上仅有的亚裔罪犯。

留学生们不要相互借钱，因为许多纠纷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

不要以为彼此是男女朋友关系，就可以随便借钱给对方，更不能把信用卡密码告诉对方，因为对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你，成为别他人的男友或女友。

2003年1月到5月，新西兰共发生留学生绑架案23起，平均每周一起。基本上都是交友不慎或是经济纠纷引起，这还不包括私下解决的。

绑架案发生如此频繁，以至于新西兰法院法官法庭上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是华人学生绑架季节吗？“

实际上，新西兰至少在2010年之前发生的中国学生被绑架案，绑架者都是中国人。

三、 遇到问题不要怕，要及时报警

留学生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联系学校、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移民局、或教育部，以得到及时帮助。 

学生们万一发生被盗、被抢事件，一定要报警，这样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伤害，被盗的物品也有找回来的可能性。而且，到保险公司办理赔付事项也需要警方的证明及报案登记。

更为重要的是，报警会使警方了解针对特定族群的犯罪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更好地保护社会。

新西兰社会清廉度很高，警察不会偏袒哪一方，更不会收取贿赂。如果你贿赂警察，警察不但不会接受，行贿者还会有麻烦。

受到他人欺侮、威胁也要报警、报告学校。

曾经有一名中国女生被一名中国男生殴打、恐吓，那个女生非常恐惧，精神几乎崩溃。她最后鼓足勇气报案，结果是那个曾经威吓她的男生在调查人员面前吓得浑身发抖。

四、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

从2003年到2006年，在新西兰因过马路而被车撞死的人全部是亚裔，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

一位从北京来的学生到新西兰47天就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这位1.85米的帅气小伙子才只有20岁，非常令人痛惜。

高宇航先生说，最令他难以启齿的是告知留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在新西兰遇车祸身亡。

当然，开车一定要遵守新西兰交通规则。

五、 保持与家人联系  外出要告诉室友

高宇航先生再三告诫留学生们一定要定期同国内亲人联系，避免父母担忧。他说：做儿女的一定要明白，无论同家里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父母亲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的孩子。

据高宇航先生说，新西兰每年都约有30起中国留学生失踪案需要领事馆协助寻找。那些因孩子失踪而致电领事馆的留学生家长一个个都是心急如焚。

为了寻找那些失踪的中国留学生，领事馆和警察年年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的情况下是留学生去某地旅行，过些日子自己回来了，有的是干了违法的事被抓进监狱了，还有的可能是逾期滞留“黑”下来，因为海关显示他们并没有出境。

到2010年为止，仍有两个失踪七、八年的中国学生没有下落，而他们在国内的父母因为不知道儿女的命运如何而度日如年。

留学生外出时，一定要告诉Homestay（寄宿家庭） 家长或是Flatmate （室友）自己的行踪，而且一定要留下联络电话。这样万一失踪，警方也会知道你最后的去向、同什么人在一起，这些线索对警察及时破案会起到关键作用。

（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华页》）

​从2010年2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新西兰发生了 3起恶性袭警事件。这些事件已经严重到迫使总理John Key公开表态，说要修改法律、加大对袭警罪犯的惩罚力度。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也出面强调要“重建法律尊严”、“重建对于法律的敬畏” 。

三起袭警事件令人痛心

2010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在奥克兰以南55公里的Tuakau 小镇上，警官John Connolly在劝解打群架的学生时遭到这些学生的群殴，几乎被活活打死。

这天下午，39岁的警官John Connolly休班在家。他发现离家不远处有两拨学生打群架，于是过去劝解，希望他们停止殴斗。结果这两拨学生（约30人）一拥而上，对Connolly警官大打出手，把他打倒在地后继续拳打脚踢，还疯狂在他身上和头上踩踏，直到把 Connolly警官打得失去知觉。John Connolly警官后来被送进奥克兰Middlemore医院治疗。他的头盖骨被打裂，面部多处骨折，肺部受伤，颌骨、踝骨都被打碎。他的警察同事们都以为他活不过来了。

Franklin市长曾经在奥克兰南区做过警官，他对发生的事件非常震惊。他说，过去17年来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对警察采取如此暴力的行为。 

一些目睹了残酷殴打警察场面的学生甚至要接受心理辅导。

警方誓言要将行凶歹徒绳之以法， 要他们为自己的野蛮行径付出应有的代价。

参与殴打警官的凶手基本上是当地高中Tuakau College的学生。

至25日（本周四），警方已经抓获了11名行凶疑犯，这些人的年龄从14到18岁不等， 他们将在Pukekohe 青年法庭出庭。另外两名13岁的少年因为年龄关系，将由另一个机构Police Youth Aid 处理。

Tuakau College高中校长表示，一些参与行凶的学生可能会被开除。

警方披露说，John Connolly警官目前处于康复中，可能还要在医院继续治疗2到3周。但由于受伤太重，完全康复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西兰警察专员Howard Broad 先生和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分别专程到医院探望了John Connolly警官，对他进行慰问。 

2月20日（上周六），在Whangarei北部的Kamo，发生了另一起袭警事件，一位警官被一名涉嫌醉酒驾车的司机咬掉一块嘴唇。

当天晚上大约11点15分，29岁的Reo Rangipohewa Uerata涉嫌醉酒驾车被警察截停。Reo Rangipohewa Uerata不但不配合警官的询问，反而动手野蛮殴打对他进行询问的警官，该警官面部严重受伤，一大块嘴唇被咬掉。

Reo Rangipohewa Uerata事后被控6项罪名，包括袭击、拒捕、重伤他人身体致人毁容、违章驾驶、拒绝警方采取血液样本、威胁袭击另一名警察。他已经在Whangarei地区法院出庭。

第三起袭警事件发生在21日（上周日）晚。警察在Oamaru的Thames的一个路段上对过路司机进行例行的酒精测试。一位驾车者被测出酒精超标后，不但不配合警察进行进一步测试，反而袭击警察。警察遂使用胡椒喷雾器试图将他制服，结果这辆车中的五名乘客全部跳出车来，把警察打倒在地，并持续对他拳打脚踢。

这位警官后来被送进医院医治，他的脸部、肘部和膝盖都有受伤。警方对参与袭警的六个人进行了讯问，对其中三名男子进行了起诉， 这三名男子一人20岁，两人18岁。

政府考虑加重惩罚袭警行为

上周末发生的3起严重袭警行为震惊了全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增加对那些袭警罪犯的判刑力度。

总理John Key 22日说：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不可能全面制止袭警行为的发生，但是会向社会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

John Key说：警察工作有风险，我们要让警察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他们值得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尊敬。

Key认为袭击警察的凶徒有的可能使用毒品。不过，他不赞同为值勤警察配备武器。原因是给警察配备的武器可能会被罪犯抢夺过来对付警察。而因为这一点，警察也不大情愿拔出武器。

新西兰警察现在已配有太瑟枪，太瑟枪可以用来制服凶徒，但不会致人死亡。
恶性袭警事件发生后，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呼吁“有必要重建对于法律的敬畏”。

Collins部长说：她已经着手对法律作出改变的工作，以使法律更能保护警察，但首要的一步是要在社会上开始重新建立对于法律的尊重和敬畏。

在西澳大利亚州，袭警罪犯被监禁6个月。

警察协会主席分析袭警现象

近日，新西兰警察协会主席Greg O’Connor先生对于上周末发生的几宗袭警事件发表了评论。他说，这不是偶然事件，在新西兰，袭警事件已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O’Connor先生说：全社会应该意识到，袭击执行公务的警察，不仅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更是对社会和法律的蔑视，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公众看到警察似乎连他们自己都无法保护好，不可避免地会对警察保护社会的能力失去信心。

Greg O’Connor先生对在新西兰不断扩大的惯于批评、指责警察的风气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风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轻视警察、蔑视法律。

Greg O’Connor先生认为社会对警察工作存有一定偏见，认为警察在公务中遭人辱骂、吐痰、推搡、甚至被投掷瓶子、石块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也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媒体和法官也都认为警察应该容忍这些，不觉得这些行为有多严重。

Greg O’Connor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对于警察遭受的轻度侮辱、伤害持默认态度，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袭警事件的发生，比如上个周末发生的这几桩令人愤慨的袭警事件。

Greg O’Connor先生指出：社会过于关注警察操守而不是关注犯罪行为，会助长人们对警察的蔑视态度，认为从事警察工作都是一帮笨蛋，一帮有问题的人。

他说，由于社会大众特别是媒体对于犯罪行为本身不那么关注，反而是对警察在公路上高速追赶有问题的车辆更感兴趣并大肆批评，以至于导致了一种怪现象的出现：人们相信如果你在被警车追赶的时候逃得足够块，警察就不再追赶，会放你一马。

Greg O’Connor先生表示：在寻找到解决袭警事件的方法上，要有足够宽的视野，看得更广阔一些，只有当社会对于袭警事件绝不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原文发表于 2010年02月27日星期六《 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 李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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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下午，奥克兰市中心Whitcoulls 书店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场景：一位温文典雅的中年华人面带谦和、诚挚的微笑在签名售书，书名是Mao’s Last Dancer。

签名售书的作家名叫李存信。70年代末，他是中国舞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80年代、90年代，他旋转、亮相于国际芭蕾舞台，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

放眼全世界华人艺术家，恐怕没有哪个比李存信的人生更富戏剧性、更富传奇色彩。Mao’s Last Dancer就是李存信用英文创作的自传，而根据这本自传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本周三晚在奥克兰举行了首映，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月17日中午，本记者在市中心的Langham 酒店对李存信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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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一：从乡村走进芭蕾舞殿堂

李存信60年代初出生于中国山东青岛附近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家中七兄弟中他排行第六。文革时期，11岁的李存信意外被北京舞蹈学院选去学习芭蕾舞。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7年里，李存信接受了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开始时，这位农村少年不懂芭蕾为何物。可当他发现了芭蕾舞的美妙时，对这门西方古典艺术产生的兴趣和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早上5点，当别的孩子还在睡梦中，他就在腿上绑上沙袋，在楼梯上来回上下地蹦跳；晚上当其他孩子已经入睡时，他点上蜡烛，在舞蹈训练室一圈圈地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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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二：为爱情和艺术“叛逃”美国

70年代末，表现优异的李存信和另一名同学被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选中去美国学习。他们是文革结束后中国送到美国学习的第一批学生。

不会说一句英语的李存信，经过两天的英语培训，踏上了美国国土。这一次去，不但让他打开眼界，还让他认识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美国芭蕾舞女演员。

1981年，李存信第二次去美国学习、表演，他与伊丽莎白相恋。归国的日期到了，因为不忍离开爱人，因为向往美国自由的艺术氛围，李存信痛下决心留在美国。他同年仅18岁的美国恋人迅速结婚，然后要求在美国定居。休斯敦芭蕾舞团希望李存信能向中国驻美机构解释清这件事。在妻子、律师和芭蕾舞团艺术指导的陪同下，李存信进入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在领事馆被扣。

李存信的“叛逃”行为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根、副总统布什都亲自过问此事。经过两国政府协商，李存信在被扣押21小时之后，被准许留在美国。此后，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担任主演。

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李存信说：他当年决定留在美国，首要是为了爱情。这是他的初恋，想到返回中国后可能永远再同恋人相见，这让他无法忍受。其次，是为了在芭蕾舞艺术上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李存信说，休斯敦芭蕾舞团有着世界一流的演员、编舞、音乐家，能与他们合作演出，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事。再者，休斯敦芭蕾舞团每年能上演五、六场新剧目，一年演出的剧目相当于中国五、六年演出的总合。而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在跳红色芭蕾舞。

更重要的是，李存信在美国进一步地领悟到了芭蕾舞的境界，懂得艺术和个体的自由表达。他对记者说：“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芭蕾舞演员的艺术生命很短，留在美国，无疑有更多的艺术发展机会。为了爱情，为了追求倾注了全身心热情的芭蕾舞事业，李存信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之后的多年，他无法同家人联系，不知道家人是否会因为他受到牵连，而家人也不知道他在美国情况如何，是死是活。

李存信说，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很想家。为了排遣痛苦，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芭蕾舞中。可每天总有不排练、不表演的时候。他那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常从噩梦中惊醒。

更让李存信痛苦的是他同伊丽莎白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半。回首过去，李存信感慨道：“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我20岁，伊丽莎白18岁。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伊丽莎白不懂中文，两个人很难有深层的交流。而两人的文化、成长背景差异太大。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心理压力很大，这种焦虑、痛苦、不安的情绪肯定会影响到伊丽莎白。”

分手后，李存信和伊丽莎白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对方后来也重新建立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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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三：世界芭蕾舞台上大放异彩

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工作了16年，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他被世界上一些顶级芭蕾舞团聘请为客座演员；他曾在三项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得两次银奖、一次铜奖。他还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优秀芭蕾舞演员之一。

一次在伦敦表演时，李存信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芭蕾舞演员Mary McKendry。Mary是澳大利亚人。1987年，两人在美国结婚。90年代中旬，他们移居墨尔本。

在问到李存信后来同中国父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时，李存信对本记者讲述了一个感人故事。

李存信是在同中国隔绝关系6年后在美国见到了父母亲。这多亏当时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夫人芭芭拉的鼎力相助。李存信说，老布什是美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后最早被派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夫妻俩人对中国感情非常深。他第一次到美国没多久，就被芭芭拉请到家中吃饭，芭芭拉是休斯敦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

在老布什夫妇的帮助下，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村的李存信父母生平第一坐火车、坐飞机、第一出国、第一次进剧院、第一次观看芭蕾舞演出、第一次看自己儿子的表演。

由于飞机晚点，李存信的父母无法在演出开始前赶到剧院，剧院方面破天荒地延迟演出。由于李存信的故事当时在休斯敦广为人知，当李存信的父母颤巍巍地走进剧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存信说，他是在演出开演前才知道父母已到美国，就要来看他的演出，他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

李存信对父母有着深厚的感情。在Mao’s Last Dancer 这部自传中，每每提到父亲或母亲时，李存信使用的是“Die（爹）”、“（Niang）娘”这样的中文拼音，而没有用相应的英文单词。谈到这一点时，李存信解释说：“这样写让我感到亲切，从小我就是称呼父母为‘爹’、‘娘’，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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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四：从芭蕾舞王子到股票经纪人

李存信与太太移居澳大利亚后加入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女儿苏菲很小就有耳疾，几近失聪，玛丽不得不在事业巅峰期退出舞台，在家照顾孩子。

芭蕾舞演员表演生涯短暂，34岁的年龄上，李存信就开始为今后的转行做筹划。他可以驾轻就熟去做芭蕾舞老师，但是要让家庭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平，要让孩子们接受优质的教育，要帮助山东的父母、兄弟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必须要做更有收益的工作。于是，李存信选择了学习财会和金融。1997年，他参加了澳大利亚证券学院（Australian Securities Institute）的远程学习，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在从芭蕾舞生涯向股票经纪人的两年过渡期间，李存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功，8点赶到证券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工作。中午之后，是他参加排练和演出的时间。对一个从小沉浸在芭蕾舞世界的人来说，股票、金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学习的障碍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李存信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经纪人。他目前在澳大利亚一家证券公司担任高级经理。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李存信商业上的成功像他在芭蕾舞艺术上的成功一样，另人震惊、称奇。这些年来，他不断地被金融公司、公关公司以及包括IBM公司在内的国际知名公司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介绍自己事业成功的经验。2009年5月12日，他还应邀到到奥克兰进行演讲，听众中有许多是商界领袖。

李存信说：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勤奋工作，是他成功的秘诀。

李存信最崇敬的人物是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性格坚强、信念坚定、有宽广的视野、无私的胸怀、巨大的勇气、还有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这些都深深激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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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五：自传畅销全球，搬上银幕

进入21世纪，李存信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写自己的生平故事。2003年9月8日，Mao’s Last Dancer首次在澳大利亚出版，并连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位居澳大利亚10大畅销书排名榜。该书还获得澳大利亚最佳年度图书奖，在美国获得Christopher 奖，并入围全美国自传作品奖提名。

Mao’s Last Dancer到目前已再版45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行。该书中文版《舞遍全球》2007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Mao’s Last Dancer还有专门为中小学生改编的版本，还做成画册，取名《农夫王子》，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儿童中心和小学校都有。

李存信说，写作出版这本书给他的最大的回报是他的故事激励、鼓舞了很多人，给了他们希望和勇气。

2-009年，李存信的女儿苏菲从一个为正常学生开设的高中毕业，并开始上大学了，李存信为此非常骄傲。他去年被选为澳大利“最佳老爸”。

2005年，Mao’s Last Dancer被澳大利亚导演Bruce Beresford搬上银幕；2009年10月1 日影片在澳大利亚首映，由于影片深受欢迎，至今仍在澳大利亚上映。

Mao’s Last Dancer将于2010年3月5日在新西兰影院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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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步很大”

记者问他的爹娘当年是否因为他的“叛逃”而受到迫害，李存信摇头说：“没有，这倒是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体现了邓小平真是在搞改革开放。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情况一定会不同。”

李存信告诉本记者说，他如今可以随时回中国，他还曾作为主演同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到中国演出过两次，不过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些活动时并没有提到他。他现在同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到了北京还会去那儿看看。

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变化，李存信认为”中国整体是向积极的方面发展。现在恐怕不大会发生艺术家叛逃西方的故事，即便发生，也不会惊动国家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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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像任何移民国家一样，新西兰也存在着非法移民问题。在新西兰，非法逾期滞留者大约在两万人左右。据政府劳工部2007年10月的统计数字，逾期滞留新西兰的人数占持短期签证进入新西兰人数的0.11%。虽然新西兰的逾期滞留者并不算多，但毕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社会问题。从去年5月起，政府劳工部对解决非法逾期滞留者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措施。据了解，这一尝试目前在华人社区收效还不错。移民局打算进一步在华人社区推广这一措施。

 

逾期滞留者

逾期滞留者（overstayers）是指那些违反新西兰1987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1987)在新西兰居留的人士；这些人或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新西兰，或是在他们的居留期限到期后继续呆在新西兰，俗话说就是“黑”下来。

这几年，新西兰劳工市场趋紧，失业率较低，这为逾期滞留人士在新西兰非法工作提供了机会。

根据新西兰法律，逾期滞留者一旦被发现，会被强行遣送出境。被遣送者面临5年不得进入新西兰的惩罚；不过，那些自愿遣返的逾期滞留人士是有机会重新进入新西兰的。

新西兰的逾期滞留者主要来自四个国家–萨摩亚、中国、汤加和英国。

近几年，逾期滞留人数有所下降，其中下降较多的是来自汤加、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巴西的非法移民。然而，来自萨摩亚、中国、英国、马拉西亚、图瓦卢、菲律宾和捷克共和国的逾期滞留者没怎么减少。

2007年，当时的政府移民部长David Cunliffe说：“非法移民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新西兰在海外的移民官员对于申请来访新西兰的人士在审批上严格了许多。”

据今年9月22日新西兰英文媒体报道， 本国太平洋岛民社区的领袖正在敦促逾期滞留的太平洋岛民返回家园。据报，越来越多的太平岛人家庭敦促他们逾期滞留的朋友或亲戚去移民局报道，请求自愿遣返。这是因为经济环境不景导致生活变得艰苦；同时，也因为太平洋岛社区对待逾期滞留人士的态度在转变，特别是那些出生在新西兰的太平洋岛人，他们对待逾期滞留的同胞并不抱同情态度。

 

2001 – 2008年逾期滞留人士离开新西兰情况一览表  

 

	20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被遣返	503	555	896	985	1,021	758	714
自愿返回	410	559	846	841	822	774	763
总    数	913	1,114	1,742	1,826	1,843	1,532	1,477

（资料来源于政府劳工部网站）

 

劳工部开办“资讯诊所”

为了解决逾期滞留问题，新西兰移民局从去年5月份起，尝试通过同非法移民的正常接触，通过免费开办“资讯诊所”，对他们的案子一个个诊断号脉，看哪些可以有机会得到签证以便合法生活在新西兰，哪些因为无望得到签证而自愿遣返。

移民局分别在华人社区、岛民社区、韩国人社区和印度社区进行尝试。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证明这一做法在华人社区还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处于尝试阶段，移民局得到本地华人社团支持, 由谢松柏移民中介协助处理逾期滞留者案子。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谢先生说：他在过去一年多里，一共接受了几十个非法滞留案。一些合乎移民政策的逾期滞留人士拿到了签证，从此可以合法生活在新西兰。还有一些人士因为无法达到移民规定的标准而在不被处罚的情况下自愿返回中国。谢先生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一位逾期滞留人士去年11月自愿返回上海。但上一周，此人的工作签证申请被批准，现在，这名人士可以光明正大地返回新西兰生活和工作了。”

 

“资讯诊所”

根据来自劳工部门的消息，资讯诊所是政府“为那些非法在新西兰居留的、关注自身移民资格的人士开设。诊所环境安全，参加人员可以坦然同移民部官员商讨解决他们移民资格的最佳方案；同时，无须担忧政府非法移民检查官前来搜查。”

据谢先生说：“为逾期滞留者免费开办‘资讯诊所’的办法在其他几个社区不太成功，这是因为许多非法移民害怕一旦前去参加，会被移民局官员关押并遣返。但是这一做法在华人社区比较有成效，所以移民局决定扩大针对逾期滞留人士开办的‘资讯诊所’；同时，也扩大对主持‘资讯诊所’的移民官员的培训。

 

在对移民官进行的“资讯诊所”培训指南中，本记者在“开设目的”一栏中见到下列内容：

• 教育社区了解1987年移民法和相关政策
• 为一般性逾期滞留人士提供可选择的解决方案
• 以及时、透明、公开和诚实的态度和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下提供服务。
• 鼓励逾期滞留者遵守1987年移民法。
• 通过同社区组织的合作提高对逾期滞留问题的认识。

 

对华人逾期滞留人士的建议

据谢先生说：新西兰目前约两万名逾期滞留者中，来自中国的逾期滞留人数约有五分之一。谢先生说，移民局准备在今年11月中旬免费为华人逾期滞留者开办“资讯诊所”，所以，那些希望解决移民身份的华人逾期滞留者不妨同谢先生联系，了解参加“资讯诊所”的详细情况。联系电话是：021 661 388 。

 

逾期滞留者孩子可以上学

另据今年9月17日英文媒体报道：根据政府对移民法的一项修正案，逾期滞留人士的孩子将被允许在新西兰的学校上学。

据了解，这项修正案将同意教育部允许逾期滞留人士在移民资格处理过程中，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 9月17日说，政府不想看到孩子因为父母的行为而遭受惩罚。但他强调说，政府这个举措并不表示送孩子们去上学是得到居留权的一条路子。

目前，这个修正案正在国会的处理过程中，已被放入长达524页的移民法。重新修改移民法在国会已经进行好几年了。

作者： 毛 芃

自建立奥克兰大都市的计划提出后，John Key 领导的国家党政府就为是否要在未来的大都市议会中设立特别的专属毛利议席而左右为难。

国家党政府的两个执政伙伴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毛利党力主设立毛利议席，就像在国会中一向有毛利议席那样；行动党对此则坚决反对。行动党领袖Rodney Hide是政府地方部长，主导着将大奥克兰市重组计划草案引入国会的工作。

国家党政府内阁先前原则上是不同意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的。但今年（2009）6月3日，总理John Key似乎暗示会有这种可能性。而毛利党一直都在游说政府改变决定。

不过，Rodney Hide毫不动摇。他说：“在我看来, 设立专门的毛利议席从根本上违反了新西兰的文化，违反了行动党的原则，作为行动党领袖，我无法在良心上接受这种做法。”

今年（2009）6月，Hide向John Key表明了立场：如果允许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出现任何形式的毛利议席，他将辞去地方政府部长职务。

本周二，国家党资深议员 Tau Henare给国家党内阁成员发电子邮件，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有关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设立毛利议席的法案，他还指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威胁国家党。

这封信本周三晚被国家党另一议员匿名发给电视3台，随后被公之于众，顿时举国哗然。

未来大奥克兰市议会是否应设毛利人议席再度成为国人讨论的焦点。

毛利党合作领袖Tariana Turia 指责Rodney Hide打种族牌。她说：“Rodney 需要明白毛利人同政府之间有怀唐依协定，从1840年起双方就是这种关系了。”

Hide否认威胁政府，他说只是表面明立场而已。

他在国会表示：“我们相信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的选票都是等价值的，政治权力中的职位应当在公平和自由的选举中对每一个人开放。”

国家党现在面临两种选择：既可以选择同行动党站一起，也可选择同毛利党站一起。

目前，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奥克兰就是否设立毛利议席征集各方意见，预计将在两周后向政府作出汇报，并为决策提供建议。

John Key 发言人说，国家党同行动党关系依然牢固，还说行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向众所周知。

有评论人士认为，国家党看来不会把保留毛利议席纳入超级大都市法案中。

主流社会对待毛利议席的意见也是截然相反。电视3台周三晚对1000名选民所做的民调结果是，45%的人赞同，44%的人反对。

有评论人士说，应该让奥克兰人来决定是否设立毛利议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他说，政府建立大奥克兰市的初衷不就是想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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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人士如何看待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专属毛利议席

王小选：

Rodney Hide的立场体现了行动党的一贯主张，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力，不该以肤色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华人是少数族群，对种族歧视很敏感。当被人用歧视性语言辱骂时，我们会感到冤屈。当别人争取自己的特权时，我们同样应该抱以不能容忍的心态。Rodney并不是在为白人争取利益，他是在为所有新西兰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包括我们亚裔人在内。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像反对种族歧视一样反对种族特权。

如果给一个种族以特权，那其实是对其他族群的歧视，这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简绍武：

按照新西兰的历史传统，是应该给毛利人以特殊照顾。新西兰国会中就保留有７个毛利议席。不过，历史在演变，时代在变化。华人100多年前就来新西兰了，以现在华人的数量和对国家经济上的贡献，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给华人两个议席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讲平等比较好。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Peter Lu：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国会如果立法规定大奥克兰市议会必须设毛利议席，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这么做更好。

毛利问题一直是新西兰社会面临的难题。两个主要政党不断受这个问题困扰而裹足不前。毛利人国会里有毛利议席，还有毛利党，这已经给毛利人从立法到政治上足够的利益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再在地方政府中设立议席，就没必要了。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总理John Key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豫、暧昧，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赞成，这样做相当于把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伤口又撕裂了。

总体来说，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没有必要，但真要是设立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利问题在新西兰还会长期存在。但我相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毛利族群会越来越走向进步。　

林爽：

毛利人是新西兰大地的主人，根据怀唐依條約，一定要給毛利人提供各种机会。我们生活在新西兰，就要面对毛利人的问题，了解历史，明白毛利人的處境及心態。華人移民千萬別先入為主，以白人觀點看待他們，必須有自己的主見，避免以耳當目，歧視毛利人。

Enya （2003年新西兰知识浪潮15名杰出青年之一）

我认为不应该专门为毛利人设议席。新西兰人的利益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族群都要求特殊照顾，国家不就四分五裂了吗？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争取自己的权益，靠自己的能力来争取是最公平的，毛利人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要老是想着要照顾。

南太井蛙

新西兰现在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每个新西兰人，不管来自哪个族群，在珍惜、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都应该在心底里把自己当成新西兰人。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已经对毛利族群有许多照顾了。国会中有专门的毛利议席，政坛中还有毛利党。毛利人的权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在市政府一级的选举上，就没必要再为毛利人设议席了。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是不是也要为岛人、华人、印度人设议席呢？我想各族群之间还是融为一体比较好。

洪老师 （Pakuranga华人协会）

我认为RodneyHide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公平地对待各个民族，就不应该给某个特定族群设专门席位。新西兰是个多元社会，没有必要硬性规定给哪个族群政治上的倾斜。少数族群不是不能出任大奥克兰市议员，关键要看有没有合适人选。我认为还是公平竞争最好，也最简单。给少数民族太多优惠政策，长期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好。

黄伟雄

我不赞成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为毛利人设立专门议席。这种做法对毛利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低估了毛利人的能力。按照怀唐依协定的精神，白人和毛利人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就不应该依据肤色来对谁特殊照顾。　

林慧曾

我认为在现阶段还是有必要为保留毛利议会。不管怎么样，毛利人是原居民，是第一批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族群，有些特殊性，如果毛利人情绪太大，对社会的稳定是不是会有影响？我认为最终应该发展到所有议席都由选民直选，但是可以有个过渡期。目前可以保留毛利议席，但在数量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少，比如由三个减到一个。

杨健博士

围绕着毛利议席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游戏。我一再强调“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利益是选举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明争暗斗，或利益交换。

国家党原本不用毛利党的支持便可执政。但它要抢夺工党的票仓，蚕食工党的地盘，以便其长期执政。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党对毛利党的拉拢和利诱，将毛利事务部长的位子给了毛利党。

在大奥克兰市议会的毛利议席上，John Key摇摆不定，根本原因是他难以判断得与失。支持毛利议席自然能得到不少毛利选票，但也会引起部分国家党支持者的反弹，失去他们的支持，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决表态，也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行动党的支持者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Hide若态度不坚决，跟着国家党走，会让行动党的支持者失望；而毛利人也并不会领情，因为他们从内心里就不喜欢行动党。毛利人会因此感激国家党，因为是国家党说服了行动党。相反，Hide因为不放弃原则，不仅会得到其支持者的拥护，甚至有可能挖国家党的墙角，使国家党的支持者倒向行动党。

John Key必须认真对待 Rodney Hide的高调表态。民众在毛利议席问题上的态度是分裂的，其中，国家党的支持者估计大都反对。Hide的表态让矛盾尖锐化，可能削弱John Key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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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09年8月22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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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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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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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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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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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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