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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芃

喧闹一时的大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人法定委员会（Maori Statutory Board）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结果是，奥克兰纳税人今年要为这个非经选举产生、但有权参加奥克兰市议会18个委员会中至少11个委员会会议的毛利法定委员会的运作，支付180万费用。

前些时侯，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因不满奥克兰市议会将他们提议的明年340万预算削减到190万，将市议会告上法庭。预计这场官司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竞选中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Lyn Brown市长则在获得刚超过半数议员同意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同毛利法定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国会去年通过的建设大奥克兰市的立法，毛利顾问委员会是大奥克兰市议会框架的一部分。
本来，毛利人竭力争取在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三个专属毛利人议席。然而，这个提议遭到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的强烈反对，他威胁说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他就辞职。

毛利人虽然没有得到专有议会议席，但是，国家党政府同意建立一个毛利人法定委员会，就市议会在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管理上提供建议，而且这个委员会可以对大奥市18个委员会中的11个委员会有任命权。由于毛利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这一提议在国会得到通过。

按照法规，奥克兰市议会要为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提供事业经费。

今年2月，市议会策略和财经委员会通过决定，打算今年给毛利人顾问理事会拨款200万，明年拨款340万。

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民众批评声浪强烈。

为何要打官司

在舆论压力下，大奥克兰市议会决定将今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200万拨款削减至146万，将2011-2012的年度拨款从340万削减至190万。

这下子，毛利法定委员不干了，他们决定将奥克兰市议会告上法庭。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解释说：“这个预算费用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市议会在拒绝时没有给出基本理由。”

根据毛利法定委员会的预算提议，他们的CEO年薪将有15万。

相比之下，奥克兰市长Len Brown年薪24万，副市长Penny Hulse年薪9.6万，市议员们的年薪为8万。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 说，340万的预算是用来支付顾问委员会运营的合理费用，包括给秘书处和顾问们的报酬。

他说，这个数目的钱是必须的，有了这笔钱，他们才能够履行顾问委员会的职责。

Taipari先生还说，根据立法，大奥克兰市议会有责任给毛利法定委员会拨款。

毛利顾问委员会要同自己的东家打官司，预计此举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是否就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一事上，不主张进行公开辩论的市长Len Brown获得11票对9票的支持

然而，在去年的大奥克兰市长竞选中，Lyn Brown市长可是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

根据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关起门来达成的协议，毛利法定委员会将撤回即将在高等法院开打的官司。

根 据协议，大奥克兰市政府将给毛利法定委员会在今年余下的8个月的运作中，拨款180万，直接拨给委员会的资金为$984,200，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 David Taipari的$75,000薪水、副主席Patience Te Ao的$65,000薪水和其他委员的$53,000薪水。

同时，市议会同意为毛利法定委员会提供财务和信息技术服务，这方面的服务成本是$264,000，而提供两名政策顾问和审计服务的成本是$265,000，此外，市议会还要为委员会委员和员工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住房费用一次性支付25万。

协议通过之后，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Taipari承认，这180万拨款和其他资金支持够他们展开200万拨款要求中所列明的工作项目。

奥克兰市长Brown先生对此似乎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现在可以携手为所有奥克利人的最佳利益工作了。”

Brown市长表示，他打算把双方之间的争议忘到脑后。

Brown 市长还说，市议会按照法规建立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毛利委员会可以坐镇11个市议会委员会，并享有投票权。

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无存在的必要？

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首先，毛利顾问委员的职能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其成员可以参加奥克兰市政府至少11个委员会的会议，并且能为这些委员会任命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的毛利人代表。

大奥克兰市议员 Mike Lee先生表示，成立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从原则上来说是错误的，是反民主的，是带分裂性的。”

当毛利法定委员会打算起诉奥克兰市议会时，Mike Lee先生说他们实际是在起诉奥克兰市民，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工党奥克兰事务发言人Phil Twyford先生说，这个委员会的结构有缺陷，应该扔到垃圾箱里。

他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他为此指责政府部长Rodney Hide，要求他辞职。

Rodney Hide则说，是政府内阁做出决定让大奥市议会在构架上包含毛利法定委员会，所以，他没有责任，不会辞职。

Rodney Hide说，大奥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在拨款上的冲突说明，根本就不应该立法成立这个委员会。

有人批评说，如果当初在国会设立毛利人议席，开支远远没有现在大， 因为市议员的年薪只有8万。

奥克兰市太平洋人社区代表Arthur Anae称，市政府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一个“悲哀的错误”。

太平洋社区顾问委员会发言人说，他们社区无论如何拿不到这么多钱。

问题出在政府身上 ？

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在大奥市议会设立固定的毛利议席，因为他不希望看到那些没有经过选举的毛利人进入议会掌控市议会拨款。

而现在，大奥市议会对于毛利法定委员会如何花钱有控制权。

他批评毛利法定委员会“有先天的分裂性和争议性”，他说，是国家党和毛利党成立了这个“怪兽”。

“我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党政府会同意让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投票权。” Rodney Hide说。

他批评国家党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他还说，国家党的这个决定应该由国家党的支持者来评判，

不过， Rodney认为大奥克兰市议会可以通过减少几个同自然资源事务有关的委员会来限制毛利顾问委员会的影响。

大奥市议会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一揽子拨款计划

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直接拨款: $984,200

财经和IT服务拨款：$264,000

工作人员和审计服务拨款：$265,000

住宿拨款: $250,000

总计: $1,763,200

（原文2011年4月17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如果不是新西兰前国会议员、国家党政府内阁部长黄徐毓芳的倒台风波，连云港气垫船公司董事长杨光明的名字恐怕在新西兰罕为人知。一个风光一时的政治人物因在其丈夫参与的公司生意中，以部长身份在合同上签字以及旅费问题而最终落台，这自然使事件漩涡中的连云港飞浪气垫船公司和公司负责人杨光明先生进入了公众视线。

杨光明  （摄影： 毛芃）

无疑，杨光明在公众中的亮相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事件而成为争议性人物。同他发生争执的一方是同他一起去中国合作开发气垫船公司的Rotorua太平洋气垫船公司——Pacific Hovercraft的大股东和经营者Stephen Preest先生。

这两个曾经意气风发要在中国土地上大展宏图的合作伙伴，如今似乎已经不共戴天。Stephen Preest要杨光明赔偿他200万美金，还把杨光明的照片和资料放进一个“肮脏欠债者”（Dirty Debtors）的网站；而杨光明指责对方是“无赖”，说他的技术只是停留在气垫船制造爱好者的水平，根本无法商业化，并说要通过法律手段反诉Stephen Preest，要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近日，杨光明先生来到《新西兰联合报》报社，向记者讲述他同Stephen Preest之间的恩怨。本报记录的杨先生从他个人角度的叙述，为读者和大众了解事件真相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读者和大众对事件的评判提供了更多的资讯。

前国会议员丈夫牵线搭桥促成合作

杨光明先生承认他在这起纠纷中的最大失误是轻信中介人的介绍。杨光明所说的这个中介人是黄徐毓芳的先生Sammy Wong。

杨光明说，Sammy Wong 2007年11月拿一个介绍Pacific Hovercraft气垫船公司的光碟给他看，询问杨是否有兴趣投资气垫船生产。杨光明说，光碟所展示的气垫船画面非常诱人，虽然展示的是驾气垫船在湖面、海面上消闲的景象，凭他多年的商业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立即预见到这种气垫船可以在中国的抗洪救灾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杨光明说，他知道Sammy Wong是Pacific Hovercraft气垫船公司的股东，出于对Sammy Wong的信任，也出于对新西兰技术的信任，杨光明决定投资生产气垫船。通过商议，他们决定合作，在中国建立气垫船生产厂。

建厂得有厂地。杨先生于是回国找地，选中了连云港市政府提供的300亩建厂用地。

于是，Stephen Preest所在的太平洋气垫船有限公司同杨光明拥有的连云港气垫船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通过律师签订合作合同。

杨光明说，合同规定，他这一方出资金、厂地和劳动力，Stephen Preest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和人员的技术培训。并且，双方也谈妥了利益分配，凡是中国市场以外销售的气垫船都会按实际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给Stephen Preest利润分成。

    “Stephen Preest把工厂当成了研究所”

杨光明说，签订合同时，他才知道Stephen Preest已经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生产基地，其主要技术设备包括零部件、模具等都在那里，由于同当地合作伙伴关系出现了问题，Stephen Preest才计划从马来西亚撤出，把基地转移到中国。

杨光明说，在同Stephen Preest的合同中，特别注明要把在马来西亚的大概三四个集装箱的技术设备运到连云港来。

杨光明说，一个主要问题就产生在这里。到现在为止，Stephen Preest的这些东西还没运到中国。杨光明认为，原因可能是Stephen Preest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因为法律纠纷，无法把东西运出境。杨光明说，就这一点，就能充分说明Stephen Preest没有完全履行合同。

问题不仅于此。杨先生说，生产开工时，他才知道Stephen Preest既没有详尽的技术资料，也没有详尽的产品图纸，更没有一套详尽的工艺资料，没有一张零部件清单和图纸，没有一份系统地检验气垫船是否合格的标准，也没有一张装配图。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是把工厂当成了研究所，每天很多新思路，每天凭着多年从事气垫船生产的经验，拍脑子决定做这或是做那。

杨先生说，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推迟了给第一批客户的交货时间。而产品出来时，Stephen Preest告诉他，气垫船是否能依照客户的要求在黄河上破冰，他也没有底。

杨光明说，第一批用于黄河破冰的气垫船试用时不算成功，因为发动机技术有问题。他说，这也因为气垫船确实对环境要求非常高，在新西兰水上环境驾驶自如的气垫船需要在技术上改进才能适应中国的水土。

杨光明说，连云港气垫船厂刚开始生产的气垫船在发动机线路技术上不过关，经常启动不起来，他要求Stephen Preest尽快解决这一技术问题。

然而，2009年6月，Stephen Preest先生不辞而别，不知所踪，杨光明说他通过中介人Sammy Wong 寻找其下落也没有结果。心急如焚等了20多天，Stephen Preest才回来。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回来后，要求支付70万新币，其中包括卖出去的四艘气垫船他应得的利润和他的加班费，还有因为杨光明拒绝一家印度客户200万美元订单给他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杨光明说，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原因是第一批卖出去的气垫船都有技术问题，不能用；二是Stephen Preest自己填报的加班费有十几万新币，太离谱；三是拒绝印度客户订单的原因是目前公司的气垫船制造技术不成熟，印度的订单根本做不了。

由于双方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杨光明要Stephen Preest回新西兰搞研发，技术成熟之后再来中国。而他这边也会找人进行技术研发，Stephen Preest仍可继续为连云港气垫船在国际市场进行销售。

杨光明说，至此为止，他前后支付Stephen Preest的费用共有29万美金。

他说，由于Stephen Preest的技术不成熟，他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因为迟迟不能批量生产，政府拨地被收走，不算工人的工资开支，为建厂房而设围墙、铺道路的费用、十几台气垫船发动机损坏的费用、Stephen Preest下令购买的一些永远也派不上用场的原料费用加起来也有几十万美金。

    移师上海，求助于美国和英国技术

杨光明告诉本记者，Stephen Preest声称他在新西兰的11年里，一共建造了十几艘气垫船。他无疑是一个狂热的气垫船爱好者。但是，他的技术完全没有商业化，而新西兰优质的空气和环境对于气垫船的技术要求同中国特定的环境对气垫船的技术要求肯定不同。而且，气垫船生产的地点不同、使用材料不同、工人不同，都有可能使气垫船的生产工艺出现差异。

杨光明说，由于在技术上不能再依赖Stephen Preest，又不能让刚刚建成的公司垮掉，他于是把研发基地搬到了上海，请中国唯一一家国家级气垫船研究机构——708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帮助公司进行产品设计研发。同时，他走访欧美一些有先进气垫船制造技术的公司，同他们签订技术合作协议。经过技术研发和利用欧美先进技术，他经营的气垫船公司总算渡过难关，起死回生。现在，建立在上海的工厂已经能够生产12个型号的气垫船。

杨光明说，为尽可能减少气垫船在运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气垫船公司对于客户的技术培训也高度重视。几经努力，气垫船厂现在已经拥有稳定的订单，成为中国气垫船制造行业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生力量。

杨光明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生产的气垫船已经被中国水利部和武警总队定为专用救援设备。 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能够达到1.2亿人民币。

毕业于杭州大学法律系、在中国化工行业颇有建树的杨光明说，他争取在2014年将公司建成全球最大的气垫船生产基地，并成为上市企业。

    不满Stephen Preest“诽谤”  杨光明也要打官司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离开中国后，便到韩国去办气垫船厂，还挖走连云港气垫船厂的几个骨干。但到后来，这家气垫船厂也没能在韩国经营下去。

杨光明说，他随后就不停地接到Stephen Preest发来的的要求补偿他200万美金的信函，这200万美金包括技术使用费（royalties）、零部件费和Stephen Preest认为自己应得的利润。

杨光明说，补偿200万美金的要求没有丝毫道理，是非理性要求。他当然只能拒绝。但Stephen Preest因为得不到满足而不断在媒体上说一些严重有损他的名誉的话，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精神折磨，他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家人的安宁。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曾经向连云港劳动局起诉他，说他没有支付其工资。但是连云港劳动局驳回这一指控，说Stephen Preest同连云港气垫船公司之间是公司伙伴关系，并非员工，不存在工资支付问题。

杨光明说，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再到韩国，Stephen Preest同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都不欢而散，这很能说明问题。

他还披露，Stephen Preest在连云港的一年时间里，开车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多达123次，公司为他支付的罚款就有两万多人民币。

据2010年11月17日《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 报道，5年前，Preest的公司被法庭责成赔偿一名顾客两万新币。该报道还说，“法官形容Preest是一个‘不可靠的证人’和‘缺乏信用’的人”。

这篇文章还说，Stephen Preest承认现在陷于资金流动困难。

最后，记者询问杨先生，前国家党领袖Jenny Shipley 同连云港飞浪气垫船公司是什么关系，对方是否是公司股东。杨先生回答说，公司并没有法律文件说Jenny Shipley是公司股东，但彼此达成过由Jenny Shipley帮助在国际市场推销飞浪气垫船的口头协议。他说，在黄徐毓芳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后，Jenny Shipley主动联系他的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关系。

杨光明还说黄徐毓芳出事后，气垫船公司同其先生Sammy Wong的业务关系实际上也不存在了，但还维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本报道主要内容完全基于对杨光明先生的采访，并不是对这起商业纠纷的完整调查，特此说明。

原文 2011-04-8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从2011年3月2日开始的奥克兰艺术节20日（周日）拉上了帷幕。近20天的艺术节期间，世界许多优秀艺术家获邀前来奥克兰演出。其中，由中国顶尖民乐演奏家组成的紫禁城室内乐团为新西兰听众展示了耳目一新、非同凡响的中国民乐。

紫禁城室内乐团由11位中国音乐学院的民乐演奏家和研究学者们组成，他们为听众们奉献的曲目不仅有传统的中国京剧曲牌《夜深沉》、琵琶古曲《霸王卸甲》，更有中国、美国、新西兰著名音乐家专为紫禁城室内民乐团创作的融合了古典乐、传统民乐和当代音乐的中国民乐曲目。

紫禁城室内乐团从2011年3月16日开始，在汉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奥克兰音乐学院、奥克兰市政厅室、但尼丁的中国花园进行了演奏。本周四，他们还将在惠灵顿的孔子学院的开幕式上进行演奏。

(图片由紫禁城室内乐团提供)

刘顺：“文化的精彩之处在于交流和碰撞”

3月15日上周二，在紫禁城室内乐团来到新西兰的第二天，记者采访了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刘顺先生、团长杨靖女士和中国知名作曲家高为杰先生。

在紫禁城室内乐团此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八首曲目中有三首是外国音乐家所作——新西兰作曲家Jack Body的《五首摇篮曲》、新西兰华人作曲家高平的《清风》以及美国作曲家William Duckworth的作品，其中后两首还是全球首演。

于是，记者采访从曲目的编排谈起，从中国民族器乐同西方作曲家的合作、从中国传统民乐在当代的创新实践谈起。这原本只是采访话题之一，没想到，这个话题成为整个采访的中心。

也许，这个话题切合了紫禁城室内乐团的音乐家们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音乐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和探索。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顺先生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刘顺先生首先谈了他对传统的理解。他说：“传统是无尽头的，音乐是流动的，文化是变化的。今天我们视为传统的东西在过去可能是革新的东西。音乐随人走，就像不能抽刀断水，传统同现代不能截然分开，因此，音乐家应怀有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心态，不拒绝任何可以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元素。”

刘顺先生提到了为紫禁城室内乐团写曲子的美国作曲家William Duckworth先生。他说，Duckworth 2010年在英国的一个音乐会上偶然听到了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出，很惊讶，也很受触动，因为这不是他在美国素常听到的中国民乐。紫禁城室内乐团对中国民乐的新颖演绎让他着迷，他为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状态所感动，于是自告奋勇要为乐团写曲子，分文不收。

在谈到为紫禁城室内乐团作曲的新西兰作曲家Jack Body时，刘顺先生说，Jack Body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高为杰先生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喜欢中国音乐，对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很有兴趣。紫禁城室内乐团这次演奏他的《五首摇篮曲》，其中第三首就有了中国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痕迹。

刘顺先生说，文化的精彩之处在于交流和碰撞，一个优秀的音乐作品离不开碰撞。

刘顺先生在介绍紫禁城室内乐团时说，这个乐团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走向的音乐团体。团员们都是潜心于中国民乐研究和开拓的专家、学者。他说，民乐创新离不开深入民间，离不开沉淀和思考。

刘顺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二胡、琵琶等传统中国乐器有一天成为像小提琴、钢琴那样的世界性乐器，在世界各地都有人演奏。

他说，中国民族乐器是美丽的，他希望有一天能在伦敦的街头看到有人弹琵琶，在纽约的小巷中看到有人拉二胡。

刘顺先生最后说：“这次来新西兰演出是希望新西兰听众能近距离了解和感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经典魅力，把当代作曲家们创作的、彰显中国音乐当代语境和寻求与世界音乐文化对话的作品展示给大家，增进与新西兰音乐界的沟通，促进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

高为杰：“中西跨界，跨一步万紫千红！”

随紫禁城室内乐团来到新西兰演出的高为杰先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高先生被一些西方音乐界人士誉为比西方人还了解西方音乐。他创作的《风声》在本次奥克兰艺术节上是世界首演。

高为杰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他说，作曲技法是西方音乐的东西，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重要的是，在掌握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方法后，要能把这一技巧用来表现东方文化的内容。

这些年来，高为杰先生一直在为中国音乐的跨文化发展在努力工作。他的一句名言是：“跨一步万紫千红！”

高 为杰先生认为，作为研究西洋音乐作曲的专家，他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表示，人类文化特别是音乐的发展，是需要依靠跨文化来提升的。他 举例说，京剧是中国有影响的传统剧种，但京剧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产物，是许多地方戏曲和剧种的融合，徽班进京是很近代的事，京剧最早可以追溯到陕西的汉水。他还说，大作曲家德彪西在音乐创作中也不忘吸收东方音乐的因素。

高为杰先生也拿中国历史做例子，他说，唐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唐朝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了不同文化的优质精髓。

高先生说，对传统的保存和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保存是封闭式的，传承是开放式的。以保守的态度看传统，把传统看成定型、静止的东西，传统就失去了活力和意义，充其量只能被保存在博物馆里。这种态度对中国文化的进步没有益处。

高为杰先生说，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在文化上比较保守，但今天的环境已经不同于过去，在人类地球村里，人类文化交融已经成了大趋势。而文化的跨界、交流同融合 也给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哪个强势文化能消灭弱小文化，保护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发展趋势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展现了 世界的和谐大同，体现了一种人类崇高的理想。

高为杰先生肯定了紫禁城室内乐团这些年来在继承中华民族民间音乐优秀遗产、着力探索民族音乐 发展新路子上的努力。他认为，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致敬。

同时，高先生对充斥当下中国文化中的娱乐至上、“娱乐到死”的现象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说，娱乐应该是雅俗共赏，但现在一些东西“越来越俗，俗不可耐”。

高为杰先生说，文化需要激励人心、温暖人心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历久弥新。

紫禁城室内乐团此次新西兰的演出中还演奏了新西兰华人作曲家高平先生的作品 -《清风》。高平是高为杰先生的儿子。

高平博士是钢琴家、作曲家，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他在那里进行了钢琴演奏深造和作曲研究。目前，他在坎特伯雷大学担任音乐教学工作。

高平博士曾就艺术趣味的高雅低下发表评论说，听众有权利欣赏到最有艺术价值的音乐，为迁就大众的艺术口味而向听众提供廉价的注重感官娱乐的东西是错误的，音乐家们为迎合大众而降低艺术标准是对听众的轻视和愚弄。

杨靖的琵琶独奏打动观众

中国著名琵琶演奏家杨靖女士此次作为紫禁城室内乐团团长来新西兰演出。她在怀卡托大学音乐厅独奏琵琶古曲《霸王卸甲》后，听众起立抱以热烈的掌声。一位新西兰女听众感动到落下眼泪。

新西兰知名音乐评论家William Dart先生在评论紫禁城室内乐团的表演时，对杨靖的独奏评价极高，称她的演奏是“大师级的”。

杨靖1982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曾师从中国当代著名琵琶大师刘德海教授，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她出访过三十余个国家及地区，曾与国际著名的德国柏林室内乐团、约翰内斯堡等众多交响乐团、中国的民族乐团合作演出过。
原文发表于2011年3月22日《新西兰联合报》

2011年2月22日，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地震造成23名华人失踪，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

2月26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失踪人员的亲属抵达基督城，到28日，已经有13家失踪华人亲属抵达基督城。他们在基督城机场受到了当地华人地震援助小组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住入热心友善的华人家庭。

截至周一,基督城地震中确认遇难的人数已经达到148人。而在倒塌的CTV大楼做清理工作的中国、新西兰和日本救援队队员在周一上午发现了四具亚裔尸体。

13失踪华人亲属已抵达基督城

2月27日上午，第一批地震失踪人员的亲属抵达新西兰。失踪的King’s Education女学生赖嫦的父亲、丈夫黄春荣和表兄等三名家属从广州取道香港、经奥克兰转机抵达基督城。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一名失踪的广东籍学生叶彩英的叔叔叶宏发等三位家属搭乘另一航班从奥克兰飞抵基督城，随后被其基督城的亲属接走。赖嫦的家人则暂时借住在赖嫦业余打工时的雇主江先生家中。

27日下午，总共有6位失踪中国人的家属抵达基督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领事部的工作人员、基督城华人地震救援小组的工作人员以及留学生志愿者等都早早在机场迎候失踪人员家属，向他们表示慰问。

据记者本周一上午从基督城华人地震救援小组副组长欧阳宇先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到本周一中午，已有13家在地震中失踪人员的亲属从中国抵达基督城。他们中有的是一家来两三人，有的是一家来一人。欧阳宇先生说，所有这些中国同胞或是住在亲人、熟人那儿，或是由中国大使馆协助，由基督城地震救援小组安排入住当地友善的华人家庭。

失踪学生亲属的三点希望

据《联合报》前线特约记者Hewitt从基督城发来的消息，8名失踪中国学生家长28日在基督城的一所教堂进行了会面，会面后，中国家长们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是希望召开了一个祈福活动，为那些仍旧失踪的中国学生祈福，希望他们能奇迹生还。

第二是希望新西兰救援方面能够加快废墟现场的清理和挖掘进度，尽快完成尸体辨认工作，因为他们从精神上、情感上、体力上和经济上都经不起在新西兰的长久消耗。

第三是希望能够得到新西兰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援助，以解当前困境。

由于倒塌的CTV大楼目前仍旧封闭，失踪人员亲属不能进入废墟现场，他们于是把失踪亲人的遗物或是心爱的小物品委托工作人员带入废墟现场，陪伴失踪亲人。

失踪学生家长发言人李新安先生对于为何当局还让学生在经历过9月4日地震的CTV大楼中继续上课，表示不满并提出质疑。

李先生说：“9月份基督城地震后，CTV大楼已经出现裂缝，当局为什么不对已经出现问题的大楼实施坚固措施，而是让学生们继续在这里面上课？”

李先生质问道：“为何CTV大楼附近的楼都没有倒塌，只有CTV倒塌？”

李新安先生的儿子李得也在这次地震中失踪。李得出生于1992年12月22日，刚满18岁。

据前线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有建筑专家认为钢筋水泥结构的CTV大楼钢筋不够，水泥太多。

从倒塌的CTV大楼中逃生的中国女学生刘宏玲24日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9月份地震发生后，学校老师对他们说，CTV大楼能抗8级地震，所以，大家根本没有什么地震防范意识。”

救援工作

2月27日下午，基督城市长Bob Parker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救援人员在中国留学生被埋最多的CTV大楼中已经发现了一些遗体，但暂时无法确认这些遗体的身份。他表示，只要有最后一丝希望，政府绝不会放弃在CTV大楼的搜救工作。

救援人员自23日以来就没有发现过幸存者。参与救援的新西兰警务人员表示，救援人员知道一些死者遗体所在位置，但由于震后不少建筑摇摇欲坠，救援人员难以靠近。

“我知道他们（救援人员）能看到遗体，他们会尽力把遗体（从废墟中）移出。这是场悲剧。”

一名新西兰救援人员说，他们8人至12人为一组，进入建筑物寻找幸存者，虽然5天来尚无发现，但不会放弃希望。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程雷参赞表示，他本人多次去CTV大楼的搜救现场向救援人员了解情况，目前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生命迹象，但是搜救人员依然在期待奇迹的发生。遗体的辨认工作也已经展开，来自美国、日本的第一批法医已经到达。

程雷透露，根据新西兰法律，遗体的鉴别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月，多则甚至需要半年时间。

基督城救援指挥中心表示，CTV大楼的清理工作还需要三至四天的时间。

目前，中国救援队同新西兰救援人员混编成一个救援队同日本救援队一起，在CTV大楼废墟清理现场。

10位中国救援队员中，有一名被新西兰救援指挥中心抽调去做危楼鉴定工作。

负责指挥救援工作的警界高层克利夫先生表示，CTV大楼坍塌后遭遇严重火灾，这使确认死者身份非常困难。

他表示，专家们正借助DNA检测确认死者身份，更新死者和失踪人员名单。

高等教育部长史蒂文·乔伊斯对遇难外国留学生表示哀悼，他说，留学生的遇难让人感到心痛。

奥克兰华人社区伸出援助之手

面对严重灾情，奥克兰的政府机构和民众以及华人社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奥克兰机场，民防部门、红十字会搭起了“帮助台（Help Desk）”，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也搭起了帮助台，给那些从基督城地震灾区出来的难民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

25日，由工党华人部长朱旭东女士牵头发起的奥克兰华人地震协助小组成立。这个小组专门为从基督城到奥克兰的有需要的华人提供联络和帮助。

朱旭东女士说，一些基督城华人的住房因为地震损害无法居住，需要暂时在其他地方借住一段时间。经同基督城华人援助小组协商，双方决定联合为这些有需要的华人朋友提供帮助。基督城华人援助小组将需要到奥克兰临时居住的华人名单提供给奥克兰的华人地震协助小组，由后者在奥克兰华人社区寻找有富裕房间、愿意为灾区民众提供帮助的家庭。

朱旭东女士说，华人地震援助小组请求华人社区给灾区华人同胞以帮助公告发出后，得到了热烈响应，已经有大约40个家里有空余住房的家庭愿意为灾区同胞提供住宿；另外，还有十几名热心人士报名做义工。

朱旭东说，这些热心义工为设立在Manukau的一处专门帮助从基督城过来的服务中心送去热汤、热菜、热饭。

朱旭东说，一名从基督城过来的28岁女子Erica 因为原来的华人房东在地震后投靠了惠灵顿的亲友，原来的工作也因为地震而不能继续，她只好一人来到奥克兰寻求帮助。华人地震协助小组现在已经帮她找到一户热心人家安置下来。目前，她急需一份工作，以便能迅速自立。朱旭东希望读到这篇报告的读者朋友中有能帮忙提供工作给Erica，或是帮助她找到工作。

奥克兰华人协助小组还帮一对来自基督城的韩国老夫妇联系上韩国社团，为老夫妻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原文发表于新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华人社区，先后有来自台湾的黄徐毓芳（国家党议员）、来自大陆的王小选（行动党议员）、霍建强（工党议员）和杨健（国家党议员）进入新西兰国会。 不过，台湾社区的Paul Youn先生政治上也很活跃，他曾经在2011年代表新建立的政党公民党竞选国会议员。 

看看华人从政路上的故事吧。

 

台湾出生的Paul Young 先生将代表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个由亚裔人士发起和组建的政党-新公民党（New Citizen Parties）- 参加2011年3月5日在奥克兰东区Botany 区进行的补选。

晨跑中的 Paul Young  （ 毛 芃 摄影）
47岁的Paul Young 先生已经在Botany区居住了23年，他自认为他比国家党和工党候选人都更加了解当地社区的需求。

每天早上，Paul Young都奔跑在Botany的路上，他边跑步锻炼边向选民挥手致意。虽然是第一次参选，Paul Young先生却是信心满满，他说，“我要一路跑进国会”。

 

同新公民党的渊源

在Botany区商铺林立的Somerville商业小区，Paul Yaung 经营着自己的AMAC公司（亚裔市场和广告顾问公司）和Wow Digital Images公司。他从事的业务包括摄影拍照、广告策划、市场营销以及组织大型文娱活动等。

Paul Young 先生告诉记者，一年多前，他应邀帮助新公民党做筹建工作，具体负责注册登记及对外联络。2010年11月25日，新西兰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新公民党建立，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2011年2月初的一天，Paul Young接受新公民党的推荐，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Botany选区补选。做出决定的第二天一早，他开始了在Botany社区的健身长跑。

Paul Young毕业于台湾逢甲大学，获得国际贸易学学士。1989年移民新西兰。过去22年来，他一直居住在Botany。 他刚来的时候，Botany 路两边还都是草莓园。

Paul Young说，Botany 区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区，这里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出生于海外，而这里又是新西兰人均年收入最高的一个区之一，这体现了外来移民对新西兰的贡献。

 

新西兰需要变革

Paul Young表示，他之所以愿意代表新公民党出来竞选，是因为他感觉新西兰有必要进行变革，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移民等领域，新西兰都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他说，国家党政府现在每周要靠借外债3个多亿来维持国家的运转，这个包袱太重了。

Paul Young说，当他参选的竞选牌子挂出来之后，有一对Kiwi老夫妻交给他一份清单，上面列着他对现行的国家政策的种种不满，希望他能为国家的改善做些工作。

Paul Young 说，老人家的希望，让他产生一种使命感。他说他出来竞选不是为了个人“爽”一把，而是为了能实实在在为国家的进步做些具体的事情。

 

四点政纲吸引选民

Paul Young说，他有以下四点政纲，相信能够吸引选民。

1、    改善经济环境，推动将GST降低到10%。
2、    对司法制度进行重新审核和改良，保护社区安全。
3、    重新将传统价值观引进到社会和教育体系。
4、    推动国会议员只能连续任期两届的动议。

Paul Yang 首先从第四点开始谈起。

他说，促使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是前国家党政府华裔部长因为违规使用部长旅行津贴而下台一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流水不腐’，一个人如果长久地身居高位，不可避免地会养成官僚气息和其他毛病，脱离社区和民众。因此， 他认为国会议员在连续担任两届后，就应该下台从事其他服务社会的工作。一届过后，可以再来竞选议员，这样做，比长期呆在国会里更能了解民意和百姓疾苦。

同时，Paul Young赞同将政府每个执政期限由现在的三年改为四年。

 

开源节流，GST逐渐降低到10%

Paul Yang认为，开源节流对发展新西兰经济很重要。

他说，国家党去年将GST消费税提升到15%，造成了物价上涨，增加了普通百姓生活困难，也给中小企业主带来经营上的压力。大的垄断性企业可以把GST增长带来的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许多中小企业由于竞争激烈，只好自己消化压力。

Paul Yang说，如果他能进入国会，会推动将GST降低到10%的动议。

Paul Yang说，经济发展离不开开源。开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吸引海外投资和技术以及人才，并形成一个配套体系。

他说，台湾和大陆都有特别的贸易免税区，以吸引海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种做法值得新西兰借鉴。

Paul Yang认为， 政府在对于海外投资的审核上，应该一视同仁，任何出处于政治、种族和特定商业利益的考量作出的决定，都不利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

 

改进司法系统 让传统观念回归

Paul Young说， Botany 是一个很好的区，但是还不够安全。

Paul Yang曾在2008年担任过亚裔消灭犯罪理事会副主席，并代表Meadowlands商业区同警方开过联席治安会议。

他说， 这几年来，他为商业区打过15次111报警电话，警方也因此抓到近10組企圖搶劫的犯罪团伙。

Paul Yang说，从他同警方的接触中，感到警务系统在同社区的联系、配合上存在着问题。比如Howick警察局的对外服务时间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 他认为警察局不应该那么早关门，至少应该有警员值班，这对犯罪分子就是一个威慑力，也可让社区居民增加安全感。

Paul Yang说，不少亚裔女士都有被歹徒抢包的不幸遭遇，但在新西兰的司法体系中，这种抢劫行为被认定为偷盗行为，因而判罚不严重，这无形助长了歹徒的气焰。

Paul Yang说，新西兰有成熟的司法体系，但这个体系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完善。

Paul Yang认为改善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做法是从教育入手，从小抓好对孩子们价值观的教育。他认为应该让传统的家庭观念回归社会和家庭，让孩子们从小明辨是非。

 

出来竞选不是为了“爽”

从被任命为候选人到补选投票，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Paul Young 说，在这种状况下参加选战，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他说他会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迎接挑战。

虽然背后没有大党做依托，但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Paul Young 说，他会从其他华人政治人物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他说，他会讲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台语，还会说点日语，这使他在同民众交流、倾听民意上占有优势。

Paul Young 非常希望还没有登记为选民的华人朋友尽快进行选民登记。他说，在为新公民党做注册登记工作时，发现Botany没有登记为选民的亚裔基本上占亚裔选民的四分之一。

他说，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新西兰是个好地方，社会福利好，人民生活有保障。不过，亚裔选民需要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Paul Young的参选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他同妻子Rosana有两个孩子，12岁的女儿Kelly和11岁的Martin都出生在奥克兰，双双都在Botany南部的Sancta Maria College读书。

 

资深毛利政治人物为竞选助阵

为新公民党在此次Botany补选中担任竞选经理的是资深毛利政治人物Eru Thompson。

Eru Thompson先生对记者说，在最初讨论新公民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讨论小组的一员。那时，他还是毛利党奥克兰竞选办公室主席。他说，新西兰公民党需要他，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竞选活动经验。他曾经参与过新西兰优先党、毛利党和工党的竞选活动。

Eru Thompson说，他愿意帮助新公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公民党愿意同毛利人合作。

Eru Thompson说，亚裔选民同毛利选民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两者都是少数民族。而毛利人作为新西兰的原居民，有着照顾后来者、新移民的责任。

他说，毛利人可以同新公民党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相互合作。

 

专家说法

奥克兰大学教授叶宋曼瑛教授也相信毛利人同华人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两者都是少数民族。

叶宋曼瑛教授也是“BeingMaoriChinese”（《云乡龙裔毛利情》）一书的作者。她说，“华人同毛利人的的交情深厚，一百多年前就有华人劳工同毛利人通婚，而如今更有毛利人年轻人在中国作生意。”

她说，毛利人对一些诸如海产品在内的传统资源方面有一些特别的权利，而这些资源又都是亚洲市场所特别需要的。

另外，华社里不愿公布姓名的评论人士认为，新西兰社会种族关系和谐，Winston Peters 那种反移民的势力没有市场，因此，新移民很难有特别的政治诉求，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政党也很难在社会上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原文发表于2011年2月18日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芃

今年1月16日，奥克兰名校Auckland Grammar的校长John Morris先生宣布了一个令全社会吃惊的决定：该校今年11年级的550名学生中将有90%的人选择剑桥课程，参加剑桥国际考试，另外10%的学生（主要是英文和数学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选择NCEA课程，参加NCEA考核以获得NCEA一级证书。

这就是说，Auckland Grammar这所全国知名高中基本上放弃了NCEA教育系统。

名校的决定具有风向标作用，奥克兰私立高中St Peter’s College和奥克兰东区公立名校Macleans College也都宣布说，他们将考虑采取类似行动。

根据新西兰教育法规，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给希望学习NCEA课程的学生提供这一课程。同时，教育法也给学校提供了开设NCEA之外课程的灵活性。

建立于1868的历史名校Auckland Grammar一向以对学生学术成绩上的重视和学生们学业上的成功而著称。

校长John Morris先生（左图）在10年前引进了剑桥教育体系。10年来对于剑桥课程和NCEA课程的实践让他对这两个分别为国际进口和国产教育体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决定在今年的课程设置上做出改变。

John Morris先生的决定得到了学校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大力支持，学校在去年年中就告知了他们这一计划。

John Morris先生说，绝大部分家长都非常支持，但是有一两个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学剑桥课程会跟不上。

John Morris先生说，我们还会提供两种教育资格证书，唯一的不同是更多的男孩子们要参加剑桥考试，
过去，Auckland Grammar 11年级有60%的学生参加剑桥考试，但是今年，参加剑桥考试的学生将提高到90%。

John Morris先生说，他发现NCEA考试体系不适合大部分男孩子的学习风格和天性，因为它不鼓励学生优秀。

他认为，大部分男孩喜欢在年终时进行一场具有挑战性的考试，对一年来的学习成果进行无情的检验。

Morris John先生说，期末报告显示，剑桥学生通常成绩比NCEA的学生成绩更好。

他说，他喜欢剑桥考试系统的原因是因为它给学生们学习的动力。

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改变符合我们所有男孩子们的最佳利益”。

教育部长支持Auckland Grammar

Auckland Grammar校长John Morris先生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坚决支持的，也有强烈反对的。不过，他的决定得到了教育部长的支持。

一些反对者说这是在搞精英教育，指这种做法将削弱我们的“国家的学历” （national qualification）。

中学工会组织（PPTA）主席Kate Gainsford 女士写信给教育部长Anne Tolley，敦促她公开批评Auckland Grammar，并命令该校必须开NCEA课程，如果遭到拒绝，就开除校董会成员。

工党教育事务副发言人Kelvin Davis走得更远，他呼吁开除教育部长，“她应该站出来全力支持NCEA。”

1月20日和23日，NZ Herald（《新西兰先驱报》）两次就Auckland Grammar的决定发表社论。

社论说：“全国中学考试系统NCEA诞生之初就有很多问题。虽然有过长期酝酿，但它没有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或者说，对于学生取得比高于平均以上成绩缺乏任何动力，因为大多数的评定是由任课老师自己评而不是来自外部机制，人们担心这种考试体制不能保障全国有一致的衡量标准。 ”
不过，社论认为在过去10年来，NCEA大部分的问题都貌似解决了。

社论为NCEA辩护说，现在，NCEA考卷上的问题看重的是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目的是鼓励学生探讨问题和发现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知识。

社论认为，Auckland Grammar校长选择NCEA成绩就要在网上公布的时候宣布自己学校的决定，这是对全国众多中学生成就感的一个鄙视。

教育部长Anne Tolley表示，她支持Grammar校长的决定，还说John Morris先生在一些问题的思考上是超前的。

她说，新西兰的教育体系给了学校为学生提供不同选择的灵活性。

她说，男孩子们似乎是更加喜欢竞赛，剑桥考试为学生们提供了这种竞赛性质的考试。

“这让孩子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表现得优异，这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很重要。”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孩子们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剑桥考试有助于这一点。”

她说：“这（Auckland Grammar的决定）有什么坏处吗？”

教育部长还说，政府对于考试是认真的，我们不会继续让我们五分之一的学生学业失败，每一个新西兰年轻人应该给以成功的机会。

不过，她也表示她对NCEA 资格考试充满信心。

NCEA: 大部分依赖于学校的内部考核

NCEA在2002年引入，以取代旧有的奖学金考试（School C/Bursary system）。

教育部表示，NCEA是国际承认的学历资格考试，这种体系为广泛的学科设定了测试标准，是设计来让学生发挥各方面的能力。

NCEA 设立有广泛的课程，包括大量的实践课，帮助学生毕业后的就业。

NCEA的好处是提高了毛利学生、太平洋岛裔学生和一些社会经济环境较差学校的学生成绩。

批评人士认为，NCEA让学生在其他一些非学术科目上太容易获得学分,而选择较难科目的学生要获得相同学分则不得不非常努力。

有其他几所学校低调表示，NCEA并不成功。

Auckland Grammar校长从NCEA诞生起就反对这一体系。

John Morris先生说，NCEA集中在内部评定上，给老师带来了大工作量，鼓励抄袭，不鼓励学生优秀。

John Morris先生列举过16条原因说明学校做出新决定的理由，其中包括NCEA去除了不同学校之间的可比较性；促使更多学生选课时避开难度较高的课程，留下一个知识的缺口；降低学生们的学习动机；内部评估分数的公信力不高等等。

本地知名教育专家张老师说：“未来三年，更多的NCEA科目内容将委托学校做内部评估，也就是说，不必经过全国统一考试，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学校老师那里获得学分。令人特别关切的是，NZQA承认──超过25%的内部评估分数是不正确的！”

不过，张老师认为NCEA科目比较适合国际学生和新移民的孩子，因为它给学生们更多的上进机会，但同时，也给了不求上进混日子学生的机会。

2010 年，全国有166,000名中学生参加NCEA考试。通常，高中学生在从11年级到13年级可以分别获得一级到三级NCEA证书，成绩优异者可以获得优良 NCEA证书或是优秀NCEA 证书(NCEA with Merit or NCEA with Excellence.)

获得三级证书并有一定数量的学分的学生，有资格进入大学。

剑桥课程：“更适合我们的孩子”

剑桥课程是英国剑桥大学推出，已经存在了150多年,全世界有160个国家使用,在国际上获得很好的承认。

Auckland Grammar校长John Morris先生在十年前将剑桥教育体系引进新西兰。当年的试用很成功，2004年成为高年级学生的学科选择，家长们也都很感兴趣。不久，新西兰的不少学校也采用剑桥教学体系。目前，全国近500所学校中，剑桥课程已经被全国大约50所学校采纳。

John Morris先生说，我们把剑桥体系带入新西兰，不是搞精英教育，是因为这种教育体系更适合我们的孩子。

一些私立学校是将剑桥课程作为唯一的课程，而一些公立学校则选择同时开设剑桥课程和NCEA课程, 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提供剑桥课程。

2010年，全国参加剑桥考试的学生有大约10,000人，参加的学生中，有些并不是来自社会经济环境较好的学校。

剑桥课程不太适合那些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这些学生更适合学校内部评定的测试。

 

原文发表于2011年1月25日

2010年圣诞节前，新西兰税务局对全国饮食行业进行了税务突查。据了解，被税局调查的奥克兰华人餐馆就有12家。

据业内人士说，税务局过去几十年来也曾对餐饮业的个别餐馆或是面包店进行过税务调查，但是像这次大规模的税务调查很少发生。此次税务大调查，在奥克兰华人餐饮业引起相当震动。

毛利率太低被调查

2011年圣诞节前，奥克兰华人餐饮业至少有12家餐馆遭到了国家税务局的突击调查，被查原因多半是因为这些餐馆所报的毛利率（总利润比率/Gross Profit Ratio，即毛利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过低。

曾在税务局担任过高级调查官的黄荣特许会计师事务所的黄荣先生对本记者说，通常来讲，大部分中型到大型餐饮业的毛利率在60%到67%才能维持下来，但大部分华人餐馆所报的毛利率在这个数字之下， 更有的低到35%。他说：税局现在所调查的华人餐馆是毛利率在50%以下的中等餐馆。

黄先生推测说，税局有可能在对中型的餐馆检查完之后，再检查大型的餐馆。

黄荣先生说，遭税局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餐馆业主给自己的工资过低，不足以支撑个人开销。

据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税务局人员此次对华人餐馆的税务调查相当严格，调查人员先是把店铺前后门守住，然后进店宣布税务调查，提出的问题包括餐馆员工数 量、员工工时、报酬、餐馆提供工作人员的免费餐饮等，同时，还当场清点现金收入。最后，税务人员会将餐馆过去数年来的账薄带走调查。

 

现金支付工资很普遍

据业内人士介绍，华人餐饮业中老板用现金支付员工工资是普遍现象，而大部分老板不会为这部分支出报满税。这种做法可谓“一举两得” – 员工不用报税、账面上收入不高，还有机会去工收署（Work & Income）领取福利，另外老板可以降低人工成本。

本记者在调查中，听到几家餐饮业老板诉苦说，并非他们不想给工人支付PAYE, 而是工人们更喜欢拿现金收入。如不付现金收入，很难请到工人；再者，“如果全部支付PAYE, 人工成本大大提高，不出三个月就会关门”，因为饭菜价格很难提高，提了价不会有人光顾，只有歇业。　

 

积极配合税局调查

按照规定，税务局有权在不发出书面通知的情况下对任何餐馆进行突击检查，被检查者不得拒绝检查。税务局在查出问题、做出处理决定后，如果被调查人不认可，可以将案子交给税局内的一个独立裁判单位（Adjudication Unit）进行复核。如果IRD裁判单位作出的裁决仍旧无法使被调查者满意，可以进入司法程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黄荣会计师说，在他了解到的案子中，“凡是不服税务局罚款(shortfall penalties) 判决上法庭打官司的，十有八九是输官司的。”

黄荣说，税务局检查官在对华人餐饮业查税方面很有经验，一方面是现在餐饮业的毛利收入状况同六、七十年代相比差距不是很大；另外，华人餐饮业收入虽然比洋人餐饮业低，但也不会差距太大。

华人餐馆员工在饭店吃饭的情况比较普遍，并且，给员工吃饭的这个费用全部算作开销，对税务局来说，这是一个问题。黄荣先生说，这也是税务局要对华人餐馆进行税务调查的一个原因。

据黄荣会计师说，税务局会从多个方面对被调查人的实际收入进行调查，比如生活成本支出、银行还贷、房地产、出国次数、汽车、珠宝等，哪怕一些财物是在其他家 庭成员的名下。如，某业主账目表上的工资收入为一万，但是当年的总支出为五万，那么税局就会认为他未申报的营业额为四万。

黄荣会计师说，税局一旦查出问题，那么就会查过去数年的旧账，看是否都有问题，而且，税局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比如， 一家店面被税局认定少交税10万，结果连税金加滞纳金和罚款以及利息，需要交还税局的总数达到30多万。

 

华人餐饮业日子今不如昔

目前，奥克兰有大约200家餐饮饭馆，在有的街区，华人餐馆可以说是鳞次栉比。但是在红火的表象下，是激烈竞争带来的恶性低价竞争。

上世纪70年初就在奥克兰开快餐店的奥克兰华人饮食业商会会长曹玉堂先生对本记者说，六七十年代是华人餐饮业的黄金时代，那时没有GST，不需承担地税、水费，而且竞争也很少。他说，他开快餐店的那一年，麦当劳刚刚进入新西兰，而肯德鸡（KFC）在新西兰只有一家，Pizza  Hut 还完全没有登陆。另外，那时候面对的基本是洋人市场，人们看重的是食品质量，不需要靠低价取胜。

曹先生说，那个时候开饭馆的不管会不会做，个个都赚钱。

曹先生说，华人数量如今虽增加很多，但华人餐馆也如雨后春笋般，而且，现在的经营成本也大大高于几十年前，比如70年代他每周花30元租金租下的店面，如今同样的面积和地盘每周差不多要500元，这其中包括了过去不需交纳的水费和地税等。

采访中，一位老板说，他的店10年前比现在的收入额还要高。

曹玉堂先生说，由于现在餐馆竞争激烈，许多经营者只好采取低价竞争手段，送顾客例汤、甜水、饭后果，白饭也不收钱。结果是虽然经营成本上升许多，但饭菜价格同二十年前几乎相差无几。

曹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中餐业很难提高餐饮质量。

他说，二三十年前，好的餐饮师傅收入很高，新西兰有一流的华人餐饮人才，但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高级师傅的收入都比新西兰的师傅薪水高，好的师傅是不肯来的，除非是为了办移民身份。

采访中，有数家餐馆老板也都抱怨经营不易。他们一方面要面对不肯报税的员工，一方面要应对税局。如果照章纳税，工人不肯干，成本上升，很难经营下去。而不按规矩办事有可能被税局重罚。有的老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泪俱下。

 

“自己的问题要改进，福利体制也要改革”

奥克兰华人饮食业商会会长曹玉堂先生对本记者说，新西兰税务局节前对餐饮业的调查将迫使华人餐饮业走上正轨经营道路，但对于被查到的餐馆来说，可能是个灾难。

曹先生说，华人餐饮业不严格遵守新西兰的税务规定由来已久，过去国家睁只眼闭只眼，没有细究，现在国家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开源节流，这也是正当的。

他说：“我们不能以自己是新移民、不懂税法或是生意难作为逃税借口，在主流社会眼里，华人是富裕一族，多少华人住着豪宅、开着豪华车，招摇过市。偷税漏税，自己错在先，很难获得人家谅解。”

曹先生还说，华人餐饮业需要检讨，但国家的福利体 制更有检讨、改进的必要。他说，他亲眼看到一些逾期滞留人士在没有身份前拼命苦干，一旦获得身份，立即像换了个人，想方设法转领社会福利。曹先生认为，现有的社会福利系统损害了人们诚实工作的动力。

曹先生最后呼吁华人餐饮业一定要在税务问题上奉公守法，在税局调查时候采取配合的态度，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奥克兰华人饮食业商会求助，向会计师求助。

黄荣会计师也对本记者说，“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希望所有的餐饮业主都要遵守税务法律，不管是哪个族群。”

也有餐饮业老板认为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合适，因为训练新人很费力，现在会不会做都拿同样的工资收入。

还有老板抱怨公司税也太高了，造成餐饮业的经营更加不易。

新年假日期间，曹玉堂先生召集税务律师为华人餐饮业主进行有关税务查账方面的知识讲座，除了被调查的十多家业主悉数出席外，奥克兰众多华人餐馆中只有一家出席。

 

（2011年1月11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芃（ 28-10- 2010）

为了能将好莱坞大片、上下两届的《霍比特人》留在新西兰拍摄，总理John Key和高级政府部长和政府官员本周二下午会见了电影霍比特人的美国投资方华纳兄弟公司总裁，会面进行了两个小时。

由于新西兰演员工会的抵制，《霍比特人》在新西兰的拍摄计划出现了变故，虽然后来新西兰和美国的演员工会都宣布放弃抵制，并许诺在电影拍摄期间不会进行破坏性行动，但美国投资方还是对这部投资额在5亿美金的前所未有的大制作是否能在新西兰顺利开拍而担心。为了让好莱坞放宽心，总理John Key表示不排除修改劳工法的可能性，以更加清晰地界定合同工和雇员的法律地位，同时，也不排除在财政问题上向投资方让步的可能性。

 

修改法律是为了电影业的发展

10月26日本周二下午，总理John Key和高级政府部长和政府官员下午会见了电影霍比特人的美国投资方华纳兄弟高级代表。会面进行了两个小时，政府试图说服美国电影业巨人在新西兰拍摄《霍比特人》。

会面之后，总理发表讲话，表示考虑为这个电影项目设立一个特别的雇佣法律，或者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特别法律。以确保参与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是以合约人而不是雇员的法律地位参与电影制作。

John Key说，政府的目标是让《霍比特人》在新西兰拍摄，让华纳兄弟公司和其他的国际电影制片商到新西兰来拍摄电影。

“只有当我们有预见性的法律时，才能作到这一点。”

惠灵顿有关雇佣法方面的专业律师Peter Cullen说，政府可能废除雇佣关系法中将雇员的界定扩大到包括合同工在内那一部分内容。他说，合同工的报酬比雇员要高，但是没有如病假或是假期补助。

John Key说，华纳兄弟担心现有的劳工法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如果新西兰电影行业风平浪静，华纳公司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好斗的公会在这之前的抵制行动让华纳公司非常担心日后会有无穷的法律问题。

“我们有可能做的作的是，让法律对合同工同雇员的身份界定更加青晰。” John Key说。

总理否认政府被华纳兄弟玩于手心，他也否认政府为了让《霍比特人》在新西兰拍摄而修改劳工法是让国家丢面子的事情。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想要《霍比特人》和其他电影在新西兰拍摄，我们需要让人们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于雇员和合同工的定义。”

John Key他说，电影行业支持《霍比特人》在新西兰拍摄的集会说，正是在电影行业工作的人员，希望修改劳工法。

总理说：修改法律不是要同工作人员过不去，而正是表现了对于电影行业人员的支持。

 

贸易工会理事会不同意修改法律

然而，新西兰贸易工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rade Unions/CTU) 提出了反对意见。

CTU说， 如果新西兰改变适合海外公司的劳工法，这会设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会挑战国家的主权概念。

CTU 主席Helen Kelly 对新西兰电台 Morning Report 说，目前的相关法律很清晰，不需要变化，改变法律会有可能让成千上万的工人从雇员变为合同工人。

Kelly女士认为政府为霍比特人电影而修改劳工法是投机取巧的行为。

 

第二轮会谈讨论财政激励机制

在星期二的第一轮会面之后， 总理John Key星期三下午在惠灵顿开始了同华纳兄弟公司高级代表的第二轮会谈。

在会谈开始之前，John Key 说，有可能对雇佣法进行修改，而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他说，大部分新西兰演员希望看到电影在新西兰拍摄，所以如果政府修改劳工法，也是对这些演员们的一种支持。

John Key总理说，政府同华纳兄弟在法律改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增加，即便最终这部电影还是在海外拍摄的话，也还是会修改法律。

John Key 说，目前双方谈判的焦点在于政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财政优惠及奖励机制。

他说，在这一方面，双方态度都比较强硬。

John Key说，美国公司在第一轮谈判上就提出了新西兰和其他争取拍摄《霍比特人》的一些国家在财务政策上的不同。

John Key说：“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表示，我们不可能同他国竞争，- 我们不会因为要拍摄这两部电影而做亏钱的事情。”

不过John Key说，虽然政府不可能同其他国家提出的经济上的优惠条件竞争，但是，政府有可能会考虑做适当的让步。

他强调，新西兰政府可能给对方一些奖励机制，但不能开没有能力兑现的支票。

“如果是进行国际竞标的话，新西兰一定会输，如果新西兰给以太多的奖励机制，那么新西兰的电影行业也不会持久”，John Key说。

总理表示，《霍比特人》最终是否能够在新西兰拍摄可能取决于政府能向对方提供什么样的财政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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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截稿时，政府同华纳兄弟电影制作公司的第二轮会谈仍旧在继续。

 

最新消息：

总理搞定华纳兄弟：《霍比特人》留在新西兰

本星期三晚，总理John Key证实同好莱坞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谈判达成结果，上下集影片《霍比特人》将在新西兰拍摄。

继本周二John Key同政府高级部长和高级官员同《霍比特人》影片投资方华纳兄弟公司高级代表的第一轮谈判后，本周三下午，John Key总理等同华纳兄弟公司就《霍比特人》在新西兰的拍摄问题进行了第二轮谈判。

在谈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John Key表示国会将在星期四引入新的立法，对雇佣法中有关合同工同雇员的进行清楚的界定，因为这将是《霍比特人》能够在新西兰拍摄的法律保障。

除了修改法律外，政府还将给电影制片方每部电影750万新币的税收优惠。

《霍比特人》是走还是留困扰新西兰好一阵子了，在总理John Key亲自出马进行两轮谈判后，《霍比特人》终于留下了。

《霍比特人》是电影《魔戒》三部曲前传，电影制作费用为5亿美金。

前一段，新西兰演员工会在澳洲娱乐业公会的怂恿和引导下宣布抵制拍摄，世界上不少国家竞相向投资商抛媚眼，希望《霍比特人》能移师到他们国家拍摄。

（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28-10- 2010）

2010年，新西兰警方针对亚裔有组织犯罪活动，展开了一个代号为“相思树”的行动。当年7月22日上午，警方突袭了位于奥克兰市中心Albert 街17号7层的俊德金融公司，并指控该公司业主魏久量和金融经理张翔过去一年涉嫌为毒品犯罪集团洗黑钱达190万新币。这是警方继一周前在打击亚裔毒品犯罪集团行动中收缴500万毒资后的又一大行动。

警方表示：“打掉这个金融公司对我们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战果”。

金融公司涉嫌一年洗钱190万

由警方“有组织和金融犯罪机构”（Organised and Financial Crime Agency）同“奥克兰都市犯罪组”的联合行动“相思树行动”已为时一年。这项针对亚裔有组织犯罪的行动经过缜密调查，发现两位华裔青年经营的俊德金融公司（Dreamland Finance Ltd)　涉嫌为毒品犯罪集团洗钱，于是在7月22日本周四对这家金融公司采取了突袭行动。

俊德金融公司27岁的金融经理张翔在行动中被捕，不过，俊德金融公司老板——26岁的魏久量已经在几个月前逃回中国。

警方在行动中将俊德公司大约280万的财产充公，冻结了该公司的营业账号，还收缴了四万现金和四辆汽车。　

张翔本周四下午在奥克兰地区法庭出庭，他否认了对他的洗钱指控。　

“我不认为我做错什么，我只是做我的工作。”他在法庭外说。

洗钱罪在新西兰最高可判入狱7年。

张翔目前获得保释，他将在8月6日再次出庭。

张翔是中国国籍，居住在北岸Glenfield，他的护照已经被收缴。

高级警官Steve Wood先生说，警方没能够在魏久量逃回中国前将他逮捕，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警方说，在对洗钱调查的初期阶段，魏就进入警方的监视视线。

因为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让魏回来接受审判比较困难。Wood先生说，会想办法联系魏或是他的律师，让他回来协助解决问题。

如果遭到拒绝，警方会通知边检，一旦魏返回新西兰，会立即遭到逮捕。

依据“犯罪收益追回法”（Criminal Proceeds (Recovery) Act），警方已经将魏名下的位于南奥克兰Franklin的一块占地15公顷的地产充公，其中包括两辆汽车和魏久量名下的一处价值200多万的豪宅。

警方相信俊德金融公司以外汇兑换为掩护，从事非法洗钱行动。该公司把毒品集团的毒资从不同账户大量转往海外以掩饰这些钱的来源。

警方还认为该公司的洗钱活动同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犯罪网络有关。

犯罪收益追回法让警方如虎添翼

本周四，警方“有组织和金融犯罪机构（Organised and Financial Crime Agency）”负责人Steve Wood先生向外界公开了在“相思树行动”中取得的战果——从犯罪组织那里缴获的枪支和毒品。

上周，警方在“相思树行动”中收缴了亚裔有组织犯罪集团的600万新币的贩卖毒品的资金和几十支枪械。

Wood先生说，这是新西兰最有意义的缉毒战役之一。 

警方在“相思树行动”行动中收缴了价值550万的脱氧麻黄碱、价值75万的康泰克（康泰克是毒品的主要原料）、21支武器和40万现金。

 Wood先生表示：“在我们打破整个犯罪网络之前，我们不会罢手。”

他说，从买卖毒品到洗钱，犯罪分子都是因为贪婪、因为钱。如果我们收缴了他们的钱财，那我们就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Wood先生说，2009年犯罪收益（追回）法（Criminal Proceeds （Recovery） Act 2009）给了警方打击犯罪分子要害的新权力——收缴他们的钱财和资产。

Wood 先生说，允许追回犯罪分子的犯罪收益的法律非常有用。他说，这次行动代表了对于有组织犯罪的新的打击方法，即捣毁犯罪网络的方方面面。

 “打掉这个金融公司对我们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结果。我认为打掉的不仅是这个特别网络，这会对奥克兰其他犯罪网络产生影响。”

这一次“相思树行动”，警方一共同22个政府部门合作，包括海关、移民局。

警方在“相思树行动”中已经对16名犯罪嫌疑分子提出各种犯罪指控，预计还会对他们提出更多的指控，并会有更多的人被捕。

警方“有组织和金融犯罪机构”的Malcolm Burgess先生指挥了本周四的行动。他说，周四的行动意义重大 “我们对新西兰的犯罪集团传递出一个清晰的讯息：‘我们是不会罢手的，直到我们缴获了你们的钱财、资产和任何你们通过犯罪掠夺来的不义之财。’”

法律薄弱　新西兰是洗钱的好地方？

有专家人士说，有组织犯罪集团特别愿意把新西兰当作洗黑钱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的法律宽松。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勒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顾问Kerry Grass先生说：“一些国际黑帮选择新西兰作为洗钱地，是因为我们的现有法律有弱点。”

Grass先生说：“地理位置过去对于洗钱者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因素，但现在可以进行电子方式转帐，所以地理位置已经不重要了。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我们在财经领域薄弱的立法。”

坎特伯雷大学犯罪学家Greg Newbold先生说，他相信警方打掉一个犯罪集团后，还会不可避免有其他犯罪集团冒出来。

采访华人金融换汇业人士　

金融换汇行业是华人从事的一个热门行业。目前，仅奥克兰就活跃着至少二十多家华人金融换汇公司。本记者周五采访了奥克兰一家华人金融换汇公司负责人，请他发表对于俊德公司涉嫌洗钱犯罪的看法。

该公司负责人说：据他们的业务经验来看，99%的顾客都是合法换汇，但是会在个别时候发现可疑的换汇顾客，比如在换汇时不愿意出示身份证件的，突然做几十万的大笔换汇的，有规律的小数额换汇的等等。

该负责人说，通常，带着几十万现金来换汇的顾客都不是钱主本人，而是被花钱雇用的留学生。

该负责人说，新西兰2009年通过了一个反洗钱法案，政府规定金融换汇公司在遇到可疑的换汇行为时必须上报，并在去年投入使用了一个十分先进的网络上报系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九家上报过可疑的换汇活动，但这八、九家中并没有俊德金融换汇公司。如果俊德公司经常遇到可疑的大宗换汇行为，又不去举报，这说明自身是有问题。

该负责人还说，去年还对金融机构制定了反洗钱的行业准则。如果大家都严格按照行业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的工作，想通过金融换汇机构洗钱的犯罪分子就不会有机可乘。

原文发表于2010年 7月23日 《新西兰联合报》

注：据NZ Herald 2012年3月28日报道，张翔被判无罪释放。

作者：毛芃

新西兰时间7月12日早上6点半，2010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重头大戏上演。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举行的决赛中，西班牙对阵荷兰。两只球队都是无冕球队。

在前90分钟比赛中，西班牙同荷兰队均无建树。在最后30分钟的加时赛中，西班牙队伊涅斯塔在第26分钟时踢进制胜的一球。结果， 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队问鼎成功，捧走了万众瞩目的冠军杯。

第三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的荷兰“橙衣军团”则再次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坐定亚军宝座。

不过，西班牙“斗牛士”们赢得让人心服口服。首先，他们踢球很规矩，不似荷兰队，因为太渴望夺冠而不惜采取“犯规”战术，一场球赛，吃了9张黄牌，还有一球员被罚下场。其二，虽然荷兰队的表现是“豁出去了”，但场上还是以西班牙队控球占据多数时间。

这是一场欧洲球队之间的较量，而去年获得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证明自己没有浪得虚名。

创造历史的球队

此次南非世界杯赛事夺冠，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杯冠军。而且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第一次进入决赛就夺冠的队伍。

西班牙队的夺冠，改变了以往18届世界杯冠军由“七国集团” “承包”的格局。在巴西、意大利、德国、阿根廷、乌拉圭、英格兰和法国之外，世界杯冠军俱乐部又多了一员。

西班牙队的成功，还颠覆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那就是欧洲杯冠军与世界杯冠军无缘。过往，没有一个欧洲杯冠军能在来年的世界杯冠军赛中再次夺冠。

亚军荷兰队也含泪创造了历史，那就是三进世界杯决赛都饮恨败北。在以往世界杯赛事上，还没有哪支球队三次进入决赛居然都没圆上冠军梦。

谈到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谱写历史新篇章的球队，当然还少不了英雄的全白队。

这次南非世界杯是新西兰自1982年以来第二次进入世界杯总决赛圈。在32强中被视为“鱼腩”的全白队有板有眼、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场比赛，不到最终一秒，不轻言放弃。

全白队战平意大利队

凭借着顽强精神和出色的防守能力，新西兰队三战三平，不失一球。而且，还战平了四次夺冠的意大利足球对。结果，全白队成为本届世界杯32支球队中唯一一支保持不败战绩的球队，在32支球队排名中跃居第22位，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而4年前的冠、亚军意大利和法国，仅排名第26和29位。

对于一个橄榄球当道、足球运动只是边缘运动的新西兰、对于球队中还有业余球员、教练工资是32支队伍中最低的全白队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可喜可贺！

金球奖、金靴奖、最佳新人奖

世界杯赛事结束，几大奖项也公之于众。

 

乌拉圭队球员弗兰（上图）获得南非世界杯金球奖。

德国队球员托马斯·穆勒（上图）获得南非世界杯“最佳新人奖”，并以射入5球3次助攻的优势荣获“金靴奖”。

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同样踢入5球的还有西班牙前锋比利亚、荷兰的斯内德和乌拉圭的弗兰。然而，他们的助攻次数都少于穆勒，因而无缘“金靴”。

世界杯赛举办至今为止，头号射手当属巴西的罗纳尔多，他在2002年的世界杯赛中射进8球。

自1974年在西德世界杯赛后，除了罗纳尔多，世界杯最佳射手很难突破6个球的极限。

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两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进球数少于5个入球，一次是1962年智利世界杯，有6人射入4球；另一次是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有3人射入4球。

根据世界杯统计资料，本届南非世界杯进球次数并不理想。64场比赛只打进了145个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第二少的世界杯，进球数第一少的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德国队年仅20岁的穆勒此次荣获“金靴”奖，也是德国队第二次有球员“穿金靴”。 德国队的克洛泽是上届世界杯赛的的金靴奖得主。

德国队在这次南非世界杯赛事中表现惊艳，攻入惊人的16球，其中分别在三场比赛中各射入4球 （4-1击败英格兰、4-0击败阿根廷、4- 0击败澳大利亚队）。而能与这一成绩相媲美的，也只有足球王国巴西队。

德国队最终战胜乌拉圭，蝉联季军，这是日耳曼战车获得的第4个季军。

迄今为止的19届足球赛事， 德国队参加过 17次，12次杀进四强，夺得3次冠军、4次亚军、4次季军、1次殿军。

曾经五次夺冠的巴西只有9次杀进四强；而四次夺冠的意大利队8次杀进四强；阿根廷队只有四次杀进过四强。

在夺得南非世界杯季军后，德国队主帅勒夫（下图）和他的球队都获得德国政府嘉奖。勒夫被授予德国联邦十字勋章，而德国队全队则获得德国最高体育奖项“银月挂叶奖”。

世界杯已不再是明星们的天下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用“独特”一词形容南非世界杯。他所说的“独特”，恐怕包含了这次世界杯所显现的“黯淡星光”。

同过往世界杯中足球巨星称霸赛场、其精彩表现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情况不同，本届世界杯赛事中，被誉为足坛四大才子的英格兰的鲁尼、巴西的卡卡、葡萄牙的C罗、阿根廷的梅西等巨星似乎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过早出局。

而进入最后四分之一决赛的四强 – 西班牙、荷兰、德国、乌拉圭，都是缺乏巨星的“平民队伍”。

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队意大利、法国小组都没有出线，巴西、阿根廷等夺冠大热门都被挡在了四强之外。

足球评论专家说， 这是因为过去一二十年来， “ 国际足球的发展一日千里，整体足球逐渐成为主流，战术的作用已凌驾在球星战术之上”。

足球专家或许说的对，不然， 何以亚洲球队日本和韩国双双进入16强、非洲的加纳队和南美的四支球队都携手进入前八强。

本届世界杯赛事所展现出的世界足坛多元化发展，给了更多的“平民队”以希望，比如日本就都已经气壮山河地发出要在2025年夺冠的誓言了！

 最明亮的星是神奇章鱼保罗

要说本届世界杯星光黯淡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德国章鱼保罗成功预测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结果，早已经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章鱼保罗居住在德国奥伯豪森的一家海洋馆里。它准确预测了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全部比赛。它预测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后，阿根廷人恨不得吃掉保罗。结果是，阿根廷的章鱼销售量大升。吃不成保罗，阿根廷人于是改吃保罗的同类来“解恨”。 

然而，在德国队与西班牙队谁将在半决赛中取胜这个问题上，“保罗”站在了西班牙一边，而且果然言中。可怜的保罗因此被伤心和愤怒的德国人斥为“叛徒”、 “卖国贼”。

不 过，对保罗来说无所谓，因为它已转而成为西班牙人的偶像。特别是在章鱼“决定”西班牙夺冠之后，荷兰人对之“恨之入骨”，于是乎也加入了仇恨章鱼的队伍， 据说引得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大为紧张，要求给保罗安排保镖。

西班牙一个小镇甚至愿意出价三万欧元，让保罗移民到西班牙来。而一批极有头脑的西班牙商人，则 把保罗的形象用在了T恤上。

T恤的图案上，吐着水泡的保罗调皮地举起了一个广告牌，上书“我爱西班牙”。

这一T恤，在西班牙据说是卖疯了。

神奇的是，保罗的最后预言也真的灵验，西班牙果真夺冠。

全世界球迷送给保罗各种雅号，中文的就有“章鱼帝”、“章鱼哥”、“章鱼仙”、“神算子”、“国际章”等等。

许多人在探讨分析保罗为何有那么大能耐，有从科学角度分析的， 有从“阴谋”角度分析的，不一而足。

感谢章鱼保罗，它让这一届南非世界杯更加好看，更有乐趣。也让全世界民众有机会领略因为章鱼保罗而引发的种种幽默。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发表于2010-7-21《新西兰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