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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富豪郭文贵因巨额金融欺诈被判30年监禁

中国流亡富豪郭文贵(又名Miles Guo,本名郭浩云)因实施大规模金融欺诈于美东时间周一(6月29日)被判处30年监禁。经过七周的审判,郭文贵被裁定12项刑事指控中的9项罪名成立。

检方表示,审判过程充分展示了他如何通过虚假交易欺骗数千名投资者,借此维持其奢华生活方式。郭文贵10年前逃离中国,并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名身处美国的中共批评人士。

判决由美国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纳利萨·托雷斯(Analisa Torres)作出。在听取判决前,郭文贵获得发言机会,他对自己在狱中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称自己周一凌晨5点曾晕倒在地。他说,医院的医生认为他应留院治疗,但他随后被送回监狱,途中多次呕吐。他表示,在被带往法院之前,曾有一名医生到监狱探视他。

“我来到这里时,我说我胃疼,我需要去厕所,我感觉不舒服,”郭文贵通过翻译表示。

“我来美国的原因,就是要摧毁中共,”郭文贵说。

法官在宣判时,朗读了她收到的部分受害者来信片段,信中描述了他们失去毕生积蓄,并因此陷入恐惧、严重焦虑,甚至失去家人的经历。

郭先生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寻求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 托雷斯法官说

托雷斯法官还表示,郭文贵至今“拒绝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荒谬地坚称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并称他“曾号召支持者骚扰和恐吓那些敢于站出来批评他的人”。

郭文贵此前与保守派政治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关系密切,两人于2020年共同宣布发起一项推翻中国政府的联合行动。在三年前于纽约被捕并被拒绝保释之前,他曾居住在一处俯瞰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并加入了特朗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哥高尔夫俱乐部(Mar-a-Lago Club)。

检方与辩方观点

流亡的中国商人郭文贵被控领导一个复杂的诈骗阴谋,从网上追随者那里骗取了超过10亿美元。
流亡的中国商人郭文贵被控领导一个复杂的诈骗阴谋,从网上追随者那里骗取了超过10亿美元。 (Reuters: Chiang Ying-ying)

检方要求判处他至少30年监禁,称他在2018年至2023年间实施的“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摧毁了数百人的生活”,留下了“一片在经济、情感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受害者和家庭的废墟”。不过,郭文贵声称,许多追随者依然信任他。

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表示,他通过不义之财,过上了“极度奢华放纵的生活,住豪宅、坐游艇、开赛车,身着名牌服饰,享用奢华家居”。

郭文贵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写道,他是中国共产党“庞大、无处不在且危及生命”的追捕行动的受害者。他们指控,中共招募了美国商界、娱乐界和政界的精英人士,合谋对付郭文贵。

律师在判决前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表示,重判只会坐实中国的污名化宣传,“助长进一步打压、将中国异见人士排挤出公共生活的企图”。他们指出,类似案件中的被告通常只被判处2至4年监禁。

律师还指出,法院的一名假释官员曾在致主审法官的信中写道,郭文贵身上留有他在中国遭受酷刑所致的伤痕,以及他在1993年至2022年间为修复这些伤害所接受的多次手术留下的印记。

检方表示,郭文贵说服数十万人向其控制的多个实体投资逾10亿美元,包括他的媒体公司GTV Media Group Inc.,以及所谓的“喜马拉雅农场联盟”和“喜马拉雅交易所”。

检方在判决前提交的法庭文件中指称,郭文贵在利用美国宽松的庇护法律在美大肆敛财的同时,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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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嬷的情书》奥克兰首映,政府文化部长视频恭贺,网友的评论

没想到在中国很火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上映了。潮属总会昨日举办了首映式,还请到艺术文化和遗产部长Paul Goldsmith发祝贺视频,祝贺的还有国家党议员陆楠,还有一工党女议员。


不久前,毛传媒网友们就这部电影进行了讨论,其中有真实的生活回忆。

William

这几个星期,我看到很多人在谈论这个电影,几乎清一色的在赞美这部电影,这篇评论是我看到的唯一批评这部电影的评论,我觉得它很有说服力。

懂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拥有海外关系的妇女,在四清和文革年代,会经历怎样的审查和折磨,电影只讲两个女性跨国之间的温情,却刻意回避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残酷,在我看来是这部电影的致命伤,让这个温情故事显得很假。

当然,我知道制片方和导演有他们的难处,那是他们的求生密码,如果不刻意抽干那些历史的真实,这部电影就不可能在电影院上映。”


太阳林:

我想在60年代的侨批是几乎中断的,而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60年代却是重点刻画,笔墨最重、情感最浓、戏剧冲突最强烈的部分。电影手法本来可以虚化,可以跳跃,可以浓缩。但却选择了最不诚实的路径。故事的情节、艺术的表达可以虚构,但虚构不是虚伪。即使能够戳中观众的泪点,达到情感高潮的共鸣,这高潮却是因着虚伪而摧生。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即使到了1995,1996年,我哥从基督城往家里寄的信,都有被拆过的痕迹,就因为落款是”Christchurch“。更离谱的是后来连装模作样都免了,拆封后直接用钉书机钉上。

我哥后来将落款改成CHCH才免遭其难。

Bernny

我90年在大学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发信人我不认识,对方只是跟我的一个在国外的朋友同寝室,听了我的歌,然后就来信推荐我听一些她喜欢的音乐。也可能是因为89才过,那封台湾来信直接被扣在系里。然后系党委书记叫我去收信,明明白白告诉我说,他们看过这封信,说信“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拿回去。”

凌风

旧时代大家有归土之思,故有时代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故土是祖上及族人世代所居、自有物权、文化传承、宗祠香火……但是,现在的政府早已把这一切连根拔起、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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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

沈泽玮:《给阿嬷的情书》的统战启示

统战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

周末去看了中国当下最受追捧、总票房预计破16亿人民币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万种思绪被电影情节搅动不止的一秒钟空隙里,我突然回过神,热烫的脑袋闪过冰冷两字——统战? 

从情感中抽离地看,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统战片,即便导演未必有这个初衷。统战对象不是平日新闻中常见的台湾人,而是全球华人,更多聚焦东南亚华人。没有宣传口号,没有宏大叙事,唯有“情义”两字贯穿全片,牵起一个女人写给另一个女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情义文书。

剧中演员全讲潮汕话,演员据说也都是素人。潮汕话既非潮州话,也非福建话,听不太懂,但借助字幕就能完全看懂。

影片讲述上世纪40年代,一个叫郑木生的潮汕青年在战乱中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过番”下南洋,留下妻子叶淑柔在老家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他先到马来亚,再到暹罗(今泰国)。在暹罗结识华人女子谢南枝,两人相互扶持,建立起情义相挺的真挚情谊。

郑木生在跑船时与歹徒搏斗落水身亡。谢南枝帮忙办后事,还继续以郑木生名义,寄送侨批给素未谋面的叶淑柔,汇款也没少,甚至连咸猪肉和脚踏车都寄上,为相隔江海万里的另一个家庭守护长达18年的美丽谎言。 

谢南枝和叶淑柔在垂垂老矣之时,终于在泰国见上一面。此时谢南枝已患上老人痴呆,恍惚中,她脱口而出:“你是淑柔姐吗?我给你寄的咸猪肉好吃吗?” 一句老人之间关于吃的寻常问候,承载谢南枝对叶淑柔一辈子的情义羁绊,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散场后,坐我后头、说着标准普通话的中国北方观众在讨论侨批。似乎在走进电影院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肯定也不像中国南方人那样,有亲戚在东南亚。侨批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海外华人寄回中国家乡,集家书与汇款凭证于一体的信件,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乡愁印记。

身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我不禁在想,当这部影片在东南亚国家放映时,当地华人群体,尤其是经历侨批时代的老一辈,如果还健在并能走进影院看电影,那些纸短情长的悲欢离合,会在他们内心产生多大的触动?他们当年可能只是个孩子,如今两鬓斑白回看历史,侨批记录的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喜愁悲欢虽早远去,却始终是他们人生剪影的一部分。

年轻一代的东南亚华人,他们的观后感又是什么?以第三者的视角看着别人的故事时,是否也会产生“那是我曾祖父祖母的故事”的共鸣?我出世的那个年代,侨批已走进历史,但仍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过,要寄东西“回唐山”。 

《给阿嬷的情书》是部好片,至少在人工智能全包揽就能整出短视频的“预制菜智能时代”,导演证明了有克制、有温度的人文电影,终究还是要人来做。

说片子具备某种统战效果 ,因为它做到真正的润物细无声。不同于生硬、容易引发警惕、仿佛只差没把“统战”二字刻在额头上的表达方式,这部电影以质朴的影像语言和情感真挚的叙事结构直抵人心,让人不自觉对“唐山”产生亲近,进而形成跨地域的华人情感共振。

影片更是让人思索,非中国籍、不在中国出世长大的华人,他们与中国的连接是什么?那些不理解中国社会运作,甚至不谙中文,却被中国崛起所吸引的华人,他们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又是何种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和统战工作不断扩展,这种连接会否不断加深?若是,这会给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华人和他们所属国家的治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当下虽没了侨批,却有小红书、TikTok、微信、淘宝等各式各样的现代应用,它们正以更便捷方式,将世界编织入同一张由中国构建的信息网络之中。 

影片的“过番”落脚处设定在泰国,中泰友好是个自然卖点。再延伸开来,有华人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潜在市场。上网查了一下,中国媒体报道,影片发行方确实将重点放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潮汕侨胞聚居地区”。也果不其然,媒体报道称,中国全国多地统战部门及侨联组织,如汕头、福州、马鞍山等地,将电影作为重点文化项目,“纷纷组织统战成员、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集中观影”。

我想起跟台媒朋友聊起祖籍话题时的一段对话。大家都是祖籍福建,她快速反应说,祖辈上了哪艘船,就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她祖辈那艘去了台湾,我祖辈那艘漂到了新加坡。

极富画面感的一句话,我听出些许宿命感和难以言说的历史分岔感。台海两岸关系千丝万缕,盼最终能以水到渠成方式和平处理。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作为位于东南亚的多元种族国家,虽以华人为多数,但并非华人国家。国语为马来语,国歌亦然。经历数代人落地生根后,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早已清晰不过。就个人而言,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祖籍福建东山,是明确的身份排序;与中国,是祖籍连接,而非祖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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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母亲:一生三次大迁徙,从马来到北京、再到香港再到英伦

从香港移民英国后,认识了一位朋友的母亲;她一生的经历,足以写一本有温度更有历史厚度的书。

朋友母亲祖籍福建,上世纪50年代响应陈嘉庚的号召,从马来回国,被安排到北京。她说当时带回的东西如电器、缝纫机之类的东西被政府“没收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国内还很罕见。

她在中国内地一直生活到80年代,其经历只一个“惨”字可形容……



80年代初,她有幸获批,移民香港。

2020年因香港变故,她带着儿孙一大家移民英伦;三年前长眠于此。

她的家族故事,有如齐邦缓《巨流河》故事的一个更普遍人的版本。

朋友母亲的这一生——从马来西亚到北京,再到香港,最终长眠于英国——是20世纪华裔命运不折不扣的缩影;她比《巨流河》还要多了一层身份错位带来的撕裂感, 一个更有痛感的普通人的一生。



50年代,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的华侨(史称“老归侨”),绝大多数都怀着极其纯粹的赤子之心。他们变卖资产、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带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国内极度匮乏的物资(比如她的电器、缝纫机)回来。但他们遭遇的,是历史最残酷的黑色幽默:

资产被“收归”: 在当时的公私合营和全面公有化浪潮中,个人财产权被迅速消解,他们带回来的私产成了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

“海外关系”成紧箍咒: 到了50年代末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原本代表着爱国和奉献的“海外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政治特务嫌疑和“黑五类”标签。他们因为有海外亲戚、能收到境外汇款(也就是侨批),反而遭到了无休止的审查、抄家和批斗。

从50年代到80年代,那三十年的日子,对许多满腔热血回国的归侨来说,真正活成了一个“惨”字。那种被自己深爱的土地排斥、怀疑的痛苦,比物质的匮乏更摧残人心

她一生3次重大迁移,每次都涉及中国当代历史重大变迁下的选择,她一生都在历史的夹缝中奔波,寻找一个可以被称作“家”、能够让个体生命安全落脚的地方。

南洋的暖风:那是她无忧无虑的童年与少年,是陈嘉庚号召下的满腔热血。

北京的寒冬:那是她青年到中年的理想幻灭。三十年的“惨”字,是把一生最黄金的岁月,献祭给了时代的荒诞。

香港的烟火:那是她后半生的避风港,是在九死一生后终于抓到的一张安稳餐桌。

英伦的落叶:那是她暮年的最后一站,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再度漂泊,最终在异国他乡闭上双眼。

她没有死在她年少时热血回归的北京,也没有死在她生活了四十年、儿孙满堂的香港,而是长眠于父辈当年“下南洋”时那个殖民母国的土地上。 这种终局,是对所有宏大政治口号最无声、也最彻底的讽刺。

前日在她的坟前,不敢停太久,总会有一种酸楚欲泪的感觉。

看到网友们谈《阿嬷的情书》,心生感慨,电影是拍给活人看的止痛药,朋友母亲的故事,才是写在墓碑上的真实史诗。

每一个在银幕前被“侨批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观众,其实都应该去听听这些真正的历史幸存者在餐桌上的叹息。因为只有看清了那些被碾碎的个体感受,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是真正的代价,什么是真正的个体……而这又是一生最重要的。

生命如此匆匆又短暂,总不应该被梦幻所遮蔽。

当在聚光灯下看那些被筛选、被提炼的“情书”和“家国情怀”时,真实历史中个体所承受的重压,往往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了。

国内意识形态喜欢宏大叙事,然而这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要求个人对宏大概念付出绝对的忠诚,却在个人需要保护和尊严时,极其冷酷地转过身去。

当朋友的母亲带回来的缝纫机等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时候,当她因为大洋彼岸的亲人而抬不起头的时候,那种“家国情怀”就变成了一场单相思的苦恋。最终,逼得一个在传统文化里浸润一生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带着子孙决绝地离开这片她曾热烈拥抱过的土地。

宏大叙事的背后,最冰冷,也最真实。

所有历史的痕迹,其背面才是更值得去反思、记忆的。

如果不是看到朋友讨论《阿嬷的情书》,我也不会想起说出朋友母亲的故事。随着她的长眠,这段长达七十年的、惊心动魄的家族流亡史,可能就永远消散在英伦潮湿的空气中了。这种“不为人知的消逝”,才是最让人堵得慌、最让人流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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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调: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院的最新民调-世界观调查(How do Australians feel about the world in 2026?)显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仅有3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地行事”,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信任度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28%。



这意味着,尽管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疑虑仍然高于对美国的疑虑,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任差距几乎完全消失。

这与202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信任中国。

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地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的民调结果上升了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只有45%的受访者(比2025年少了7%)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同时,5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从现在起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事务中优先稳定与中国的关系。

60%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在中国对台湾展开封锁时,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应该与美军一起协助台湾。54%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与盟国一道,阻止中国使用武力。此外,62%(比2025年少了7%)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成为澳大利亚的一个军事威胁。

澳洲人对特朗普的态度

只有2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国际事务中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该民调历史上对历任美国总统信任度最低的一次,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信任的澳大利亚人比例(20%)几乎相同。

洛伊研究院该民调作者查尔斯·莱昂斯-琼斯(Charles Lyons-Jones)表示,澳大利亚人“强烈反感特朗普主义及其政策议程”。

他说:“澳大利亚人一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例如向丹麦施压,要求其放弃[对格林兰岛]主权控制权。”

“他们不赞成利用关税胁迫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的目标。”

尽管民众对美国和特朗普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急于放弃美澳联盟,73%的受访者表示,美澳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

这一比例较2024年认为美澳联盟对国家安全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比例(83%)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2007年小布什执政时期伊拉克战争期间创下的63%的历史最低纪录。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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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冬天流浪汉夜宿街头 新建监狱室内恒温22度左右

这是一位网友大清早去健身房时拍下的照片。这么冷的天气,看到有人无家可归,夜宿街头,他于心不忍。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位参与监狱建设项目的网友对一所新建监狱状况的介绍,让人感叹新西兰的监狱环境真是太好了!

下面是这位网友的描述。


“新西兰最近完工的监狱里,住500个普通犯人和100个有精神病的犯人。新监狱里还有为犯人提供的体育馆、网球场,健身房、举重房、氧气运动室、传授健康教育的教室,图书馆和一个小型医院。 囚室有地热,房间恒温22度左右。

“这家监狱位于新西兰最老的曾经也是最大的Waikeria 监狱旁边,于2018年6月动工,原先计划是2023年完工。由于疫情的影响,工期延长, 造价从预算7亿5千万,到现在预估的10亿,计算下来,纳税人将为每一个犯人平均提供造价150万纽币的住宿。

“如果按照新西兰三口之家均价一百万纽币的住宅来算,平均一个人的居住仅需34万新币。

“监狱内新建的洗衣房是南半球最大的监狱洗衣房,比Hamilton 医院的洗衣房还要大。厨房则大到难以想象。”


有网友看后指出:“这其实就是一种腐败。这样的公共花费挤压私营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市场导向的对创新资本和科技投入领域,新西兰捉襟见肘,总是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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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鴻向法庭申请暂缓支付Paul Young 近$48万纽币赔款和诉讼费用

2026年6月23日本周二下午,奥克兰高院再次就Paul Young诉肖志鴻的案子开庭,这次是审理肖志鸿(Morgan Xiao)提出的申缓执行支付Paul Young赔偿金和诉讼费用的申请。

前奥克兰市议员Paul Young

根据奥克兰高院的两项裁决,肖志鸿总共须支付Paul Young $478,441.89纽元。

  • 2025年12月1日,高院法官 Walker J 判决肖志鸿须向前市议员Paul Young支付$225,000纽元赔偿金
  • 2026年5月15日,高院法官 Walker J 裁决肖须向Paul Young 支付诉讼费用和相关支出共计$253,441.89纽元。

然而,魔王并未支付任何款项,而是申请暂缓执行要求他付款的法庭令,原因是他正在上诉程序中。

肖志鴻本人并未在6月23日出庭。他的代表律师在奥克兰高院法庭上表示,上诉理由之一是因为当事人认为在先前的审判中,其英文能力有限而受到不公平对待。

庭审法官还是Walker J,她当即指出,先前庭审时,当事人由律师代表出庭抗辩;同时还有专业法庭译员在场提供服务。

肖魔王律师还表示,肖在提供法庭的誓词中称,如立即支付相关款项,将对其家庭及日常生活造成严重财务困难。

肖志鸿去年12月在接受新西兰电台RNZ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要上诉,还称“对自己需要支付的赔偿金并不担心,” 因为他相信“肯定会上诉成功••••••这个钱不会是个问题。”

(RNZ文章截屏)


Paul Young律师表示已查明肖志鴻有三套房产,并已提出对房产扣押申请。

法官是否会因为魔王正在上诉程序中而准许他暂缓支付Paul Youn赔偿金和法律费用,预计两三周内会有结果。

Paul Young 的律师说,肖志鴻拖的越久,实际支付金额就会越高,因为利息也会算入在内的。

魔王肖志鸿当初在社交媒体上肆意诋毁他人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狼狈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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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安全机构越来越愿公开谈论中国在新西兰的情报活动,措辞也更强硬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SIS)与“五眼联盟”(Five Eyes)的伙伴机构联合发出公开警告,指出中国军事情报部门正利用LinkedIn等社交平台,招募那些能够接触特权信息或机密信息的人士。

这样的警告并不新鲜。真正引人瞩目的,是新西兰在公开点名北京时所使用的措辞发生了微妙却意义重大的变化。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局长Andrew Hampton


两年前,SIS在其威胁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复杂的情报关注对象(a complex intelligence concern)”,并把有关中国利用社交网络平台开展活动的内容放在一份47页报告的第31页。

而近日,SIS总干事安德鲁·汉普顿(Andrew Hampton)则直截了当地表示:“这就是间谍活动(This is espionage)。”

这正是战略传播的精髓所在。新西兰措辞上的变化,其意义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大。


这一警告并非凭空而来。自2023年首次发布公开威胁评估报告以来,新西兰安全机构越来越愿意公开谈论中国在新西兰的情报活动。

SIS早在2024年就曾公开指出,中国通过LinkedIn等平台接触目标人士。但在本月声明中的措辞明显更加强硬。

整份声明使用了“恶意的(malicious)”、“受害者(victim)”等词汇,而没有像过去那样试图用更具外交色彩的语言来平衡表述。


这份声明实际上面向两个受众。

首先,SIS希望提醒新西兰人,在LinkedIn等平台上与他人接触时保持警惕;另一个受众则是中国。

通过明确将这些行为定义为“间谍活动”,新西兰情报机构实际上是在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且我们正在公开点名批评你们。


这种做法反映了“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近年来的一个更广泛趋势。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英国军情五处(MI5)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近年来都越来越愿意公开指出敌对国家的活动。

其逻辑很简单:将这些间谍行为曝光出来,可以增加其行动难度,并帮助公众建立抵御能力。

不过,对于像新西兰这样高度依赖对华贸易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这种策略所承担的风险,可能比其情报伙伴国家更大。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指控针对新西兰采取行动。

2024年3月,新西兰政府披露,一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安全机构曾参与对2021年新西兰议会网络系统的攻击。

对此,中国驻惠灵顿大使馆回应称,这一指控“毫无根据(groundless)”。

同样,那次公开指责也是五眼联盟共同针对中国网络活动采取行动的一部分。


上周这份声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SIS突然开始担忧中国的情报活动。事实上,该机构数年来一直在发出类似警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

新西兰正在改变其公开点名北京时所使用的语言。

换句话说,问题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新西兰官方已经越来越少使用过去那种谨慎、模糊、外交化的表述,而开始直接使用下述措辞公开描述中国情报活动。

  • “间谍活动(espionage)”
  • “恶意行为(malicious activity)”
  • “受害者(victims)”

也就是说,变化的不是新西兰对中国情报活动的认知,而是新西兰公开批评中国时所使用的用词和表达方式。


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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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机场将于2027年迎来一条飞台北的新航线

奥克兰机场将于2027年迎来一条新的飞往台北的亚洲航线。这是因为台湾星宇航空(Starlux Airline)将开通悉尼至台北的航线,并计划将航线延伸至奥克兰。

悉尼机场发布的新闻稿称,悉尼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迎来星宇航空的机场。新闻稿还表示,航班时刻表正在最终确定中,更多细节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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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毛芃作品 社交媒体

The Magic of the World Cup

My friend’s nephew, Eric Lu — an alumnus of Auckland’s ACG Parnell College now pursuing postgraduat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recently caught the New Zealand vs. Iran World Cup match in Los Angeles.

Having spent over four years in New Zealand, Eric naturally considered himself a Kiwi supporter and arrived at the stadium ready to cheer for the All Whites.

Sharing his experience on WeChat, Eric described an atmosphere unlike anything he had ever seen. He estimated that of the 70,000 fans packed into the stadium, around 95 percent were backing Iran.
Surrounded by a massive sea of red, green, and white – and flanked by two burly Iranian men – Eric initially decided to keep his New Zealand fandom under wraps for self-preservation, though the Iranian men sitting next to him immediately greeted him warmly.


Eric’s secret didn’t last long. Just seven minutes into the match, New Zealand scored its first goal. Unable to contain his excitement, Eric let out a massive cheer.

To his surprise, while he was enjoying the match with his beer, his neighbor, who was just drinking water, clinked glasses with him and even offered him some popcorn.

When Iran later equalized to make it 1-1, the stadium exploded. Swept up in the sheer, infectious joy of the crowd, Eric found himself chanting “Iran! Iran! Iran!” along with others before he even realized what he was doing. A second later, one of the Iranian fans next to him wrapped him in a massive bear hug, and they were jumping up and down together, celebrating like old friends.

Reflecting on his stadium adventure, Eric stressed that New Zealand still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He said that during his four and a half years there, he made lifelong friends, experienced extraordinary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from Kiwis, and fell in love with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in the world.

That is why Eric Lu’s WeChat post has touched me. It revealed the true magic of the World Cup – its shared joy can sometimes transcend even the team loyal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