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观点与评论

作者：（新西兰）飞 雪

1990年，日本站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像一个相信自己会永远向上的国家。

东京银座的一小块土地，每平方米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有人甚至算过一道著名的题：仅东京都的地价总值，理论上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州。今天回看，这样的说法近乎荒诞。但在当时，它不但没有被当作笑话，反而被许多人视作时代实力的证明。

一个社会一旦走进那种氛围里，很多看起来离谱的事，都会慢慢变得合理。房价上涨，不只是市场现象，而成了一种全民情绪。土地升值，也不再只是资产变动，而像一种不证自明的信仰。许多人相信，土地是唯一不会贬值的东西，买房是人生中最稳妥的决定，买买买，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也对家庭负责。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这个神话就开始崩塌。

更准确地说，它像一堵早已出现裂缝的墙，先从内部松动，再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剥落。最先失去的是价格，然后是信心。最终被改写的是普通人的人生秩序。

这是一个关于资产泡沫的故事，一个关于时代心理的故事。日本如何跌入「失去的三十年」，一个社会如何在繁荣中集体相信某种东西，又如何在神话破裂之后，慢慢学会接受另一个现实。在这不确定的当下，值得拿岀来说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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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世的底色：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

要理解1991年的崩塌，必须先回到1985年。

那一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的核心，是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压力。此后三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升至120，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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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签订“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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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产业形成了明显打击。制造业承压，增长放缓，市场信心开始动摇。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日本央行从1986年开始连续降息，将基准利率一路压低到2.5%的历史低位。

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利率足够低，钱就会变得异常廉价；而当一个社会同时又笃信某类资产「只涨不跌」，大量资金就很难老老实实流向那些回报慢、周期长、见效不确定的实体部门。与其辛苦扩建工厂、研发产品，不如直接买土地、等升值、再抵押、再借钱、再买更多土地。这个过程更快、更直观，也更能制造财富神话。

银行也愿意参与其中。因为在那个年代，土地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抵押品。只要有地，就意味着有信用；只要地价继续涨，风险就像被自动抵消了一样。于是，企业拿地融资，个人按揭买房，开发商继续高价拿地，银行继续放贷，资产价格继续上升。价格上涨强化信心，信心带来更多资金，更多资金再推动价格——整个系统就这样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资本同样嗅到了机会。日元升值意味着持有日元资产本身就有汇率收益，热钱快速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了股票和土地价格。那几年，日本资产市场仿佛变成一台永动机。不需要太多解释，只要身处其中，就会被不断上涨的数字说服。

1985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至334，三年内几乎翻了两倍。到199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六大城市地价较1985年上涨约90%。整个日本房地产总市值，甚至一度被估算为美国的五倍。

在那样的气氛里，泡沫并不以「泡沫」的面貌出现。它总是先以繁荣、机会、安全感和共识的样子出现。它反射出的是人们最想相信的东西。努力有回报，早买总没错，资产会替你守住未来。

也正因如此，当社会上的人们开始普遍相信，这种房价快速上涨本身就是常态时，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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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子如何从「最稳的资产」变成长期负担

所有宏观叙事，最终都会落到普通家庭的饭桌、账单和睡眠里。

在日本泡沫最热的那些年，很多家庭买房，是因为恐惧超过了人性中的贪念。因为他们害怕再不买，以后就永远买不起了。害怕今天不进入市场，明天会被彻底甩下。也害怕在一个人人都在讨论买房、换房、地价上涨的环境里，自己成了那个「没跟上时代的人」。

于是，买房成了一场对未来人生位阶的押注。月供高一点没关系，生活紧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房价继续上涨，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有很多人在做投机，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用尽全力追赶那个看似不会停止上升的时代。

1991年之后，房价开始下跌。

起初，大多数人并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把这看作一次短期调整，甚至把下跌理解为「又一次入场机会」。但市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反弹，反而开始进入一种漫长、缓慢、却几乎没有尽头的下行通道。

真正让普通家庭感到窒息的，除了账面亏损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在现实生活中那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匹配感。房子的市值在缩水，债务却仍然要按原计划偿还。资产在跌，人生却不能暂停。你以为自己握着的是未来，最后却发现那更像一副无法轻易卸下的担子。

当房子从「安全感来源」变成「财务压力核心」，一个家庭的很多决定都会被连锁改写。有人因此不敢辞职，不敢换城市，不敢创业，也不敢轻易生育。原本用于改善生活的收入，被锁进长期偿债。原本应当属于未来的时间，被用来填补过去高位买入留下的窟窿。

这也是房地产下行真正残酷的地方。它伤害的是人的行动能力。它会让一个社会中大量原本有活力、有计划、有向上意愿的人，突然开始变得保守、防御、迟疑。他们正常的发财欲望，逐渐被债务和不确定性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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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次性暴跌也就罢了，但这回是「慢慢跌很多年」

很多人以为，泡沫破裂意味着一夜之间的崩盘，像股灾那样迅速、剧烈、血流成河。但日本的真实教训，其实比这种想象更残酷。

它是急性崩塌之外的慢性失血。

1991年之后，日本地价开始下跌，但绝大多数年份的跌幅并不夸张，通常在5%以内。正因为跌得不算太急，很多人反而没那么容易警觉。每一年看起来都像还能承受，每一年都像只是「暂时还没见底」，每一年都有人相信，下一年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种「还没到最坏」的感觉，殊为致命。它让人迟迟不愿承认趋势已经反转，也让市场参与者不断在希望里停留，在等待里消耗。

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1992年至2015年，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累计跌幅达到65%；全国平均跌幅53%；商业用地跌幅更高达70%，几乎回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水平。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跨越几十年、持续侵蚀财富与信心的深层调整。

折磨人的「抄底幻觉」。市场每隔几年都会释放一些短暂的积极信号。比如价格跌幅收窄了，成交略有回暖了，政策似乎发力了，一部分核心区域开始企稳了……这些信号总会吸引一批人重新燃起希望，认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但接下来，现实又会把这种希望重新压回去。

于是，很多人的伤口在一次次「看见转机—投入信心—再次失望」的循环中不断加深。比起一次痛快的崩盘，这种反复更耗损社会心理。它让人逐渐失去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判断力、耐心，以及对未来的基本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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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企业与家庭，是如何一起陷入衰退的

房地产泡沫崩塌之后，受到冲击的不单单是购房者。

日本银行系统很快暴露出巨大的坏账问题。过去那些以高估值土地作为抵押品发放的贷款，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后迅速恶化。1992年至2003年间，日本共有180家金融机构相继破产。银行为了自保，开始收紧信贷。而一旦银行谨慎起来，整个经济循环就会迅速冷下去。

企业借不到钱，扩张计划被迫搁置，投资减少，招聘减少，裁员和停产开始增多。家庭看到就业预期转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消费变弱，又进一步打击企业盈利。房地产下行，就这样从资产市场问题，逐步演变为金融问题、企业问题、就业问题，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问题。

这正是经济学里常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表面上看，社会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增长不足。可更深一层看，是所有主体都在优先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银行想缩表，企业想降杠杆，家庭想还债。每个人都在做看似理性的自保动作，但当所有人同时这样做，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低温状态。没有谁敢大步往前，因为谁都不确定前方是否还有更深的坑。

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问题一旦进入系统层面，修复起来总是特别慢。它是从每时每刻的「房子跌一点」，顺着金融、就业、消费、预期一路传导，把整个社会拖进一种长期谨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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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拼命救市，为什么还是没能让信心回来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并非毫无动作。

利率一降再降，最终逼近零。财政刺激不断加码，十年内累计增发逾四百万亿日元公债。公共工程密集上马，修桥、修路、整治河道，希望用扩张支出来对冲民间部门的低迷。

如果只看政策力度，日本当年并不算保守。很多今天听起来耳熟的工具，他们几乎都用过了。

问题在于，政策可以提供流动性，却未必能立刻重建信心。它可以让市场不至于瞬间失血而死，却很难让已经受过伤的家庭和企业重新恢复扩张冲动。

1991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为48%；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30%，远高于同期欧美主要经济体。债务越来越高，增长却始终没有真正回到曾经的轨道。

原因并不难理解。日本面对的，早已不是短期景气问题，更要命的是结构性困境。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购房人口减少，城镇化接近尾声，社会预期持续转冷。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利率更低、政府花钱更多就自动逆转。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神话一旦破灭，之后最难修复的部分，就是预期与信心。一个曾经深信「持有房产就等于持有未来」的社会，一旦开始怀疑这套逻辑，后续所有政策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缺乏相信经济可持续繁荣的叙事。

1997年，日本为了整顿财政，提前上调消费税，直接刺破了刚显露出来的一点复苏迹象。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冲击叠加内部疲弱，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回头看，日本政策上的真正失误，在于它始终低估了一个关键核心问题的重要性。当一个社会同时遭遇债务压力、资产缩水、人口变化与信心坍塌时，复苏不会像经济教科书上那样来得那么符合理性与逻辑。人心叵测，不仅指个人，也是实指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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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出现近30年的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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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失去的三十年，也是一代人的心理坐标

日本房地产泡沫留下的后果，还远远不止「房价跌了很多年」这么简单。

它改写了一整代日本人的风险偏好和生活想象。

2005年，社会学家三浦展出版《下流社会》，描述了一种泡沫破裂后的新现实。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欲望，转向低消费、低欲望、低预期的生活方式。表面看，这是自主选择。更深层看，这也是历史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看见过父辈如何把一生积蓄投入房产，又如何在漫长下跌中被套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从「人生底盘」变成「长期压力源」。一代人最核心的安全感，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年轻人发现，努力未必自动对应回报，买房也未必自动通向稳定时，他们会重新评估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谨慎的。于是，消费收缩了，野心收缩了，预期也收缩了。很多变化并不会体现在某一年的统计数据里，但会慢慢沉淀进社会气质中。

空置率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08年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房屋空置率已达13.1%，农村地区更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空屋免费赠送，只求有人维护」的公告。一个曾经为了抢一套房而彻夜排队的社会，三十年后却要为没人接盘而发愁。

这就是资产神话崩塌后的冷意。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理所当然地相信「房子天然等于安全」。

更微妙的是，东京核心区域近年来又出现了新一轮上涨。有人把它视为复苏，也有人担心那只是新一轮泡沫的回声。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它总会在熟悉的地方发出回响。每当一个社会再次把某类资产当作唯一确定性的来源时，旧问题就可能换一种方式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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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神话是怎么死的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归咎于谁呢？。

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压力，央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对土地抵押的过度迷信，企业和个人在财富效应中的羊群行为，以及媒体和专家不断强化的「土地不会跌」叙事，共同构成了那个年代的合力。

泡沫，起初它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那不是真的。

当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接受同一套资产逻辑时，质疑者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如果提醒风险，会被视作悲观。你如果强调周期，会被认为不懂时代。你如果说价格不会永远上涨，别人只会拿过去几年的涨幅来教育你。

神话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在日复一日的新闻、谈资、成功故事、专家意见、家庭决策和市场数据中，被不断重复、不断强化，最后变成一种几乎无人怀疑的常识。

神话的死亡，也是从越来越多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真正相信它了。

他们嘴上也许还在说「会回来的」「再等等看」，可心里已经开始收缩支出、放弃计划、停止冒险。价格的下跌只是表层，信念的松动才是根部。一旦根部出问题，再多的刺激也只能托住表面，很难让一个时代重新回到原先的情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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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多年之后再看，日本失去的，除了增长速度与房地产价格，更是一种「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集体确定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东西一旦流失，修复起来往往比修复资产负债表更慢。

这或许是所有房地产泡沫留给后来者最值得警惕的教训。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总以为自己买的是房子。等到下行周期真正到来，才会发现自己买下的，往往还包括预期、信心、选择权，甚至是未来很多年的生活方式。

房子固然只是钢筋水泥。但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对稳定的想象，与一代人对上升通道的理解。也是一个社会对繁荣是否能够持续的判断。

所以，日本泡沫破裂真正崩塌的，并不只是房地产的价格。

崩塌的其实是一整套关于财富、安全与未来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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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先生

此刻我正在日本，东京远郊。

这是过去近三十年第四次来日本。 最有标志性的日本拉面价格终于突破1000日元一碗，1300左右。 当年一美元兑80日元，如今160。 以美元计价，曾经平均收入超过美国一万美元的日本人如今只有美国的40%。

日本城市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老旧一些。 这次看到一点微小进步，通勤火车改进不少，终于有一点新房子建起来。外国人到处都是，连郊区也能看到，不要说京都、东京更是云集。 第一次来日本对物价之高震惊变成现在对物价之低的享受。

因家庭成员流感脱水去日本医院紧急输水，也见识了日本医疗状况。收费大约是美国十分之一。但设施陈旧，到处脏兮兮，与美国医疗设施基本上五星酒店级差距巨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1990年来日本，眼前全是靓丽的高楼和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现在的游客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陈旧罢了。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大概中国2050、2060年也还会是目前的样子， 想不出来有更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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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 雪

打开微信群，哪怕是几十个不太熟的人凑在一起，基本的体面还是在的。发言有分寸，争论留余地，就算意见相左，也少有人直接撕破脸。但打开海外的社交平台X，随便点进一条发言的留言区，你经常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嘲讽、谩骂、诅咒，来自素不相识的人，针对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见到的陌生人，毫无来由，也毫无顾忌。

同样是人，同样是屏幕后面打字，为什么这两个场景会如此不同？

表面上这有关网络礼仪的话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出了问题。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足够稀薄，人究竟会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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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者去哪了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在群中》里提出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判断：数字时代，在人们所有貌似冲突的背后，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消失了。

什么是“他者”？不是汉语中你我他的他，也不是指外貌不同的人，在传统的哲学意义上他者，指的是那个真实存在于你面前、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无法完全理解和预测的人。真正的他者带来的是一种阻力，你不能随意对待他，因为他是真实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会回应你，他的存在构成对你的某种约束。

但现代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了“他人”。比如在X（原推特）的留言区，对方是什么？一个头像，几行字，一个立场标签。你不知道他多大，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悲喜对你没有重量，他的反应对你没有后果。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在你的感知中被压缩成了一个信息节点。

当对方不再被感知为“他人”，恶意就不再需要理由。

这是韩炳哲哲学上的核心洞察。我们不必然在社交平台上和更多人互动，我们只是在向更多的信息节点发射情绪。而那些情绪看似针对某个人，实质上是在一个去人格化的空间里自由漂浮，粘到任何东西都可以附着。

而人们在使用微信群时，之所以维持着基本体面，恰恰是因为那里的“他者”还没有完全消失。你如果在群里呆得足够长，就知道群里可能有人认识你，你有大概的社会坐标，对方也有。这种半熟人的网络，残留着足够的“他者性”，让你在发言前还会有一点停顿与犹豫，因此也不容易情绪化地暴走。就算你知道在线下生活中，你不认识群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微信群组生态系统，让你意识到，你的一次暴冲，有可能导致你经营多时的线上公共形象“社死”，代价还是有的。

二、匿名不让人变坏，只让人无需为坏负责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有个著名的叫“去个体化”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框架主张，当一个人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的环境中，个人身份弱化，责任感也随之下降，群体情绪反而会被放大。他不再作为“我”在行动，而是作为“人群中的一员”在行动。这种状态下，攻击性更容易被释放。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津巴多和他的同事在1970年设计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招募了若干名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告诉她们这是一项关于“移情与惩罚”的研究。每位被试者被安排在一个隔音房间里，通过麦克风和电击按钮与另一房间的“学习者”（实际是研究助手）互动。实验设置了两种条件：在“去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上宽大的白色罩袍和头套，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彼此之间无法辨认；在“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着自己的日常服装，胸前佩戴醒目的姓名标签。被试者的任务是每当“学习者”回答错误时，就按下电击按钮给予惩罚。结果令人震惊，匿名条件下被试者施加的电击持续时间平均是个体化条件下的两倍，而且许多匿名被试者在实验结束后表示，她们“只是跟着感觉走”“没有多想”。这一实验清晰地表明，匿名环境会显著削弱个人的责任意识，使攻击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这个理论及其实验证据，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可以得到了几乎完美的验证。还以社交平台X为例，平台上的账号可以是真名，也可以是匿名，但即便是真名，也很难真正建立稳定的社会身份，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不会有人记住你说过什么。每一次发言都是孤立的事件，没有积累，也没有追责。津巴多的实验所揭示的那种“穿上罩袍就敢按下更久电击”的心理机制，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了。一个匿名账号发出的恶毒评论，与一个真实姓名下的评论，其心理成本完全不同。

但我想在津巴多理论的基础上再补一句，匿名并不是让人变坏的直接原因，关键是它让人不需要为坏付出成本。实验中的女孩们都是神智清醒正常的普通人，她们只是在匿名罩袍的掩护下，暂时卸下了社会身份带来的责任感。同样，网络匿名也没有改变人性而创造出新的恶意，它只是拆除了一道原本存在的责任之墙。

在现实中，我们的很多克制，其实并不来自道德自觉，更主要来自对后果的预判。你不当面骂人，是因为对方可能会还嘴，旁边的人可能会评价你，你的声誉可能会受损。这些都是有形的约束。网络的匿名性把这些约束一一拆除之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恶意。津巴多实验中的被试者之所以敢按下更长时间的电击，突然变成了“坏人”，是因为潜意识中感觉到没有人会认出她们、指责她们、让她们承担后果。

在社交媒体上，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从表演的前台，成了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而且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三、前台崩塌，后台外溢

讲到从社交媒体到表演舞台的隐喻，新媒体研究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就用得上。该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场表演。人在公共场合呈现的是“前台”——修饰过的、符合社会期待的自我；真实的情绪和未经筛选的想法存放在“后台”，不轻易示人。正是这种前后台的分离，让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文明秩序。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腔，“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就是个体在现实社会上生存策略的一个缩影。

戈夫曼写这套理论的时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你在某个场合的表现，会被认识你的人记住，会积累成你的社会形象。这种“声誉积累”的机制，是维持前台表演的动力。

但在X这样的平台上，这个前提消失了。没有稳定的观众，没有长期的关系，没有需要维护的声誉。你今天在某个陌生人的留言区说了一句刻薄的话，明天那个人不认识你，后天没有人记得。前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后台就自然地外溢出来了。

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勇敢，而是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这里不是需要表演的前台，而更像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四、算法在奖励什么

如果说以上几个解释框架描述的是人性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反应，那还有一个因素在主动助推这一切，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

大家知道在社交平台上，情绪烈度越高的内容，越容易获得传播。愤怒、嘲讽、对立，这些情绪触发互动的效率，远高于平和的表达。平台的推荐系统不在乎内容是否善意，它只在乎你有没有点击、有没有停留、有没有转发。这套逻辑一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你的注意力就是商品，而刺激情绪是让你持续消费的最廉价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是一台情绪筛选机器，它持续地、系统地把最具攻击性的表达推向更多人的视野。温和的声音却会逐渐消失，它们会慢慢沉入看不见的地方。

韩炳哲谈到这一点时，有个很准确的表述，平台制造的貌似多元的声音，其实是同质的情绪共鸣。算法把相似情绪的人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封闭的回声空间里，愤怒不断地被确认、被放大、被合理化。久而久之，身处其中的人会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众意了。他们看到的全是相同的愤怒，便以为愤怒就是常态，理性反而成了异类。这种认知扭曲，不需要任何人刻意操纵，算法自己就能完成。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单个个体的恶意，而是被系统性放大百倍千倍n多倍的恶意。在网上，人变坏了，只因为坏的表达更容易被看见，而且，更容易得到掌声。当掌声成为一种激励，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朝着获得掌声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表达。冲突温度越高，流量越多；流量越多，示范效应越强。这种冲突的螺旋性交错上升，最终整个话语生态的基准线被悄悄拉高，但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平台方告诉我们，算法只是在“客观”反映用户的偏好。

五、关系消失之后

以上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指向，网络恶意的根源，非人性本恶。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的消失。

文明的本质，在于个体之间的互相关系与约束被建立起来。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关系网络——你要在这个村子里继续生活，所以你不能随便撕破脸。陌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制度和规则——法律、职业声誉、公共道德，构成一套非人格化的约束体系。

但网络世界两者皆缺。既没有熟人社会的关系约束，也没有成熟陌生人社会的制度约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稀薄到几乎不存在，但又暴露在同一个空间里，随时可以触碰对方。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处境。无限接近，却毫无关系。

当关系消失，责任消失。当责任消失，恶意就变成了一种低成本的表达方式。它不需要理由，不承担后果，甚至总可以获得同类人（动物？）的喝彩。

这就是为什么越陌生越恶毒。因为在陌生的场域里，那些原本让我们保持克制的东西，一样一样地不见了。

我们以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说任何话，攻击任何人，然后消失。

但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彼此之间真实连接的彻底瓦解。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由，我们只是失去了彼此。

——飞雪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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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2026年4月7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问中国大陆。在上海机场，她受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的迎接。

郑丽文此次出访时机很是耐人寻味。

3月30日，郑丽文宣布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邀请将访问大陆。这一天，正值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到访台湾并同赖清德总统会面。中美两种力量，在同一时间点同时作用于台湾。

郑丽文的此次大陆之行，从一开始就折射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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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2026年3月30日会见美国参议院率跨党派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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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美国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台的目的是为了敦促台湾立法院尽快通过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美方称，台湾面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在这之前，执政的台湾民进党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已遭国民党及民众党两大在野党联手10度封杀。此举引发美国方面的关注和不满。

作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本人就反对政府增加国防开支、采购美国武器的计划。她曾对法新社表示：“台湾不是提款机。”

有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此行可能被北京用来强化对台影响，遏制美国的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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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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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

在台湾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郑丽文在去年竞选国民党主席时，因为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中国认同”，被视为“亲中”。

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国民党主席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电文提及“推进国家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在“受权宣布”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率国民党访问团到访大陆时，特意提到“中国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就任以来，多次表达希望来大陆访问的意愿。”

郑丽文曾表示，若当选国民党主席，愿与习见面，“不要說见一次，见一百次都愿意。”

她近日还对媒体表示，与习主席会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可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海峡两岸和平，是海内外华人的普遍期盼，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但郑丽文此次的大陆行真能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早在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就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这次历史性会晤重启了国共高层对话，在这之后的20年里，数位国民党主席先后飞往北京，同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接触。

然而，两岸关系并未向好，如今大陆军机绕台已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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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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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次并不是郑丽文首次赴京，早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时，随行人员中就有郑丽文，那年她35岁，身份是国民党发言人。

连战的那次大陆行被称为“破冰之旅”，这是1949年以来国共最高层的首次接触。连战因而受到北京高规格款待，一时间，全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海峡对岸的“连爷爷回来了“，这一称呼勾勒出胡锦涛时代营造的两岸一家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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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8日，连战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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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后，国共高层逐渐形成了互动模式：

• 2008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
• 2015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 2015年11月，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面， 这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 2016年10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赴大陆开展 “和平之旅”，与习近平会面。

从最后一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到现在，时间已过去将近10年。

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北京时，郑丽文（右一）是国民党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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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2005年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所激发的震荡，给当时尚年轻的郑丽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希望能再续国共高层对话，希望再现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也许，她相信国共合作是维系两岸和平的最佳路径，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当然，志向远大的郑主席借此积累政治资本、塑造自身的历史定位也是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4月，连战的大陆“和平之旅”第一站是南京——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此次郑丽文的大陆行，第一站也是南京 —— 曾经的中华民国首都，她将在4月8日拜谒中山陵。

显然，郑丽文在沿着国民党前辈的足迹前行。

对于此次郑丽文赴京，人们也许好奇她手中究竟有什么牌能完成她的心愿 ——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洪秀柱10年前访问北京时，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框架” ，明确“以和平政纲对抗台独党纲”；比起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洪秀柱的论述更接近北京的政治叙事。

郑丽文此行，既要满足北京的期待，又不能得罪美国，还要有助于国民党在岛内的选情。而在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支持“急统”的背景下，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操作，几乎注定困难重重。

在郑主席启程到大陆之际，让我们先听听毛传媒的几位老朋友的高见！

恩泽

对台湾问题颇有研究兴趣和心得的网友恩泽指出：“郑丽文的要价是大陆方面对台的和平，避免武力攻台。”

他进一步解释说：“郑丽文目前要走的道路是试图回到马英九时代的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在一国两区的概念下，不谋求独立，也不追求统一。”

恩泽认为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因为马英九阐述这一有关两岸政策的“三不“主张时，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代，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大陆当局的政策是防独不促统，与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正好契合。”

恩泽认为：“过去这十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政策明显有变，军事准备也在踏实推动。理论上而言，如果试图用‘不独’做条件，郑丽文可能从陆方换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承诺或者利好。

“毕竟时过境迁，陆方的要求和期望已不在十几年前的那个阶段。何况郑丽文目前不过是一个在野党领袖，她甚至不能统一因短期选举压力而各有路线主张的蓝营各基层势力。”

有梦人

网友有梦人对郑丽文的评论则是一针见血。他说：“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统派，甚至可以说是急统，比习都急。

“当然她在策略上，为了顾及国民党眼前的选举不得不做些掩护，不会马上直接表现出急统。但他们密室里谈的，一定是统策，如何尽早达成习愿。“

有梦人认为：“中共及其台湾代理人肯定在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推进其统一目标。而台湾方面除了依靠美国的坚强支撑，自身几乎无法长期抵御被渗透和切香肠般的蚕食。“

对于中方在川席会之前邀郑丽文赴京，是否会以此向川普施压、表明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反对台独，有梦人表示：“川普有拿台湾做交易的动机，哪怕仅仅是玩他的权宜之计用来欺骗习近平，都会对台湾造成莫大的伤害。“

彭丽芳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人文社科学院的彭丽芳博士认为，郑丽文的大陆行有助于北京避免因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但郑此行是否能奠定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还难说。

彭博士指出：“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官员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的认知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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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无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此次大陆行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中方期待郑丽文而不是亲美派成为国民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期待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屹立不倒。

是否能如愿，且看接下来几天郑丽文同大陆官员如何互动；她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们细心揣摩，不仅台湾人会瞪大眼睛看，国际社会也在看，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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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丽芳博士

3月30日，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台北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郑丽文宣布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于4月7日至12日前往江苏、上海及北京参观访问；她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和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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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提到此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和她此次行程，都是基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不仅如此，郑女士还强调了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及其法理基础：自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被写进了国民党党章，它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与精神，也是国民党一贯的两岸路线。她认为“一中政策”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区域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只要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真的不需要打仗。郑女士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为两岸永续不变的和平奠定成功的基础。

郑丽文的表态很快引发了民进党中国部（民进党处理涉及中国大陆相关事务的机构）的强烈批评：翻开国民党历任党主席访中历史，充满“矮化、失格、脱序”的累累前科，如今国民党在立院挡国防预算、对军购摆烂，请国民党不要再当“统战棋子”与“毁台内应”，为一党之私出卖台湾的主权尊严、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

目前民进党虽然为执政党，但在议会中并不占绝对优势：113位立法委员中，民进党占51席；国民党占53席；民众党占8席；无党籍1位。鉴于此，只要国民党与民众党意见一致，便可通过议会半数，阻止民进党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岸关系不至于非常紧张。

倾向支持国民党政策的民众认为郑丽文此次访问大陆能改善或缓和两岸关系。那么，访问是否真的会像郑女士所期盼的那样，成为台海永续和平的基础呢？

某种程度上而言，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

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大陆的政策和法律，台湾如果存在独立的行为，那么将直接引发台海军事冲突。在台湾不改变台湾宪法和有关两岸关系法的前提下，如果独立只是部分群体或者某些政党的倾向，北京对武力统一台湾的选择仍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

根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如果台湾遭受大陆军事袭击，美国需要承担保卫台湾的责任：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和军事服务，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至于提供多少数量和何种种类的武器与技术服务，以及美国是否会派遣军队至台湾与大陆对抗或采取其他行动，《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将由美国总统和国会自行判断和决定（这就是美国对台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尽管如此，北京不排除这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军事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中美军事冲突。

对于中美两国的政治领袖来说，两国发声军事冲突，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最坏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自中美建交以来，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长期执行的政策是“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美国所需承担的保卫台湾的责任和《台湾关系法》相关法律条文的阐释提供灵活性，避免战略清晰可能引发的两岸或中美军事冲突。

在台湾问题上，相对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美国国会（立法部门）是更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一方。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的有关台湾的法案（2018年《台湾旅行法》、2020年《台湾保证法》和2025年《台湾保证实施法》），都是美国国会推动并通过的。这些法案实质上并未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可能改变美国这一政策朝着战略清晰方向发展的尝试为202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和预算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该法案因为存在刺激大陆而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国会多数通过。

据报道，拜登政府认为这项立法会产生反作用，它将干扰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坚持的“战略模煳”政策。在法案审议期间，拜登政府甚至游说美参议院民主党人叫停《台湾政策法》。由此可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与国会相比更为谨慎，不大愿意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对北京来说，如果存在和平谈判的空间，武力统一台湾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直接导致中美战争。

在了解了台湾民众和政党就独立和统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大陆能采取的政策只能是保持与反对台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政党与民众的交流，并在合适的时机，制定利于台湾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政策，以赢取这部分台湾人的信任。所以，大陆必然需要保持同国民党以及反对台独的台湾民众（包括文娱界名人）的交流，以平衡台湾岛内支持独立和反对一中政策的势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政治人物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时，北京方面都比较重视，并给与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从这一层面而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确实将能在短期内缓和自民进党执政以来的比较紧张的台海关系。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主席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

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理解台海关系发展或变化的关键。至于民进党，则完全否认“九二共识”，拒绝与大陆交流。

具体而言，“九二共识”并非正式协议，而是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达成的口头共识。海基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均为半官方机构，分别服务于当时的台湾政府（国民党执政）和大陆政府。对比海基会、国民党的官方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以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九二共识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达成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原则”。

不过，双方对“中国”一词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

首先，国民党理解的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台湾和大陆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双方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宪法》为台湾解释“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1912年至今）。台湾和大陆作为两个区域，同属一个中国。然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指出，对大陆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国民党很清楚，国共两党在“中国”一词的定义上存在分歧。

马英九于2023年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期间，多次提及“中华民国”。大陆所有官方媒体均未表示批评，反而正面报道马先生的访问。马英九对“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解释了为何大陆并未批评其言论。

对大陆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纳入“九二共识”。除了“一个中国”原则之外，还有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解读：一是维护国家统一，二是行政事务中不涉及“中国”一词的政治含义。这两点由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明确阐述。他表示：“台湾和大陆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都将努力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在两岸行政事务谈判中，不会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国民党和马英九将大陆上述声明解读为“一中各表”。为了保持和大陆的交流，避免冲突，国民党侧重寻求“九二共识”中与共产党“同”的部分，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搁置差异，即对“中国”的具体定义之理解。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符合台湾宪法和法律精神，能够成为与大陆交流和谈判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通过援引宪法和法律，国民党和马英九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

2023年4月2日，马英九访问湖南大学期间，向大陆听众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国由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两个区域组成。

如果我们考察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正案（序言、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十一条）以及《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马英九的解读并没有错。

李登辉政府于1991年5月修改宪法，增设了区分“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的条款。这里的“自由地区”指的是台湾。此外，李政府还决定制定一部法律，处理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法》。宪法修正案和《两岸关系法》都提到了“国家统一”。法律对“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人民”和“大陆地区人民”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例如，“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的其他地区。“大陆地区”指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以外的领土。

尽管国民党将中国定义为中华民国，民进党并不承认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解读，并将国民党版本的九二共识等同于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民进党认为，1992年台湾与大陆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马英九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阐释也遭到民进党的强烈反对。

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理解毫无根据。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表达了一个中国原则，规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后者则是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认为二者不同，“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产物。

如果民进党想要驳斥“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的法理基础，就必须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法》。正如前文所述，宪法和《两岸关系法》将大陆和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一个中国）的两个区域，并未排除“国家统一”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多次试图修改宪法和《两岸关系法》。例如，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2月，陈亭妃、蔡适应、陈欧珀等民进党立委提交了修宪提案。他们建议从宪法增修条文中删除“国家统一”一词，并修改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国家领土和现有国界的定义。

民进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修宪门槛很高。修宪提案必须先获得立法院会议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且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必须至少达到全体立法院议员的四分之三。满足这些条件后，提案将由台湾选民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赞成票数必须超过选民总数的一半（宪法增修条文第十二条）。

鉴于较高的投票门槛，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目前很难成功修宪。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有关两岸关系的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问题上，态度与民进党截然不同。国民党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改变台海现状，使台湾遭受来自大陆的军事攻击。因此，国民党倾向维持现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寻求与大陆谈判。

民进党、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除非主要政党能对大陆的政策达成共识，除非台湾民众同意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否则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内部对相关问题的政治分歧会长期存在。这些分歧并不会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大陆的交流而消失。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的民调中，大多数（超过半数）台湾民众自90年代以来仍然不支持统一(偏向统一和尽快统一)，也不认为独立可行（偏向独立和尽快独立）。相反，多数台湾民众倾向永远维持现状或维持现状以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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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飞雪

张雪峰是去年最有争议性的大网红，他是中国全民焦虑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人物，也是这个流量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他身上有太多中产阶层挣扎的痕迹，被众号写作者维舟称为“卷王”是有道理的。

以俞敏洪、张朝阳的第一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退场之后，接手的是张雪峰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结果是，主打网络民粹主义的张雪峰也走不下去了。

张在跑步机上心梗过世是有隐喻的，在以权力主导的中国社会，所有人，哪怕是成功人士，你也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跑，致死方休。 而中国社会就是台由权力操控高速转动的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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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张雪峰的一段视频，张雪峰用东北人特有夸张的神态与幽默诙谐语言辅导学生家长，“你家的孩子有向上管理的能力吗（会不会来事）吗？家里有社会资源支持孩子读博吗？”“如果都没有，我劝你孩子不要念医学专业”。

张雪峰的意思就是你普通人家的孩子只会读书，就不要与人竞争医生这个所谓的高薪职业跑道了。 这是个旧视频，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但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董小姐事件”，已经证明了张雪峰的英明洞见。

2023年6月，张雪峰在直播间回应“新闻学无用论争议”时，掏出一张Excel表格：“这是近三年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注意看底薪那一栏。”

这个行为艺术般的场景，完美呈现了新一代知识偶像的生存逻辑：用数据解构情怀，用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

他的语气不再鼓舞，而是劝退，甚至带有一点冷漠的斩钉截铁：“二本不读师范就别想进体制”、“读错专业等于浪费四年”——他的人设不再是举火把照亮人心的老师，而是举着“施工告示牌”的现实调度员。

张雪峰的走红，像一面照妖镜，映出这代年轻人的集体焦虑——学历不再是敲门砖，而成了入场券，还是张未必能兑换的券。

十年前，“考上好大学=好工作”的逻辑尚且成立，如今却成了“名校毕业=有资格竞争月薪6000的岗位”。2024年，超过一半的应届生愿意接受低薪“先上岸”，六成毕业生挤向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这不是年轻人“躺平”，而是现实逼出的生存策略，当努力未必能改变命运，至少得先找个不会轻易沉没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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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他多高明，而是他精准踩中了年轻人的痛点——我不知道该往哪走，但至少他告诉我先迈哪条腿。 他的建议未必正确，甚至被批功利，但对迷茫的年轻人来说，错误的答案也比没有答案强。

当社会不再提供清晰的上升路径，张雪峰至少给出了一套可执行的方案：能考研就考研，能考编就考编，别管喜不喜欢，先活下来。

这种“工具理性”看似冰冷，却是这代人的无奈选择——理想太远，先顾眼前。

张雪峰的争议，本质上是两套价值观的冲突：老一辈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努力也未必有出路。 当高学历不再保证体面生活，当拼搏可能换来裁员通知，年轻人只能调整策略：不求逆天改命，但求少掉坑里。张雪峰的火爆，不过是这种集体心态的投射。

从正装站台到睡衣连麦，从千人讲座到弹幕狂欢，知识的仪式感被彻底消解。在B站，“张雪峰切片”中点赞最高的往往是他爆X口或翻白眼的“人设崩坏”瞬间——观众通过娱乐性消费完成对权威的最后祛魅。

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中，偶像更迭并非仅是名人更替，而是深层认知结构的迁移。

从俞敏洪、张朝阳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的离场，到张雪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受欢迎，中国社会另一种“超真实”倾向清晰可见：青年们渴望的不再是虚构的奋斗神话，而是赤裸的生存算法； 他们不再相信“格局决定结局”，更相信“专业决定月薪”。

这种冷峻，并非无知，而是一种高度清醒的犬儒策略：在理想被系统性剥夺后，理性就是最后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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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om Santos | 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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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卸任之时，
战争部将恢复为国防部。
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恢复原名肯尼迪中心。
美洲湾将再次成为墨西哥湾。

尚未完工的东翼（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不会完工）将由下一任总统重建，而且不会建成宴会厅。
充斥着不合格忠诚者的联邦机构将会解雇这些人，并重新聘用被特朗普解雇的职业专家。
司法部将回归执法职能，而不是保护总统。
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这样的科学机构将恢复不受政治干预地发表研究成果。

美国将重新与盟友结盟，而不是与敌人结盟。
总统赦免权将不再被用作奖励忠诚拥护者的手段。
监察长们将回归调查腐败的工作，而不是因此而被解雇。
白宫新闻发布室将恢复举行新闻发布会，由真正的记者而不是播客主持人主持。
美国外交政策将不再围绕奉承独裁者展开。
世界将继续发展，仿佛唐纳德·特朗普从未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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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rump leaves office:

The Department of War will go back to being the Defense Department.

The Trump Kennedy Center will go back to being the Kennedy Center.

The Gulf of America will once again be the Gulf of Mexico.

The unfinished East Wing (it won't be finished by the…

— Tom Santos (@tommysantos14) March 17,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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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新西兰先驱报》（NZ Herald）2026年3月6日刊登了一幅有趣漫画，漫画不仅幽默地表现了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 和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 的政治关系，更嘲讽了Luxon 的政治表现。

Rod Emmerson创作的这幅漫画上，新西兰外长得意洋洋地拿总理开涮。只见彼得斯挺着肚子、双手背后、嘴里叼着烟烟卷，得意洋洋地对一位女记者说：“总理同我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 —— 我喜欢拿他的失言当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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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漫画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卢克森总理的失言帮助了 Peters、为彼得斯提供了表现机会。

如果关注新西兰的时事新闻，那你对这幅漫画对应的新闻背景应该不会陌生，卢克森总理最近在有关伊朗的问题上失言，彼得斯外长在媒体上公开评论说 –“这不太好吧？（It is not good, is it?)“

眼下，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严重下降，彼得斯领导的新西兰优先党支持率则在上升。虽然新西兰优先党是国家党的执政伙伴，是联盟政府中的一员， 但彼得斯这个经验老道的政治家的风头常常盖过首次担任总理的卢克森。

相比起政坛常青树温斯顿·彼得斯，卢克森总理不善面对媒体，他也不止一次失言，这给能言善辩的彼得斯以表现机会。

难怪漫画家将让彼得斯描述他和卢克森是彼此依存关系 —— 卢克森口才上的低能，让彼得斯获益匪浅。

如果彼得斯懂中文，他或许会开一个中式玩笑 —— “全靠同行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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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illaine Heather

Key notspeech at the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 Safeguarding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Open Societies Symposium – 21 February 2026, Auck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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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d like to extend a warm and heartfelt welcome to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cused on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Safeguarding Democracy, Sovereignty & Open Societies.

My name is Jillaine Heather. I a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ree Speech Union New Zealand, and the Free Speech Union is proud and honoured to be co- hosting alongside the Tasman Alliance of New Zealand.

I’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Tasman Alliance and “Lao Chen “/ Chen Weijian for organising this conference. It takes courage to build a pro-democracy organisation in any country. It takes particular courage when the regime you are standing up to has a very long reach.

I’d also like to welcome and thank all the speakers who have come from across New Zealand and overseas, and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speakers from Taiwan, and finally to extend a welcome and thank you to everyone here for showing up today to listen and participate.

Look around this room. You are not alone. Every person here has made a choice to be present, to stand up, to refuse to be silent. That is not a small thing.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here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ommunities, different experiences, matters. Because the forces that want to silence us count on us feeling isolated, scared and divided. Today is proof that we are not.

Today you will hear from academics,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experts, and fellow civil liberty advocates – who have all stood up for democratic freedoms.

But I am not here today as an academic or a policy expert. I am here because Portia Mao reached out to the Free Speech Union a few years ago – and her case is a powerful reminder of why freedom of speech – the ability to criticize, ask questions and disagree – is so important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 and her case demonstrates how quickly that foundation can be attacked.

WHY FREE SPEECH IS THE FIRST TARGET

Foreign interference does not begin with spies or cyberattacks. It begins with silence.It begins with making speech expensive, risky, and exhausting – until people decide it is easier to say nothing.

Every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history has understood this. The first thing they go after is not the army, the economy or the courts. It is the right to speak, it is communication. Because if you control what people can say, and the information they have access to, you don’t need to control much else.

That is why free speech is not just one freedom among many. It is the freedom that makes all the others possible.

Without it, you cannot organise.

You cannot protest.

You cannot hold power to account.

You cannot even name what is happening to you.

Every other right – democracy, rule of law, freedom of association –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speak.

Two weeks ago, two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WeChat exposing local corruption. Three days later, both were arrested. The charge? “making false accusations” – essentially for writing a news article.

Then the article is deleted. Posts supporting the journalists were removed. And the message is clear: speak, and bear the personal cost. Only silence is tolerated

That is China in 2026. But as everyone in this room knows – some of those tactics are here as well.

PORTIA MAO’S STORY

Many of you know Portia Mao. She emigrated from China over two decades ago, became a journalist, and worked with the Stuff Circuit team on the documentary The Long Game, which exposed CCP interference in New Zealand. By putting her name in those credits, she put a target on her back.

Now what happened next should alarm every person in this room. A man she had investigated – Morgan Xiao, an aspiring politician and ardent CCP supporter – used the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ct to obtain a court order barring Portia from criticising him. The application and court order was made without her knowledge.

The court sent one email – it bounced. Nobody tried again. Portia found out because Xiao was bragging about his victory on a Chinese-language chat forum.

Let me say that again. A journalist in New Zealand was gagged by a court order she never knew about, obtained by a man using a New Zealand law to silence scrutiny of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Honestly, you could not make this up.

WHAT THE FSU DID

So, Portia reached out to the Free Speech Union for help. The FSU funded a barrister (her lawyer) to represent her.

In June last year, the judge ruled in Portia’s favour. He found her commentary did not amount to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He found Morgan Xiao was – and I am quoting the court – “not a vulnerable person.” He warned against the weaponisation of legal tools to silence political criticism.

But Xiao was not finished. He tried the same thing against Justin Wong, a journalist for Stuff. Justin’s crime?

• He had reposted one of Portia’s articles on LinkedIn.
• He had also sent Xiao an email asking questions for a story.

The judge dismissed this case, and in her decision, she cited Portia’s case – the precedent the Free Speech Union helped set. The earlier victory directly protected the next journalist.

That is how this works. You fight for one person’s right to speak, and you slowly but surely build a wall that protects everyone who comes after.

And that is why gathering like this matters. Every case we win, every person who stands up, every room like this one – it makes the next act of courage, or defiance a little less lonely and a little less costly.

THE PATTERN

Now, these cases are part of a pattern – and many of you know it far better than I.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people who criticise the CCP get labelled “anti-China.” They are abused on Chinese-language social media.Their families back in China are contacted. They are surveilled. They are photographed at events like this one.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in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is not part of China. The political standar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authority here. Every person in this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y government, any party, and any leader.

That is not a privilege. It is the baseline of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NZ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s 2025 threat report nam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most active state conduct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New Zealand. The Director-General said the public would often notice threats before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did. – He was talking about you.

And it is not just Chinese born individuals. Three weeks ag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ellington publicly condemned the New Zealand Herald for publishing an opinion piece about Taiwan – written by Jonathan Ayling.

A foreign embassy – telling a New Zealand newspaper what it is and is not allowed to print. We issued a media release emphasizing that our media exists to serve a New Zealand audience, not to reflect the sensitivities of overseas states.

WHY THE FSU MATTERS – WHO WE ARE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about why the Free Speech Union’s work matters so deeply – particularly for diaspora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Portia’s case was not just about one journalist. It was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would be allowed to have independent voices, 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outcome of the judge’s ruling matters beyond the courtroom. It helps shape ho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 and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It says: in New Zealand, you are free to speak and free to criticise. And if someone tries to silence you,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stand with you.

Free speech is not a luxury for the comfortable majority nor just a privilege of the powerful (as we so often hear these days). It is the enabling right – the foundational right that makes all other rights usable. And the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are often the minority cowant to speak directly about why the Free Speech Union’s work matters so deeply – particularly for diaspora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Portia’s case was not just about one journalist. It was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would be allowed to have independent voices, 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outcome of the judge’s ruling matters beyond the courtroom. It helps shape ho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 and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It says: in New Zealand, you are free to speak and free to criticise. And if someone tries to silence you,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stand with you.

Free speech is not a luxury for the comfortable majority nor just a privilege of the powerful (as we so often hear these days). It is the enabling right – the foundational right that makes all other rights usable. And the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are often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with the leas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us – the Free Speech Union exists to defe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think, and to question, freedom of speech, con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inquiry

• mmunities with the leas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us – the Free Speech Union exists to defe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think, and to question, freedom of speech, con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inquiry

• We are a registered trade union, which means that we can represent members in workplace freedom of speech disputes.
• We are non-partisan. We don’t care where you sit politically.
• We care whether you can speak.

We have written over 120 letters to ministers, regulators, and institutions. We have filed more than 100 submissions. We have supported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faced disciplinary action, or been dragged through the courts for saying what they believe. And it has worked.

We funded Portia’s legal defence and won, setting a precedent that protected the next journalist targeted by the same complainant.

• We backed a 15-year-old student excluded from his school speech finals for the content of his speech, and the school apologised and invited us in to deliver free speech training.
• We exposed unlawful police training that treated ordinary opinions as hate incidents
• We fought hate speech laws and won.
• We advocated for academic freedom legislation, and the Select Committee adopted most of our recommendations.

These are not abstract wins,

They are people who kept their voices, their jobs, and their dignity.

If you are facing pressure for speaking out – legal threats, workplace consequences, community intimidation – contact us. Become a member, we are a grass roots donor funded organization, support us, refer cases to us.

Every case we are able to take on makes the next person’s voice a little easier.

CHANGING THE LAW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legal landscape is shifting – and the FSU has been part of making that happen.

The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ct was meant to protect vulnerable people from online bullying. Portia’s case proved it can be weaponised to silence political speech.

In December, Melissa Le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lodged an amendment bill, developed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the FSU, to fix exactly that:

• stronger protection for political commentary,
• a public interest defence, and
• no more gagging people who do not even know they are in court.

And in November last year, Parliament passed the Crimes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mendment Act, creating new offences for covert, deceptive, or coercive actions on behalf of a foreign state. You will hear more about this from the speakers directly involved.

These changes signal something important: New Zealand is beginning to take foreign interference seriously, not just as an intelligence problem, but as a threat to democracy (whicThese changes signal something important: New Zealand is beginning to take foreign interference seriously, not just as an intelligence problem, but as a threat to democracy (which is fragile and needs protection), and as a threat to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communities like yours.h is fragile and needs protection), and as a threat to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communities like yours.

REMOVING THE FEAR

I want to close with something simple. This conference exists because people refused to be silent.

Portia published her journalism because the public had a right to know. She was gagged. She fought back. She won. She is still here.

Justin Wong asked questions for a story. He was taken to court. The case was thrown out. He is still reporting.

Every person in this room who has chosen to speak – despite the risk, despite the cost, despite the pressure – is doing something profoundly important.

Because free speech does not survive on its own. It survives because people insist on using it.

Foreign interference depends on silence. It depends on fear. Every time someone in this room speaks, that silence cracks a little more.

And every time we gather like this – across borders, across communities, across languages – we prove something the authoritarians do not want proved: that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freedom outnumber the people who fear it.

You are not alone in this fight.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is not alone. And neither are we.

Free speech is not given to us by governments. Free speech is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a free people. It is what happens when fear is removed.

Our job – the Free Speech Union’s job, your job, all of our jobs – are to speak up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remove the fear.

Thank you.

Jillaine Heath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ree Speech Union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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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Jillaine Heather 在捍卫民主和自由、反外国干涉的国际会议上的主旨演讲。这次会议2026年2月21日在奥克兰Waipuna 酒店举行。

这次会议由成立不久的塔斯曼联盟（Tasman Union） 主办，协办方包括在新西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民间组织——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 与 新西兰价值联盟（New Zealand Values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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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丽芳博士

2026年2月24日，美国总统针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之命令正式生效。这是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最高法院IEEPA关税案做出裁决后的迅速回应。

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就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和Trump v. V.O.S. Selections, Inc.案件做出判决。这两起上诉案均涉及特朗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外国征收的关税。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决推翻了IEEPA关税。

法院认为，虽然总统拥有紧急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包括单方面征收广泛的税收或关税；宪法规定这项权力属于国会。该判决宣布两项IEEPA关税无效：一项是基于宣布的有关非法毒品的紧急状态，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另一项是基于宣布的有关美国贸易逆差的紧急状态，对大多数其他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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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川普恼羞成怒

审理案件的九名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判决，体现了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们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普遍担忧，以及对影响贸易和税收的重大经济行动需要国会明确批准的必要性。

九名大法官参与了案子的审理，其中认为特朗普IEEPA关税不合法的有六人，他们是：

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特朗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Neil Gorsuch和Amy C. Barrett。

大法官 John Roberts

此外，还有Sonia Sotomayor、Elena K. Ketanji和Brown Jackson 三名大法官。

判决后，特朗普声称民主党任命的法官永远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裁决。特朗普猛烈抨击他任命的两名法官，还表示Gorsuch 和 Barrett都是“在巨大的反对声中被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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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加征的关税怎么办？被降低或取消吗？

虽然IEEPA关税被宣布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向他国加征的关税必然会被退回、取消或者降低。首先，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涉及IEEPA关税该如何被退还给进口商。特朗普政府是否退还或者如何退还，最高法院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法。与此相关的案件很可能会由下级法院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受理。

 其次，这次判决不能阻止特朗普总统使用其他途径或美国现有的其他法律对他国加征关税。特朗普自己也明确表明将加征其他的“合法关税”（legal tariffs）。除了IEEPA 之外，特朗普还可援引的法律为：《1930年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Act of 1930）第338条款（简称338条）、《1962年贸易扩展法》（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简称232条）以及《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简称301条）和122条款（简称122条）。

即使不能再运用IEEPA，特朗普仍有可替代的方案。如果需要保持关税政策的无缝连接，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只能是在过渡阶段（最高法院宣布IEEPA关税无效后）使用122条款加征为期150天的临时性全球关税（税率为10%-15%）；等临时关税到期后，转而运用232条和301条，加征长期的税率更高的关税。若232条和301条也不能使用，特朗普则才会使用自194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从未运用过的338条。这一策略的使用与上述这些法律的性质和特征相关。

第338条允许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新的或额外的关税”。根据第338条，政府可以发起调查，私人也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一旦总统认定外国存在歧视性贸易行为或政策时，即可启动338条。这一条款授权总统征收最高达产品价值50%的额外关税。如果一个国家继续歧视美国商品，总统可以采取措施阻止从该国进口商品。

依据232条，如果美国商务部长经过调查认定某些进口货物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么美国总统可限制对该货物的进口，或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达成贸易协定。至于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351条规定了上限。美国总统不得征收超过50% 的从价税。然而，232条款要求在270天内针对特定进口货物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进行调查。

《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则主要针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其宗旨是使总统能对外国的进口限制、出口补贴、低价竞争等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或政策采取迅速的反应和措施。与232调查类似，301调查也需要调查。调查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在12个月内完成。

如果总统想免除调查，尽快对他国产品加征关税，则可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款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征收临时进口附加费，期限最长为150天，最高税率为15%，以“应对美国巨额且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其他一些“根本性的国际支付问题”。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宣布IEEPA关税无效，而301调查和232调查均需比较长的调查时间，特朗普需要使之前的关税政策继续马上生效的办法只能是援引122条进行无缝连接，为301调查和232调查争取时间。等到2026年7月下旬122条临时关税失效后，重大的301和232调查（在法院审理案件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着手准备）大概率也差不多完成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月20日最高法院宣布判决后，特朗普便立即援引122条，宣布和签署了一项针对所有国家征收10% 的全球关税之命令。这项临时进口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月24日凌晨生效。2月21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声称他将把美国从所有国家进口商品的临时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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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至今为何还未使用第338条

至于338条，特朗普至今为何还未使用，有一定的原因。一是与此相关的公开记录很少。其次，自《1930年关税法》诞生以来，338条实际被运用和实践的情况相比其他关税法要少很多，只在1930年代被谈论和实施过。虽然存在被美国政府讨论的情况，最终也极少被实施。

美国关税委员会（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委员会依据338条开展了贸易关系的总体监测和个案调查工作。1935年，总统认定德国和澳大利亚“歧视美国商业”。然而，总统并未动用338条赋予的权力提高关税。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多次贸易谈判中，美国也曾威胁要动用第338条。例如，1932年，由于法国对美国商品征收歧视性税收和配额，美国曾威胁要对法国动用该条款。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官员考虑在与西班牙就美国商品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时，利用338条作为筹码。

同样，在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也曾讨论过338条，并对其进行了宽泛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末的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援引338条，以应对日本为改变中美贸易关系、使其有利于日本而采取的措施。此后，338条也出现在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外交信函中。1949年，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致上海总领事的电报中提到，338条可作为应对中国歧视美国贸易的可能措施，并指出338条不仅允许总统征收关税，还可以完全排除中国商品。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

曾任美国副贸易代表的John K. Veroneau 的研究表明，自1949年艾奇逊电报发出以来，还未发现任何与338条相关的公开记录。美国关税委员会1942-1943年的报告指出，由于战时贸易管制，第338条的使用受到限制。随后的年度报告讨论了委员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其他条款采取的行动，但再未提及第338条。

由此看来，为了寻求更为安全和有效的关税策略，特朗普目前为止还未使用338条。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可能将338条视为贸易争端中的筹码。在其他法律都不能用的情况下，不排除特朗普会使用338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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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将如何继续针对中国发起关税战？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关税战与其他多数国家有些差异。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很多并不是援引IEEPA才得以实施的。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对中国的影响体现为两项IEEPA关税无效：一项是2025年2月1日援引IEEPA，宣布对中国加征的非法毒品（如芬太尼）关税 (10%)；另一项是2025年4月2日援引IEEPA, 宣布基于美国贸易逆差的紧急状态，对中国加征34% 的对等关税。除了这两项IEEPA关税外，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政策仍在生效中。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针对中国很多产品加征了比较高的关税，使用的法律为《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及《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

例如，已经受到232调查影响的中国产品为钢、铝和汽车及其零部件、铜、木材、木制品及其衍生品、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药品及药物成分、中型和重型卡车及其零部件与衍生品、经加工的关键矿产资源及其衍生品、商用飞机和喷气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无人飞行器系统。至于301调查，特朗普政府主要针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海事、物流与船舶制造业领域和半导体等产品。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特朗普政府既展开了232调查又展开了301调查。上述调查大多数已经完成，只有极少数的调查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即使两项IEEPA关税无效，特朗普政府如果想要继续此前的关税政策，可以在原有的232调查和301调查的基础上，在预期内完善调查，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1962年贸易扩展法》也允许美国总统征收至多50% 的从价税。如果232条或301条不能帮助特朗普政府实现目的，特朗普则可能转而寻找替代方案，即《1930年关税法》的 338 条。

当然，若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对其并没有任何好处，便不会进一步寻求对中国加征更高的关税。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期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政府大概率应当不会在这之前采取一些不利于此次访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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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决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最高法院对IEEPA关税案的判决既没有要求美国政府退回巨额关税，又不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继续使用其他法律实现单边加征高额关税，判决仍然具有意义和价值。

IEEPA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采取行动，以应对任何源自美国境外、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威胁的情况。在2025年之前，没有一位总统援引IEEPA作为征收关税的法律依据。

特朗普第二任期间，频繁使用IEEPA。最高法院的判决给了特朗普政府一个警醒：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并不能毫无限制地扩张；行政机构也不得滥用法律，实现其权力的扩张。从美国建国之父们的制度设计理念出发，这一判决也应证了美国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必要性。在国会无法约束总统或者国会与总统在某些重大问题与政策上趋于一致而导致总统权力在国会默许下似乎毫无限制扩张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限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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