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一个叫阿什伯顿（Ashburton）小镇的区议会紧急拨款，以维护被遗弃的当地华人历史定居点的建筑。
阿什伯顿的华人定居点始建于1917年，50年代达到高峰，有大约90名华人居住在那里。大部分居民都是菜农。
被遗弃的阿什伯顿早期华人建筑
当地区议会2013年接管这个华人定居点，将其作为历史遗址管理起来，还打算在那里树立个纪念碑。
当地财政委员会已经同意拨款$45,000 纽币，对那些老旧建筑进行加固、拆除整理、防水处理，建立围栏、抽淤积水等工作。
2017年，当地又拨款$130,000，继续华人历史定居点的整修工作。
阿什伯顿还建立了一个华人定居点工作小组，区议员Leen Braam任小组长。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将那些历史建筑维持现有的样子。
7月上旬，新西兰财政部发表了今年6月版的《每月经济指标》报告（Monthly Economic Indicators report）。该报告就上半年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房地产市场、居民消费、经常项目赤字、商业信心等给出了一批数据。
根据该报告，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低于预期，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只能达到2.7% 左右。与过去7年相比，2018年将是经济增幅最小的一年。在各行各业中，商业服务和信息技术相关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比例最大，建筑部门的贡献下滑最为明显。
自年初以来，新西兰的总体物价水平相对疲软。尽管第一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有0.5% 的增长，然而同期却出现了0.1% 的消费通缩（consumption deflation）。这表明人们口袋里的钱已经变少，因此消费更加谨慎。
该报告认为，新西兰房地产市场正在变冷。自去年7月净移入人数达到7.24万的历史峰值之后，全国房地产价格开始回落，迄今已经下降约3.4%。
新西兰的居民消费与房地产价格走势趋于同步。随着近几个月房地产价格的回落，居民消费信心开始减弱。根据澳新银行（ANZ）的评估，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3月是128点，而在今年4月和5月都是121点。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的评估结果是，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8.6点，比上一季度降低2.6点。
经常项目赤字是指对外贸易的逆差状态。如果贸易逆差长期大额存在，那么我们的国家经济将入不敷出，进而会失去增长动力。该报告给出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新西兰经常项目赤字为79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2.8%，略高于去年12月财政部预估的77亿元。造成较高赤字的原因在于，新西兰该季度货物出口总额比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8亿元，而货物进口总额则增加了4亿元；另外，我们的服务出口没能实现增长3亿元的预定目标，实际仅增长了1亿元。
该报告称，新西兰商业信心指数正在不断下降。澳新银行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对今后一年经济前景感到悲观的企业占39%，这个比例是去年大选以来最高的，该调查结果与其它调查机构得到的结果基本吻合。
从这份报告看，新西兰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工党 – 优先党联合政府上台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取消大中企业90天雇工试用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限制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开征地区燃油税等。这些不当政策导致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和商家造成很多损害。我们的国家经济增长正在日趋放缓，并可能最终陷入停滞状态，十分令人担忧。
前国家党政府离任时，给现政府留下了一个繁荣的经济和大笔的财政盈余。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给新西兰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贸易、投资与合作环境。在如此有利的内外条件下，政府如果搞不好国家经济，是没有任何推诿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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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议员办公室供稿）
（早报讯）新西兰代总理彼得斯今天（26日）指责邻国澳大利亚抄袭新西兰的国旗设计，造成混淆，并促请澳洲更换国旗。
彼得斯告诉记者：“我们设计了（国旗），他们借去用，如果我们要厘清整件事，他们就应该更换国旗……全世界的人显然都感到混淆。我到过一些国家如土耳其等，他们因为国旗设计（相似）而搞乱了我们两国，这一点帮助都没有。”
新西兰和澳洲的国旗都是深蓝色，右上角都印有米字图案，唯一的分别是澳洲国旗有六颗白色的星星，新西兰国旗则有四颗红色的星星。
新西兰是在1902年开始使用现在的国旗，澳洲国旗则在1954年才获得承认。
不过，据称澳洲早在1901年就非正式地使用其国旗设计，只是正式启用的时间晚。
2016年，新西兰曾经举行公投，要把其国旗图案换成银色蕨叶，但最终只有43%的民众支持更换国旗，57%的民众还是选择保留现有国旗。
作者： 毛芃
新西兰的孩子属于天下最幸福的孩子。这种感受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刚刚过去的周日，家里来了两个小客人 – 九岁的Steve和快八岁的Kyle。
其实，应邀来做客的是我的朋友 – Steve的妈妈Louie。两个小朋友本是随从，只是两个小家伙话多又有趣，俨然成为主嘉宾。
Steve（左）和Kyle (Louie 摄影）
刚一坐下， Kyle就告诉我他和Steve是“铁哥们”。
原来，Kyle头天晚上在Steve家过夜（Sleepover），两个小男孩玩得难舍难分，Louie于是就把两个小家伙一起带来了。
要好的小朋友周末一起 sleepover ，这是新西兰小朋友喜爱的社交活动。
（网络图片）
我孩子小学时若哪天晚上去谁家sleepover，那可是我们做父母的节日。两个人晚上赶紧溜出去吃饭、看电影，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我问俩孩子是怎么认识的，Steve 一本正经地说：“It’s a long story”， Kyle立马翻译成中文：“说来话长！”
我这才知道，两个孩子的友情缘于Steve为Kyle打抱不平。一年前，Steve看到两个小孩欺负Kyle，勇敢冲上去伸出援手，Kyle 从此同Steve 成了“好哥们”。
我问Steve：“你那时候认识Kyle吗？ ”
Steve摇摇头，然后说道：“我那时候才从中国来，没朋友，很想有个朋友。”
Steve说这话时的神情很坦然。
Steve (Louie 摄影）
Steve和Kyle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我问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的学校，两个孩子一起点点头。
在中国上过两年小学的Steve说，他希望学校功课紧一些，还说他爸爸要给他转到另一所要求更严格的教会学校。从小在新西兰长大的Kyle则说，他不希望功课紧，因为他“喜欢自由”。
饭桌上，我还知道了一个小秘密。Kyle长大了要同Steve的妹妹“结婚”。Steve的妹妹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
我又惊讶又好笑地问Kyle：“为什么想娶Steve 的妹妹呢？ ”
小家伙认真地说：“很简单，因为她长得好看。还有，她是处女座，我也是处女座。”
Steve在一旁瞥嘴说：“处女座很花心，我是金牛座，很专心。”
我想看下Steve妹妹的照片，Louie刚从手机中翻出来，Kyle伸过头来抢着要看。
曾经看过一篇西方人写的文章，说小孩子的纯真、可爱 – 那种真、善、美的天性 – 在8岁的时候达到顶峰。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的美好天性都能得到释放。
生活在新西兰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那些压抑孩子天性的东西少之又少。新西兰人相信应当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度过童年。
曾经有一位来自印度的母亲告诉我，她女儿都5年级了，还不知道“考试”是什么东西。 这位妈妈同我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哭笑不得。
是的，新西兰的小学生们在学校读书，几乎没任何压力。每到周末，不论是学校的运动场还是社区运动场上，到处都是踢球的孩子们和围观叫好的家长们。教练、裁判嘛，也都是家长义务充当的。
新西兰的孩子 （网络图片）
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最近在才得知，三毛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受到老师的羞辱而休学。有一次，数学老师用毛笔在三毛两个眼睛上画了两个黑黑的大圆圈，让她面对全班同学站着，还让她在教学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敏感的三毛自尊心大受伤害，从此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差不多两年时间都不肯出门，更不肯去上学。
三毛 （网络图片）
难以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新西兰。我的孩子小学到中学期间，我们做家长的从未听老师对孩子说过任何正面的批评的话。不是说孩子没毛病，而是老师在指出孩子缺点的时候相当谨慎和委婉。印象最深的是他才上小学时老师给的评语：“有很强的安全意识”。
五、六岁的孩子有安全意识是什么意思嘛？我们做家长的仔细琢磨，意识到大概是孩子比较胆小，体育活动上不像其他Kiwi男孩子那么疯玩、敢玩。
你看，这明明是性格上的不足之处，可老师却是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唯恐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为了让孩子变得胆大、皮实，我们送他去参加童子军活动，从8岁到18岁，从未间断。渐渐地，孩子在各种户外生存锻炼中，变得能吃苦、敢冒险。有一年我们去澳洲玩，路经一个山谷，看到当地的孩子一个个爬到山谷边的树上，抓住树上一条长藤子往大约四、五米下的河水里跳，我们孩子不由分说脱掉鞋子也学着当地孩子的样子去爬树、跳河，然后再从河里爬上来。
新西兰人爱夸人，夸人的词汇丰富多彩，这些好听话，新西兰人整天挂在嘴边上，夸起孩子来，更是毫不吝啬，像 very good , lovely , wonderful, great , fantastic, brilliant, gorgeous, marvelous, magnificent , well done, ……就是批评孩子前，也先把好听话说前头。
在一个以正面鼓励为主的教育环境里，难怪新西兰的小孩子大都是自信的、快乐的。
曾经有一个华人小男孩很骄傲地告诉我，他的体育很好。
快乐的孩子 （网络图片）
经常有人嘲笑新西兰人数学差，简单的加减法都要用计算器。是的，中国的基础教育确实很扎实，可是，有多少人想过中国孩子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听说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都开始学做加减法了。
我们不是不知道童年的快乐是怎样，罗大佑的《童年》我们人人都会唱。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网络图片）
新西兰的儿童是幸运的，他们功课不多、假期不少，离大海近，离草场近，离雪山近。
更不要说这里的天很蓝、水很清、奶粉不参假、疫苗都是真的。
说起疫苗，我想起第一次带孩子在新西兰打疫苗针的情景。想起护士的温柔、友善。打针前，先问孩子好，同孩子说笑，还给孩子一颗糖吃。注射室的一角，堆着各种玩具和花花绿绿的儿童读物 。
一位好友曾经对我感慨道，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功劳，就是把孩子从小带到了新西兰。
这话让人欣慰，也让人伤感。
国家党全心全意为新西兰工作，我们把负责任地管理好国家财政作为自己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一。
2008年国家党当选执政不久，新西兰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坎特伯雷大地震造成的双重冲击，我们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财政压力陡然剧增。当时的国家党政府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卓越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稳健有力的财政政策，确保每一笔支出都精准地用于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公共服务的切实改进和震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通过国家党的努力工作，新西兰从2015年起连续3年实现财政盈余。在截至2017年月5底的11个月里，我们实现财政盈余约45亿元，高出预估近15亿元。同期，新西兰的净负债额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2.4%，并呈现继续下降趋势。假若国家党连续执政，我们则可望于2025年把负债总额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0-15%。
国家党的财政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实现财政盈余和偿还外债；二是提高新西兰家庭的收入水平；三是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四是简化税收制度；五是帮助企业提升投资与经营信心。
前国家党政府执政时期，我们积累一定数量的资金，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做好了准备。随着政府财力增强，我们制定了新的“工作家庭计划”，并打算从今年4月起为每个新西兰家庭每年平均减税1350元。我们还大量投资，新建学校、医院、超高速宽带网络和国家公路等，并向弱势人群提供必要帮助；另外，我们废除了许多繁文缛节，为企业纳税提供便利，并加大对跨国公司逃税偷税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了税收体系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工党–优先党联合政府上台以来，把大量宝贵资金挥霍在回报价值很低的项目上。他们为了讨好政治盟友温斯顿·彼得斯而为赛马业减税；他们还拿出10亿元任由温斯顿·彼得斯去海外撒钱；他们划拨28亿元用于免除高校学生学费，却未能吸引更多人入学。在这三个项目上，政府预计耗资约60亿元。在其它项目上，政府的浪费也非常惊人。
为了满足庞大而目标散乱的开支需要，政府决定未来4年大量举债，举债规模预计比前国家党政府确定的债务上限高出17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坎特伯雷震后重建的全部投资，意味着未来4年新西兰纳税人要支付总计16亿元的额外利息，也意味着仅在2021/22财年，海外债主就将从新西兰收走7.2亿元的额外利息。
7.2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举例来说，这些钱可以为每位中小学教师平均增加年薪1.45万元，或者为每位挣平均工资的劳动者每年减税675元。不难看出，工党财政政策的受益者不是辛勤工作的新西兰人，而是那些海外债主们。
国家党反对政府的现行财政政策。这个政府除了征税更多、借贷更多和花钱更多，根本拿不出可行的经济发展规划，他们正在使国家财政变得愈加脆弱，令新西兰失去应对下次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能力。我们将继续履行反对党监督政府的职责，让政府为其不当政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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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议员办公室供稿）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1、 您是第一位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吗？商务印书馆出版您的博士论文和中译本，他们对您的研究一定很满意吧？
曼瑛：我是1979年开始做博士论文，78年有个名叫Jean – Pierre Drege 的法国学生做过商务印书馆的硕士论文。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对商务印书馆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吧。
写论文期间我去过商务印书馆多次，他们给予我很多方便和帮助，83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我送给他们一份做纪念。
当时商务总编是语言学家陈原先生，他很崇拜张元济，看到我的博士论文很高兴，说这么好的东西得出版。
1985年4月，商务出版了我的论文，这是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出的第一本英文书。
1990年，商务想出论文中译本，我那时教书、做研究很忙，商务印书馆于是找了张人凤和邹振环来翻译。张人凤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孙子 ，上海某大学数学教授，邹振环先生现在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右为曼瑛博士论文英文版，左为中译版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1992年， 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举行成立95周年纪念活动，我写张元济的中译本 -《从翰林到出版家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作为纪念品送给参会者。
这本书出版五、六年后，一位海外书评人士评此书写得很好、很认真，说没见过写一本书查阅、引用那么多参考资料。这位书评人不知道这是篇博士论文，因为中译本没有序，人们不知道这本书的来龙去脉。
2、 您当年做张元济研究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曼瑛：哦，那时候做研究的困难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70年代末没有电子书籍，没有互联网，只能到处去搜索原始资料。从 1979年到1982年，我差不多每年都去中国。上海图书馆把一些上锁、不公开的房间打开让我进去看，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原始资料，包括张元济的日记。
那时倒是有复印机，不过图书馆禁止复印，珍贵的东西也不让拿出图书馆，只能用手抄写，用相机拍照，再拿照相馆去冲洗。
我很感激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他那时已是老人家了，帮我抄写了很多资料。我托我父亲把一种质地很薄、质量很好的航空信纸寄到张树年那里，他抄写完再寄给我。
曼瑛同张树年1979年合影（曼瑛提供照片）
张先生眼花，我弟弟还买了一个像书本一样大的放大镜，寄给张先生。
那时中国还没对外开放，外国人只能先到广州，从广州申请签证去上海和北京。中国那时还在使用粮票，我没粮票，有时候吃饭就成了麻烦。我在上海住的是上海国际饭店，晚上6点过后饭店就没吃的了。饭店对面是家广东馆子叫新雅饭店，我去那里排队买小吃，排很久排到了才知道不能买，因为我没粮票。
1979年的上海街头
摄影：mksfca / 来源：旧影阁的凤凰号
我都是趁新西兰的大学暑假去中国，新西兰的夏天是中国的冬天，80年前后中国生活条件不好，暖气不够，记得一次得了肺炎，还挺严重的，幸好年轻挺过来了。
还有一点很难忘，就是我去拜访那些同商务印书馆有交往的文化老人时，总有一男一女跟着，说是文化部安排的。不过他们倒没有任何干预阻拦，就是坐那里听，什么话也不说。每天早上8点在酒店等我一起出门。我看他们也是辛苦，因为我同老人家的交谈他们未必听得明白，更不会有兴趣，有一次一个人竟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后来在上海碰到一个在那里教英文的新西兰人，他建议我早点出门。第二天我8点前就出了门，没有想到居然把他们甩掉了，因为那俩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3、 您做论文的时候，孩子还很小吧？
曼瑛：是的，我因为是趁暑假去中国，先把两个孩子放到香港我父母那里，然后我再去大陆。我先生做医生，他的诊所里有一个小房间给两个孩子玩。我有时也会把最小的男孩带到我在奥大历史系的我的办公室(博士生都有办公室的），把两个椅子拼起来，小家伙在上面睡觉。
1983年曼瑛交博士论文那天同两个孩子合影，男孩子拿的是她的博士论文
（曼瑛博士提供照片）
4、 您拜访的文化人对张元济有什么特别评价吗？
曼瑛：我拜访的人中有些是著名作家像钱钟书、叶圣陶、茅盾、胡俞之等，也有不那么有名气的。 总体来说，大家都认为张元济是个很开明、仁慈的人，能接纳、包容不同的想法。
张元济
你一定知道陈云（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吧。 20年代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做排字工人，后来成为工运领袖。陈云对张元济的看法是，张不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所局限，对待工人运动讲理讲情，平和、包容。
你看，见解很不一样人，对张元济都有一定的认同，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要知道张元济是见过光绪皇帝的人，是清朝的翰林，这让人看到饱受儒学熏陶、念书念得很通透的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境界。
5、与张元济同时代的人物中，有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您为何选择研究名气不大的张元济呢？
曼瑛：张元济是清朝的翰林，属于士绅阶层的顶层人物。你知道传统上中国的大小官员、官吏都来自士绅阶层。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突然出现，让中国遭遇到危机。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知识阶层的态度。张元济是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一生，也是对危难时期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确实在他们的时代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也得到无数赞颂。可是，如果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是否能正确理解戊戌变法？是否清楚知道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呢？
我是希望透过对张元济这样人物的研究，更充分和全面理解中国这段重要转折期的历史。
6、商务印书馆早期同日本出版公司有过密切合作，日本对商务印书馆是否有过学术研究？
曼瑛：商务印书馆1903 -1914年同日本金港堂出版社开始合作，双方各占一半股份。金港堂是日本教科书出版印刷的第一把交椅。商务在同金港堂的11年合作中，印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业务发展方向和编辑方向也都得以确立。
1904年，一组由中日专家共同编写的小学用教科丛书出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全新的编写方式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最初印制的四千册几日内销售一空。 – 吴倩
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1949年之前，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都被商务所垄断。
在文化教育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很多划时代的读物和刊物，严肃读物的出版质量不逊于那时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出版物。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商务印书馆的对手中华书局宣称自己是百分百的民族资本，为了在同竞争中不被对手揪住小辫子，商务印书馆宣布停止同金港堂金的合作。
日本有位研究清末文学的老汉学家樽本照雄先生，他有谈过商务印书馆的事情。我后来写金港堂同商务合作的专著，同他有书信来往。记得老人家惊讶地说，那么遥远的新西兰，还有人研究金港堂和商务印书馆啊。
7、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商界的影响从商务印书馆那时就开始了啊。那1949年以后，商务印书馆是种什么样的状况？
曼瑛：1949年之前是商务印书馆的 鼎盛时期，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有36个分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商务的分馆。
1949年之后，台湾有商务印书馆，大陆也有。原来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迁到了北京，业务上以出版《新华字典》、《辞源》及一些严肃的翻译著作为主，例如康德的著作，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199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我也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馆的人员都有参加。
浙江省海盐县是张元济的故乡，那里举办张元济学术思想讨论会和张元济图书馆奠基典礼和开幕活动，我接到了陈云亲笔签名的请帖，但是却不能前往，因为海盐那时不对外国人开放。
2007年曼瑛在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纪念（曼瑛博士提供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同新西兰Wilson & Horton出版社合作过，出版《英语世界》，一本英文学习刊物。
《英语世界》创刊于1981年，刊名为钱锺书所题 （网络图片）
8、 《英语世界》我知道，我在中国读大学时还订过这本杂志呢，那时候很多学英文的人都看，蛮有影响力的，没有想到这同新西兰出版社还有关系。
曼瑛：当年商务印书馆同新西兰出版社是有业务合作的，现在是不是还有合作就不知道了。
9、在张元济友人的书信集中，有胡适的一封信，谈到张元济被歹徒绑架，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能谈谈吗？
曼瑛：张元济确实被绑架过，那是1927年，劫匪以为他是巨富，张开要30万大洋，可张家只能拿出5000大洋，东拼西凑凑了一万大洋，将人赎出。
张元济在被绑架6个昼夜，写了十首诗 – 《盗窟十诗》。
张元济是中国儒学造就的古典学者，胡适是留学西洋的新派学人，两个背景很不同的人成为忘年交，这说明张元济的开明和眼光。他同胡适有几十封往来书信，信中谈家常、谈古籍，很是平易近人。胡适倡导白话文，在一封给张元济的信中，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张先生写白话文很欣喜。
胡适写给张元济的信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张元济获释后，胡适写信慰问他，夸他诗歌中的悲悯情怀，因为张元济能体谅绑匪也是因为生活艰难，为生活所迫。
张元济被绑架期间，发现看守他的一个人老是咳嗽，就给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这让绑匪很感动。
10、记得您的书中还录有张元济写光绪皇帝的诗。他这一生一定写了很多诗吧？
曼瑛：张元济留下来几百首诗，这些诗不是追求尽善尽美的文学作品，许多是表达对事情的看法、对时局的评论。他的诗很少出版，有些在密友中流传。
张元济同光绪皇帝谈论过变革，他对光绪充满理解和同情。
张元济写的关于光绪皇帝的诗
11、张元济是位大学者，他的后人有什么突出成就吗？
曼瑛：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到纽约大学留学，毕业后从事银行金融业。张元济规定他的后人不能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是想用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来管理商务印书馆，不想商务印书馆变成一个家族式企业。他坚持印书馆领导和高级职员的子女及至亲都不进入商务任职，这让他得罪不少人。
张元济的孙子叫张人凤，是数学教授，参与了我的博士论文中文版的翻译。
张元济还有个孙女叫张珑，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担任过中国建筑史总编。
再补充一句，张元济在清末的时候，就创立了职业学校，他坚持商务印书馆用这些经过新式训练的员工，而不是老板的亲友。你看这是多么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张元济的理想，他也一直在亲身实践。
12、您书中写张元济1898年给光绪皇帝长篇奏折中，要求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保护商人权益、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待世界变局。我读后相当惊讶，因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一向是鄙视经商的不是？
曼瑛： 是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看不起商贸活动。但19世纪中叶，西方对通商权利的要求和坚船利炮政策让清王朝走向衰败，也迫使张元济这样的士绅学者对自己的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新思考。张元济的奏折显示了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儒家学者很强的社会适性和改革能力。
13、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120周年，请问张元济的形象对知识阶层有什么现实意义？
曼瑛：张元济是最后一代传统儒家学者，他参与过戊戌维新运动，见证了1911年清朝的灭亡，目睹了1949年国民政府的垮台。他的一生回答了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人们从来都假设中国知识分子要么选择全盘西化，要么顽固守旧、坚守“国粹”，从张元济的一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投身于出版业，他相信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通过教育和现代知识的传播开启民智，因为没有冷漠麻木的民众的觉醒，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日本法规大全》、《六国国会规则》、《日本议员规则》这些介绍外国政体和法律的书，还出版《外交报》这样让国人了解世界的刊物。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大规模出版真本古籍，保留国粹。
张元济担任主编的外交报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张元济一方面对旧学做出巨大贡献，一方面竭力支持新文化，同时用现代管理模式将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社，这显现出一个儒家大学者非凡的气度和胸襟。
张元济有很高的道德准则，有抱负、有气节，又很务实。他一贯拒绝倒向某一党派或集团，他温和开明，在原则问题上，直言无讳、毫不妥协。他毕生致力于现代知识的启蒙，相信这是凌驾于政党政治之上、把中国推向前进的最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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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一家公司让自己的员工每周工作四天，但会支付他们五天的薪水。该公司表示，这项试验非常成功，希望能永久保留这一改变。
自去年10月工党 – 优先党联合政府上台以来，新西兰各地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罢工，罢工者包括护士、公交车司机、汉堡店工人等。截至今年6月底，参加罢工和表示即将举行罢工的人数超过了3.2万。
近日，新一轮罢工开始在医疗机构、学校、税务局（IRD）和政府商业创新与就业部（MBIE）等公共服务部门酝酿和爆发。7月9日下午，来自税务局和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的4000余名员工举行了2小时全国性罢工。据新西兰公共服务协会（NZ Public Service Association）透露，如果这些员工的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将于7月23日再次举行罢工。
虽然工党 – 优先党联合政府执政不满一年，但是全国各地的罢工次数和规模已经远超国家党执政9年期间的总和。那么，导致罢工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工党去年不切实际的大选承诺是导致罢工的一个深层原因。工党为拉拢选票，不顾国家经济承受能力而到处许愿，打算通过慷纳税人之慨和大举借债来派发福利糖果。近一年来，新西兰经济增长日益放缓，商业信心急剧下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社会治安毫无起色。今天的严酷现实与工党去年描绘的美丽图画形成强烈对比，辛勤工作的新西兰人渴望改善生活却无能为力。工党无法兑现过度承诺的后果就是选民的普遍失望。
政府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是导致罢工的另一个深层原因。当前，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去考虑如何帮助大家解决困难，而是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其它方面。例如，政府不惜支付超高薪水外聘大批顾问人员，新建了一百多个顾问小组或审议小组，却不肯为低薪政府员工提高待遇；工党废除了原国家党政府制定的工作减税计划，却为了讨好政治盟友温斯顿 · 彼得斯（Winston Peters）而给赛马业减税，并划拨10亿元任他去海外撒钱；政府还屈从于优先党的压力，划拨30亿元建立了一个可由温斯顿·彼得斯支配、却难以带来长期稳定工作岗位的“区域发展基金”。另外，政府在今年财政预算案中划拨28亿元，用于免除高校学生学费，却未能达到吸引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效果。
工党阻碍经济发展、推高民生成本的一系列政策是导致罢工的第三个深层原因。在工党及其政治同盟的不当政策干扰下，新西兰经济增长乏力，并渐显停滞趋势。目前，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低了10元，就业机会也有所减少。与此同时，新西兰家庭每周生活成本却平均增加约100元。从7月1日起，奥克兰地区燃油税正式开征，这个举动不但令企业成本上涨，而且使当地居民生活雪上加霜。去年大选期间，工党承诺在第一个任期内不加新税，而现在他们却翻脸不认账了。
国家党赞成员工就薪资、休假和津贴等问题与雇主进行理性协商，不赞成工会动辄以罢工为要挟，企图把不合理条件强加给雇主。此起彼伏的罢工潮不但令企业和机构的工作开展步履维艰，而且使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因此更加缓慢，大家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受到影响。
国家党致力于促进新西兰的安全、繁荣和成功，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鼓励各尽所能、多劳多得，为努力工作的新西兰人减税，为所有新西兰人实现个人目标与梦想创造机会。这既是我们的施政理念，也是解决罢工问题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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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议员办公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