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西兰）张继革博士
维大经济学博士高宏志近期在毛传媒的视频采访中称，“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美国是巨大的战略失误”。高博士的理由是，只有私营经济才是高科技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却强调国有企业。
高博士: 为何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挑战美国是巨大战略失误
为方便查看，我把高博士的观点概述如下：
创新需要软制度，即私营经济，因为民营资本最有效力。为获得丰厚利润，私企敢于投入巨额资金，“愿意冒险，有胃口”，如美国的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而国家控制的企业则缺乏这样的动力和效力。
因此，“中国在高新技术上（以国有企业）挑战美国是巨大的战略失误，无论投入多少钱（都不行）”。美苏当年的军备竞赛就很说明问题，美国政府支持私营企业，而苏联则搞国有企业，最终苏联垮掉。美苏两国间的竞争根本上是“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竞争问题”。
“国有经济在非创新型领域做得比较好，如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需要标准化协调的领域，如通信领域”。“国有经济搞不了创新。无论有多少工程师，有多高工资；高科技不是靠团队协作搞出来的”，创新不是“命题作文”，凡命题作文都不是创新”。
“要与美国竞争，没有软制度是不行的。（国有资本参与高科技竞争）会把经济拖垮，私营经济需要的是契约精神，通过协议、合同、竞争；私营资本没有政府那种强制力。
高博士认为高科技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在视频最后，引述了撒切尔夫人的话，大意是政府不创造任何财富，只是收税而已。“政府不创造财富，又要控制财富，怎么可能有创新动力？”
上面是高博士在视频讲话中的基本论点，下面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创新与否，并不是高博士所说的那样只有私营企业才能做得好。回看历史，国有企业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中国率先研制出胰岛素、青蒿素、长距离超高压电力输送、太空捕捉卫星等等，这些都是在国有经济背景下做到的。前苏联的例子也一样。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发明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也是苏联完成的。世界领先的美国高科技国有企业“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就更不用说。所以，不能说国有企业不适宜高科技创新。当然，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用于否定私营经济或推崇国有经济，而是驳斥唯私有经济创新论。
高科技创新靠的是什么？是人才的储备和资金，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这与私有资本还是国有资本没有直接关系。私有企业促进高科技发展的措施，国有企业可以照单全收；而国有企业的措施，私有企业也几乎可以全盘采纳。
高博士认为，私有企业拥有对“利润的需求，愿意冒险，有胃口”，因而具有创新的动力；不过，也正是私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阻碍了它的长远规划。一个私有企业的创新计划可能得到短时间的资金支持，不大可能在长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持续得到资金投入。现代科技创新不可能是短期行为，而且必须是协同攻关，不可能是“愿意冒险”或“有胃口”就更能成事。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优势明显。
另外，就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由于过度重视对“利润的需求”，通常并不以从事高科技创新为追求的目标。如香港各商界大鳄，尤其是李嘉诚；又如世界知名的众多美国商界巨头，如索罗斯、默多克等等，均不投资高科技研发。这些商业巨头通常涉足金融、消费产业和赚钱稳当的政府企业和项目。远的不说，比如李嘉诚就在新西兰投资电力和垃圾处理等，稳赚不赔。他们并不像高博士所说的，“愿意冒险，有（创新）胃口”。
就企业运作来说，所有企业的目的都是盈利，不管是私有还是国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私有企业的利润为私人业主拥有，国有企业的利润为国家所有。直接创造财富的人都是企业的员工，在人才市场上，他们具有同等的讨价资格。换句话说，创造高科技的人才并不以“私有”或“国有”择业。他们可以在任何一种企业或机构中追求高薪，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或追求理想等等。在科技创新领域，并不存在思想和观念的限制。
中国经济有其时代特色。据“2019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报告”的数据，“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在第一产业（农业）所占的比重均在1%以下；国有经济更多是布局在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其中，第二产业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32%左右，且自2013年以来一直表现出缓慢收缩的趋势；而第三产业国有企业户数占全部国有企业户数的比重约在64%左右，且呈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另外，中国的混合经济也呈上升趋势，“截止到2019年，中央企业混改比例达到70%。”
可见，中国经济遵循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它包含了私有和公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形式，而这两种经济的互动又产生了第三种形式，就是郑永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所说的“中间层”，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运资本的互动层”。在西方国家，政府奉行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当然不是完全不干预），但在中国，政府除了有责任管理经济外，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可以说，混合经济加上政府的管理责任是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放眼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混合经济政策，既有国营经济成分、又有私营经济成分，非单一经济；新西兰也不例外。
经济发展是高科技创新的重要条件。美国之所以在战后取得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实行了凯恩斯的经济主张，即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罗斯福的“新政”就是一例。据郑永年的研究，由于实施政府干预政策，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零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而之后几十年到目前为止所实施的放任经济政策，导致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止不前，中产人口数也在缩小。
高博士在视频的末尾，引用撒切尔夫人的话说：政府不创造任何财富，只是收税而已。他进一步说，“政府不创造财富，又要控制财富，怎么会有（创新）动力呢？”
这是个片面的说法。的确，政府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它不仅仅是收税的，还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维护者，国家发展的推动者，也是国家财富的分配者。不重视财富的创造，便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切。没有科技的竞争力，何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政府控制财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展高科技。反过来说，发展高科技就是政府控制财富的直接动力。
高博士多次强调所谓软制度，实际上就是英美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期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拉美的实施早已破产。实际上，这个制度的设计本身就隐含着失败的用意，如果成功，那美国便要失去对拉美的政治经济控制。这与从“门罗主义”到“罗斯福推论”的一贯国策背道而驰。正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吉塞拉·塞尔纳达斯（Gesela Sernadas）所说：“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支持下，金融力量没有推动国家的发展，大部分资金被少数富人装入私囊并外逃到财政天堂（大部分流向了美国），加速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进程。结果是，贫困现象快速增加，人民深受打击。”
高博士不是唯一一个主张非私有经济不能发展高科技的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李建伟也说：“政府制造的全球500强企业不值得尊重，但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进入榜单的（企业）应该受到尊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美国害怕的不是东风（弹道）导弹，而是华为。我们只有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才能让美国更加恐惧。”
华为当然是美国最忌惮的中国私营公司，但与此同时，为什么美国要把除北大、清华之外的几十家中国公立高校列入制裁名单？又为什么要把最知名的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呢？显然，这不仅仅是个经济和企业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
2019年在青岛召开的跨国公司峰会期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要求中国审查技术政策，特别是 “中国制造2025”计划，称这个计划 “打断了中国高科技部门与全球高科技部门的联系”；其潜台词是，中国放弃高科技计划，便与他们相安无事了，这无疑也反应了中国国有企业和公立大学对美国构成的高科技挑战。
或是高博士没有看到、或是选择忽视中国经济的多样性本质，他断言“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美国是巨大的战略失误”，进而推送一个完全失败的经济学主张，这是令人费解的。
（张继革为奥克兰大学政治传播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