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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导致中韩关系急转直下，北京对此进行了多次警告，包括采取反制措施。比起官方来，中国民间的厌韩和反韩情绪要激烈得多，即使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圈子中，主张惩罚韩国的声音也占主流。足见韩国这回是彻底惹恼了中国。

8月7日下午,在韩国青瓦台,韩国总统首席新闻秘书金声宇发表政府立场。（韩联社）

在各种惩罚韩国的主张中，有种看法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和朝鲜的关系，调整半岛战略，甚至在必要时军援朝鲜。

鉴于萨德对中国的危害，如果北京决定要报复或惩罚韩国，并不使人奇怪，事实上，适度的反制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必要的。目前北京可选择的反制“工具”很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乃至一定程度上和朝鲜走近。但是，北京的报复决不能包含和朝鲜发展密切的关系，回到过去那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重新充当平壤的保护伞，尤其不能在朝核问题上立场后退。

原因在于，这样做损人不利己，不但会把首尔彻底推向美国，也将使北京被平壤彻底套牢，从而在东北亚形成一个美日韩对阵中朝，或者还加上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从长远来看，如此格局对中国的发展和战略安全非常不利。

韩国同意部署萨德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之前朴瑾惠政府一直对此犹疑，现在决定部署，其背后固然有美国及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北京施压平壤不力让朝鲜核武器坐大致使首尔对北京失望，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认为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用了力，问心无愧，但首尔，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并不这么认为。在首尔看来，北京明明有能力迫使朝鲜发生改变，但却不做，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平壤，至少是不真心制裁朝鲜。既然北京靠不上，就只有靠华盛顿，靠萨德了。所以，北京在反制韩国时如果能够换位思考，或许就不难理解首尔的苦衷和无奈。

但北京也有自己的难处。另外，涉及到国家利益即使理解对方也并不一定能减少报复的程度。这是一个囚徒困境。不过，对北京来说，当决定惩罚韩国时，有必要考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在半岛的本质利益；如何确保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半岛双方在历史的竞赛中，谁能最后胜出；不搞清这些问题，中国的朝鲜政策和半岛战略就会失去方向。

中国不能和朝鲜发展亲密关系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及半岛现状来看，只要秉持正常的理智，不难判断，韩朝的历史竞争，最后胜出的一定是韩国而非朝鲜。道理很简单，因为平壤政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的反人类性和高度封闭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即使朝鲜得到外界大力援助，也不可能改变失败的趋势，最多只是延迟崩溃。在这个历史大势面前，如果中韩关系恶化，北京就会被首尔当做半岛统一的“绊脚石”，一旦半岛统一，将会出现一个敌视中国的国家。

以中韩双方的实力来看，北京当然可以对此不在乎。但要注意的是，统一后的半岛并非仅仅是韩国，背后还有美日，假如北京同美日韩抗衡，即使能够取胜，也将耗费大量国力，影响中国最终崛起。故而，中国在半岛的最根本利益，是避免在半岛统一后出现一个对北京不友好的政权，确保这一点的关键是，中国今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和朝鲜发展亲密关系，如果平壤不改变的话。

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维持半岛现状并将之永久化最符合中国利益，这样半岛双方都需要中国，中国可以在半岛做到游刃有余。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时期内或许对中国有利，但从大历史观来看，将得不偿失。因为它会遇到两个障碍：一是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尤其在一些关节点上，如果稍处理不慎，两边都得罪。北京这些年来其实就是按照此种方式来处理半岛事务的，可是一遇到萨德问题，中韩关系就打回原形。二是正如前面所说，朝鲜迟早是个失败的国家，北京这样处理在半岛统一后不会得到韩国感激。

韩国国内就有声音认为，中国要为半岛分裂负责，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当年的入朝作战，韩国早就统一半岛了。所以中国有义务帮助韩国完成统一，而维持半岛现状会被韩国视为阻扰半岛统一。

因此，从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北京不应重新调整半岛战略，发展和朝鲜的密切关系，更不能军援朝鲜。韩国虽然决定部署萨德，但并不表明韩国已完全倒向美国，但假如中国重新拥抱朝鲜，就会把韩国推向美国怀抱。
中国目前的半岛战略是在多次试错，应对朝核危机的挑战中一步步形成的。由于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北京不得不从长期以来和平壤的特殊关系中后退，过渡到目前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个转变非常艰难，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痛苦的。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中朝关系的转变并不彻底，随时有可能在外界的刺激下滑回由过时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旧状态。目前似乎有这样的苗头。虽然到现在为止北京并未采取报复措施，表现还算克制，但也在尝试着改善和平壤的关系。前不久中朝首脑互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55周年似乎发出了这个信号。条约具有结盟性，过去几年这个条约事实上名存实亡，但现在它又重新提起，不排除向外界传达，中朝两国是一对条约盟友。

另外，朝鲜三号人物崔龙海最近的访华也值得解读。崔虽然是为出席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而取道中国，但停留三四天却也罕见。中国官媒没有对他会见中方官员的报道，但可以想象，崔不可能在北京几天时间都呆在朝鲜使馆内，所以，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金正恩会授权崔利用这几天时间，同中方探讨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事情。韩国外长尹炳世以中朝外长日前在老挝举行过会谈为由，认为对崔访华无需过度解读，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北京是否接受平壤递过来的橄榄枝外界自然不清楚，但从表象来看，王毅在会见朝鲜外长时重申中方将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至少表明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尚未松口。萨德归萨德，朝核归朝核，前者对中国危害巨大，后者对中国危害也不少。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故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目前来看，在具体部署中，萨德问题并非没有谈判协商的空间，若中国重新拥抱朝鲜，则只会进一步激化中韩两国的矛盾。最高限度，北京若为应对国内民意，同时警告韩国，可以把亲近朝鲜作为一种姿态和一种策略手段来使用，但切勿往里填充实质内容，尤其在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必须守住无核化底线。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源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德国慕尼黑7月22日购物中心特大枪击案，很可能又是一起“独狼式”恐怖袭击。这是继7月18日晚德国的巴伐利亚火车砍人案，和7月14日法国的尼斯卡车冲撞人群恐怖袭击之后，欧洲主要大国境内所发生的类似事件。

短期内爆发的这一连串恐袭，势必冲击欧洲现有主流舆论的政治正确立场，让右翼的排外民粹主义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甚至冲击波将扩散至大西洋彼岸，左右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

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这接连三起恐袭的嫌凶，均有相似的条件——伊斯兰国家的移民背景、自觉被所处的社会边缘化、暴力行为受到极端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不排除或有伊国组织的因素。鉴于欧盟内部还在对如何因应中东难民潮莫衷一是，这些恐袭事件相信将加深一般民众对穆斯林难民的疑虑甚至恐惧，让基于人道主义的人口开放主张倍感压力，同时助长排外言论的煽动性。

力图凝聚欧盟却倾向接受移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因今年元旦前夕，科隆等多个城市发生穆斯林男移民，集体性侵当地超过1200名妇女的骇人案件，而面对巨大的政治反弹。火车砍人案及慕尼黑枪击案，势必让其政治立场雪上加霜。因为默克尔的开放政策，至今已经有超过100万中东难民向德国政府申请居留权。穆斯林移民涉及在德国境内的这些负面新闻，使得慕尼黑枪击案可能会成为压垮默克尔开放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伊国组织或受其蛊惑的个别穆斯林的倒行逆施，同伊斯兰区别开来，不仅是政治正确而已。在世界范围内，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从绝对人数而言正是穆斯林人口。伊国组织不能代表伊斯兰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在斗争策略上，争取主流穆斯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够真正打败伊国组织等极端势力。但是，接受大量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完全不一样的人口，进入国境内生活，和原住民所产生的融合与共存上的紧张和矛盾，同样也是实际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种紧张和矛盾，经由一连串针对当地人的恐怖袭击，自然会引起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恐慌和焦虑，如果再加上伊国组织的宣传，以及当地民粹主义政客的怂恿，就不难形成一股排外甚至仇外的社会心理。在选举到来时，理性的讨论将变得困难，政府也难以忽视选民的不安。主张关闭国门，抨击政府无能保护民众的右翼政客，这时更容易打动选民的心。欧洲各国的政治氛围会否陆续向右倾，因而是值得关注的动向。

同样必须留意的发展，则是类似恐袭对美国民意的冲击。刚夺得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资格的特朗普，其竞选纲领主要是操弄美国白人对移民的不满。特朗普不但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更主张锁国，驱逐拉美裔移民，禁止穆斯林入境。慕尼黑事件相信将更令他更振振有词。一旦如默克尔等开明领袖无法坚持其开放政策，对美国选民或许会形成某种心理暗示。在特朗普的民调差距逐渐逼近对手希拉莉的当儿，这样的可能性不能不叫人担忧。

（联合早报社论）

该杂志的律师莫少平对境外媒体说，共产党已经觉得不能再忍受炎黄春秋杂志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唯一一个讲真话的杂志，他们不想让它继续存在”。

境外媒体报道说，过去２５年间中共主管当局曾１９次试图关闭炎黄春秋杂志。

同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立场对立的《乌有之乡》早就在4年前大搞“唱红打黑”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倒台后就被关闭。

《乌有之乡》网站被关闭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红色重镇”重庆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并说乌有之乡永远支持“重庆道路”。

绕不开的争论

《炎黄春秋》原副社长吴思说他们的杂志代表了中共内部理性的改革力量，但是左派人士指《炎黄春秋》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乌有之乡》自称代表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被反对者指为具有民族主义和毛派倾向的网站。

在当局言论管制下，中国著名的右翼和左翼网站都表现出不妥协的鉴定姿态。同时中共当局绕开甚至限制意识形态争论的态度也超出了左派杂志和右派杂志的容忍范围。

当局不争论的政策并没有缓和民间的左右争论，左派和右派的争论经常升级到肢体冲突，甚至对簿公堂。

曾经有微博名人和网络评论作者在网络笔战相持不下时约架要拳脚上见高低的事情。还有网络名人因为意见之争受到肢体攻击的事情。

从争论到诉讼

左派杂志《乌有之乡》早就在4年前大搞“唱红打黑”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倒台后就被关闭。

《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韩德强肢体攻击了一位被他称为“汉奸”的老人。对此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节目中评论说，乱给别人扣“汉奸”的帽子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韩德强的行为“是另一种汉奸”。

2013年《炎黄春秋》刊载了洪振快质疑中共历史上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文章，质疑五壮士跳崖前后的一些细节，包括跳崖的地点、如何跳崖以及敌我伤亡人数等。

活跃在《乌有之乡》的左翼评论员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作网络谴责《炎黄春秋》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是“狗娘养的”。随后《炎黄春秋》文章作者和前编辑起诉郭、梅二人侵犯名誉。历时两年的诉讼和上诉以《炎黄春秋》作者败诉告终。

“狼牙山五壮士”争议引发诉讼的判决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政治正确底线

在判决后郭松民说，判决是政治的胜利，击败了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试图否定中共革命合法性来否定中国建立国家的合法性的企图。

有网络评论指出，在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受到日军“扫荡”，中共军队在困难的情况下宣传“五壮士”的事迹旨在激励八路军乃至全国抗争的斗志，即使有不实之处，也要放在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这个大的政治正确背景下看。

而《炎黄春秋》的质疑文章则突破了这个大的政治正确底线。国军抗战中也有“军统七姐妹”跳崖殉国的悲壮事迹，而且“军统七姐妹”并没有受到中共方面的质疑，也是要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底线。

在当局看来，《乌有之乡》等红色网站支持所谓“重庆道路”，指中共当权派为“背叛人民”的卖国势力，也突破了维护国家和政权的政治底线。

有分析认为改开后的中共放弃了激进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因此当局可以容忍一定范围内各种自称代表改革利益的质疑或代表下层民众声音的争论，但容忍的底线是，所有争论都不能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总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其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受民族主义所驱动。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国人有多么排外、多么厌恶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在亚洲，日本更是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的确，受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推行了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确立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当时领导人的判断是，年轻人之所以推动和参与激进政治运动，是因为过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教育运动通过不同形式延伸至今。近年来，电视上尽是无穷的抗日战争的片子。

但很难说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成功的。就拿中国对日本的认同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人不远千里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锅、感冒药、安全套等等日本商品，疯狂程度令各国惊讶。对欧美国家的商品也如此。这里并不是说买日本商品或者到日本购物，就等于不爱国了。现在的中国人有能力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这个国家的产品认同分离开来。吃麦当劳和看好莱坞大片不见得是爱美国，穿戴欧洲名牌也不见得是爱欧洲。

实际上，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不过，在东亚的环境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确实能够反映出有关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在韩国很少看到日本车，人们都是以买国货为荣的。

如果物质商品还说得过去，代表文化认同的文化产品又如何呢？德国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构建德国民族主义时，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都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哈日”“哈韩”，已经发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没有人会否认一个国家文化开放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引入大量的国外优秀文化，现在这方面做得大大不够，文化市场仍然是很封闭的。

可惜的是，西方和日本的色情低俗文化在中国到处都是。一些人说，色情文化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的需要。但主流文化和色情化不分，那又如何解释呢？日本的AV女优，即使在日本也大都流行于地方小报，但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企业等机构纷纷邀请她们登台捧场，消息公然见于主流媒体。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教育至少必须增加人民的民族性，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反日”教育的结果促成了民众的“亲日”呢？“反美”教育导向了民众的“亲美”呢？这就需要反思那么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政府部门一直在主导这场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物质和思想的供应方。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反思。稍作分析，不难发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的诸种不足和弊端。

党化的爱国教育

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主题不明确，而且泛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爱国教育运动演变成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等不是不可以宣传，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它也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不过，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爱国主义的全部，并不能涵盖爱国主义的广泛内容。并且，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很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

一旦爱国主义教育被党化，历史虚无主义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批评历史虚无主义，但不同形式的历史虚伪主义还是层出不穷，甚至变得更严重，不同知识群体都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搞历史虚无主义。道理很简单，一旦党化，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例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如果超越党的意识形态，把国共两党的历史置于近代以来国家追求独立和建设的大背景下，就容易还原历史的真实。

同样的道理，过于强调党化，人们便要对各种事物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处理来符合政治的需要。例如抗日战争片子，这些年已经制造出多少毫无思想性和严肃性，充满无聊的娱乐性甚至色情性的电视片？为什么中国人拍不出好莱坞式的融合思想性、严肃性和娱乐性的大片来？爱国主义永远是好莱坞大片的主题。为什么中国的片子往往给人们相反的教育？

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因为太注重要单方面灌输给老百姓，就演变达成泛泛而谈和廉价的道德教义，根本没有留给人任何思考的空间。没有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就不会对该事物产生长久的爱。国家事务亦然。

单向灌输式教育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最后导致了该意见的退出，甚至走向反面。爱国主义尽管有人们本能的一面，但也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灌输式的教育只能接受，而不能反思，更不能拒接。以这种方式所接受的观念没有可以持续性，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从爱国走向爱国的反面。

因此，对西方和日本非理性的批评，最后导致了人们盲目的“爱”西方和日本；同样，非理性的和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经常导致人们的反感。

就国家政策而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和有效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导致过于虚幻而不实。爱国主义教育尽是些大道理，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看看其他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国民教育，往往能够和国家的社会政策有效结合起来。

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凭什么叫人家爱国？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面对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其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效。在李光耀先生看来，如果新加坡的每一个居民都成为了国家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所有新加坡人的爱国主义就有了物质基础。基于这个认识，新加坡政府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把新加坡人和新加坡社会连接在一起。之后，新加坡的各种社会政策都能强化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在社会科学里面，有很多文献都论证了社会政策和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这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道理不难明白。社会政策是近代以来实现公民权的最有效途径。一般而言，只有充分享受公民权的老百姓，才会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只有穷人爱国

更为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不爱国主义”不仅消减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效果，更是为社会的不爱国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无论在党内、在政府、在学校、在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精英们说起爱国主义滔滔不绝、洋洋洒洒，但老百姓所看到的是他们都拼命地把自己的子女和财产放到国外。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上上下下都出“裸官”，为世界所少见。一些精英为了个人的哪怕是一点点私利，而公然出卖国家利益。“裸官”的现象直到近年才得到关注和纠正。

几乎在所有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主体和载体，中国则不然。人们说，中国只有穷人是爱国的。这话尽管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很多事实。原因在于，穷人走不掉，要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国家，而中产阶级则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不过，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如果精英阶层不爱国，只有穷人爱国，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而且可能。不过，它必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主义并非一定要由国家来推动，而是要由社会力量来推动。一旦由执政党来推动，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多问题就不好处理，因为现实地说，执政党必须考虑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性。所有国家的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是国家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

考量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果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仍然以执政党为主体，人们就要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别开来，通过大力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来增进爱国主义。（有关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之区分，本栏多次论述过。）

在政策层面，爱国主义教育既要讲唯心主义，也要讲唯物主义，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唯心主义要强调，因为爱国主义表现为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情怀，光有物质主义也很难产生对国家的忠诚感。但如果光有唯心主义，爱国主义就会演变成为简单的道德主义，爱国情怀也很难持续。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足够的基础。

就塑造爱国主义来说，今天的中国面临三重冲击，即现代化、商业化和全球化。

现代化往往对传统文化构成全面的冲击，而传统文化在任何国家都是爱国主义的载体。就商业化而言，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现在商业化来了，人们观念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包括爱国主义。看看知识群体（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塑造者）的情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全球化表明人、财、物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统的国界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随着人们居住地的变化，人们的政治认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很多人的日常行为来判断，很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仍然淡薄，甚至虚无。没有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强大的国家认同感，那么国家很难成为强国。或者说，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崛起，中国即使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崛起了，国家的强大仍然是虚幻的。

历史地看，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导致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会导致爱国主义精神的崛起。不管何者为先，都说明了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如何在面临多重冲击下塑造和建设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执政党所要思考的，更是所有精英人物和老百姓所要思考的。

定居奥克兰的林慧曾先生近年曾经在毛传媒网站前身新西兰同人网发表过多篇关于南海九段线的研究文章。7月12日国际法庭南海仲裁结果出来后，林先生发表了下述评论。

南海仲裁一边倒的全部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权益，其实有点适得其反了，但问题是没有实际作用，在该海域一般情况下，态势原来如何还是如何。因为 :
1，源自民国政府十一段线，因北部湾让了不少给越南，少了两段，故现在叫“九段线”。这已经说明我们在南海主权的坚持上是“务实”的。
2，九段线原意是说线内岛礁及相关经济利益是属于中国，并非南海每一滴水属于中国。所以国际船隻一直可以自由通过。
3，“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主要精力过多用于处理内部，在维护民国留下的南海利益上失去了最佳时机。
4，文革后国家崛起，但南海已有近四十个岛礁为越菲马文等所佔，要全收回起码现在客观情况不允许。
5，所以鄙人，一直认为，对照吾国解决陆疆的惯例，似并不打算全部收回。
6，菲要求仲裁主要是要回它认为自己在南海应有的利益，并因此荒谬地把太平岛定为礁，但仲裁对它也适用，所以它填的中业岛也是“礁”。对越南也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南海态势原来如何仲裁后还是不会变！因为看来中国根本不会现在以武力收回。
7，仲裁最大的效果是在世界舆论界大大羞辱了一下中国！打了中国一大巴掌！而且人们今后动不动就可以那这件事赌你的嘴。这是美国尤其日本能兴高采烈之处。
8，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以及中国的继续强大，这一作用会越来越减低。
9，我们中国人是否从此事有所反思呢？